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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分1900～1949和1950～2000两部各上下册，近200万字，搜罗广博，20世纪中国史学之重大事件与重要著述，尽在其中，堪称百年史学之“历史回顾”、“世纪盘点”。

内容简介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套装上下册）》以20世纪后50年中国史学重要事件和重要著作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收入。《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套装上下册）》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套装上下册）》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员，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现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新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并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主编有《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

目录

1950年1953年1956年1959年1962年1965年1968年1971年1974年1977年1980年1983年1986年1989年1992年1995年1998年1951年1954年1957年1960年1963年1966年1969年1972年1975年1978年1981年1984年1987年1990年1993年1996年1999年1952年1955年1958年1961年1964年1967年1970年1973年1976年1979年1982年1985年1988年1991年1994年1997年2000年后记

精彩书摘

　　4月　　谢天佑、王家范在《学术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产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作者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运用于农民战争史研究，认为农民战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个体经济的租佃农民是封建社会再生产的承担者，再生产、扩大再生产都取决于这种个体经济的兴衰。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与生产过程的个体性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封建社会再生产中断的总根源。只能是再生产的中断引起农民战争，绝不是农民战争造成再生产的中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私人地主的剥削造成再生产全国性、周期性的中断，因而导致大规模农民战争周期性地爆发。农民战争能够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最腐朽的环节，重新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使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从而使已经瘫痪了的社会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因此能够起到恢复再生产的作用。　　胡守为在《学林漫录》第五集发表《略谈陈寅恪先生的诗文证史》。　　该文以陈寅恪《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这篇考据文章为例，详细分析了陈氏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和治学态度。作者认为，陈氏的考证之法主要不依靠版本的校勘或章句的训诂，而着眼于事物的相互关系，找出事物的发展过程，使考证立于更为可靠的基础。他综观私家著述的小说和官修史书的长短处，采取科学的态度，去伪存真，把私家小说与官修史书提高到同等地位，应是我国史料学上的新创。　　该文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赞扬陈寅恪考证之学的论文。　　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二战史专著，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大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战争的序幕、起点、性质等问题，对于欧、亚、非以及太平洋地区各个战场的战争进程作了全面展示，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　　齐鲁书社编辑部编《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　　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历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联合召开尚钺学术纪念会。　　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收12篇文章，包括《鸦片战争前后“士林风气”的变化》、《农民战争的高峰和天京的悲剧》等。　　何兹全《读史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选编了作者的16篇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分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古代兵制等。其中《汉魏之际说封建》一文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作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看法。　　漆侠《求实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钟达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　　该文是作者发表于1981年《历史研究》第3期的《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的增订稿，文章对“五种生产方式说”提出质疑，否认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奴隶制社会。作者认为，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究竟是存在着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三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只存在着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或者只有封建制（广义的）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

前言/序言

　　呈现在学界面前的这部书稿，动议于2002年春，着手于2005年9月，撰作过程迄今已历十数年。这样一项工作竟耗去如此久的光阴，实在出乎当年的想象之外。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以为两年、顶多三年即可结束此项工作。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感觉前50年的中国史学，基本上已有定评，尘埃落定，而后50年的中国史学，则是笔者的专攻所在，许多东西虽然是非未定，但文献相对比较熟悉。鉴于上述两端，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能尽快结束战斗的乐观预期。
　　谁知工作一旦展开，困难即接踵而至，小到一系列细节的考订，大到一部著作学术史意义的估定，无不颇费周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是对我们十多年来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撰作编年，当然首先要求对史学文献和史学事件做出时间上的定位，而不少文献事实上已很难查找，有的甚至已渺无踪影，也有太多的史学事件被辗转误传。对这些非常模糊乃至以讹传讹的文献或者事件的精确化考订，耗费了我们巨量的心血，乃至让我们苦不堪言。例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一部划时代名著的初版时间，就存在着多种说法，其中，《郭沫若年谱》的说法是：1930年3月20日，我们遍检文献，根据其最早版本确定是在1930年1月20日。再如，李泽厚关于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论断广为流传，但这一论断究竟出在何处，众人均语焉不详。我们查阅了大量书刊，最后才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94年6月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刊登的一封不起眼的李泽厚致编辑部的信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会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原因在于，这项工作基本上是前无所承，几乎是白手起家，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基础做起，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敢懈怠，因为这是一部工具书、资料书，“准确无误”自然是基本要求。我们不能为追求进度而牺牲准确性，而是需要一种蚂蚁搬家般的耐心和毅力。这样，工作就只好年复一年的推延下来，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仍不令人满意。其中之艰苦，实难与外人道也。中间有几次甚至想中止这项工作。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我们用十余年的时间坚持做完这部史学编年呢？
　　笔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喜读学者年谱和历史编年，以为它们比传记和普通的历史叙述更有趣、更全面、甚至更有意义。年谱和编年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容纳空间的存在。而普通历史写作的一大问题，是历史叙述的强大内在逻辑，迫使叙述者把空间时间化了，牺牲了空间的共存性，成就了时间的一维性。历史的本质是变迁，变迁的参照是所谓时间，而时间的本质则是事物或现象的先后秩序，所以历史写作就只好迁就时间的要求。花开数朵，但只能一枝接着一枝表，无法在语言上同时呈现，这样就出现了先后问题。历史写作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历史叙述几乎都牺牲了空间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唯有年谱、编年、年表等体裁，可以静态地同时兼顾时间与空间，可以呈现同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多样化甚至是多元化的事实存在，——至少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事实的存在。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学是过渡形态的历史学，过渡形态的历史学复杂多变，可谓新旧参半，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编年这种体裁恰好可以同时容纳这些不同的事实。
　　推动我们用十数年的力量做编年的另一个更重要因素，是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而言，“20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不是3世纪、5世纪，也不是17、18世纪，它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从世纪之初梁启超《新史学》对以往中国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全面清算开始，中国现代史学从无到有，全面铺开，不断深入，曲折推进。也正是从此开始，以往的史学全部被归并到“传统史学”的范畴，而此后的史学则全部被纳入到“现代史学”概念之中。不管此后的历史延伸多久，——不管延伸30世纪还是40世纪，人们都会把20世纪的历史学作为自身的起点，而把此前的历史学当做自己的“史前史”，或仅仅当作史料使用。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已无法放置在同一个范型内予以考虑了。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是一次新的日出。所以，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就具有特殊的分水岭的意义，而研究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在我们看来，紧跟20世纪的脚步，撰写一部详实的编年，无疑是推进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如同前面所说，这部编年从发凡起例，到条目甄择，从材料收集，到细节核实，几乎均前无所凭。开山辟莽，前驱先路，是撰作这部编年给我们的最大感受。万事开头难！实际上，最难的，还不是“开头”本身，而是如何坚持“客观性”这一治史原则。为了这一原则，我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精力。对前50年的历史学界来说，这一原则坚持起来问题不大，甚至对后50年的“前17年”来说，问题也不算太大，最难斟酌的是“文革”后的20多年，其中，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尤甚。其故在于：第一，这十年论著之多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遍览不易，究竟选择哪些论著入编，确难把握；第二，离当下太近，没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许多论著的价值是无法即时作出判断的；第三，作者与此一时期的许多研究者均为同辈人，这更增添了格外的难度。为了克服上述困难，我们已尽最大努力：尽最大努力去收集资料、考订史实和细节；尽最大努力克服“偏见”和局限，追求“客观”和全面，尤其是关注易被忽略和被掩盖的东西。其中，最为我们所倾力的，是那些具有创始、开拓、突破和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毕竟是我们编撰这部编年的基本宗旨。
　　主观上的追求是一回事，但客观上能或已做到什么程度，则有待学界的检阅和时间的审查。令撰者感到欣慰的是，读过本部编年初稿的学者们均给予这项工作以较高评价。出于审慎和郑重，我们于2012年将编年稿本送呈12位学者审读，这12位学者来自不同研究领域，既有世界史又有中国史，既有史学理论，又有具体学科，既有专门史，又有断代史，而且这12位学者多是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我们恳请这12位专家既审读与各自专业相关部分，又通审全部稿本，而审读的重点在于：有无重大遗漏？评估是否准确？体例完善与否？最后这12位专家均就和自己的专长相关部分和全部编年，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态度之认真令人感动。之后，我们的编年团队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研究落实专家们提出的修改增删意见，最后才形成现在的面貌。所以，本书不折不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笔者在这里感谢这些在学术界享有声誉的专家。这些专家在提出建议和看法的同时，顺便也表达了对整部编年的鼓励和赞赏，认为“有功学林”，“厥功甚伟”，“学术意义重大”，还认为编年“不仅具有文献学的价值，更具有学术史尤其是学术史入门与导读的作用”，甚至预言本部编年“将是年轻一代学子们的必读书”，等等，等等。我们深知，这只是专家们对我们这些劳作者的慰劳之语而已，但我们也深为这批最早读者的积极反响所鼓舞！
　　事实上，来自学界的鼓励之声，并不始自这十二位专家，这项工作从一着手，我们便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笔者从这些鼓励声中得出一个结论：当“新史学”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行程之后，无论是史学史研究的从业人员还是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对“历史学回顾”或“世纪盘点”抱有极大兴趣和渴望，而一部详实的20世纪史学编年，将会给这种“回顾”和“盘点”的进行提供基本的凭借。这大概就是朋友们对这部编年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我们由此找到了支撑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我们所付出的心血也将因此获得足够补偿。当下的中国史学界（确实）需要这样一部世纪编年！而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者又何尝不需要自己的专业编年？我们感到，至少以下三类编年需尽早着手：一是断代史编年，如先秦史研究编年，秦汉史研究编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编年，隋唐史研究编年，宋辽金元史研究编年，明清史研究编年等；二是专门史编年，如考古研究编年，经济史研究编年，思想史研究编年，文化史研究编年，经学史研究编年，政治史研究编年等；三是专题编年，如孔子研究编年，《论语》研究编年，《史记》研究编年，《汉书》研究编年，甲骨文研究编年，乃至儒学史研究编年，道教史研究编年，佛教史研究编年等等。相信这些编年不仅具有学术史回顾的价值，更具有指引当下相关研究方向的作用。历史研究者不仅要指导社会，他自己也同样需要自己历史的指引。而只有当这些编年出现之后，一部详实丰满的20世纪史学编年才可以预期。至于我们这部编年稿本，表面上是得风气之先，实质上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由于20世纪中国史学文献卷帙浩繁，如恒河沙数，此书篇幅虽巨，仍难以均衡地照顾历史学科内部的方方面面，舛误之处想必所在多有。限于学力及识见，难免会漏收少量具有一定学术史价值的作品，留下遗珠之憾；同时，也可能会有不该收录而予收录的现象发生，給人以鱼目混珠之感。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最感惶恐的。另外，书中对于若干作品和史事的评价判断也不无可议之处。这里补充说明一点，编年从编纂构想到体例制订，从框架设计到具体作品的评价口径，特别是对那些敏感时段敏感作品的把握和去取，均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笔者来进行和决断的。因此，本书若有这方面的问题，应由笔者来负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诚恳期待着来自学界和读者的批评。
　　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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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要特别感谢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常绍民先生以及商务文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波先生对 本编撰团队的厚爱，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出版的。也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刘翔先生，刘兄虽然是一个年轻的编辑，但却具有出类拔萃的专业素养，他从编辑角度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为本书增色不少。本书的编撰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最早参加此项工作的是陈峰博士和李扬眉博士，后来李扬眉因另有任务退出，郭震旦博士和姜萌博士陆续参加进来，并成为主力。笔者感谢这批年轻的博士，没有他们的十数年的辛劳，笔者的愿望永远无法成为现实。在这十多年中，他们也逐步成长起来：陈峰目前已是山东大学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之一，在“民国学术史”领域已享有一定声誉；郭震旦副教授在学术界亦已崭露头角，有先前出版的《〈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和此部编年（1950－2000）为基础，相信他在“共和国学术史”研究上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厚积薄发，此之谓也；姜萌作为我们这个学术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目前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他特别勤奋又能吃苦，并有相当的悟性，我们期待着他在“清末民初学术史”研究领域破土而出。除上述三人外，张富祥先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李平生先生（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一直怀着极大的热忱关注着本书的编撰，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李扬眉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李梅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俞艳庭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蒋海升博士(山东政法学院教授)、杨华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广友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宜山博士（《山东大学报》主编）、王绍樱硕士（《文史哲》英文版行政助理）等，都程度不等地为本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不必不如师”，正在笔者这里变为事实。我为自己与这批英才结下师生缘份而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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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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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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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编撰过程中，本书有幸得到多个基金的资助。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提供的后期资助，特别是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对书稿所提出的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本书的修改、提升和完善，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杰出学者奖励基金”、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及“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团队基金”，也先后对本书提供了资助，没有这些资助，本书的编撰将寸步难行。笔者在此代表这个编撰团队，对山东大学社科处历任主政诸公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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