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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其花鸟画更长于水墨写意，洒脱随意，格调秀逸。除绘画外，唐寅亦工书法，取法赵孟頫，书风奇峭俊秀。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两岸峰青图》等绘画作品传世。

此图为唐寅临摹宋代李公麟的《饮中八仙图》，将八仙的风流倜傥表现的生动传神。此长卷白描三十五位人物，以郊外山林为背景，各具神态。衣纹线条用笔柔中带刚，静中似动，每位人物神情意态的刻画形象逼真，山石树木则以浓墨烘染而成，与白描人物形成对比。

八仙是指 一仙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二仙汝阳王：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三仙李适之：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四仙崔宗之：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五仙苏晋：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六仙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七仙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八仙焦遂：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其花鸟画更长于水墨写意，洒脱随意，格调秀逸。除绘画外，唐寅亦工书法，取法赵孟頫，书风奇峭俊秀。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两岸峰青图》等绘画作品传世。

戴进(1388—1462)，字文进，号静庵、玉泉山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为金银首饰工匠，后改工书画。宣德间(1426—1435)以画供奉内廷，官直仁殿待诏。后因遭谗言被放归，浪迹江湖。擅画山水、人物、花鸟、虫草。山水师法马远、夏圭，中年犹守陈法，晚年纵逸出蹊径，卓然一家。所作雄俊高爽，苍郁浑厚，用笔劲挺方硬；画人物笔法娴熟，顿挫间风度益著；所作花鸟、虫草亦饶有生意。为浙派开山鼻祖。作品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 《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他画人物远师吴道子、李龙眠的唐宋传统，兼长二笔、写意，能变通运笔，创蚕头鼠尾描，行笔顿挫有力，笔法豪放。人物画主要题材有神仙道释、佛像、历史故事、名人隐士、樵夫渔父等，所画神像的威仪，鬼怪的勇猛，衣纹的设色，均驾轻就熟。工笔画衣纹常用铁线描和兰叶描，有时用丁头鼠尾描，写意从马远变化而来，笔墨简括。 戴进的作品在明代中期被大众认为是经典艺术，在明中叶宫廷内外特别是江浙地区影响极大，成为明代前期画坛主流，其画风风靡于当时，形成独具特色的流派，画史称作“浙派”，戴进作为“浙派”创始人，很受人们的重视和赞誉。 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据美术史记载，受到戴进画风影响的除了他儿子戴泉、女儿戴氏、女婿王世祥以外，还有夏芷、夏葵、方钺、仲昂，以后又有吴伟、张路、蒋嵩、汪肇、何适、谢宾举、谢时臣等多人，皆承其画风。 代表山水作品有《金台送别图》、《春游积翠图》、《关山行旅图》等。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南屏雅集图》、《归田祝寿图》、《葵石峡蝶图》、《三鹭图》等传世。 此作浅设色绘禅宗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六祖师像。每组人物以树石流水相隔，均有小楷书题字。树石用颤笔绘成，人物形象传神。卷末有“西湖静庵为普顺居士写”楷书款。此卷后有祝允明及唐寅等跋，曾经《秘殿珠林·续编》著录。

八仙是指 一仙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二仙汝阳王：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三仙李适之：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四仙崔宗之：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五仙苏晋：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六仙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七仙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八仙焦遂：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剑桥中国文学史》之所以在众多同类著作中如此引人注目，表面上是因为此书的编撰囊括了了西方汉学界众多研究中国文学的知名学者，孙康宜和宇文所安的主编，艾朗诺、傅君劢、康达维、田晓菲、商伟、王德威等等分别撰写不同的章节，基本上代表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但是在我看来，除了以上提及的原因，本书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缘由，考虑到这套上下卷的中国文学史，绝大部分的章节都是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诠释，涉及到现当代文学的部分少之又少——尤其是简体版中又删去了1949年以后的部分章节——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文学观念解读中国传统文学的集之大成者，尤其是引入现代性的观念，让传统文学复活于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可谓新颖而夺目。相对于那些固守着一种本土观念，甚至不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当作指导思想的文学史书写，《剑桥中国文学史》引入的不仅仅是新的文学史写法，也是观念的碰撞，思想的冲击，最终激荡而引发的文学史新格局的排列组合，有望改变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陈旧范式。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卷第四章“文化唐朝”中，宇文所安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中国文学对历史细节的注意和保存使它很适合文学史。在历史这一媒介中，作家和作品的位置得以确立，价值得到承认。中国传记并不旨在记录内在的‘人’的故事，而是一系列官职、交游和旅行，这一切把个人定位于帝国的社会性和地理性空间里。‘内在的人’在个人的写作里得到呈现，传记的框架确立了写作的语境。”他在这个章节里主要提及了“寒山诗”现象。在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这位大概生活在七、八世纪的中国诗人，几乎没人在意，最多偶尔提及，一笔带过。但是这位诗人，先是经过日本的翻译传播，大受推崇。正是在日本，寒山的诗歌，引起了美国著名诗人，“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盖瑞·施耐德等人的注意，开始翻译成英文。这种引介以及通过“垮掉的一代”作品中对寒山诗的渲染，引发了更多人对寒山诗的兴趣。寒山诗在美国的流行与传播，才重新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这位文学史几乎被忘记的诗人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重新占据了中国文学史。 　　 　　寒山诗只是一个个案，从一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到现如今占据正统文学史的一席之地，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疑问其实也是《剑桥中国文学史》所想要极力阐明的。宇文所安在上卷导言中提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一直都是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它对文学的叙述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史里面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当代文学史家既不能简单复制标准的叙事，也不能对标准的叙事弃如敝履。我们这里试图面临的挑战，是写出一部不简单重复标准叙事的文学史。最终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愿望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标准文学史叙事本身变成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没有一部文学史是完全独创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往往把独创性误认为仅仅是对传统的背离。早些时期，人们对文学创造的本质已有了较充分的理解，认识到纯粹独创性情节或题材的艺术价值是很小的。库提乌斯在《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他所说的平常话、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意象等在文学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平常话、主题和意象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一直流传下来，渗透到现代所有文学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因为他使用、改编和修饰了自古代起既已认可了的传统主题和意象而感到缺乏独创性。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内进行创作并采用它的种种技巧，这并不会妨碍创作作品的感性力量和艺术价值。只有当我们的研究工作达到了衡量和比较的阶段，达到显示一个作家是如何利用另一个作家成就的阶段，而且只有当我们因此看到了作家那种改造传统的能力的时，我们才能谈得上接触到了这类研究中的真正批判性的问题。正如韦勒克所言：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是文学史的一项首要任务主题和意象等在文学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平常话、主题和意象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一直流传下来，渗透到现代所有文学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因为他使用、改编和修饰了自古代起既已认可了的传统主题和意象而感到缺乏独创性。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内进行创作并采用它的种种技巧，这并不会妨碍创作作品的感性力量和艺术价值。只有当我们的研究工作达到了衡量和比较的阶段，达到显示一个作家是如何利用另一个作家成就的阶段，而且只有当我们因此看到了作家那种改造传统的能力的时，我们才能谈得上接触到了这类研究中的真正批判性的问题。正如韦勒克所言：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是文学史的一项首要任主题和意象等在文学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平常话、主题和意象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一直流传下来，渗透到现代所有文学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因为他使用、改编和修饰了自古代起既已认可了的传统主题和意象而感到缺乏独创性。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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