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何伟)作品集(共3册):奇石+寻路中国+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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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彼得·海斯勒(何伟) 著,李雪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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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译文出版社
ISBN:11479384
版次:1
商品编码:11479384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357
套装数量: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
  史景迁、梁文道、柴静联合推荐。
  《寻路中国》、《江城》作者何伟(彼得?海斯勒)新力作《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内容简介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如果你不认识何伟,就请从这本《奇石》开始。
  如果你已经读过《江城》、《寻路中国》,甚至是《甲骨文》,那么,更不应该错过何伟的这颗“奇石”。
  一个作家的笔,要如何赶上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从2000到2012,3个国家,12个家,24个故事。
  终于,在何伟的笔下,你不仅能读到奇形怪状的中国。
  徒步长城,甲骨冰冷。从江城到新城,当年的艾米莉,已然成了大姑娘。
  美国的西部,日本的黑道,尼泊尔的和平队,埃及的清真寺。
  十二年来,何伟用心记录的,不止是中国。
  《寻路中国》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1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江城》
  一个27岁的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一个曾经自助旅游跑完半个地球的美国年轻人,于1996年参加和平队深入中国腹地,在四川涪陵师专担任了两年英语老师。《江城》这本书就是作者何伟对这段特殊经历的纪录和思考。
  在仅仅因为是外国人就可以上电视的90年代中期,何伟所深入的涪陵是一个闭塞的西南小城,几乎没有外国人路过,在一段时间内,何伟和另外一位“和平队”志愿者亚当是仅有的两个,他们的出现让当地人极为好奇,仅仅是用餐和购物就会引起“恐怖的”多达三十人的围观。但何伟没有因此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在校园内,而是努力和当地百姓接触,带着同样的好奇和善意。在对面条店小老板、神父、农民、“小姐”各色人等仔细而准确的社会学家式观察中,何伟绘制了一幅90年代中期中国西南小城的社会景象,折射出小人物在文革、计划生育、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革、三峡大坝建设等各种社会大事件中的命运沉浮。
  在本书中,即能看到何伟与他学生的思想交流对撞,看他们如何在在文学中发现跨越语言和种族的共鸣;也能看到何伟对政治体制是怎样限制学生思维的观察和思考,书中所引用的一些学生的写作习作,足以唤起任何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的集体记忆。

作者简介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纪实文学写作之路。
  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Kiriyama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寻路中国》荣获2010年度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好书奖。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2006年以《甲骨文》 (Oracle Bones) 一书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2011年9月20日,彼得·海斯勒因长期报道改革中的中国,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奖金50万美元。他说可以用奖金在他去埃及学习阿拉伯语时养家,并“开始新的生活”。


精彩书评

  充满难以忘怀的形象和持续不断的冒险精神,《奇石》是一本边界广阔、引人深思的书,作为彼得海斯勒报道的合集,它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有力的故事叙述、明智的文化洞见以及温情的幽默为标识。
  海斯勒的人物和地点的多样、微妙但又攸关重要的主题皆与之有关:地方传统的力量,明显相对文化里的惊奇重合,以及来自跨越不同世界的个人的深刻教训。
  ——美国编辑推荐
  
  在描述从来没去过欧洲,却要为那些著名建筑画像谋生的中国艺术家时,海斯勒先生写道:“镜像的反映能够让她聚焦细节;她从未在大环境中迷失自我。”这句话同样也是海斯勒先生的写照。
  ——《华尔街日报》
  
  当多恩医生抬头望着可罗拉多的星星,说出最后一句台词时,就像在为全书点题:“当你从地面看星星,它们彼此看起来那么近,”他说“很难相信它们其实相距千百万里。”海斯勒的写作也达到了相同的效果,不是把东方与西方重叠合并,而是用许多线索将它们明晰相连。
  ——《图书论坛》
  
  “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柴静
  
  “何伟的作品平静而充满自信,以绝妙的语调和姿态赋予他所描绘的时刻以生命。他知道何时应该参与行动,何时应该等待事情发生。”
  ——史景迁
  
  “《寻路中国》的确比起之前的《江城》、《甲骨文》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我真的觉得这是一本我们绝大部分,甚至是所有现代中国作家都写不出来的一本书。”
  ——梁文道
  
  “在一个信息时代,做一个中国通不难。而作者要做一个诚实周密的记录者,他记述土地的忧伤和人民的努力,他一一做到了。”
  ——2011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寻路中国》颁奖词
  
  在历史、回顾、反思等图书贯穿2011图书市场的时候,这样一本兼具资料性、可读性、话题性的观察现实中国之作殊显难得。作者何伟虽系美国记者,但此书写作是建立在扎实的采访与充分的“行走”基础上,既有客观旁观又有感性亲历,将发生在我们身边又被广泛忽略的现实呈现在书中。
  ——2011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寻路中国》获奖理由
  
  在这个美国人眼中,中国,不是地图上的红线蓝线,而是他可能踏上的土路马路,不是报告里被引用的GDP,而是他已经认识的店老板或者教师的妻子。在这一秒钟可以搜索几万条资讯的年代,他慢慢走向了一座城。比起那些被催眠的伊文思,被误读的安东尼奥尼,彼得海斯勒幸运得多,因为他的双眼是你无法没收或误导的摄影机。何伟是他的中国名字,特别普通。很多中国人都会有一个叫何伟的同学,邻居或者知己。读完《江城》,你会多记得一个何伟。
  ——2012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江城》颁奖词
  
  因《寻路中国》为更多中国读者所知,前《纽约客》记者何伟这本首部关于中国的书是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四川小城涪陵乃至读懂彼时中国、比对作者写作走向的参照。何伟对中国社会观察细微,冷静呈现中不猎奇也不过于悲悯。简洁的线索、丰富的情节用介于新闻、文学之间的流畅笔触记录下来,有着较他此后作品更多的深入、纯粹意义。
  ——201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江城》获奖理由

目录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寻路中国》
《江城》

精彩书摘

  奇石
  我们在110国道沿线看到了许多奇石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首先出现在河北省境内,那里地势偏僻,唯一的颜色来自沿路设置的广告旗。这些广告旗呈红色,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汉字:奇石。从字面意思来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头,不过“奇”这个形容词也有“非凡”和“罕见”之意。这些广告旗被大风撕扯得破旧不堪。我们正往西北方向,也就是春季暴风雪的方向行驶。现在下的仅是雨水,不过我们已经看见横在前方的是什么东西——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已经凝结了前方的天气状况。车辆多是装载着从内蒙古往南运输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成堆的箱子和箩筐已经覆盖着积雪。一辆辆大卡车顶着横风从大草原驶过来,走到此处那些冰冻的货物已经往右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我的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因为旧情难忘的缘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一路经过了五六处奇石广告牌。
  “边上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他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具有其他形状的任意一块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的自然形态。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候甚至被雕刻成适当的形状,或者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这样的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省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购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口子的边上。高提格走后面,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过去,随即听到了巨大的摔倒声。
  我转过头去。高提格僵在了那里;水泥地上满是绿色的碎片。“怎么了?”我问道。
  “他碰倒了!”那位店员说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扫了下来。”
  我和高提格看着一地的碎片。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是什么?”
  “玉石,”那位店员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终于辨认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坏的船帆的一角、扯断的缆绳。那是一艘中国的商人们喜欢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求好运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从工厂里弄出来的廉价仿冒玉石,而整艘帆船已经摔散——地上竟有五十多片碎片。
  “没事儿,”那位店员乐呵呵地说道。“先到前边慢慢看慢慢选,也许你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呢。”
  身边全是展柜,我俩站在房间的一角,仿佛两只笼中困兽。高提格的双手都在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吗?”我用英语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过我也不敢确信。我一走过它就掉下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到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场蓄意栽赃;我听说过,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京几个小时的时间,连所在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高提格已经变得出奇地平静——只要犯了事,他总会这样。除了挑选“奇石”,我们谁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队,当时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点不太合潮流。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之后,随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跟着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重要性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不过,1990年代中期并没有国内大事件在志愿者心中具有相当的分量。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人产生动机要去海外待上两年,而我们加入它的理由千千万万。我所知道的志愿者大多怀揣一丝理想主义,但通常予以轻描淡写,人们有时候觉得说起这样的词语会让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诉我,和平队在对他进行面试的时候,要他把自己的“社区义务”按照五级制进行评价。高提格给自己打了个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试官才开始发问。你曾经在毒品治疗中心工作过,对吗?你目前在教书,对吗?他终于说了句:“好吧,我给你打四分。”高提格后来告诉我,他报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女朋友说要认真考虑两个人的关系。我在其他志愿者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一件难事就是想个最简单的办法结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当时,我可不想告诉面试官我的真实动机。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读书,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会是什么样。我很高兴有了学习外语的念头;教几年书的想法我也很有兴趣。我觉得和平队的工作不会那么机械死板,我很喜欢这一点;而他们又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志愿者,所以我父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住在密苏里州,同为天主教徒,对肯尼迪的记忆相当愉快——我后来才知道,和平队曾经招募过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到中西部人的欢迎。我们那一年派往中国的十三名志愿者中,有六个人来自中西部各州,三个人来自明尼苏达州。这跟中西部各州笃信的自由主义有关,不过其中也有逃离的成分。有同伴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愿者之前从未乘坐过飞机。
  我们都没想过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除了一点点基础,也没有人学习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我们了解到的第一点,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对我们的前往十分怀疑。我们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指责和平队跟中央情报局扯上关系。这些东西从未公开表述,但中国仍然有一帮人对于接纳和平队抱着提防的态度。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首次向中国派出教师,我是第三批。
  我们一定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我时常想弄明白,中国的安全官员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我们的无知迷惑了他们,或者令他们愈发怀疑我们。他们一定想琢磨个明白,这一帮家伙有什么共同点,美国政府偏偏选中他们派到中国来。为了确保从评估中抽身而出,总得有几个倒霉鬼以备听用。在我之前一年,一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老人也加入了进来。大家都叫他“上尉”,他还是美国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宝的忠实粉丝;在培训活动上,他穿了一件罗纳德·里根体恤衫,这让他在即将任教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显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队的一位官员对他说:“你也许应该换一件衬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许应该再读一读宪法。”(这事就发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给中国的青年学生上课,他在黑板的中间画了一根线,并在左右两边各写上“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他高声说道。“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结果呢,他因为在成都街头的一场争吵中毁坏出租车侧视镜而被和平队扫地出门。(争吵碰巧发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一天,本是相当不错的素材,却很可能未被中国的安全官员记录在案。)
  没过多久,大家几乎就可能忘记了谁为什么把我们派到那个地方。我们大多在偏僻地方规模不大的大学教书,跟和平队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偶尔从上面传下来的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我在中国的一个同伴非常审慎地开了头,以“吐痰是好还是坏”为题组织了一场辩论。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可捡,他们肯定会失业。没有了垃圾,他们靠什么吃饭?除了“绿色英语运动”得以有效结束,这一场辩论没有明显的输赢。
  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十分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做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微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给渴求的学生教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灵活性最重要,幽默感同样如此。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的一丝不苟——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这对于共产主义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心境开朗。他们看见事情都会哈哈大笑,其中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说的中文。对于固执地以美国人身份为荣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糟糕透顶。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避难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把自己变成了唯一一个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想控制的本能、想积累的欲望、宣传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
  这家商店有几块像食物的奇石。这在中国是比较流行的艺术主题,我认出了几样旧时最爱:石头雕刻的大白菜、石头做成的腊肉串。还有些石头经过打磨,显出了神奇的矿物肌理,不过因为紧张的缘故,它们在我的眼里看起来大同小异。我随便挑选一件问起了价格。
  “两千元,”那位店员说道。他看出我有些退却的样子——那毕竟将近250美元啊。“不过可以便宜点卖给你,”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你看,”高提格对我说道。“这里的其它东西就算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
  他说得没错——这事儿彻头彻尾地奇怪。首先,玉雕帆船怎么会摆放在那个地方?作为救命稻草,我指望高提格的体格也许可以避免暴力冲突。他身高一米八六,块头很大,蓄着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的大鼻子,中国人往往看了吃惊不已。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么温和的人,我俩很勉强地向大门口走去。那个人还站在那里。“对不起,”我说道。“我不想买。”
  店员指了指那一堆绿色的帆船碎片。“怎么办?”他小声地问道。
  我和高提格合计了一下,决定以五十元开始起价。他从钱包里掏出了钞票——相当于六美元。店员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走进停车场的时候,我准备着有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我发动切诺基,转动方向盘,急驶上了110国道。车开到张家口,我们俩还止不住地发抖。我们在一家大卡车停车点停下来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着茶,以平复自己的神经。一看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一下子来了劲头。
  “我们老板去过美国!”她说道。“我这就去叫她!”
  老板是个中年人,头发染成了深黑色。她来到我们的餐桌跟前,以夸张的姿势呈上了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只鹰,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似:张家口的这一只鹰比美国的同类胖了不少。它的翅膀显得臃肿,脖子显得粗大,双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头,我还是怀疑这只鸟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角印着几个小字:
  名誉主席
  杰罗德·R·福特总统
  “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我们在张家口经营的是餐饮业,”那女子回答道。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的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
  我指着名片的一角问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用中文说出了福特的名字。“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这家餐馆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打了折,还叫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在集宁停下来过夜。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多度;雨已经变成了雪;我一看见旅馆就停下了车。这里的地名是蒙古语——乌兰察布——宾馆的大厅如此宽敞,竟然摆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满是球和瓶的撞击声。至此,我对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已经胸有成竹。
  跟高提格一起旅行完全是打好主意去冒险。跟他在一起,总会遇上有趣的事情,而他往往不慌不忙,不过他对于舒适和安全的标准如此之低,以致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在我所知道的来和平队里逃避的中西部人中间,他做得最为过分,以致根本没有回家的迹象。当我们那一批人在旧金山做行前集合时,高提格携带的行李最少。他随身携带的钱不到一百美元,那是他所有的积蓄。
  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西南部,从小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她十九岁就有了两个孩子,从此便四处寻找工作——酒吧服务、办公室文秘、假日酒店服务生。后来,她在一家面包袋绳制造厂的生产线找了一份工作,这家工厂位于明尼苏达州沃星顿市,镇上只有一万人口。他们家先后住过家庭拖车停车场和公寓房;还在农场上居住过一年,因为前一位租户是高提格妈妈的朋友,已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丢了性命。他们一家的生活主要围着摩托车打转。高提格的母亲是个虔诚的自行车手,他们经常在夏天去中西部参加哈雷-戴维森大赛或者竞技表演。他看着母亲的朋友在“猴子上树”之类的节目中相互比拼,女人从摩托车上一跃而起,抓住悬在低空的绳子并前后摆动,男人绕着障碍赛道往前骑行,女人趁着摩托车返回的时候稳稳地落下来。还有一项比赛是看哪一位女子坐在行驶的摩托车上能够把绳子上挂着的热狗咬下最大的一口。高提格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事情一点不算稀奇。他说他一直非常讨厌摩托车。
  他是家里唯一喜欢读书的人。他读到十一年级就毕业了,因为明尼苏达州有一个项目,如果中学生提前毕业,州政府可以为其支付一年的大学学费。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莫里斯校区,高提格主修起了英语,随后进入该大学的曼卡托校区进行研究生学习。就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申请加入了和平队。他从小就对商业经济有所见识,觉得这是远赴海外最好的办法。
  来到中国之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市乐山从事英语教学。他抽空跟另外两名志愿者一起组织戏剧表演:学生版的《白雪公主》。学校很快就认识到其中的宣传良机,庚即组织了巡回表演。其他志愿者没过多久都先后抽身而出,但高提格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痴迷。他领着《白雪公主》剧组上了路,坐着公共汽车在全省巡回表演,曾经一天在各个中学校进行了三场演出。为了政治原因,他们只好把剧目改头换面。伐木人原本是反面人物,但学校领导坚持喜剧的结尾应该有利于无产阶级,于是伐木人改过自新,还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作为巡回文艺表演的一部分,铜管乐队演奏了《国际歌》,一名学生翻唱了理查德·马克斯的《此情可待》,高提格抱着蓝色吉他走上舞台唱起了《乡村路带我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人围着索要签名。在穿行于各城镇的颠簸之旅中,《白雪公主》的演员们扯着嗓子高声唱歌,大肆啃着新鲜的甘蔗杆,把甘蔗渣直接吐在了公交车的地板上。高提格告诉我,那是他在和平队服务期间感觉最难耐的十天时间。
  他中文学得很快。一抵达中国,和平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半月的密集学习,那之后便根据自己的需要雇请私人教师。不过,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闲逛,随便找人说话。高提格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他还是个喝酒的好手。像四川的乡下人那样,他学会了用牙齿开啤酒瓶。
  一年秋天,他去中国最西边的荒野地区新疆旅游。他一个人在天山扎寨露营。他偏离旅游线路去攀爬岩石,结果被蛇咬到了手指。先是手指红肿,接着是整只手掌都肿了起来。他花了四个小时回到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市。至此,红肿已经蔓延至整只手臂,痛得他死去活来。他找到公用电话,给住在成都的和平队医疗官打来了电话。医疗官确认了症状:听起来像是肌溶性毒蛇惹的祸,他需要尽快住进医院。
  他向路过的行人求助,一位年轻的女子主动站出来帮起了他。她的英语说得很好,这在如此偏远的地区很不寻常。她穿着一件宽松的亮黄色无袖衫,颇像一口大钟从头顶套在了身上。高提格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多少有点奇怪,但对此顾虑重重肯定不合时宜。她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切开了被蛇咬伤的手指头。医院有传统的中药;高提格看见药盒上印着蛇的图案,因而觉得那肯定是个好兆头。医生用杵和碾钵压碎药片,然后直接把它塞进了蛇咬的伤口。
  红肿继续扩散。几个关节变成了粉红色,蛇毒破坏了毛细血管。到了傍晚,高提格终于明白,穿亮黄色无袖衫的那位女子明显精神失常。她把自己的行李拿到医院并拒绝离开,还向所有的人申明她是他正式的翻译。她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高提格仍旧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学到的英语。只要他问起名字,她总是说:“我的名字嘛……朋友。”她每次这样回答的时候,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直到高提格不再追问这个问题。她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待了一整夜。第二天,医生三次切开手指,塞进了更多的药粉。真的是疼痛难忍,不过高提格至少成功地劝说护士们赶跑了那个女人。第三天之后,红肿开始消退。他在医院住了一周的时间;他身无分文,竟要和平队的医疗官汇款缴纳那一笔不足一百五十美元的医疗费。他的手痊愈了。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穿亮黄色无袖衫的女子。
  我们离开乌兰察布宾馆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正在打保龄球。当地政府在110国道的入口处树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的数字竟可以像芬威公园的记分牌那样进行更换:
  到本月为止,该路段已经发生65起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
  昨天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不过温度依然只有零下十来度。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公路要穿过茫茫的大草原——低矮的山丘覆盖着积雪,狂风不停地怒号着。我们从一辆辆停着纹丝不动的解放牌大卡车边上开了过去,它们的油路给凝固了,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吧。往前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山坡,看见一溜车辆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上:大卡车、小轿车、吉普车。谁也动弹不了,谁都在摁喇叭;狂风中响彻着汽车喇叭奏出的管弦乐。我从来没想到,这样蛮荒的地方也会遇到交通堵塞。
  我们停下切诺基,朝着拥堵的方向步行走了过去,几位驾驶员向我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一开始是大卡车的油路被冻住了。其它车辆在这条双车道的公路上开始超越它们,可总会遇上顽固的车辆迎头驶来。两车对峙,喇叭齐鸣,直至各自身后的车辆越聚越多。终于,两头都一步也无法挪动。有些车辆试图从路面之外绕行,可走不到五十米就陷了进去。大家穿着便鞋在雪地里踉跄而行,试着用双手把车辆给刨出来。没有警察的影子。与此同时,大卡车司机们蹲在卡车底下,在地上生起火堆,然后用它来烘烤冻住的油路。这样的场景有一种别样的美感:积雪覆盖的草原一片荒芜,一溜烟望不到头的汽车长龙,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苗。
  “你可以走过去给这些卡车司机们照一张相,”高提格说道。
  “你才应该来一张,”我说道。“我可不会靠近这些家伙。”
  终于,在这一片未做标记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我们跨过了区分“奇”和“蠢”的那一道虚线。我们盯着橘黄色的火苗看了一会儿,随后从一条乡间小路开到了呼和浩特。刚一抵达,切诺基的启动装置失灵了;我们一路推着车来到了修理厂。对着引擎捣鼓的过程中,修理工不停地抽着“国宾”香烟。不过,既然走完了110国道,这就跟七月四日国庆节上放放烟花一样不具有危害性。
  ……











































前言/序言


《彼得·海斯勒(何伟)作品集》(共3册):奇石+寻路中国+江城 这套由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这位享誉国际的中国观察家和作家所著的作品集,汇集了他三部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奇石》(Oracle Bones)、《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和《江城》(River Town)。通过这三本书,海斯勒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同情心以及引人入胜的叙事风格,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宏大而细腻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图景。他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穿梭于中国广袤土地的旅人,他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心灵感受变化,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梦想、挣扎与希望,化为触动人心的文字。 《奇石》(Oracle Bones):穿越历史与现实的中国密码 《奇石》是海斯勒在中国生活十余年间,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下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反思。本书聚焦于一个看似微小却意义非凡的领域——中国古代的甲骨文。海斯勒以甲骨文作为线索,巧妙地将研究这段古老文字的学者、博物馆的策展人、以及在现代中国经济浪潮中追逐梦想的普通人联系起来。他追溯甲骨文的发现历程,讲述那些为探寻中国文明起源而付出的艰辛努力,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 然而,海斯勒并未止步于对过去的考据。他将目光投向了正在发生巨变的当代中国。他发现,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古老的文化符号与现代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耐人寻味的联系与碰撞。《奇石》中,读者将跟随海斯勒的脚步,走进中国的大学、博物馆、古玩市场,以及那些在变革中奋力前行的个体生命。他描绘了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如何在新旧价值观的夹缝中寻找自我定位。 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海斯勒的叙事技巧。他能够将严谨的学术研究与生动的人物故事融为一体,让读者在阅读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他笔下的中国人,无论是饱学之士还是贩夫走卒,都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他关注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他们的生存状态、内心挣扎以及对未来的憧憬。通过《奇石》,我们不仅能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魅力,更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这本书是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社会深层的脉络,理解这个古老国度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 《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一场关于理解与连接的公路之旅 《寻路中国》是海斯勒在中国的一次更为宏大的地理与人文探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海斯勒决定从北京出发,驾驶一辆长城汽车,沿着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的路径,一路向西,最终抵达中亚边境。这次旅程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地理穿越,更是一次深入中国腹地的文化考察与社会观察。 在漫长的旅途中,海斯勒邂逅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目睹了中国乡村和城镇的巨大变化。他记录了沿途的风景,从北方平原到西北高原,从戈壁沙漠到山峦叠嶂。但他更关注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与农民、司机、小镇居民、边境守卫者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活。他记录了他们如何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新兴的城镇化进程中安身立命,如何在新旧观念的交织中寻找生活的意义。 《寻路中国》最令人动容的部分在于海斯勒对普通人的深切关注。他没有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而是以一个同行的身份融入。他分享了自己在中国驾车遇到的种种困难与趣事,也展现了他与当地人建立的真挚情感。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无论多么平凡,都拥有独特的生命轨迹和深刻的内心世界。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立体的中国,一个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充满活力与复杂性的中国。 这本书不仅是一次关于地理的探索,更是一次关于理解的旅程。海斯勒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打破了许多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他用平实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韧性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读《寻路中国》,仿佛跟随海斯勒一同踏上了一场未知的冒险,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广袤的土地,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心跳和呼吸。这本书是一次关于连接的尝试,连接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连接了过去与现在,连接了遥远的地域与鲜活的生命。 《江城》(River Town):一个外国教师在中国乡村的成长与反思 《江城》是海斯勒在中国经历的早期记录,也是他个人在中国生活的一次深刻的“初体验”。1996年,海斯勒作为一名志愿者,来到中国中部一个名为万县(现已并入重庆市万州区)的小城,担任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许多内陆地区仍然保留着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 在《江城》中,海斯勒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了他在万县的生活点滴。他描述了这座江边小城的独特风貌,古朴的生活节奏,以及与当地师生之间的互动。他分享了他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以及他如何逐渐适应和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他笔下的中国学生,年轻、充满活力,对未来充满憧憬,但也面临着学业、就业以及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真诚与坦率。海斯勒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外国人所经历的困惑、不适甚至有时出现的误解。他坦诚地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从一个对中国充满好奇但又略显茫然的年轻人,逐渐成为一个能够与当地人建立深厚友谊、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人。他通过与学生、同事、普通市民的交往,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人情味。 《江城》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外国人在华经历的书,它更是一本关于文化交流、个人成长和时代变迁的深刻反思。海斯勒用他温和而又不失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在时代转型期的中国小城,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另一面,不是大都市的繁华,而是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的坚韧与智慧。这本书让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的那个时期。 三部曲的内在联系与价值 这三部作品,虽然叙事背景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立体的彼得·海斯勒“中国叙事”。从《江城》中一个年轻教师对中国初体验的记录,到《寻路中国》中一次穿越广袤土地的深入探索,再到《奇石》对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深度挖掘,海斯勒以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和深刻,展现了他眼中一个不断变化、充满活力和复杂性的中国。 这套作品集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学性和思想性,更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代中国的独特视角。海斯勒以他作为“局外人”的清醒和“局内人”的投入,成功地连接了东西方的文化鸿沟,帮助读者跨越刻板印象,看到一个更加真实、多元和有温度的中国。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们的故事触动人心,引发思考。 对于任何想要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的人来说,这套《彼得·海斯勒(何伟)作品集》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藏。它不仅是一系列精彩的旅行日记和人物访谈,更是一次关于文化、历史、社会和人性的深刻对话。海斯勒用他的文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社会的脉搏,感受中国人民的灵魂,理解这个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的国家。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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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完彼得·海斯勒(何伟)的这几本书后,我深深地被他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洞察力所折服。他并非那种急于下结论、给出评判的作者,而是更像一位耐心的记录者,一位敏锐的倾听者。他总是能够从最平凡的生活细节中,挖掘出最具有时代意义的内涵,并将它们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呈现出来,让读者在不经意间,就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江城》中,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却能够捕捉到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微妙的情感变化,以及那种在变革洪流中,个体所面临的迷茫与希望。他没有刻意放大西方视角下的“异域情调”,而是用一种近乎同理心的方式,去感受和描绘他身边的中国人。这种真诚的态度,使得他笔下的中国,充满了人情味,而不是冰冷的符号。 《寻路中国》则进一步拓展了他的观察范围,他深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去观察那些驱动中国快速前进的个体和群体。他并不回避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但他更多地是将焦点放在那些在挑战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的人们身上,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他让我们看到,中国的进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无数个个体不断尝试、不断探索的结果。 《奇石》则显得更加内敛和哲学化,他从石头这个“沉默的见证者”切入,去解读中国人心中的精神世界。这种视角非常独特,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深沉、更加多元的中国文化。他不仅仅关注宏大的历史进程,更关注那些根植于普通人生活中的情感、信仰和价值观。 总而言之,何伟的作品,就像一个逐渐展开的中国画卷,每一笔都带着深意,每一处都值得细细品味。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鲜活、充满复杂性的中国,一个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同时又保留着自身独特魅力的国家。他的书,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记录,更是关于理解和连接的思考,值得每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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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的作品,总有一种魔力,能让你在阅读中不自觉地放慢节奏,细细品味。我最近刚读完《寻路中国》,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比《江城》更加深刻,也更加震撼。如果说《江城》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记录,那么《寻路中国》则是一种更加深入肌理的探索。他不再满足于表面的观察,而是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去体验、去感受、去理解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 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不断变化的中国。他跟随一位年轻的房地产开发商,深入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我看到了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看到了那些熙熙攘攘的建筑工地,也看到了那些在这场巨变中,生活被改变的人们。何伟的描写非常细腻,他不仅仅记录了宏观的经济发展,更关注了微观个体命运的流转。 他笔下的主人公,有的是满怀雄心壮志的创业者,有的是在变革中迷茫的普通人,有的是在转型期里努力适应的官员。他没有预设立场,而是以一种极大的耐心和同理心,去理解他们的选择,去描绘他们的挣扎。他让我们看到,所谓的“中国速度”背后,是无数个个体在努力奔跑,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寻路中国》让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我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也看到了它面临的挑战。何伟的写作方式非常独特,他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文学叙事的感染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的文字朴实无华,但却充满了力量,能够直击人心。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让我明白,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判一个国家的发展,而应该看到其复杂性,看到其中的矛盾与进步。何伟的作品,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照出了我们作为观察者内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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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接触彼得·海斯勒(何伟)的书,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推荐《江城》。我本以为会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介绍,或者是一部讲述留学生活的流水账。然而,读完之后,我才真正领略到这位作者的独特魅力。他笔下的中国,不是我们日常媒体上看到的那种宏大叙事,也不是那种刻板印象的外国人视角,而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细节丰富、有血有肉的真实中国。 《江城》的故事围绕着作者在重庆万州担任英语教师的经历展开。他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学校里的学生,从懵懂无知到渴望知识;街头巷尾的小贩,从吆喝叫卖到柴米油盐;甚至是那些在生活中挣扎、努力向上的人们。何伟的文字并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而是像一幅幅写实的山水画,勾勒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面貌。他善于捕捉人物的表情、动作,以及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情感,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与书中的人物一同呼吸、一同感受。 我尤其喜欢他对于细节的描写。比如,他会细致地描述一次聚餐的菜肴,一次乡间徒步的风景,一次与出租车司机的对话。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而生动的中国。他并没有回避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官僚主义、环境污染,但他并没有以批判的姿态去审视,而是以一种观察者的姿态,冷静地记录。这种客观和包容,反而让他的作品更具力量。 阅读《江城》,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穿越,回到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年代。我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也看到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中国”这个概念,它不再是一个标签,而是无数个鲜活的生命、无数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它让我明白,了解一个国家,最真实的方式,就是去倾听普通人的声音,去感受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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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这本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之前读过的《江城》和《寻路中国》,虽然也让我对中国有了很多新的认识,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层面的观察。而《奇石》,则让我深入到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去理解那些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文化基因。 这本书以石头的视角,来讲述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一开始让我感到新奇,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发觉得这种方式的巧妙和深刻。石头,是沉默的,是永恒的,它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也承载了无数的情感。何伟通过石头,串联起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记录了那些热爱石头、收藏石头的人们,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执着,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我看到了他们对于美的追求,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些故事,虽然琐碎,却非常真实,它们勾勒出了中国人在物质之外,对精神世界的渴望。 《奇石》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中国。它不再仅仅是新闻报道中的经济数据,不再仅仅是媒体上的宏大叙事,而是隐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细微的情感和追求。何伟的文字,依然是那样冷静而富有洞察力,他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着最动人的故事。 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文化”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物,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知识,而是融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价值取向。何伟的作品,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韧性和生命力,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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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对这位作者,彼得·海斯勒(何伟),的了解仅限于“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作家”。然而,当我开始翻阅他的作品,尤其是这几本集结在一起的《彼得·海斯勒(何伟)作品集》后,我的固有认知被彻底颠覆了。他写中国的角度,实在是太特别了,太有力量了。 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评论者,也不是那种猎奇的观察者,他更像是一个融入了中国的“内部人士”,但同时又保留着一种清醒的、抽离的视角。这种双重身份,让他能够既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的肌理,又能以一种旁观者的客观性来审视。 在《江城》中,他用极其朴实的笔触,描绘了他在长江边小城的教学生活,但在这平静的叙述之下,却暗流涌动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阵痛和希望。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勤奋的学生,还是操劳的街坊,都鲜活得如同身边之人。你能够感受到他们生活的不易,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未来的憧憬,那种平凡中的力量,被他描绘得淋漓尽致。 《寻路中国》则更像是一部关于中国快速发展的“野史”。他跟随那些投身于改革浪潮中的人物,去观察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新城,去理解那些驱动中国经济引擎运转的逻辑。他并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过度批判,只是冷静地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这种真实,有时会让人感到震撼,有时又会引发深刻的思考。 而《奇石》则将视角转向了更加内在的层面,他通过石头这个载体,去探寻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微妙之处。这种对文化的挖掘,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多元的中国。它不再仅仅是经济数据和新闻报道的集合,而是包含着无数个体的梦想、情感和价值观。 总的来说,何伟的作品,让我对“理解中国”这个命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用一种近乎诗意的、同时又极其写实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他的书,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这个国家更深层次的理解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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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挺快,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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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的书,送货快,给京东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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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京东,快递小哥在雨中送来了想看的书。买来后迫不及待看完了第一章。对上海译文出版社失望,纸张很粗糙,与内容比起来违和感严重。不知道为什么“奇怪”字体不一样?书写得很棒,客观理性,语言生动幽默,但同时也深感沉重,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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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收书最是欣喜!余下的便是找个空闲的时间,沉醉于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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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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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京东。东西很好,服务很棒,价格便宜,还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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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应该是盗版的吧!有好多错别字,质量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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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不错,没有损伤,内容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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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外国人说是非虚构写作大师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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