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 珍藏本:影响中国的20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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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编辑部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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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5903109
版次:1
商品编码:1182066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名人传记》珍藏本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12-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上

  他们的身影清晰可见

  其精彩人生和真知灼见

  让他们以标杆的姿态

  伫立在中国经济学界的殿堂之上

内容简介

  《影响中国的20位经济学家》是新推出的“《名人传记》珍藏本”丛书中的一本。从创刊已三十年的《名人传记》众多文章中精选出的这二十篇文章讲述的是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贡献巨大的二十位经济学家的人生故事和专业成就,例如陈翰生、茅于轼、吴敬琏、郎咸平等。文章通过生动的讲述,在反映这二十位济学家的人生经历的同时,将经济学理论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告诉给读者。

目录

陈翰笙:历史系走出的“中国农村经济首脑”

杜润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手

顾准的“会计传奇”

“牛虻”孙冶方

薛暮桥:只为经世济民

吴敬琏:改革的守望者

“学术名片”周叔莲

董辅礽:于光远眼中“年轻的老经济学家”

茅于轼: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

厉以宁:股份制经济倡行者

“预测大师”萧灼基

温元凯的“戏剧”人生

张五常:“狂人”之狂

“猎人”周其仁

林毅夫:从金门泅渡到大陆的经济学人

樊纲:目标锁定“中国问题”

魏杰:“风波”中的“风光”人生

胡鞍钢的“草根”本色

说不尽的郎咸平

“刺儿头”许小年

精彩书摘

  林毅夫:从金门泅渡到大陆的经济学人

  林平

  在中国经济学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林毅夫那样引人注目——无论是他的理论成就还是他的传奇经历。

  二十六年前的一个黑夜,台湾金门前哨一个陆军上尉连长的“神秘失踪”,曾惊动了台湾“国防部”,也引起了大陆方面的高度重视。二十多年后,台湾一位老人的去世,使得那桩尘封已久的往事又浮出水面,被传媒和大众闹得沸沸扬扬。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大陆方面愿意为有关人士提供帮助。

  那个“神秘失踪”的上尉连长就是林毅夫。

  林毅夫目前的身份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和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更多的是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2005年5月27日,他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而在此前不久,他更是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虽然我得过许多学术方面的奖,但是能成为全国劳模,却是我心目中的最高荣誉。获得学术方面的荣誉,我是有把握的,因为我了解研究领域的前沿是什么、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林毅夫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投笔从戎的高才生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林毅夫后来从台湾毅然泅过海峡,投奔大陆,实现了父亲和自己的一个梦想。当然,这是后话。

  1971年年初,十九岁的林毅夫入台湾大学农工系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成功岭寒训期间,因受蒋经国感召,他决定投笔从戎,申请转学赴陆军军官学校就读,并立即受到“国防部”的肯定和表扬。在升学主义下的台湾,军校一向是联考淘汰者的剩余选择,林毅夫此举无疑为军校招生的低迷行情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全台各报大幅报道,林毅夫随即成为“国军”的明星。

  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马山连是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不但全连官兵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装备福利都是全师最好的。因为这个连的位置正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两千三百米,透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所以多年来都是金门防务部接待外宾眺望对岸的明星据点。

  林毅夫自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遥望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心潮澎湃,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天然的屏障,硬是生生地将两岸人民骨肉分离,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他痛恨这种人为的分离,却又无法改变现实。

  林毅夫曾听人说,十年前,金东师有一名搜索排长从天摩山下由后屿坡泅水到对岸。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广播就宣扬那名排长“起义归来”。

  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示,他的心情豁然开朗。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念头终于冒出来了。

  金门马山连长神秘失踪

  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泳“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

  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当时,风浪似乎比平时要小。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林毅夫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已泅过两千五百米宽的海域,脚跟触摸到了大陆的土地。睁开眼,他已置身祖国大陆的厦门。

  林毅夫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为防泄露军机,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两天后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

  第一梯次大搜索持续进行十余天,以后又找了好几次,师部的长官甚至还发出“就是把金门地皮翻两番,也要把他给挖出来”的豪语,但一直见不着连长的人影,也没等到对岸广播和在“匪炮”打来的炮宣弹中找到有关的“传单”,最后只得以“失踪”结案。

  然而,金门岛的军心和民心已经浮动不安,每一个人的神经都被绷到最紧张程度,加上谣言满天飞,金门岛一夜间大换防,防卫司令部立即下令全岛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所有战斗位置都要子弹上膛、炮弹待发,宵禁由下午6点提前至下午4点,进出卫哨,只要被问“口令”三次,回答错误,哨兵就可径行开枪射杀,无须对空鸣枪。“国防部”甚至通令外岛部队全面禁止球类活动,据说也与此有关。

  事情发生后,金门岛上谣传不断,有人直指是“叛逃”,也有人说是“落海失踪”。但大家担心的是“可能会发生战争”,且上级又严禁官兵将“事件”告知在台湾的所有亲人,就这样历经近一个月时间,所有作息才逐渐恢复正常,疑团则仍未揭开。

  过了一段时日,台湾“国防部”只好按规定以失踪事由结案,据说还给林毅夫的家属发放了抚恤金,逢年过节依照惯例定时派人慰问。

  然而,时隔二十三年,2002年11月18日,台湾“国防部”高级军事法庭检察署发布新闻指出,原上尉连长林正义(林毅夫原名)涉嫌在1979年5月16日晚上潜往大陆地区一案,经军事检察官调查完毕,已依“投敌”罪,于2002年11月15日发布通缉令。该检察署说,如果林毅夫被判罪名成立,可能被判死刑。

  林毅夫闻讯后平静地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我愿意背负十字架。不过,我希望这一历史的不幸能早日结束。”

  师从大师舒尔茨

  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对于林毅夫的“弃暗投明”,当初许多人并不了解。林毅夫最初想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可是,校方以其“来历不明”将其拒之门外。在北大,林毅夫以其既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英语口语又非常流畅的优势,很快即在同学中鹤立鸡群。

  1980年,中国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舒尔茨自然不会放弃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当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林毅夫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唯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一天,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假思索地说:“想呀。”

  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舒尔茨学习,林毅夫自然欣喜若狂。1982年,林毅夫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远渡重洋,落脚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芝加哥大学俨然成了世界经济学界的麦加。迄今为止,芝加哥大学已经出了九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是有名的“宽进严出”的学校,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博士拿不到学位证书。林毅夫是他那一届三十多名学生中唯一一位在四年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这是他以四年没走出芝加哥大学校门为代价换来的。1986年,林毅夫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十分挂念林毅夫,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不足时,台湾的家中曾给他汇款资助。不仅如此,即使在林毅夫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其哥哥林旺松还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经济研究奖,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得以于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以促进中国高校经济学优秀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优秀学生继续深造。

  与妻子儿女相聚异国

  林毅夫的妻子名叫陈云英。与林毅夫一样,陈云英也生于台湾。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林毅夫就读于台湾大学农工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的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他人、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两颗年轻的心再也不愿分离,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了。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当时,陈云英的儿子已经三岁了,她又身怀六甲。家人都以为林毅夫不在人世了,立了林毅夫的牌位。但是,生性倔强的陈云英坚决不相信,她经常以泪洗面,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数年后,陈云英突然得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欣喜若狂,当即决定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1983年,陈云英带着六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辗转赶到美国,才见到了魂牵梦萦的丈夫,两人抱头痛哭。

  在美国的四年中,陈云英和林毅夫不在一个城市,没法互相照顾。陈云英一边带孩子,一边上课写论文。她花一年半时间拿下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三十一岁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好多次,她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她身上经常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拿到了博士学位。1984年,她曾到大陆参观。1987年林毅夫回国后不久,同年的6月18日,即她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八天,就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在创业的道路上,陈云英备尝了人生的艰辛,但是她的业绩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同,她的品格受到人们的称赞。“承认落后并不是甘心落后,做任何事不可能假手于他人,要自己扛起来干,今天不会,明天就会了。”也许正是靠着这股韧劲,才使她的事业蓬勃发展。她成绩突出,曾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夫妻议政”的典范。

  陈云英是我国第一个拥有特殊教育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在我国是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专家,如今已成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领头羊”。

  “最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即1987年,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我一直没有找工作,都是工作在找我。但是我觉得,自己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我一直认为,真正要奉献的地方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当我回来的时候,感觉成就感很大。大陆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中,我们能研究的东西比在美国相对稳定的社会要多得多。因此不管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中国人,要做贡献都应该回到大陆。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没有动摇过,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十八年后,林毅夫对当初的选择仍是无怨无悔。

  “我每天的时间表是早晨7点起床,凌晨12点之后离开办公室,二十多年不休星期天。即便从国外回来,也不倒时差,会直接到办公室。我今年已经五十三岁了,但是很多人都觉得我比实际年龄年轻。如此高的工作强度,可能是别人好几倍的工作量。但是我从来不感到累,我想主要是因为心情一直很愉悦。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历史上可能都会留下一个脚印,当然这个脚印是很小的,国家的发展靠十三亿人共同努力。但是你可以发现,只要你做,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每天都很充实,哪有时间感到累?”林毅夫说,他很少在晚上12点前回家,家人却从不抱怨。他们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女儿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我到现在都很感动。作文中说,她在美国有一个好同学,是一个墨西哥的女孩。在临走时告别,墨西哥的女孩说她很羡慕我的女儿,因为‘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你们的祖国充满希望,有很多机会可以等着你’。这篇作文一直在打动着我,也让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

  林毅夫先是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三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心致力于中国农村与农业问题的研究与政策制定,“希望完成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梦想”。他上山下海,到过最偏远的农村,研究经验丰富,许多知名的研究者都异常佩服他的“苦行僧”般的研究精神。

  1990年,林毅夫关于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1980年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这两篇文章一举奠定了林毅夫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林毅夫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多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

  1993年,林毅夫获得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并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再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第九届),其他的获奖更是不计其数。从1993年起,林毅夫开始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

  鉴于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独到研究和见解以及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著名学者预言,他“将是我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参与“十五”计划起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林毅夫的研究方向也从农业问题转向更为宏观的发展经济学及中国经济改革战略。1994年,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后,林毅夫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学人,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并出任主任一职。CCER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承北大优良学术传统,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为己任,以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为目标,不懈致力于科研发展、教学革新、人才培养、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

  “从1994年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国内主要政策制定讨论我们都参与了。包括电信改革、加入WTO、金融改革、农村发展、社保体系、农民工、粮食问题等。由于研究中心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独树一帜,一直都是比较受重视的声音,许多思想和观点都成为改革的主要内涵。”

  以此为平台,林毅夫跟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大师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建立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年庆期间,他就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为题,邀请了罗伯特?蒙代尔、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前来北大演讲,让北京学子早早地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和发展趋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5年6月,由林毅夫掌门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获得财经媒体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推出的“中国内地经济学教育研究能力排名”榜首,这是自《财富》杂志和《福布斯》杂志评选由该中心主办的北大国际MBA为中国最具价值的商学院之后,该中心主办的项目再次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肯定。

  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林毅夫更是桃李满天下,学生遍布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全球各地。

  不仅如此,林毅夫还和他的同仁一道,成立了国内研究金融改革的重要机构——长城金融研究所,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银行而奔走呼号,并取得了巨大效应。

  林毅夫曾是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无论是在“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还是在国务院总理的专家咨询会上,他精辟的分析判断都会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他因此而成为前总理朱镕基和现总理温家宝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经常是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为国家高层决策提供意见。他是“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是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制定,极具影响力。

  寸草恨无报春晖

  1996年,林毅夫的母亲不幸亡故。初闻噩耗,林毅夫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悲痛之余,林毅夫向台湾当局申请回台奔丧,然而,因受到台湾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成行,此事成了林毅夫的终生遗憾。据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亲颁挽联致哀。

  林毅夫在自家客厅里摆设了简单灵堂,供奉着母亲牌位,墙的两边挂着自己亲书的悼母文。这时,他才深切地体会到乡愁的滋味。他在北京告诉台湾记者,每年清明节他都不能返台扫墓,非常伤感。他说:“我知道,我的过去是充满争议的,而台湾也有不同的声音。我常觉得自己从台湾回到大陆来就像住在夏威夷岛的人回到美国本土去。我这样的行动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我个人的悲剧……”而这种悲剧,都是谁造成的呢?

  2002年5月9日,同样的噩耗再次传来:林毅夫的父亲林火树在宜兰老家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四岁。林毅夫此时正应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一项国际经济学术研讨会。面对记者的镜头,他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悲痛之余,林毅夫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竟引起了海峡两岸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和兴趣,有关二十多年前尘封的往事再次成为报章连篇累牍爆炒的话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台湾“总统府”和“国防部”高官纷纷发表谈话,对林毅夫当年的“叛国”“投共”极尽严厉之辞,在台湾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给林毅夫奔丧之事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台湾“法务部长”陈定南表示,林毅夫投奔大陆一事已经超过二十年追诉期的年限;“国防部”军法司司长刘锦安却说,林毅夫当年在金门“叛逃”涉刑责包括战时军律的“投降敌人”或“叛国罪”以及“泄露军机罪”等,一旦他返台被捕,最重可以被判四个死刑。他还说,刑法第八十条规定犯罪行为最长追诉期是二十年,但也明定如果追诉因故暂时终止,追诉期超过四分之一后则可继续进行追诉。因此他认为,相关的追诉期应该是二十五年,而林毅夫离开台湾只有二十三年。不过,军事检察官应该也会考虑时空的转变。

  鉴于林毅夫申请赴台祭父之事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引起了台湾社会激烈的讨论,2002年5月29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破例就此事表态:林毅夫若有需求,大陆方面一定会慎重考虑提供帮助。

  林毅夫本想低调申请返台奔丧,没想到竟引起台湾社会激烈的讨论。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不希望在父亲过世的时候,再引起太多争议……我最希望能让我很低调地回去看我父亲一眼,在他火化之前再看他一眼……台湾毕竟是我魂系梦牵的地方,心里当然会很激动。”

  林火树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宜兰县员山乡福园,二十多天都未入殓,家人想让林毅夫见父亲最后一面。林毅夫的大哥林旺松表示,父亲生前经常提到想再看看弟弟的一家人,希望台“政府”能以人道考虑,尽速让他回台,以尽其孝道。

  2002年5月30日,台湾当局“基于人道精神考虑”,同意了林毅夫返台奔丧的申请,至于林毅夫案是否超过追诉期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其结果不代表“政府”对该项“叛逃行为”的评价有所改变。

  然而,由于林毅夫回台奔丧的问题已被泛政治化,林毅夫和他的家人都改变了初衷,不主张在此时返台。林毅夫最终放弃了返台奔丧的念头,由妻子陈云英代为奔丧。

  2002年6月2日下午,陈云英怀揣林毅夫的亲笔祭父文,搭乘华航班机飞抵台北中正机场,当晚歇脚于娘家。次日清晨,在林毅夫大哥林旺松的陪同下,陈云英前往宜兰县员山乡福园的林父灵堂祭拜。6月4日,陈云英披麻戴孝,背上还背着林毅夫的麻衣,在林火树灵前难抑悲痛,放声大哭。她哀伤地说,麻衣让她感到很沉重,她的心也因为丈夫不能回台奔丧感到痛苦。她还说:她这一代四十岁以上的人所怀抱的情感,不是今天这个时代所能理解的。她和台湾的感情是割不断的,她是台湾人,也是福建泉州人。她爱台湾,也爱大陆。随后,她又到龙潭公墓向婆婆上香祭拜。

  同日上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和女儿林曦亲手布置灵堂,透过互联网现场连线直播方式与父亲告别。

  林毅夫通过互联网看到亲人和父亲的灵位时,泪流不止。当他听到宜兰告别式上法师说“宜兰下雨可能是因为儿子没有回来”时,踉跄地跪倒在父亲的灵位前,痛哭失声。告别仪式结束后,他仍向父亲灵位跪叩不起,最后在女儿林曦和学生的搀扶下才缓缓离去。

  如今,海峡两岸的同胞还不能自由往来,而林毅夫的许多亲人仍然生活在台湾,他们不可能像林毅夫一样于一夜之间泅渡海峡来到大陆。可林毅夫父母的骨灰却在台湾,台湾是他出生和生长的地方,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血浓于水,海峡两岸同为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填平这道人为的“鸿沟”,让人们能够在海峡两岸来去自由呢?无论如何,中华民族的血缘关系是任何势力都割断不了的,祖国的最终统一是任何势力都阻止不了的。相信终有一天,林毅夫返台就像从北京到厦门一样简单和方便。我们和林毅夫一样期待着,海内外所有的中华儿女都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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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历史的脉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知识群像 图书简介 本书并非聚焦于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或宏观政策的得失,而是深入探究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或许是思想的引领者,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亦或是历史洪流中的见证者。我们试图描绘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如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思想、行动及其留下的印记,如何共同塑造了今日之中国。 本书的叙事轴线,将围绕几个核心的历史断面展开:从晚清“开眼看世界”的懵懂与探索,到民国时期对现代性艰难的移植与重塑,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思想解放与国家建设中的群体努力。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这些人物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抉择、挣扎与最终的贡献,而非仅仅是其学术成就的罗列。 第一部分:晚清的觉醒与“师夷”之道 近代中国的命运,始于一次痛苦的撞击。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旧有的儒家秩序摇摇欲坠。本部分将聚焦于一群最早接触并试图消化西方知识的先驱者。 林则徐与魏源:经世致用精神的早期回响 我们将探讨林则徐虎门销烟前后的决策逻辑,分析他如何超越传统士大夫的视野,认识到“睁眼看世界”的必要性。更深入地,我们将细致解读魏源的《海国图志》,这不是简单的翻译和罗列,而是一种主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构建。他们的思想,是传统知识分子在帝国危机面前,寻求自救的第一次系统性尝试。我们考察他们如何在中西思想的巨大鸿沟前,努力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即便这座桥梁初建时仍充满着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残留。 洋务派的实践与局限 洋务运动不仅仅是引进枪炮和船舰,更是一场围绕“学什么”“如何学”展开的激烈辩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第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石。本书将分析,这种“中体西用”的模式,在政治体制未做根本性调整的情况下,如何限制了技术的真正普及和制度的革新。我们不将他们简单标签化为保守或开明,而是将其置于晚清复杂权力结构中,理解他们的每一个妥协与进取背后的深层考量。 第二部分:民国思潮的激荡与知识的角力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未带来预期的社会安定。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思想最为活跃、也最为分裂的时期之一。各种思潮如潮水般涌入,知识分子成为影响国家走向的核心力量。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反思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构成了这场旨在“打倒孔家店”的运动的核心。本书将重点分析他们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呼唤,以及这场运动如何从文学革命延伸至对国民性、对传统文化的全方位批判。特别地,我们将对比胡适的渐进改良主义与鲁迅的深刻批判精神,探讨启蒙的艰巨性——当旧的信仰体系被推翻后,如何填补精神的真空,避免滑向虚无主义或盲目排外。 教育家群体的“为国家培才”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推行的“兼容并包”精神,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最高追求。我们将呈现教育家们在军阀混战、政治动荡中,如何努力维持学术的净土,培养新一代的知识骨干。他们的努力,是尽管政治风雨飘摇,但民族的知识积累仍在缓慢推进的证明。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在西方思潮的版图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新的、具有强大组织性和改造社会潜力的力量。李大钊、陈独秋等人如何将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转化为中国社会革命的纲领,以及他们如何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寻找实践的土壤,是本部分不可或缺的篇章。 第三部分:现代中国的塑造者与思想的定型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定位与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从革命的参与者、思想的启蒙者,转变为国家建设和意识形态构建的主体。 建设时期的技术人才与规划者 建国初期,国家急需的是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人才来重建工业体系、规划城市蓝图。本书将描绘那些从海外学成归国,投身于国家“一五”计划的工程师、规划师和科学家群体。他们面对的是资源匮乏、技术基础薄弱的现实,但却展现出极强的奉献精神和学习能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社会科学的重建与适应 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等)进入了新的研究范式。我们关注老一辈学者如何在新框架下,重新解释和研究中国历史与社会结构,他们的学术成果如何在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的同时,也保留了对历史细节的关注与学术良知。这其中包含了艰难的自我调适与知识体系的重塑过程。 改革开放的先声与思想解放的探索者 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松动期,出现了一批重新呼唤思想自由、探索体制改革的学者与评论家。他们试图从理论层面论证现代化转型的必要性,重新审视既有的理论框架,为后续的改革开放积蓄了重要的思想能量。他们的声音,往往是沉稳而审慎的,但却蕴含着对社会深层矛盾的敏锐洞察。 结语:历史的连续性与断裂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超越对个体英雄的简单赞颂或批判,而是将这些人物置于中国社会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的宏大叙事中去考察。我们旨在揭示,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他们既是旧秩序的颠覆者,又是新秩序的构建者;既是外部思想的引进者,又是本土化转化的实践者。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留下了值得后人反复揣摩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通过这些个体的命运沉浮,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性的艰难起步与持续演进。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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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名人传记 珍藏本:影响中国的20位经济学家》在我书架上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人物汇编,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缩影。我一直对那些塑造了我们时代、改变了亿万人民命运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充满好奇,而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这份求知欲。翻开它,我仿佛穿越了历史的长河,亲历了那些至关重要的时刻。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敢为人先的经济学者们是如何以敏锐的洞察力,在摸索中前进,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我看到了他们如何挑战旧的思维模式,引进新的理念,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明方向。书中对每一位经济学家的描绘都力求深刻,不仅呈现了他们的学术成就,更挖掘了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渊源以及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艰难抉择。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叙述中的细腻笔触,让这些曾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经济巨匠们,变得生动而立体。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智慧,也能体会到他们的付出,甚至能想象到他们面对挑战时的犹豫与坚定。这本书让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我对那些为之贡献力量的先行者们充满了敬意。它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让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浓厚的兴趣,也促使我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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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名人传记 珍藏本:影响中国的20位经济学家》这本书,我立刻被其厚重感所吸引。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经济学家的传记,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发展史诗。每一位被收录的经济学家,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们的思想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中国经济前进的道路。我被书中对他们生平的细致描绘所吸引,不仅是他们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他们曾经经历的困境、他们的思考过程以及他们如何克服重重阻碍。书中对于他们学术思想的梳理,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经济学如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充满智慧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大胆引进西方先进理念,如何在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模式。他们的思想碰撞,他们的学术争鸣,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本书让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不再是枯燥的理论,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连,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我从书中感受到了这些经济学家们身上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无畏的勇气,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这本书让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我对那些为之奋斗的先行者们充满了无限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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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说,《名人传记 珍藏本:影响中国的20位经济学家》这本书的价值远超我的预期。它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学家”这个身份的简单罗列,而是深入剖析了他们如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用他们的智慧与才华,播撒下改革的种子,并最终收获了经济腾飞的果实。在阅读过程中,我被书中人物身上展现出的那种家国情怀深深打动。他们不仅仅是在做学术研究,更是在为国家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如今浮躁的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书中对每一位经济学家的介绍,都力求全面而深入,不仅涵盖了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还挖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思想渊源以及在关键时刻所做的艰难抉择。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不同经济学家观点冲突时的客观性,既展现了思想的交锋,又不失对人物的尊重。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关键的理论突破是如何诞生的,那些大胆的改革举措是如何被提出的,以及这些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影响和改变了整个社会。它让我认识到,经济学的发展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而这些经济学家们,正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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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珍藏本:影响中国的20位经济学家》是一次非常宝贵的阅读体验。在我眼中,这本书不仅仅是记录了20位经济学家的生平事迹,它更像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经济发展史。每当我翻开其中一位经济学家的篇章,我都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独特的脉搏。我能看到他们在国家面临重大转折时,如何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如何提出改革的思路,如何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书中对他们学术思想的阐述,虽然有时会涉及一些较为专业的经济学概念,但作者的叙述方式却非常平易近人,使得像我这样的非专业读者也能大致理解其中的要义。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他们思想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论述,这让我了解到,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思考、实践和修正。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所面临的社会环境,都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观点。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艰辛与不易,也让我看到了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他们不仅是理论的探索者,更是实践的推动者,他们的思想和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经济现实。阅读这本书,让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对这些默默奉献的知识分子充满了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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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名人传记 珍藏本:影响中国的20位经济学家》,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如同一扇窗户,让我得以窥见那些塑造了中国经济格局的智慧之光。我一直认为,历史的进程往往由少数人的思想和行动所驱动,而这本书正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它所聚焦的这20位经济学家,无一不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我惊讶于他们思想的超前性,在那个物资匮乏、观念保守的年代,他们是如何突破重围,提出那些石破天惊的理论和建议的。书中对他们研究领域、学术思想的梳理清晰而详尽,让我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脉络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看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探索,看到了如何引入竞争机制,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些都离不开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他们的思想碰撞,他们的决策过程,他们的学术争鸣,都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他们个人经历的侧写,那些童年的经历、求学的过程、工作中的挫折与成功,都使得他们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具感染力。这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部人物传记,它让我看到了智慧的火花,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这本书让我更加认识到,经济学并非冷冰冰的数字和模型,而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关乎民生福祉,关乎国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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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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