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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是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项目，同时又是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项目。成果于1988年1月出版。此书的宗旨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精神，阐释汉语的结构规律，为语言理论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

目录

自序
绪论：西学东渐和中国的语言学
第一编 一般原理
第一章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
第二章 语言的结构原理
第三章 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原理
第四章 汉语的结构原理
第二编 音韵
第一章 声母和声母系统
第二章 音系的结构原理和元音系统的演变
第三章 韵尾的变化和阴阳对转
第四章 声调的性质、起源和发展
第三编 字和汉语的构辞法
第一章 字和汉语的理据性编码机制
第二章 字族和汉语的语义结构
第三章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单字结构格局的解体
第四章 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
第五章 音义的相互转化和变音构辞法
第四编 语义句法
第一章 字和汉语的语义句法
第二章 语义范畴
第三章 字块和它的标记
第四章 字块和语序
第五章 有定性范畴和语法结构
引用书目
新版后记

精彩书摘

　　二 音义结合的理据性和汉语的编码机制
　　1．1．2．1 和希腊一罗马传统的约定说与规定说的争论相似，早期的汉语研究也有“名”、“实”关系的争论，不过情况不同于希腊一罗马传统。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多是规定论者。关于“名”与“实”的关系，老子就已有明确的规定性的论述，认为“名”生于“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二十一章）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在虚无飘渺、恍惚不定的“道”中已可隐约地看到真实事物的形象，已存在着名称的精素，可以据名去观察万物（众甫）。这就是说，万物在它飘渺恍惚的状态中就已经有了名称；名称与它所指的对象同生同在，不可分离，从古到今没有变化，人们可以据名去认识万物。如果说，这一表述有点混沌和叫洸惚”，那么管子的叙述就更明确了，认为“名生于实”（《九守》），“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心术上》）。这些论述讲的都是名称决定于现实现象的性质，相当于希腊一罗马传统的规定说或理据说。不同的是，汉语的规定说不仅是一种哲学学说和语言理论，而且深入社会政治生活。孔子正名说的哲学思想根源就是名实关系的规定说，到了西汉的董仲舒，就借“圣人”之名把名实关系的规定说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结合起来。认为“名号之正，取之天也”；“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源于规定说的正名理论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要求人们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维护社会秩序，不得逾越。（参看姚小平，1992）名实关系的规定说或理据性在古代的各种学说中都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些讨论似乎说得远了一点，但由于这是与汉语的编码原理有关的重要问题，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介绍。
　　汉语研究中有没有相当于希腊一罗马传统的约定说的观点？过去人们一直引用荀子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苟子．正名》）的观点，认为这是汉语研究中约定说的代表，并以此证明我们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种音义结合任意性的论述，远远早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学说。细阅荀子《正名》篇，这里的“约定俗成”与语言中音义关系的约定性不是一回事儿。《正名》篇是为了批评“公孙龙、惠施之徒乱名改作，以是为非”（见《荀子集解》题解）而写的，为的是循名守实，建立和维护一种有秩序的社会制度：“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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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这是一本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理论语言学著作。
　　汉语有悠久的语言研究历史，与希腊一罗马、印度的语言研究一起构成了世界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每一个传统都有自己的特点。汉语研究的传统重实际语言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很少进行理论的探讨，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系统的理论语言学论著。现在流行的语言理论都是从西方语言学中引入的。这样，“中国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所有的语言理论都是外来的”就成为汉语学术界的一种通论。面对这样的议论，从事语言研究，特别是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人一方面不得不承受这种压力，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这种严酷的、与国家的学术地位不相适应的现实。从无到有，在建立一门新学科的初期，介绍和引进是必要的，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以发展自己的语言研究，也是完全正确的，但老是躺在西方语言理论、方法的“大床”上咀嚼人家“吃”过的东西，总不是发展学术研究的正确和有效的途径。正确的办法应该是“结合”，把西方的语言理论和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揭示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阐释它的普通理论意义。但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吕叔湘，1986b）。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基本上是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探索“结合”的道路，虽然开创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也给汉语的研究带来了“印欧语的眼光”，用印欧语的结构原理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追溯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立脚点。以往的“结合”基本上以印欧系语言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把汉语结合进去研究，而不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去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因而难免出现用西方的语言理论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这样的弊端。根据百年来的“结合”的经验教训，我们想转移“结合”的立脚点，就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阐释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为语言理论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这一设想实在是“雄心可嘉，壮志难酬”，不自量力。但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的状况总得设法改变，总得有人迈出第一步，哪怕摔倒了，碰得头破血流，也可以给后人做一块“此路难行，过往行人，小心在意”的路标。鉴于此，我们也就不自量力地去走这艰难的第一步．
　　我们清楚地知道，前进的道路荆棘丛生，为了减少阻力，尽可能把“路”走得好一点，稳一点，差不多花了近20年的时间，分三个阶段摸索前进。第一阶段（1978—1981）是和叶蜚声先生一起，从总结入手，考察“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和音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便从中了解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成效和局限。我们发现，音韵研究的“结合”的成效远远强于语法研究，因为音韵研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而语法研究由于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受西方语言理论的束缚太大。这一考察对我们后来的研究很有启发。第二阶段（1982—1986）是联系汉语方言和音韵的研究，吸收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撰写专著《历史语言学》。这一阶段我们对‘‘结合”的研究有了一点深切的体会，就是在文白异读的研究中总结出一种新的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现行的历史语言学理论。这说明，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是可以总结、提炼出相关的理论和方法的。我们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鼓励，因而增强了我们在“结合”的道路上继续探索的勇气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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