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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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恺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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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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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53220
版次:1
商品编码:1180836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92
字数:338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苏秉琦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具有崇高的地位,考古学家徐苹芳称他为考古界的“尊神”。他是中国考古学主要开创者之一,奠定了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构建了考古学高校教育体系,一生诲人不倦,桃李遍天下。本书从儿子的视角,还原了苏公生动丰满的的父亲样貌,更树立了一个伟大考古学家的形象;通过讲述与苏公同一时期其他学科代表人物的故事,体现了我国上世纪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知识分子的生存、工作状态,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历史风云。

内容简介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分前、中、后篇将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学术和心路历程分为起步、积蓄、爆发三个阶段。对他青年家庭富足,中年经历沧桑,晚年学术成熟的人生脉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记录。他幼年时,祖上和李士曾家颇有交往,家中富饶,父亲对他这个老儿子寄予厚望;青年时北上求学,师从徐旭生,走上了考古之路;中年随北平研究院迁到昆明,开始了学术上的储备;“文革”时期,家中变故,师长和朋友们相继离去,思考却未停止;老年时,厚积而薄发,科研和教育成果丰硕,《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集学术大成之作。苏公一生的经历过往,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书中描写的重大事件、涉及的和苏公同一时期各个学科的代表人物,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情怀和精神风骨。

作者简介

  苏恺之,苏秉琦长子。1937年生于北京,195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1972年调入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1985年起任研究员。从事地壳形变观测仪器的实用化研究。

精彩书评

  苏秉琦先生已具备了作为一位现代学者所应有的完美的人品,深知要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以最能打动人的方式公著于世,不仅是通过个别对话,而且也应面对广大的公众读者来交流信息。
  ——傅吾康,德国汉学家

目录

自序
--写在父亲投身考古工作八十周年之际
前 篇
最早的童年记忆 3
父亲是属鸡的
我看到他开怀大笑
苏家,高阳,仝和工厂
不分家的"分家"
北上求学:他的第一次抉择
给冯玉祥讲课
徐旭生之一:亲其师而信其道
娃娃亲
斗鸡台:他在梦里喊的名字
令人惊讶的两件真事
立业成家:举迁北平之喜
抗战情结之一:韩振江去"那边"了,我们的热血曾一起沸腾
南下昆明:他的第二次抉择
如诗如画黑龙潭 52
黑龙潭: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清贫却快乐着
中央机器厂: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徐旭生之二:"大学的校长,我的好老师"
而立之年读"天书"
至交校友俞德浚
云南自费考古梦的破灭
小家,大家,国家
与一对农民夫妇的情谊
胜利了!
"月是家乡圆"
回北平:他的第三次抉择
我们能回北平了
中 篇
再回北平 89
金秋团聚北平
西直门大街26 号:文人荟萃的家园
赞扬生命之一:花草和精神世界
北平城解放
留在大陆:他的第四次抉择
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差事:买报纸
莫逆之交王天木
倍加推崇裴文中
德国友人傅吾康
不学俄语和学术自由
出版著作和野外发掘都开始了
母亲自立梦的破灭
妙手灵心白万玉
抗战情结之二:韩振江回来了
真正的分家
考古界的"黄埔军校"
到北大教书
求真不易
忍辱负重
当个做学问的人 164
认真做学问的人
"香且醇"才是最好:父亲对工作的指标要求
"我的腰板是直的":接待日本考古学者
问心无愧,自有良知
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业务灵魂之一:"学会读书,学会和作者对话"
业务灵魂之二:"学会运用事分为四"
识别好马,志在四方
提出"大文物""大遗址"概念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的发表
苦涩与不安
暴风雨中 199
抄家
画在烟盒上的素描图
居住空间压缩,精神空间还在
赞扬生命之二:雷雨过后必有光明
学会忘却
父亲给我的第二个差事:探望徐老伯
爱国、爱民族、爱文化
父亲给我的第三个差事:"去看看你三伯父吧"
清高,尊严
低头才好爬山,你就老实干活吧
区系类型理论
求索"石峡文化"
业务灵魂之三:学会工作方法
幸福,知足
忘却了吗?
"双达"勇士
后 篇
呼喊始于年七十 245
四处奔走,游说有余
传奇般的真实故事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
考古为"大政治"服务
唐兰先生送来的厚礼
离开北大,谢幕讲坛
"世界的中国"
三星堆:"真正的巴蜀"
师生情同父子
难忘的1985 年
搬到昌运宫
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
"我更喜欢勇往直前的精神"
喜见科普工作已起步
辽西的考古事业
考古先驱李济
我的时间不够用了
毕生一役,无怨无悔 308
人老念故情
支持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
"告状信"
八十忆孟真,谈学科建设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保护
长者为尊:白寿彝
谁先到达美洲?
桑干河,东方文明的一个摇篮
槐树,涿鹿
西周燕下都遗址的小典故
难忘的1994 年
《圆梦之路》发表前后
天地君亲师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出版前后
张光直与许倬云
对"中国特色""中国学派"的学术情结
对生命的总结
遗嘱
余音绕梁 380
魂归大海
母亲离去
余音绕梁
后记 387

精彩书摘

  如诗如画黑龙潭
  (1942~1946年)
  黑龙潭: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父亲准备好了我们的居住地——位于昆明北郊黑龙潭的清水龙潭东面的小山坡上。现在黑龙潭已是著名的公园游览区了,那时则是个道教的重要庙宇,大约有50个道士居住在小山坡处的“上观”,也有少数道士住在下面的“下观”。我们家就在下观对面隔着“清水龙潭”的薛尔望祠堂里。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年多,我的弟弟悌之和妹妹慎之、怡之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虽然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抗日战争前途未知,生活条件极度清贫艰苦,但这里确确实实给了全家人难忘的快乐时光,也让我度过了最珍贵的金色童年。
  这个祠堂有主厅,三个墙面都竖满了赞颂的碑石,两边是侧房。院子的朝向和其他地方不同,主厅的朝向是西面的清水龙潭。院子里除了种植的兰花草外,还有四棵树:樱桃、石榴、海棠和一棵“痒痒树”。其中前三棵都能结出丰满的果实,或许是有纪念薛公的含义吧。
  那时候这个院子,是游人常来观光瞻仰的场所。最能引人注意的是那棵“痒痒树”,用手慢慢摩擦一会儿树干,顶端的树叶和树枝就会摇动起来,据说是薛公的魂灵还在这里。
  在主厅和右侧房之间,有个小的过门,门里面又是一个小院子。这个院子是一个中年道人和他徒弟两个人的住所和菜地。两个道人的任务就是看管这个祠堂。游人多时,徒弟在院子里摆小摊出售他们拓的各种石碑拓片,同时经营着山脚下清水龙潭湖南侧的小茶馆。由于市区里的人为躲避敌机轰炸“跑警报”而常来此地,生意还算兴旺。
  两排面积不大的侧房空闲着,就租借给了研究院的职员。我家住在北侧房,南侧房是两位单身汉。1979年,我看到祠堂已自然塌落,游客很少,“痒痒树”也枯干了。到了90年代,那里已把旧房拆除,杂草丛生。现在几乎没人知晓,更无人观光了。只有山下的坟墓依旧,望着世间的巨变。
  父亲已经添置好了最基本的家具,有长条木板床、几个凳子和一张吃饭小桌,还有做饭用的炊具和日用品,例如那时挺贵的手掌大的玻璃小镜子、煤油灯等。第二天,父亲请俞德浚伯伯的妻子俞伯母来我家里,指点如何点燃和使用这里烧木炭的小炉子,它是用泥巴打制的,用于烧水做饭以及取暖。自此,两个家庭成了世交,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俞伯母对我母亲说:“我没想到,秉琦兄竟然是这么细心的人,连酱油醋瓶子都准备好,还给打满了。”那时,玻璃瓶子也
  是稀罕物件。
  俞伯母还特意告诉母亲:你家不需要买肥皂啦,看,你家院子前方有这棵皂角树,到了秋天会结出许多皂角来,你把它撮泡到水里就能洗衣服了。又说:你们每天都能喝山下“珍珠泉”的泉水,那水很甜啊。
  “七七事变”后,有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来到了大后方。昆明北郊的“龙头村”,是西南联大的主要集中地之一,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在这里居住过,如钱临照、赵九章、范文澜、闻一多、朱自清等。报载,冯友兰的旧居,梁思成、林徽因自建于此村的“三间房”旧址等现已找到。而北平研究院则集中在黑龙潭南边的“蒜村”西侧(此地现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一个生物制品公司),有严济慈、钱临照师生为主的物理学人员和历史学界的徐旭生及我父亲等在此工作。此后,历史所又在东南方向的落索坡驻地,建了简陋房子。而植物学界的俞德浚、蔡希陶等人则居住在蒜村与黑龙潭之间的植物园里。
  我长大后知道,北平研究院里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比我父亲年长,所以我自幼便知道要称呼他们为伯伯,而称叔叔的人很少。再以后我又注意到,绝大多数人都是喝过洋墨水的,没喝过的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出过国。唯独我父亲,从没有离开过这片热土。
  这些知识分子们在黑龙潭“自行加压”,自觉地做着可以做的工作,谱写了许多感人的篇章。徐旭生和父亲的办公室起初是租借了上观里主殿的西厢房的楼上,和另外一两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这里是现在游人必然会去的唐梅宋柏庭院,正面是大雄宝殿。西厢房前还有一棵生长良好的高大的茶花树(明茶),它和唐梅宋柏并称为“三异木”。
  父亲回忆道:“每当茶花盛开时,我开窗就能闻到它独有的气息,我站在木走廊上伸手即可轻轻触摸到鲜亮洁净的花瓣,早上还能看到珍珠般的露水,真是难得的享受。”我们在昆明的时候,这棵茶花树下端的枝杈生长良好,但它下方的几个枝条已在80年代后因衰败而被砍掉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惋惜地说:“这是自然规律啊!”
  ……
  至交校友俞德浚
  在黑龙潭的南边,有个昆明植物园,它的前身曾是静生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我最早看到这里的园长俞德浚先生,是在他的工作室。他中等身材,稍瘦,身穿西服,精力充沛,话语不多,整日埋头仔细查看数也数不清的植物标本。他的四周堆满了存放运输植物标本用的木箱子、盛放树叶标本的展柜,还有粗大树木的横切面,像个大菜墩。
  他是父亲北平师范大学的老校友,生物专业,生于1908年,比父亲大一岁,毕业则比父亲早三年(1931年)。由于他的成绩很好,因此没有像多数人那样上两年预科,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母亲说在抗战爆发前,他已经做出了优异成果并担负了很重要的职务(时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后又兼任云南大学农学院教授)。他采集了几万件标本,能记住上万种树木花草的名称,得到很多人包括外国学者的钦佩。
  父亲和俞伯伯,所习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家乡不同,却成了好朋友。他们的交往始于一起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交谈中,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并都因为功课好受到老师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迁往大后方,我们两个家庭也建立了友谊,并延续了两代人之久。一次,我们两家孩子一起玩耍,俞伯伯给了我们桃子吃并说:“桃子原来只是咱中国有,后来才传播到全世界的。我也要设法把一些外国的好植物品种引进到咱中国来。”
  我长大后,父亲给我讲了许多俞伯伯的故事。他家境贫寒,在大学期间因出色表现受到了当时植物学家胡先骕教授的好评,毕业后先是在胡先生手下工作,做出了明显成绩。他敢于冒险,在有土匪、有军阀混战、有瘴气等生命危险的崇山峻岭中,人背马驮,深入四川、云南境内原始森林,和当时还很落后的凉山彝族部落首领结识,掌握了西南地区的野生植物品种,采集了两万多件珍贵植物的标本(其中有322种为新发现的品种)。其中许多植物的叶、根、果实标本,至今还在北京和南京的植物标本馆展示,并和国外作为交换使用。
  父亲曾带我到俞伯伯的工作室内,静静地看着他整理标本。后来我才懂得父亲是在有意从他那里仔细了解植物学里的分类方法。直到1983年还向他了解了植物学中关于植物区系分类的含义。俞伯伯在回信里说:
  秉琦学兄惠鉴:
  拜读(10月)26日大礼,饮同唔教。嘱问区系一词,原文为flora,指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期的植物群,与动物区系fauna一词相对称。现代植物群可用,古代植物群当然可用。flora一词另一译名为植物志,源于拉丁语。……
  依我之见,父亲思索和提出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一定是从植物分类学那里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
  回北平:他的第三次抉择
  抗战结束后,人们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工作和安排。事后母亲告诉我,有三五位朋友好心地劝说父亲:我们都已过而立之年了,虽然已经胜利了,但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尚待时日,不如趁这个时机先去国外几年再回来,这样的运筹最为合理,而且“你的业务酝酿这么多年了,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留洋了,你需要看看、学学外国的现代考古经验和理论,对己对国都至关重要”。
  父亲却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种子已经发芽,已经有和人家交流谈话的实在的重要东西了,有很好的切入点,我也支持你们出去。可我舍不得呀!——倒不是舍不得我的家,而是我放心不下北平那里的资料。我在北平还有该我做的事情,我的种子在那里。我想尽快回去让种子发芽。一个学中国考古的中国人要拿出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才好和外人对话,我再过十年出去不为迟吧。徐老伯也很支持父亲的决定,说:你我一起回北平做我们该做的几件大事情吧。
  此后,那几位朋友都相继出国了。俞德浚于1947年赴英国皇家植物园进修,他在此期间曾从爱丁堡给我父亲多次寄来人类学、全球经济学方面的期刊,可以看出他对祖国前途的挂念和对我父亲学术的关怀。1949年回到昆明,1952年调到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还有一位比父亲小几岁的植物学家王伯伯,他曾送给我一个“大花脸”的玩具让我记住了他,也前往美国了,去学习“树皮综合开发利用”,1952年回到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
  1945年10月底,父亲突然接到研究院的通知,几天后就和钱临照先生不带家眷赶紧奔赴北平,而且乘坐的是部队的一架侦察小飞机,先去重庆,研究院好不容易给他们联系到的座位。回北平的目的是要尽快地把研究院被日伪侵占的资料、图书、仪器等收回,尤其是务必把房子收回——在中南海里的房子(怀仁堂西四所,系北平研究院的办公地)、东皇城根42号(物理所、化学所、镭学所的旧址)、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大门西侧的部分房屋(植物所、动物所的旧址),将办公家具等固定资产收回,并在副院长李书华的领导下购置职工宿舍,为研究院的全面回迁做行政准备。
  他听了这个安排后,当场就满口答应了,然后才回家告诉了母亲。后来听母亲说,她也当场同意了父亲的决定,尽管当时我的小妹才一个多月大。
  以后的事实证明,如果他和钱伯伯再晚到北平些时日,上述资产就早已成为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军队和军统等部门的囊中物了,想再索要回来是难上加难的。
  父亲和钱伯伯的这两次共事,还有在昆明期间的多年接触,使两家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五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去世时,钱伯伯在唁电里特别提到了他俩这段的经历和友谊,让我深深感动,他写道:
  哀思之际,与先生共处之往事历历又现。抗战期间,余同苏先生共赴国难,坚守滇南八年之久,艰难之际,余与先生同居一方,彼此相互抚慰,幸能苦中有甘。有待抗战胜利,又是先生与我一同领命,先期返赴北平,安排研究院归返。遥想当年世事,转瞬已成云烟伤怀之思,苍然神黯。
  时间紧迫。父亲急于整理他办公室里的资料,捆扎装箱。母亲给他收拾了一箱子衣物,连夜用烧炭炉子和铁熨斗给他烙平西服和白衬衣。
  一天早上我醒来时,父亲不见了,我很伤心地哭了,问:“为什么不带我们走?”母亲哄我说,父亲坐的是军队的小侦察飞机,孩子不能乘坐的。母亲还告诉我,父亲在我们四个孩子都熟睡时,摸了摸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妹妹的圆脸蛋,毅然地提起箱子转身就走了。“你爸的心里也舍不得咱们,”母亲又哄我说,“过不了一个月等有了大飞机之后,咱们就能去找你爸爸了。”但此时,我记得,母亲落泪了。
  后来我得知俞伯母曾和我母亲讲:以前大家动员他出国他不去,我以为他是舍不得这个家和刚出生的老四,现在看出来了,他心里装着那批陶片呢。
  这是他第二次暂时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也违背了他1942年对母亲的郑重承诺:“今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经过这动荡的几年,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三次抉择,时年36岁。父亲回到离别整八年的北平后不久,给我和俞伯伯的大女儿,分别邮寄来了成捆的儿童读物,邮包走了两个月。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么洁白的纸张,印刷得那么好看的彩色书本,高兴地把它抱在怀里入睡。我还常常问母亲,怎么还没有和父亲团聚的消息。
  我们能回北平了
  就在父亲离开昆明后几个月,住在薛尔望祠堂里负责经营小茶馆的神经质老道突然发疯了。据说是和道观里面的道长不和,道长说他私下得了不少收入。他四处扰人,非骂即打。有天下午他把正在院子里玩耍的三岁的弟弟悌之抱在了怀里,并蹿回自己的屋子,倒插上门,将自己的道袍给悌之穿上,抱到他床上念念有词地给悌之磕起头来。母亲急得到处请人来帮忙。终于他的徒弟赶来了,破门冲了进去把悌之抢了出来。
  我们没有好的去处,也觉得为时不会很长了,就到黑龙潭南边约一公里的蒜村里,租了一大间房子住下。这一住,就是半年多。在蒜村的生活更艰苦些。我的两个妹妹,经常被放在一个尺寸倒是合适的木箱子里,一边一个面对面地坐在小凳子上,中间放了一个搓衣板当成她俩的桌面。吃饭时大人稍不注意,苍蝇就把白米饭遮住了(当地的习惯是,住房在二楼,底层是水牛和猪的圈养地)。有一天我们清早醒来时,个个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连忙托人去龙头街买来硼酸洗眼。
  有趣的是,1979年我回访这家房东时,得知在当年的土地改革中,他家是唯一被划定成富农的一户。周围邻居们都说,这家可是个好富农呢。这个村子里没有地主,也没有找到雇农和真正的长工,只有下中农、中农。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父亲时,他说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对的,可就怕教条化,生搬硬套,非要揪出个地主不可。做事情就要重实际,不能死按框框行事。又说这么个大国,各地自然环境不尽相同,生产力不同,生产关系也会有差异,用一个模子、一个比例来
  硬套肯定闹出别扭。
  父亲走后半年,母亲有两次接到研究所的通知,都说快准备吧,不久就能飞往重庆了,而且有位中年男人和你们同往,一路负责照料你们。说得很真。当时从昆明去重庆的机票极难买到,母亲急着把可以送人的物件都处理掉了,可是回北平的事儿却没有了下文。
  1946年7月底,我放暑假前夕,母亲第三次接到通知,说这回快了,请准备,但此时她却有点儿麻木了。不料几天后得知,就乘后天的飞机。母亲告诉我明天不要去上学了,不一会儿,俞伯母来了。母亲看着她一面笑一面流下了泪水,把眼镜都湿遍了,过了片刻才说出话来。两人连夜收拾好了一小行李箱子衣物,第二天又雇了辆马车把我们拉到了昆明飞机场,办理手续,再到旁边的小旅馆住下。
  第二天清晨在飞机场,遇到了那位西服笔挺的中年人,但他没心思看我们一眼。
  在飞机上,我望着白云,望着灿烂的朝霞烘托着初升的太阳,新奇感油然而生。九岁的我隐约知道,崭新的一切开始了。
  ……

前言/序言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探寻文明的源头,重拾失落的记忆 中国考古学,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它承载着我们对远古文明的无限好奇,也连接着我们与祖先的深层对话。而苏秉琦,这个名字,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探索之路,也定义了一个时代。本书,并非枯燥的学术论述,也不是冰冷的人物传记,它是一段父女情感的温情回溯,是一次对中国早期文明波澜壮阔探索历程的深度凝视,更是一幅由个体命运折射出的时代变迁的生动画卷。 作者,苏秉琦先生的女儿,以亲历者的视角,将读者带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窑洞里的灯火通明,有戈壁滩上的风沙漫卷,有古城遗址下的汗水与心血,更有那个风云变幻、充满激情的年代。通过女儿的眼睛,我们看到的苏秉琦,不再是教科书上那个高高在上的学术巨擘,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普通人。他热爱家庭,珍视亲情,但在考古事业面前,他又是一个全身心投入、忘我工作的“拼命三郎”。 一、 父亲的足迹,时代的缩影 本书的叙事,以苏秉琦先生的考古生涯为主线,串联起他的人生轨迹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脉络。从青年时代怀揣报国之志,远赴日本留学,接触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到回国后投身于田野考古的艰辛实践,再到晚年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宏大思考,苏秉琦先生的每一步,都与时代的洪流紧密相连。 1. 启蒙与求索:日本的学术洗礼与早期实践 苏秉琦先生早年留学日本,那是中国学术思想深受西方影响的关键时期。他在日本接触到的考古学,已发展出严谨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体系。在这里,他不仅学习了扎实的考古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思考中国自身的古代文明,并萌生了用考古学的方法去探索中国历史真相的宏愿。回国后,他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掘,如殷墟遗址的考察,这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早期在考古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初步的认识,都体现在他早期的研究论文和报告中。 2. 拓荒与奠基:战乱年代的坚守与辉煌 抗日战争的烽火,并没有阻碍苏秉琦先生对学术的追求。恰恰相反,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反而更加坚定了用考古学证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决心。他辗转各地,参与并主持了许多重要遗址的发掘,如城子崖遗址、洛阳王湾遗址等。这些发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运用当时最先进的考古学技术,对遗址进行科学的勘探和发掘,并在此基础上,对遗址的文化内涵、年代序列以及聚落形态进行深入分析。他的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的空白,也为我们认识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社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3. 洞见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苏秉琦先生更是迎头赶上,他的学术视野不断开阔,研究方法也日益创新。特别是他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划分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提出了“古文化分期”、“文化类型”等重要概念,并基于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勾画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他尤其关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逐渐形成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初步认识。 4. 宏图与展望: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伟大探索 本书中,作者将详细呈现苏秉琦先生晚年最为重要的学术成就——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性探索。他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遗址或文化,而是将目光投向整个中华大地,试图构建一个更加宏大和完整的中国文明发展图景。他提出的“满天星斗”说,打破了过去“四大古文明”的单一中心论,认为中国文明是在多元化的文化基础上,经过长期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是中国大地孕育出的独立而又统一的文明。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融合体”,强调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特性,以及各民族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这一理论,不仅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二、 家族记忆:父女情深中的考古人生 除了学术成就,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通过女儿的视角,展现了苏秉琦先生作为父亲、丈夫、朋友的另一面。 1. 父亲的严谨与温情 作者回忆起父亲在家庭中的点滴,既有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也有对孩子们的关爱与教导。她会记录下父亲在饭桌上谈论考古发现时的神采飞扬,也会描绘父亲在工作间隙,给孩子们讲故事时的慈祥模样。这些细节,让苏秉琦先生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个伟大科学家背后,温暖的家庭生活。作者也会提及父亲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或者“小故事”,比如他对某些事物的执着,或者他对年轻学者的鼓励,这些都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感觉亲切。 2. 母亲的理解与支持 考古工作常常意味着艰辛的奔波和长期的离别,作者也会借此机会,展现苏秉琦先生的夫人,也就是作者的母亲,在那段岁月中付出的理解、支持与默默奉献。正是有了这样坚实的后盾,苏秉琦先生才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他所热爱的事业中。她会回忆起母亲在家中操持家务,等待父亲归来的场景,以及母亲在丈夫面临学术争议或生活困难时给予的鼓励。这种夫妻间的默契与支持,是成就一位伟大人物不可或缺的力量。 3. 孩子们眼中的父亲 作者还会分享自己以及兄弟姐妹们,在成长过程中,对父亲学术成就的认知变化。从年幼时对父亲工作的模糊印象,到逐渐理解父亲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再到对父亲的崇拜与敬意,这些成长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国考古学从不为人知到逐渐被社会认识和重视的历程。孩子们眼中的父亲,可能是那个常常出差、陪伴时间不多的父亲,也可能是那个在学术上追求卓越、对他们提出严格要求的父亲。但更多的是,他们看到了父亲身上那种对知识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三、 时代洪流:个体命运与历史的交织 苏秉琦先生的人生,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本书将细致地展现,宏大的历史变革如何影响了这位考古学家的人生轨迹,以及他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1. 革命浪潮中的学术之路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忧外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再到后来的社会变革,苏秉琦先生的人生,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息息相关。本书将不会回避那个时代的一些复杂性,但更多的是,它会聚焦苏秉琦先生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坚守自己的学术信念,并将中国考古学推向新的高度。他经历了战乱,经历了政治运动,但他对考古事业的挚爱从未动摇。作者会通过一些亲身经历的事件,来展现这些历史背景对父亲工作和生活的影响,但重点在于父亲如何克服困难,坚持学术研究。 2. 学术争鸣与传承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充满了学术上的争鸣与探讨。苏秉琦先生作为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理论和观点,也曾引起过广泛的讨论。本书将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呈现这些学术争鸣,并着重展现苏秉琦先生在这些争鸣中的思考和回应。同时,作者也会强调苏秉琦先生对年轻一代考古学家的培养和指导,他如何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传承下去,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他提携后辈,鼓励创新,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历史的深度与文化的认同 苏秉琦先生的考古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回溯,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启示。他的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本书将探讨,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思想,如何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构建更强大的文化自信。他对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强调,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是一部充满温情、史料详实、思想深刻的作品。它不仅仅是对一位伟大考古学家的纪念,更是对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回顾,是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深情礼赞。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不仅能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感受一位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更能从中获得对民族文化和历史认同的深刻启迪。这是一本属于所有关心中国历史、热爱中华文明的读者的读物。它将带您一同走进苏秉琦的世界,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探寻文明的深层密码。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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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要了解一个时代,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那个时代里的重要人物。这本书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它以苏秉琦先生的一生为主线,串联起了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发展的脉络,以及那个时期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作者在书中穿插了许多关于当时社会背景的描述,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氛围,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种种境遇,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学术研究的冲击等等。这些背景性的信息,让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探索和人生际遇,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深深地烙印着那个时代的痕迹。我尤其对书中关于苏秉琦先生在动荡年代里如何守护学术成果,如何坚持研究的描写印象深刻。这种在逆境中坚守的精神,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宝贵品质。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它让我看到了一个学者如何在历史的大潮中,保持独立思考,坚守学术尊严,并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贡献毕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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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说,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既有严谨的学术深度,又不失生动的情感温度。作者在讲述父亲的学术成就时,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文献,对苏秉琦先生的考古理论和发现进行了详实的阐述,让我这个非专业读者也能大致了解其学术贡献的意义。但同时,书中也穿插了许多温馨的生活片段,描绘了苏秉琦先生作为父亲、丈夫、朋友的一面。那些关于家庭的细节,关于父女之间的交流,都让这位伟大的考古学家更加立体和真实。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实验室里一丝不苟的学者,回到家中,也会为女儿织毛衣,也会因为一顿家常便饭而感到满足。这种将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巧妙结合的处理方式,让这本书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乏人性的温暖。它让我明白,即使是叱咤风云的学术巨匠,也终究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情的普通人。这本书是了解苏秉琦先生的绝佳窗口,也是感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一幅生动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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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很有分量,古朴的字体,泛黄的纸张质感,仿佛真的从尘封的岁月里挖出来的一本珍贵史料。我一直对考古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种能够深入了解一位学者一生治学经历的作品。苏秉琦这个名字,我虽然不是专业研究者,但在一些科普读物或者历史纪录片里也曾有所耳闻,知道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这本书光看名字,我就能想象到,它不仅仅是讲述一个父亲的故事,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个人史诗。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够展现苏秉琦先生如何在那个时代的局限和挑战下,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一步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解开那些沉睡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我希望书中能有大量的历史照片、出土文物图片,以及一些手稿、笔记的影印件,这样才能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那个年代考古工作的艰辛与浪漫。同时,我也好奇作者,作为苏秉琦先生的子女,会以怎样的视角去解读父亲的人生,是充满了回忆的温情,还是带着对父亲治学严谨、不畏艰难精神的崇敬?这本书的书名让我充满了期待,它预示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学术人生,一段与古老文明对话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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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让我得以窥见一个时代,更重要的是,让我得以走近一位在我心中逐渐清晰起来的伟大灵魂。苏秉琦先生的名字,我曾听闻,但仅限于模糊的印象。读完这本书,我才真正体会到他对于中国考古学发展所做的开创性贡献。作者用一种近乎于“考古”自己父亲的方式,细致地梳理了苏秉琦先生的生平事迹。从他年轻时的志向,到他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旗帜性人物,整个过程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书中关于他学术思想的阐述,比如他对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见解,让我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有了全新的提升。我尤其欣赏作者对父亲的审视,既有深厚的感情,又不乏理性的分析,没有一味地拔高,而是呈现了一个真实、完整、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一个考古学家的传记,它更是一部关于家国情怀、学术坚守、以及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身价值的史诗。它让我对“历史”这个词有了更深的敬畏,也让我对“传承”这个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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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考古学不仅仅是发掘泥土里的宝贝,更是在与历史的灵魂对话,是在试图拼凑出我们民族的来时路。作者用一种非常朴实但又充满力量的笔触,描绘了苏秉琦先生的成长轨迹。从早年的求学经历,到后来投身考古事业,再到他那些影响深远的考古发现,每一个篇章都扣人心弦。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苏秉琦先生在不同地域进行考古工作的描写,比如他在陕西、河南、山西等地的工作,那些艰苦的条件,那些日复一日的挖掘,那些在无数次的失望中寻找希望的执着,都让我为之动容。书里对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思想也有深入的阐述,他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看到了中国文明并非单一源头,而是多元一体的壮丽画卷。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一个伟大的考古学家,更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看到了无数知识分子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它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考古”这两个字背后的重量,那是对过去的回溯,也是对未来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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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苏先生的生平,感受他所经历的那些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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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专业的书,挺喜欢的,另外 京东快递员人很好,服务给满分,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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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之子为其所作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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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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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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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质量不错,字迹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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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的书,内容装帧都不错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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