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理”为义理之意,理学就是以阐述和发挥传统儒家典籍义理为主的学问,是相对汉唐的注疏之学而言的。
理学的诞生经历了从唐代中期至北宋中期近300年的理论铺垫和发酵。理学家们大都出入佛老多年而后返回六经,不可避免有佛道的烙印。
内页插图
目录
引言 理学不是假道学
一 时代背景:内忧外困
1 汉注唐疏遭厌弃
2 儒门淡泊归释氏
3 文人自由天下平
4 书院学风浓
二 理学的产生:“儒佛结婚的新学派”
1 理学的前奏:中唐儒学的复兴
2 理学的奠定:宋初三先生
3 理学初成:理学的第一个春天
三 理学的繁荣与发展:百舸争流,命运不
1 三足鼎立:理学的夏天
2 一统江湖:理学的冬天
3 破心中贼:理学的又一个春天
四 理学的式微:无可奈何花落去
1 理学遭清算
2 残酷文字狱
3 倾情考据学
……
精彩书摘
张九成率先以心为本体构建了心学体系,他的“心即天”与心学的标志“心即理”具有同等意义,但他一直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总让人觉得好像隔着什么。捅破窗户纸的是陆九渊。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自号存斋,江西抚州人。他少年老成,三四岁时就问父亲“天地何所穷际”,父亲见他年幼,便笑笑没有回答。谁知他竟为此废寝忘食,沉思不已。13岁时听了古人对“宇宙”的解释“四方上下日宇,往古来今日宙”之后,立刻大悟:“原来宇宙是无穷的!人和天地万物原来都生活在无穷之中。”于是写下了“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进而得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结论。这一结论成为他全部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乾道八年(1172年),他进士及第,主考官就是吕祖谦。陆九渊对吕祖谦的学问很佩服,二人可谓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京师,他与众人谈学论道,数日不休息,也不感到疲倦。他做过几任地方官,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学术上。因长期在象山讲学,故人称象山先生。卒谥文安。有《陆九渊集》传世。其兄陆九龄,号梭山先生,学问也很有名,与之并称“江西二陆”。
既然“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那么宇宙之理(天理)就不是在我心之外独立的存在了,而就是我心,所谓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二者是一不是二。格物穷理其实就是格心。这里的心是指具足一切的道德本心,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只要发明本心就行了。就如孟子所说,人心本善,但欲望蒙蔽了一切。打个比方,人心好比一面镜子,光可照人,但是不幸蒙上了一层污垢。要想发挥镜子的作用,只要不停擦拭去掉污垢即可。发明本心也是这样。只要时时涵养省察,摒除各种贪欲,道德本心自然会呈现,陆九渊称这是“剥落”的功夫。因为人人都有这纯善的道德本心,所以人人皆可成为圣人,关键就看他能不能认识到自己的本心,即良心发现,并应用到行动中。
因为我心就是天理,天理就在我心,所以陆九渊反对像二程那样格物穷理,更反对读书时寻章摘句,他主张读书前要先认真思考:人生天地之间,该做一个怎样的人。想好了再去读书,就会读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读书时要抓住文章“血脉”,即大旨、纲要,不要被章句训诂这些细枝末节绊住。在给学生讲课时,他也反对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细究,而是要求学生从宏观把握。这就是他的“易简工夫”。他反对著述,他本人也述而不作,留下来的只有学生的听课记录。正因为他强调先学做人再读书明理,所以后人将其学说概括为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他直接以“心即理,理即心,至当归一,精一无二”立论,直截明快,在当时影响很大,与朱熹学说相抗衡,所以被学术界认为是心学的创始人。
陆九渊中进士后返回家乡,途经富阳,遇到了主簿杨简。二人本就熟识,因为杨简的父亲杨庭显学识渊博,在当时很有声望。陆九渊只比杨简大两岁,却与杨庭显成为忘年交。杨简(1141~1226年),字敬仲,慈溪人,人称慈湖先生。卒谥文元。有《易传》、《诗传》、《慈湖遗书》,《先圣大训》等传世。陆九渊在富阳住了半个月,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两人交谈至半夜,其间陆九渊多次谈到“本心”二字,杨简便问:“到底什么是本心?”陆九渊在白天正好旁听到杨简断了一个扇子纠纷案,便借此回答:“那起扇子纠纷案中的两个当事人,必有一是一非,你能断得是非分明,这就是本心啊。”杨简有如醍醐灌顶,忙接着问:“就只是这个吗?”陆九渊厉声反问:“难道还有别的吗?”杨简经一夜思考,第二天见到陆九渊俯身便拜,正式以师礼对待,成为陆九渊的入室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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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库·儒学书系·理性的高扬:理学的形成、发展与式微》 绪论:开启宋明理学的精神之旅 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而儒学作为其核心,历经两千余年的跌宕起伏,不断演变,孕育出无数思想流派。其中,宋明理学无疑是儒学史上最为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篇章之一。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孕育、形成、发展直至式微的动态过程。本书《理性的高扬:理学的形成、发展与式微》正是试图带领读者踏上一场深刻而细致的精神之旅,去探寻这一思想体系的来龙去脉,理解其勃发的理性之光,洞察其兴衰的内在逻辑,并反思其对后世中国社会文化所留下的深远印记。 本书并非对理学某个断代或某位代表人物的简单梳理,而是力图勾勒出理学发展的宏观图景,揭示其思想演进的内在动力与时代背景的紧密联系。我们将从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理学如何从对汉唐儒学的反思与超越中应运而生,如何在与佛教、道教的对话与辨驳中汲取养分、塑造自我,又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内外部的挑战,呈现出其丰富多样的面貌。最终,我们将审视其走向式微的历史必然性,并思考其在现代语境下可能具有的价值与启示。 第一章:孕育与奠基——理学诞生的时代背景与早期思潮 理学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是深植于唐末五代社会剧变、民族融合以及对汉唐儒学僵化保守的反思之中。佛教和道教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广泛传播,以及它们深邃的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外来思想体系中对“无”、“道”、“本心”、“体悟”等概念的探讨,以及它们在解释自然、人生和个体精神世界方面的深刻见解,为儒学突破固有的局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儒家经典,试图从中发掘出更具哲学深度和精神内涵的义理。他们不再满足于汉代以来以训诂、考据为主的研究方法,而是更加关注对“道”的追寻,对“天理”的探求,对“仁”的体悟。 这一时期,一些具有开创性思想的学者,如李翱、韩愈、李翱等,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学体系,但他们的著作中已显露出对超越性精神境界的追求,以及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哲学化解读的初步尝试。他们对“道”的重视,对个体道德修养的强调,以及对人心本源的关注,为后来理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石。 第二章:风起云涌——北宋理学的形成与主要流派 北宋王朝的建立,为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理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北宋时期无疑是其形成与奠基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以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为代表的一批杰出思想家,在前代思想的启发下,将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哲学高度。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以道家“太极”概念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从无极到太极,再到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并将儒家的“仁”与“天理”相结合,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他的思想如同一股清泉,滋养了北宋理学的早期发展。 张载以其“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深刻诠释了儒家士人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他的“气本论”则试图在本体论上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与变化,将“气”视为宇宙的根本,并探讨了“心”与“气”的关系,为理学注入了物质性的维度。 邵雍以其“象数之学”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宇宙模型,通过对数字、卦象的解读,试图揭示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与演变趋势。他的思想虽然带有象数预测的色彩,但其对宇宙秩序的探寻,对时间、空间概念的哲学化思考,也为理学贡献了重要的思维工具。 而“二程”(程颢、程颐)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们被誉为“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强调“天理即是人心”,主张“性即理”,将“天理”与“人心”紧密结合,提出了“主敬”的修养方法,注重内心的宁静与体察。程颐则进一步发展了“天理”的观念,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认为认识世界是认识天理的重要途径。他区分了“心”与“理”,认为“理”先于“心”而存在,强调对“理”的穷究。 北宋理学虽然在思想上各有侧重,但总体上呈现出对宇宙本体、人类本性、道德修养等根本问题的哲学追问,并试图在儒家传统中寻找新的哲学解释,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史上的新篇章。 第三章:繁荣与演变——南宋理学的发展与集大成 北宋理学在经历了“靖康之变”后,并未因此衰落,反而迎来了南宋时期的繁荣与发展。南宋时期,理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系统化和理论化,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理学家,其中,朱熹无疑是集大成者。 朱熹继承并融合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思想,并融合了禅宗的体悟工夫,最终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哲学体系。他继承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说,并将其发扬光大,认为“格物”是认识事物最根本的原则,只有通过对万事万物的穷究,才能认识“天理”。他提出的“理气二元论”,将“理”视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是先于“气”而存在的,而“气”则是构成万事万物的物质基础。“理”是客观存在的,而“气”则有善有恶,需要“理”来加以约束和指导。 朱熹的“性即理”的学说,进一步强调了人的本性中就蕴含着天理,而道德的实现就在于回归本心,涵养天理。他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方法,强调通过理性克制私欲,以达到道德的完善。他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相结合的修养论,既强调了知识的积累,也注重内在的道德体验。 除了朱熹,南宋时期还有其他重要的理学家,如陆九渊,他与朱熹形成了著名的“心学”与“理学”的争论。陆九渊强调“心即理”,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主张直指本心,认为最高的真理就在于人心之中,无需外求。他的思想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直觉体验,为后来的心学发展埋下了伏笔。 南宋理学在继承北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朱熹的集大成,更是将理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其思想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官方的统治思想。 第四章:余音与回响——元明时期理学的继承与变异 进入元明时期,理学虽然在理论体系上未有根本性的突破,但其影响依然深远,并呈现出新的继承与变异。元朝时期,理学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学说,但其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地位略有起伏。 明朝的建立,标志着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王阳明强调“心即理”,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将认识和道德的重心完全置于人的内心。他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着天然的道德原则,只需通过“致”的工夫,就能将其发挥出来。“致良知”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更是一种实践论,强调知行合一,认为认识的最高境界在于实践,实践的最高目标在于“致良知”。 王阳明的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朱熹理学的反思与超越,它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对后世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争论,但他们都代表了儒学思想向更高层次的哲学升华。 在元明时期,除了心学的崛起,也有许多学者继续沿着朱熹理学的道路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致的辨析和阐释。理学的研究呈现出更加精细化、学院化的倾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学的某些方面也逐渐走向僵化,一些空疏的议论和脱离实际的探讨开始出现,为后来的式微埋下了伏笔。 第五章:走向式微——理学衰落的历史原因与文化影响 理学的兴盛并非永恒,进入明清之际,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及新的思想挑战的出现,理学逐渐走向式微。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局限性,也有外在的时代因素。 首先,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宋明时期,虽然构建了严密的哲学体系,但其过度的抽象化和思辨化,使其在解释现实问题、回应社会变革方面的能力逐渐减弱。一些理学家的论述,尤其是后期,容易陷入空谈,脱离实际生活,缺乏生机活力。 其次,理学所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扼杀了人性的活力。尤其是在被官方奉为正统之后,其僵化的教条化倾向更加明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起到了阻碍作用。 再次,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传教士的到来,新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开始冲击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特别是西方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等思想,对中国士大夫产生了新的启示,促使他们开始反思传统的学术范式。 此外,社会政治因素也是影响理学衰落的重要原因。晚明时期的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使得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己任的理学,其权威性受到了挑战。而清朝的统治者,虽然也曾推崇理学,但其统治重心逐渐转向了更为务实的统治术和对汉族文化的收编与利用,使得理学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边缘化。 尽管理学走向式微,但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即使在后来的历史时期,理学的一些思想元素,如对道德的重视、对人格的修养、对家国情怀的追求,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社会。 结语:理性之光与历史的回响 《理性的高扬:理学的形成、发展与式微》一书,并非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陈述,更是对一种思想精神的探寻。我们试图揭示理学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哲学体系,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孕育、发展,又如何在时代的变迁中走向式微。 理学的理性之光,体现在其对宇宙本体、人类本性、道德法则的深刻哲学追问,体现在其对个体精神世界的锤炼与升华,也体现在其对社会秩序与政治理想的孜孜以求。即使其最终走向式微,但其中蕴含的对真理的探索、对道德的追求、对人格的塑造,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书的撰写,旨在提供一个深入理解理学发展脉络的视角,帮助读者认识到思想的产生、演变及其历史命运的复杂性。通过对理学形成、发展与式微过程的细致梳理与分析,我们期望能引发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以及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更深层次的思考。理学的故事,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章节,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一道深刻的印记,其历史的回响,至今仍在我们耳畔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