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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刘鹤担任总报告执笔。
耗时三年的系统研究整理。
迄今为止,对全球经济危机研究专业、深入的书。
汇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学者研究精粹。
研究成果已经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容简介
2010年起,中央财办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期望以史为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组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研究。参与单位分别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中央财办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已经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刘鹤,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52年出生于北京。2003年3月至今,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面工作。2011年3月起,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2001年至2003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此前曾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多次参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发起和主持人,也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在美国哈佛大学和Setonhall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得MPA学位。
目录
第一篇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逻辑
二、两次危机的区别点
三、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四、三点政策思考
第二篇 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两次危机比较
二、判断和结论
三、对我国的启示
第三篇 从货币金融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危机背景与演变过程比较
二、危机爆发原因比较
三、危机应对及效果比较
四、危机对金融改革影响的比较
五、几点启示 六、政策建议
第四篇 从金融监管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金融体系和危机演变机制比较
二、金融危机原因比较
三、危机应对与金融监管改革
四、基本结论和启示
第五篇 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两次危机的时代背景
二、两次危机演变过程和政策应对比较
三、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比较
四、两次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治理的影响比较
五、两次危机带来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第六篇 从宏观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国外学者关于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综述
二、关于两次大危机的背景、成因、过程、应对及影响的对比分析
三、两次大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和重要启示
第七篇 从微观机制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引言
二、两次危机的背景及演化
三、金融危机的微观机制分析
四、当前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与隐忧
五、结论和建议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篇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逻辑
1、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应对本轮金融危机,我们希望通过历史对比使自己的工作获得主动性。当我们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后,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对结论的好奇使我们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兴趣全面上升。
2、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行,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 ,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又十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进行历史比较。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 。放心的是,这两次危机之间实际间隔约80多年,如果加上上次大萧条之前的历史背景时间,可用于研究对比的时间超过百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人类也经历了两次最大的繁荣与萧条的更迭,这使得这个宝贵的时间成为进行对比研究最难得的实验场所。
3、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我们认为,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历史在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会不断重复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相互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 。本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更准确地说,这项研究是试图理解两次危机发生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似性,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特征,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
4、历史重复自己有线性的方式,也有非线性的方式,有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也有逻辑不清的意外变化,甚至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历史困惑,这一切既是进行这项研究的迷人之处,也是它的难点所在。在下面的报告中,我们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归纳两次危机的不同点,试图总结出两者的共性特点,并得出初步的政策结论。由于历史事件和对比对象极为宏观,可以用于翻阅资料和进行数据对比的研究时间十分有限,我们的描述选择了比较粗犷的方式,描述的重点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即便是对"是什么"的描述也十分困难,因此这项研究大纲仅是更深入研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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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导言:历史的幽灵与时代的呼唤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全球经济的运行便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与危机。然而,在诸多危机之中,有两次危机以其深刻的破坏性、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彻底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而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重点关注:1929年至19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两次危机虽然在时间上相隔近八十年,其触发机制、传导路径以及各国应对策略各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但它们共同揭示了全球化经济体系内在的脆弱性、金融创新的两面性以及政府干预在稳定市场中的关键作用。 本书《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旨在超越简单的年代罗列和数据对比,深入剖析两次危机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缺陷以及意识形态的变迁。我们将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宏观经济学、金融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学视角,构建一个全面、细致的比较分析框架。 第一部分:危机的根源与结构性差异 本部分着重于解构两次危机各自的“燃点”与“火种”,揭示其内在的结构性差异。 第一章:1929年大萧条的结构性病灶 大萧条的爆发,是“镀金时代”过度自信与战后经济结构失衡的必然产物。我们首先考察生产与消费的严重不平衡: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与相对固化的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矛盾,导致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其次,农业的长期衰退,作为初级产业的疲软,为整体经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更核心的因素在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时的银行体系分散且缺乏有效监管,股票市场的投机狂热(“泡沫经济”)与信贷的过度扩张,形成了一个极不稳定的金融杠杆。最后,国际金本位制的僵化约束,使得各国央行在危机爆发时失去了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剧了危机的全球蔓延与深度。凡尔赛体系下的巨额赔款与债务,也构成了欧洲经济的定时炸弹。 第二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衍生性风险 与大萧条的实体经济驱动不同,2008年危机主要源于金融体系内部的创新与失控。本章将聚焦于“影子银行系统”的崛起、抵押贷款证券化(MBS、CDO)的复杂化以及信用违约互换(CDS)等衍生工具的风险积聚。 我们将详细分析评级机构的失职与金融监管的滞后性如何共同催生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巨头。住房市场的泡沫是直接导火索,但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全球储蓄过剩向美国金融市场的单向流入,以及对风险定价机制的系统性误判。此外,全球化带来的金融产品快速跨国传染效应,使得这次危机在传播速度上远超以往。 第三章:全球化阶段的差异性影响 两次危机发生的全球化阶段截然不同。192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保护主义的冲击,而19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则在资本、信息和商品流动上达到了空前的速度。这种速度,使得2008年危机中的系统性风险得以瞬间暴露,而1929年的危机则更多是缓慢渗透的传导过程。 第二部分:危机的传导机制与后果对比 本部分将对比两次危机如何从局部冲击演变为全球性衰退,以及它们对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产生的长远影响。 第四章:货币政策与财政干预的演变 在应对危机的方式上,政策制定者们吸取了历史教训,但也面临新的困境。1930年代初,受制于古典经济学的束缚和对通胀的恐惧,各国初期采取了紧缩政策,结果是“雪上加霜”。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是针对大萧条的直接反思。 2008年的应对则体现了“后凯恩斯时代”的实践: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迅速采取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并启动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QE)。本书将详细比较“新政”(New Deal)的财政扩张与2008年后各国刺激计划在规模、时效性以及对长期债务的影响上的差异。特别是,央行在危机中角色的“泛化”(从最后贷款人到市场稳定器),是两次危机政策选择最显著的差异点。 第五章: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与反思 两次危机都引发了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回潮。1930年代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被广泛认为是加剧大萧条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因素。对比之下,2008年后的保护主义更多地表现为非关税壁垒、金融领域的“本土化”倾向以及地缘政治的经济工具化。虽然全球贸易体系并未完全崩溃,但其规则制定权和运行的透明度受到了严重侵蚀。 第六章:社会影响与政治极化 大萧条直接催生了极权主义的兴起,重塑了国家与市场、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危机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隐晦但同样深远:收入不平等加剧、对精英阶层的普遍不信任,以及随后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抬头。本书将分析,在两次危机后,社会契约是如何被重新协商和撕裂的。 第三部分:制度的修复与未来的挑战 比较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评估当前的制度建设是否足以抵御未来的冲击。 第七章:金融监管的“沃尔克时刻”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局限性 2008年后,国际社会(如巴塞尔协议III)和各国政府(如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旨在增强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系统性风险。本章将评估这些改革的成效,并指出其未能覆盖的灰色地带,特别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盲区。 第八章:超越短视的长期治理 本书最后总结道,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一个共同的教训:危机是人类理性失灵和制度僵化的必然产物。大萧条的教训在于“不要让市场自由失控”;2008年的教训则在于“复杂性不应成为监管的借口”。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不仅需要更稳健的金融防火墙,更需要解决技术进步、气候变化和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长期结构性失衡问题,防止新的“结构性大衰退”的出现。 结论:历史的持续回响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试图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帮助读者理解: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不断重复的经济周期中,还是正在迈向一种全新的、更具韧性的经济范式?本书的分析清晰地表明,历史并非简单地重复,但其背后的教训——关于贪婪、监管、不平等以及政治勇气的讨论——却以不同的面貌,持续回响在今天的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