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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宋史》讲述的是:宋朝是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历十八帝、三百一一十年,期间出现了二程的理学、荆公的新学、苏氏父子的蜀学等各派学说,展现了“百家争鸣”的可喜现象。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项都是在宋代完善和广泛应用的,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影响巨大。
内容简介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宋史》主要讲述宋代的历史文化。全书分十一章,描绘了宋代的政治变迁、制度设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而以政治史为主,将宋代历史分成兴起、守成、争执、突变、中兴、僵持和沉沦七个时期。作者不囿于过去的“主流”观点,而能够立足于史料,提出自己的解释,具有鲜明的特色。
作者简介
余蔚,1974年出生,浙江宁波人。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政治地理及宋、辽、金政治史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历史地理》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序一
序二
导语
第一章 大唐的遗产
第一节 五代的形势
第二节 契丹踏入中原
第三节 幽云十六州
第二章 兴起:太祖、太宗朝
第一节 从夹马营到陈桥驿
第二节 杯酒释兵权
第三节 未完成的统一进程
第四节 太祖的兄弟关系及末年迁都之争
第五节 烛影斧声
第六节 终结十国与宋辽开战
第七节 “抑武”的制度保障
第八节 文治与科举、学校
第三章 守成:真宗、仁宗、英宗朝
第一节 对峙的巩固与鼎立的酝酿
第二节 东封西祀
第三节 宋夏战争
第四节 关南誓书与宋辽夏三边关系
第五节 宋的南疆政策与侬智高之乱
第六节 仁宗朝的军事形势与财政状况
第四章 争执:神宗、哲宗朝
第一节 因忧患而思变
第二节 “理财为方今先急”——新政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三不足”与“一道德”
第四节 整饬军政与开边
第五节 翻云覆雨
第五章 突变:徽宗、钦宗朝
第一节 “端王轻佻”
第二节 开边的新成果与宋的幽云情结之泛起
第三节 辽的统治格局及其危机的产生
第四节 辽金战争与“海上之盟”
第五节 北伐幽云
第六节 盟邦反目
第七节 第一次围城和城下之盟
第八节 北宋灭亡
第六章 中兴:高宗朝
第一节 逃亡
第二节 防线的重建与政权的重建
第三节 宋与伪齐的战争
第四节 和战之间
第五节 和议与收兵权
第六节 达成和议的外部环境——“恢复”的困境
第七节 秦桧专权
第八节 完颜亮南侵与高宗之退位
第七章 僵持:孝宗、光宗、宁宗朝
第一节 隆兴北伐与和议
第二节 金的政局动荡
第三节 “独断”与“近习”用事
第四节 两宫不睦与光宗“禅位”
第五节 庆元党禁
第六节 开禧北伐
第七节 史弥远专权与理宗之立
第八节 蒙古侵金与宋金混战
第八章 沉沦:理宗、度宗、恭帝朝
第一节 理宗的身份危机
第二节 李全之叛及宋失山东
第三节 宋蒙联合灭金
第四节 端平入洛与宋蒙战争的爆发
第五节 理宗朝的宋蒙战争
第六节 贾似道的时代
第七节 襄阳失守与宋之灭亡
第八节 压山海战
第九章 宋代政治体制概说
第一节 中央的权力架构与权力平衡
第二节 地方行政
第三节 财政
第四节 科举
第十章 宋代的经济与社会
第一节 工商经济与城市网络
第二节 城市生活——以开封为例
第三节 海外贸易
第四节 社会救济
第十一章 宋代的文化
第一节 理学
第二节 史学
第三节 宋词
第四节 科技
附录
附录一 宋大事记
附录二 宋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辽、北宋、西夏时期中心区域图
南宋时期形势图
结束语
精彩书摘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宋史》:
大唐的遗产第一节五代的形势晚唐留给五代的遗产,是战争与混乱。中晚唐以藩镇为乱源的持续的局部战争,耗竭了唐室的生机,席卷南北的黄巢起义,遂将它和东部旧藩镇一同推向倾颓。“后黄巢时代”的二十余年,它之所以能延一丝余息,那是因为,没有哪个“诸侯”可以独大之时,仍将“天下共主”供在神坛上,还是有必要的。
九世纪末期,经过黄巢的“洗礼”之后,最强盛的“诸侯”已不再是安史之乱以后长期跳踉的河北藩镇,而是少数几位“边缘”的军阀:由黄巢阵营归唐的朱温,在塞北艰苦经营多年的沙陀人李克用。两者的身份都比较边缘,却活动于唐的核心地区关内、河南、河东,他们不属于中晚唐典型的偏霸一方的藩镇,而是更有活力的暴发户。排在他们之后的,才是幽州(今北京市)卢龙镇等有悠久历史的旧藩镇。
唐末的政治舞台,就是以朱、李两方的殊死搏斗为主线,卢龙镇等旧藩积极参与的全武行。旧藩的力量被朱、李迅速整合,从而使中原完全参与到两方的血斗中去。
我们可以在唐末和五代前期看到一个令人欣慰的迹象:最大的藩镇将要变成皇朝,而其他旧藩镇将陆续被消灭,其地将成为新皇朝的可控疆域。至少在中原地区,各方混战可望在不远的将来结束。但是,宁定之前是不遗余力的血腥厮杀。李氏的晋政权由塞北南下克河东,而后东向平河北、陕西,再渡河灭后梁,横扫中原,其间魏博、易定、泽潞、卢龙诸雄藩纷纷殄灭,便是经过连年血战、流血漂杵始获的成就。
在李氏灭梁建立后唐之后的三五年间,似乎出现了再次统一的征兆。中原已定,李氏旋即对前蜀用兵且战胜攻取,荡平南方的前景隐现。然而篡弑与兵变相仍,又以石敬瑭引入契丹援兵使华夏一统的可能性一时又化为乌有。五代仍沿着离乱的路径走下去。
若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以后两百年之乱局是由安禄山发其端,那么,黄巢可以说是第一次转折的缔造者,他促成了原有的藩镇格局的瓦解。而石敬瑭则导致了第二次转折,藩镇体制即将被终结之时,他阻滞了这个趋势;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重臣篡夺政权的连续过程,并且使草原势力深度介入华夏政局。自后晋始,中原的动荡换了一种方式,藩镇已无掀动全局的力量,而核心层的冲突,却频频导致改朝换代;中原政权惯用的“以夷制夷”,由于自身的内耗以及契丹控制塞外的形势,再无施展的环境,而契丹则得以施展“以夏制夏”的谋略。
在最内层,对各个短命皇朝来说,北方诸藩镇已不是主要的威胁,主要的乱源已悄然发生变化。致命的祸患,来自卧榻之旁。同样是篡弑与兵变、是离乱,但后唐末以降,先是亲从,后是禁军首领,这两类直接威胁到皇权的人员,都是身处中央的重臣大将,真正是“心腹之患”。石敬瑭、刘知远皆以亲从而致藩镇,兼有两种身份,而郭威主要是以亲从的身份发家。至赵匡胤,以禁军首领的身份转移了政权。时人对这种转变是否有清醒的认识,直接决定稳定的新皇朝能否成立。外层,藩镇力量大幅削弱,但藩镇叛乱仍是代代有之,由旧藩镇生成的割据政权——所谓十国——也是生生不息。最外层,草原的力量已经壮大——这是历代中原政权大多遭遇过的,并且非常稳定——这是前代政权很难得遇到的。这互相扣联的三环,便是后晋以后华夏的大致形势,是宋立国的背景,也是它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
前言/序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2014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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