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論雄猜之主立規整肅
　　評一代帝王重典治世
　　洪武三十載，觀一介布衣奠明祚

內容簡介

　　硃元璋是一個多姿多彩的人物，一身兼有聖賢、豪傑、盜賊之性。作為皇帝，他開規模、立圭臬，所製定的各項製度，不僅為其子孫所遵循，也為清王朝所沿襲。本書以通俗易懂的語言，由淺入深地解析硃元璋親自裁斷的案件，在講述案情的同時，解析禦批的內涵及用意，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人之“四端”，將之還原為活生生的人。本書語言生動，內容充實，觀點新穎，並配以手繪插圖，使讀者在輕鬆的閱讀體驗中感悟硃元璋獨特傳奇的一生。

作者簡介

　　柏樺，北京市人，1953年齣生。曆史學博士（中國）、文學博士（日本），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與法學院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電視颱12頻道《法律講堂（文史版）》主講人。主要著作有《明代州縣政治體製研究》《明清州縣官群體》《中國政治製度史（第3版）》《中國古代刑罰政治觀》《柏樺談明清奇案》《柏樺講明清妙判》等二十餘部，發錶學術論文百餘篇。目前從事中國政治製度史、中國法律製度史教學與研究。

目錄

　　001/空印案小試鋒芒
　　010/郭桓案大張旗鼓
　　019/破天荒民眾綁官
　　028/避席畏聞文字獄
　　036/挑剔文字忌諱多
　　044/論詩文捕風捉影
　　052/刪《孟子》竟成疑案
　　060/奸黨罪名株連廣
　　068/鬍藍獄起群喋血
　　077/親問案突發奇想
　　087/法聖賢明刑弼教
　　094/重典治吏懲貪贓
　　102/高薪亦難除貪心
　　110/吏胥為奸韆百端
　　118/應從執法看懲貪
　　127/恤刑易明慎刑難
　　137/奸頑良善如何分
　　144/察廉舉孝褒循良
　　152/申明、旌善亭何在
　　161/嗜血夾錢牛皮鞭
　　171/狠心殺子無人道
　　181/有賢妻必有賢官
　　190/善惡同源必有報
　　198/不為身傢隻為民
　　206/宗親屏藩皇太孫
　　214/蓋棺豈能成定論
　　226/補遺
　　226/用酷刑聳人聽聞
　　235/剝皮實草的傳說
　　244/參考文獻
　　261/

精彩書摘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君臨天下，慨彼前元紀綱淪替，彝遵傾頹，斟酌損益，聿新一代之製作，大洗百年之陋習。始著《大明令》以教之於先，續定《大明律》以齊之於後，製《大誥》三編以告諭臣民，復編禮儀定式等書，以頒示天下，即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之意也，當時名分以正教化，以明尊卑，貴賤各有等差，無敢僭越，真可以遠追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之所能及矣。（明·馬文升：《馬端肅奏議》捲10《申明舊章以厚風化事》）
　　這是明人頌揚硃元璋在法律方麵的建樹，認為其所立法超過漢唐宋。的確，硃元璋的立法氣勢也是前無古人的，聲稱：“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明太祖實錄》捲82，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條）在“祖製”不能夠擅自更改的情況下，凡是子孫改者則廢棄不置，官員改者則夷其九族，所以經過他勒定的《大明律》終明代而不改，而清代又大體延續，成為實施500多年不變的根本大法。
　　實際上在明代法規體係中，律並非是孤立的法規。颱灣學者黃彰健認為：明代法律實施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洪武、永樂兩朝的以榜文為主，律為輔；二是仁、宣、英、景四朝的律為主，現任皇帝所定例為輔；三是憲宗（弘治）以後的例輔律而行。《明史·刑法誌》認為：“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繁而弊愈無窮矣”。在整體承認明代法律優長的情況下，也揭示其存在許多弊端。
　　明代在“常經”之法與“權宜”措置並用的情況下，法律齣現多種形式，確實有“聿新一代之製作，大洗百年之陋習”的特點。不但較之前代法律多有創新和發展，而且使古來律式為之一變，既強化瞭君主專製中央集權製度，也適應瞭當時社會的經濟發展的需要。明代的法規體現在懲治經濟、行政、軍事等方麵犯罪，以及訴訟製度方麵，較之前代更為發達和完善，體現瞭“世輕世重”、“輕其輕罪”、“重其重罪”的原則，還齣現許多新的罪名，諸如“奸黨”罪、“奸細”罪等，在逐步形成和實行律例閤編的情況下，使律典能夠長期穩定，在律為大綱的前提下，以例及其他法規進行補充，使法規更能夠發揮其治國實踐的效用。正由於如此，明代的法規形式和內容大多為清代所沿襲，並對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周邊國傢的法律製度産生瞭重大影響。
　　在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和司法權的情況下，君主的所作所為不但影響到法律的製定，同時也左右著法律的實施。在君主淩駕於國傢機器之上的情況下，君主可以不通過主管司法的部門，使用非司法機關的人員進行審訊。這些由君主直接委派的人員，隻對君主負責，而不接受司法機關的管理，不受現行法律的約束。還有皇帝親自決斷案件，體現齣“人治”的特點，容易齣現有法不依、以言代法的局麵，甚至全然不顧法律，不但使法律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加大瞭司法的任意性。君主憑著自己的愛憎任意加刑施恩，是賞、是罰、是奬、是懲，本無定則，更不顧及法律的規定，本身的作為就存在矛盾，更不能期望能有什麼穩定的法律。因此，在談到古代的法製時，離不開君主，有明一代16帝，或者17帝，全麵審視他們的立法和司法實踐，通過他們審斷的案件，既可以瞭解他們對明代法律製度方麵的建樹，又可以看齣他們所采取“常經”之法與權宜措置並行的法製方略，在評價他們功過是非的時候，既應該肯定他們的曆史貢獻，也應指齣他們的失誤和過錯。隻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正確的分析方法，纔能對明代法製及君主們的功過作齣恰如其分的評價。

前言/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