內容簡介
《舊邦新造:1911-1917》是一本以中國1911-1917年間的政治大轉型為研究對象的憲政史著作,探討中國在多民族王朝國傢瓦解、帝國主義列強環峙、軍事力量控製權高度分散化、政治精英高度分化的惡劣環境中艱難的共和建設曆程,並試圖重構20世紀中國政治史的敘事。《舊邦新造:1911-1917》集中探討瞭三大問題:(1)1911-1912年間以南北議和、清帝遜位和南北政府融閤所構成的“大妥協”,突齣其對於保持國傢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的意義,並闡發瞭其作為共和基礎的薄弱;(2)1912-1914年在共和旗幟下的政治精英就政體選擇進行的博弈和衝突,強調瞭國傢建設的缺陷對於憲政建設的壓力以及晚清以來的政治精英分化對政體選擇所造成的消極影響;(3)1915-1917年兩次不成功的嚮君主製的迴歸,重新審視導緻共和革命之後的君憲運動成敗的因素。本書熔憲法學、政治社會學、政治哲學於一爐,觀點新穎,內容豐富。
作者簡介
章永樂,常用筆名海裔,浙江樂清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2008年)、北京大學法學學士(2002年),現任教於北京大學法學院。主要研究領域為古希臘羅馬曆史編纂學、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中國憲法與行政法。
目錄
革命、妥協與連續性的創製(代序言)
導言
第一章 多民族王朝國傢的共和轉型:四國比較
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與清帝國這四個“老大帝國”在從帝製嚮共和的轉型過程之中都發生瞭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唯有清帝國幸免於國傢解體的命運。究其根本,“老大帝國”們復雜的民族、宗教構成與復雜的製度多元主義實踐,導緻其始終難以達到可與西歐民族國傢比肩的內部團結。在19世紀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下,“老大帝國”們被迫建構某種形式的“官方民族主義”,以塑造統一認同,對抗各種
離心勢力,但建構“官方民族主義”的速度始終難於跟上國內地方民族主義的滋長速
度;列強對於地方民族主義的扶持使得形勢變得更為嚴峻;帝國政府推動的改革也往
往導緻鼓勵地方民族主義的意外後果。這一跨國比較,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晚清政府的國傢建設努力何以導緻瞭更激烈的反滿民族主義革命,以及中國的共和轉型何以避免國傢的全麵解體。
第二章 1911-1912年的“大妥協”:過程、意義與局限
辛亥革命中,許多革命黨人對於這場革命的想象打上瞭濃厚的美國革命的烙印——各地方單位脫離帝國政府控製,然後聯閤成為一個共和國傢。但這一設想麵對沒有聯閤意願的濛藏分離主義勢力時完全無能為力。民國政府之所以能從法理上實現對清朝全部疆土的繼承,離不開清皇室、南方革命派與袁世凱集團之間的“大妥
協”。在這場妥協中,清帝下詔,將統治權“公諸全國”,要求建立以五大民族完全領土為基礎的民國,並委任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隨後,袁世凱被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為臨時大總統。從法統上說,北方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盡管從實力政治的角度來看,南方政府被北方政府吸收。《清帝遜位詔書》的頒布,從法理上限製瞭以“效忠大清不效忠中國”為理據的邊疆分離主義的空間,為袁世凱政府處理邊疆危機提供瞭有力的法律武器。然而,在這場“大妥協”中,北洋集團與南方革命派並來就民國的法理基礎以及未來的政體安排達成真正的共識,這為以後的憲政危機埋
下瞭伏筆。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主權在國論”:一個理論命題的重構
1913年,在圍繞民國正式憲法起草的大討論中,齣現瞭“主權在民”與“主權在國”兩種不同的理論主張。國民黨力主“主權在民”,試圖建立一個以議會為中心的政體;而以康梁為代錶的“主權在國論”的主張者認識到不成熟的政黨一議會政治無法剋服中國麵臨的深重的國傢整閤危機,試圖以普魯士一德國為楷模,賦予總統及其行政體係以更大的權力,通過後者來實現政治整閤。梁啓超對德國憲法學傢伯倫知理與波倫哈剋的引介,為中國的“主權在國論”提供瞭最為高端的理論支持。德國的“主權在國論”通過將“主權”賦予作為有機體的“國傢”,為君主立憲國傢中的君主提
供瞭一個強勢而又不同於專製君主的地位。康梁試圖藉用此理論,加強民初孱弱的行政權力,實現國傢重建。“主權在國論”者對於當時不成熟的議會一政黨政治有著相當犀利的批評,但他們自身的理論卻缺乏恰當的曆史行動者載體——與普魯士王室不同的是,北洋集團既缺乏足夠理性化的軍政組織,也缺乏對中國新舊政治精英進行全麵整閤的能力。
第四章 共和的諍友: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注
立憲派領袖康有為於1913年深度介入瞭立憲大討論,其所作的《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集中體現瞭其多年信奉的君憲原理在共和立憲上的運用。康有為認為在君憲政體中,君主占據最高榮譽位置但不行使實權,其他政治精英僅爭奪實權而無法獲得最高榮耀,可以降低黨派鬥爭的激烈度;君主亦有助於保持曆史的連續性和禮樂的完整性。中國皇帝退位之後,釋放齣來的是各路政治精英的奪權野心,政治穩定成為值得擔憂的問題。康有為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聲稱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憲政模式為基本參照,結閤中國國情,創設中國自身的憲政模式,但其憲法方案實際上暗中參考瞭德意誌第二帝國的憲法模式,期望通過適度加強總統及其行政體係的權力來推進政治共同體的整閤。同時,康有為主張保持曆史文化的連續性,以孔教為國教,凝聚精英共識,塑造政治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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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首屆國會的解散與總統集權的誕生
第六章 漸行漸遠的君主立憲製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由此引齣康有為所列舉的共和模式之第四種,英國的“虛君共和”。英國憲法設一虛君,但隻有君主之禮,而無實際統治權,議會中各黨派競爭首相位置,政爭不至於動搖國本。在康有為看來,英國錶麵上有君主,但實際上是一個共和國。他稱之為“共和爵國”。君主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前麵所分析過的“無用之用”,但這隻是“道之以政”的層麵。在“齊之以禮”的層麵,這一被英國憲法學傢白哲特稱為憲法的“尊榮部分”的王室還能起到保存禮法綱紀,正風俗人心的作用。與法國相比,英國的政治和風俗都居於上風。“英國雖為國會萬能,民權至盛,而保守其紀綱禮俗,道揆法守,以成其整齊嚴肅。博大昌明之政俗美化良矣,比於法之儷綱錯紀、恣睢自由者,其政俗皆遠過之。”②用今天的政治術語來說,君主不僅是政治製度中的重要環節,也是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環節。保持君主在政治文化中的地位,不僅能夠支持政治製度的運作,也能保持一國倫理生活的完整性。
對以上四種模式,康有為是怎麼評價的呢?英國有虛君,但今日中國已推翻君主,英國模式雖好,但已不能學;美國模式“易生禍變”,不可學;瑞士模式“至公”,但在中國這樣的廣土眾民的大國中難以推行。③因而,最後隻能退而求其次,以他不太贊賞的法國模式為基礎,結閤中國國情創設憲法。這就是康有為經過復雜的分析所得齣的結論。在這則交代憲法宗旨的“發凡”中,康有為既不是以“我們人民”的名義宣示固有權利,也不是曆數作為“我們人民”對立麵的專製統治的種種罪惡,而是將革命者們自豪的推翻帝製的成果錶述為一種睏境,這顯然不是一種能夠令主流共和派激動得起來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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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舊邦新造:1911-1917 曆史的潮汐與新生的萌芽 1911年,一個古老的國度,在沉睡瞭一個世紀的積弊與屈辱之後,終於迎來瞭巨變的前夜。辛亥,一聲驚雷,炸響瞭積蓄已久的暗流。這不僅是一場推翻帝製的革命,更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一次對民族未來方嚮的集體叩問。隨之而來的,是長達六年的動蕩與探索,是“舊邦新造”的艱難嘗試,是無數個體在曆史洪流中掙紮、選擇與前行的縮影。 這段時期,宛如一場風暴驟雨,將中國數韆年的封建王朝的基石徹底動搖,但也留下瞭滿目瘡痍,也帶來瞭前所未有的機遇。帝製的終結,並非意味著新生的即刻降臨,而是將一個古老的帝國拋入瞭一個充滿未知與挑戰的全新時代。舊有的秩序崩塌,新的製度雛形尚未穩固,社會各界都在摸索著前進的道路。 政治的版圖:從共和的宣言到軍閥的割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點燃瞭全國性的革命浪潮。各地紛紛響應,獨立旗幟在各個省份飄揚。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被迫退位,在中國曆史上延續瞭兩韆多年的帝製正式宣告終結。這被視為“中國曆史的偉大轉摺點”。然而,革命的果實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隨著激烈的權力鬥爭和復雜的地緣政治。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以孫中山先生為代錶的革命黨人,試圖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共和政體。他們頒布瞭《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資産階級性質的憲法,確立瞭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等現代政治原則。然而,革命的理想與現實之間,隔著一道鴻溝。袁世凱,這位北洋軍閥的領袖,憑藉其掌握的強大軍事力量和復雜的外交手腕,逐漸攫取瞭民國初年的權力。 從臨時大總統到正式大總統,再到短暫的洪憲帝製復闢,袁世凱的一係列舉動,將剛剛誕生的民國推嚮瞭政治動蕩的深淵。他的稱帝企圖,激起瞭全國人民的反對,也加速瞭北洋政府的分裂。袁世凱死後,中央政府的權威日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軍閥盤踞一方,他們各自為政,爭奪地盤,導緻中國進入瞭軍閥割據的混亂時期。 政治的舞颱上,既有誌在復興民族的革命者,也有追求個人權力的野心傢;既有對共和理想的堅定追求,也有對舊式統治的留戀。這段時期,中國的政治格局充滿瞭不確定性和反復性。國民黨、進步黨等政治力量的興衰,都反映瞭當時政治生態的變遷。北洋政府的內部傾軋,各派軍閥之間的明爭暗鬥,都成為這段曆史的鮮明注腳。 經濟的轉型:農耕的根基與工業的萌芽 在政治動蕩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同樣經曆著艱難的轉型。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以農業為主,小農經濟模式根深蒂固。辛亥革命雖然推翻瞭帝製,但對農村經濟的結構性改革並未立即展開,土地分配問題依然尖銳。 然而,在新的政治環境下,一些積極的變化也在悄然發生。清末以來興起的民族工商業,在民國初年迎來瞭一定的發展機遇。一些有識之士,看到瞭國傢“實業救國”的希望,紛紛投入到近代工業的建設中。紡織、麵粉、機械製造等行業,都取得瞭一定的進步。尤其是在一戰期間,由於西方列強的暫時抽離,中國民族工商業一度齣現瞭“短暫的春天”。上海、天津、廣州等沿海城市,成為近代工業發展的重要基地。 鐵路、礦産、金融等領域,也開始齣現近代化的嘗試。交通事業的發展,為商品流通和經濟交流提供瞭便利。一些新的金融機構,如銀行、保險公司等,也開始在中國齣現,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但與此同時,西方列強的經濟滲透依然嚴重。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使得中國在關稅、航運等方麵受到製約。外國資本的湧入,對民族工商業形成瞭強大的競爭壓力。國內戰爭頻仍,社會秩序不穩定,也嚴重阻礙瞭經濟的健康發展。商人的投資意願受到影響,生産活動也常常被戰亂所乾擾。 可以說,這段時期的中國經濟,是在舊有的農耕基礎之上,艱難地孕育著工業化的種子。既有進步的動力,也麵臨著巨大的挑戰。 社會的變革:思想的解放與文化的碰撞 辛亥革命不僅是一場政治革命,更是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它打破瞭數韆年來的思想禁錮,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思想觀念置於瞭質疑之下。“民權”、“共和”、“民主”等新的政治概念,開始在社會上傳播,衝擊著人們的傳統認知。 白話文運動的興起,是思想解放的重要體現。作傢們開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創作,使得文學和知識不再是少數精英的專屬。新文化運動的前奏,在這個時期已經隱約可聞,為後來的思想啓濛奠定瞭基礎。 教育領域也發生瞭重要的變革。清末開始推行的新式教育,在民國初年得到進一步發展。學堂取代瞭書院,新的學科設置和教學方法開始齣現。男女平等觀念的提齣,也促使女子教育得到瞭一定的重視。 然而,社會的變革並非一帆風順。舊有的社會結構和傳統觀念依然強大,新舊思想的碰撞、文化的衝突,成為這個時期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在城市中,西方文化的影響日益增強,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都開始發生變化。而在廣大農村,傳統的習俗和信仰依然占據主導地位。 社會風氣也呈現齣復雜多元的景象。一方麵,是人們對新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另一方麵,是社會秩序的混亂帶來的迷茫和睏惑。一些舊有的社會弊病,如吸毒、賭博等,在動蕩時期反而有所滋生。 國際的舞颱:列強的覬覦與民族的掙紮 1911年至1917年,中國正處於一個風雲變幻的國際格局之中。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影響力依然舉足輕重。雖然辛亥革命推翻瞭清政府,但列強並未因此改變其在華的既得利益。 甲午戰爭後,中國就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各種不平等條約,如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嚴重損害瞭中國的國傢主權。辛亥革命後,這些不平等條約並未被廢除,反而繼續被列強所利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中國的國際地位産生瞭復雜的影響。一方麵,它牽製瞭歐洲列強的精力,為中國的民族工業和政治發展提供瞭一定的空間。另一方麵,日本趁機嚮中國提齣瞭“二十一條”,企圖進一步將中國變為其殖民地。袁世凱政府在強大的壓力下,被迫接受瞭其中的大部分條款,這在中國引起瞭極大的憤慨,也成為後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之一。 中國政府也試圖通過參與國際事務,提升其在國際舞颱上的地位。例如,中國加入瞭國際聯盟,並派代錶參加瞭一些國際會議。但由於國力衰弱,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仍處於被動地位。 曆史的迴響:一個時代的縮影 “舊邦新造:1911-1917”這段曆史,如同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記錄瞭一個古老國度在劇烈變革中的陣痛與希望。它包含瞭推翻帝製的革命洪流,共和理想的播撒與失落,軍閥混戰的混亂與無序,民族工商業的艱難崛起,新思想的萌芽與傳播,以及列強在華勢力的角逐。 這是民族命運的十字路口,是無數中國人用生命和血淚書寫的篇章。這段曆史,既有對過去的深刻反思,也有對未來的艱難探索。它為後來的中國革命和民族復興,積纍瞭寶貴的經驗教訓,也留下瞭深刻的曆史啓示。 “舊邦新造”的嘗試,雖然充滿麯摺與坎坷,但它所孕育的共和精神、民主意識和愛國熱情,卻如種子般在中國大地生根發芽,最終匯聚成推動中國走嚮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強大力量。這段曆史,不僅僅是教科書上的文字,更是無數中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真實寫照,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追求進步的生動注腳。它讓我們深刻理解,任何一個國傢的變革,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都充滿瞭挑戰與犧牲,但對自由、民主和民族獨立的不懈追求,終將引領一個民族走嚮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