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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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阿诺德·汤因比著，晏可佳，张龙华译，刘建荣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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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9084

版次：1

商品编码：11948867

包装：精装

丛书名：汤因比著作集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35

字数：32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在汤因比的历史观中，宗教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他认为宗教对于认识人类本性、纠正人类的自我中心是必不可少的。本书是汤因比论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著作，可以说集中囊括了他全部的宗教思想。全书分两部分，分别是“高级宗教的萌芽”和“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宗教在世界历史及文明史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及其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着重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反思，认为可以用“高级宗教”的振兴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危机。

作者简介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是20世纪较具国际影响的几位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先后任职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和英国外交部等机构，1919年和1946年分别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平会议。1926年起担任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一直任职到1953年为止）。以《历史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他也因此而被誉为“近世以来伟大的历史学家”。

精彩书评

　　“不论世人对汤因比的理论反映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思想照亮了庞大的历史。而且以若干理论、事实以及同代伟大诗人的直觉，支撑了整个历史。”

　　——《二十世纪代表性人物》

　　“他像罗素、施威则尔、爱因斯坦一样，是一位国际性的智者。”

　　——《时代周刊》

　　“汤因比在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时代的了解方面，给了我们以20世纪一个历史学家所作的较有意义的贡献。”

　　——《纽约先驱论坛报》

　　“汤氏的理论可医治人类心灵上的危机。”

　　——《朝日新闻》

　　“他的作品的规模之宏伟，堪与前人的天才作品媲美。”

　　——英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伯特兰·罗素

　　“史学家汤因比虽然已经驾鹤西归，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美籍华裔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

　　“宏大的视野、渊博的学识、杰出的哲思、热情的文字和深沉的关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贡献了20世纪睿智的思想果实之一。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他的智慧和关切依然会让我们掩卷深思。”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

　　“汤因比的不少著作其实是在谈生活哲理，通过文明的故事娓娓道来，能让读者在感受大历史万千气象的同时，领悟某些写人生的真谛。”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

前言/序言

　　总序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是20世纪英国标志性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20世纪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杰出代表。

　　20世纪在人类编年史上是个较为特殊的世纪。科技突飞猛进，物质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人类不同利益集团在自身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冲突也空前激烈：风起云涌的革命与反革命，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此起彼伏的大规模战争，特别是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似乎预示资本主义文明末日的来临。如何概括这一尖锐对立的二元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鲍姆称之为“极端的年代”)，狄更斯的文学描述用到这里颇为贴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面对巨大的乱象，处于涡旋中心的欧洲人一度迷茫困惑、不知所措甚至绝望，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需要有人给出合理的解释和希望，汤因比正是因应时代需求和期待而出现的思考者之一。

　　除了时代需求，个人因素对汤因比历史观的理解也不可忽视。他曾经谈到过这一点，认为欲了解他的思想，不只需考虑社会历史条件，还需考虑他的个人背景。他对课题的选择、论证的切入角度、论据的收集与取舍、讨论的角度和深度以及史实陈述和价值陈述所用的话语，具有与个人成长环境密切相关的鲜明个性。因此，阅读汤因比，既不能忽略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也不能忽略其生活经验、师承关系等个人条件。

　　汤因比生在伦敦一个知识分子家族。其祖父是医生，毕生致力于利他主义的慈善事业。汤因比悲天悯人的慈悲之心与此或许有一定关联。汤因比的父亲在茶叶进出口公司和慈善机构作职员，患有精神疾病。汤因比自陈他几次受到忧郁症的折磨，认为是从父亲那里遗传下来的。他的叔父是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但对他的学术旨趣具有直接甚至决定性影响的人是他的叔祖父哈利·汤因比和他的母亲萨拉·E.马歇尔。

　　汤因比的叔祖父哈利·汤因比担任过东印度公司一条商船的船长，有关他去印度和中国航行的传奇故事曾使小汤因比激动不已，他关于异域民族的豁达认识对汤因比后来破除西方中心论和形成文化平等观念具有启示意义。汤因比的母亲萨拉·E.马歇尔是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历史专业的学生，后来成为英国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她每天晚上在小汤因比临睡前都要给他讲历史故事，引起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使他产生出要当一位历史家的理想。汤因比曾反思道：“为什么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或物理学家呢？这同我喝茶和喝咖啡不加糖是同样的道理。这两种习惯的形成都是幼年时从我母亲那里学来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孩子，古典文字和文学是普通教育的必修课，所以他7岁开始学拉丁文，8岁学希腊文，古典文字识读是他的童子功。加之他聪慧好学、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和道德表现优异，于1902年入英国名校温彻斯特公学。五年后获得奖学金，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深造，主修古典文献学和希腊罗马历史。大学毕业后他留学院任教(1912年)，担任古希腊罗马史教师。他的治学能力和潜力显然得到了院方认可。

　　对于古典历史和文化素养与个人学术思想与成就的关系，汤因比有自己的解释。他说：“这种传统教育颇为有益，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不会有文化沙文主义的弊端。一个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容易避免把西方基督教世界视为尽善尽美的错误，他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背景提出的历史问题时会求助于作为他的精神家园的希腊圣贤。” 汤因比著，郭小凌、王皖强等译：《历史研究》，第937页。所以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想成为历史学家的人，尤其是对于出生在现代的人来说，古典教育都是一种无价的恩惠。” 这无疑是经验之谈。遍数19世纪与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出色思想家，他们无不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古典教育的精华在于培养良好的伦理与智慧、批判与审美精神以及逻辑的思维方法。正是古典历史与文化素养赋予汤因比博大的胸襟和广阔的视域。在他构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宏观框架时，他熟悉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种基本模式就在情在理了。

　　在牛津大学正式任教之前，汤因比曾去英国设在希腊雅典的考古学院进修两年。此间他走访了希腊和意大利的许多古代遗址，深化了他对古典历史与文化的认识，促使他产生了古代与现代不仅相通而且共时的思想。例如1912年5月23日，他身处米斯特拉城堡的顶端，向东眺望古代斯巴达谷地，远眺爱琴文明时期的迈锡尼遗址。他油然而生了这样一种联想：“虽然梅尼莱昂的迈锡尼宫殿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被摧毁，米斯特拉城堡是在公元1249年建造的，二者间隔了24个世纪，但中世纪米斯特拉城堡的法国领土与迈锡尼时代梅尼莱昂的希腊贵族却有相通之处。” 他因此首次生出对古今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冲动。

　　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汤因比在讲授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时，顿悟到历史事件的共同性，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给他的感受，在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早已感受过了。尽管这两个事件距离两千多年之远，但却具有相似的意义，标志西方历史和希腊历史的转折点。他说：“这使我确信了维科的直觉：这两个文明的历史虽然不处在一个时代，但它们是平行的，是可以比较的。这种信念促使我从维科的两个文明的比较扩展到所有文明的比较研究。” 这种历史比较的想法基于历史事物具有共性，这也是历史规律论的理论基础。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早已论证过它的合理性，这就是世界各民族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些相同的文化范畴，如宗教崇拜、婚丧礼仪。这种历史比较方法一旦产生，便成为汤因比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贯穿他的一生。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使年轻的汤因比不能安于坐大学的冷板凳。他不顾妻子的反对，积极报名参战。并于1915年进入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工作，参与战争宣传活动。他的学术方向也从古代转移到当代国际政治，曾撰文谴责土耳其和德国的战争罪行。之后汤因比任外交部研究处主任，撰写过有关中东和中亚地区的政策分析报告。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他以英国代表团团员身份出席列强坐地分赃的巴黎和会，拓展了他的国际政治视野。随后他返回大学任教，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捡起了老本行，讲授近现代希腊语言文学和历史及拜占庭史。然而1921年希腊土耳其战争爆发，他再次从大学出走，成为《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赴战争前线采访。战争结束后他撰述的《希腊和土耳其的西方问题》(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一书问世，广受好评。他在书中采用同代人记写同代事和夹叙夹议的传统西方史学写法，把希腊与土耳其的战争看作是西方外交政策和西方思想尤其是民族观念作用的结果。1924年，汤因比任职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通常称作查塔姆研究所)，负责每年一期的《国际事务概览》的组稿与编辑工作。1925年，他还受聘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第三次在大学执教，并一直到1955年以功勋教授名衔退休。这是一段勤于笔耕、著述甚丰的时期，也是他功成名就的时期。

　　退休后的汤因比作为和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继续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他思想偏向欧洲左翼，反对美国的侵越战争，谴责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抨击南非的种族歧视。晚年他仍致力于宣传世界和平，思考人类的命运。他于1975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86岁。

　　英国哲学家罗素高度评价汤因比的思想成就，认为20世纪人们对史书的兴趣大为衰减，原因之一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不多，但汤因比是个例外，“他的作品的规模之宏伟，堪与前人的天才作品媲美” 。罗素是智者，比汤因比年长十多岁，大体可看作是汤因比的同代人。他赞赏汤因比似有惺惺相惜的意思。但他说20世纪缺乏伟大的历史家却未免言之过甚。江山代有才人出，美国史家迈克尔·朗于2011年论及汤因比时曾列举比尔德、布罗代尔、柯林伍德等一批大史家。但汤因比无疑在20世纪西方史学史的巨匠中属于给人留下最深印记的人之列。他著作等身，粗略统计，他已出版的大小书籍至少有80部(本)，可列一个长长的书单。在病逝前(1975年)，他还完成了另一部终极关怀的力作《人类与大地母亲》。除了书籍和小册子，他著有大量论文、评述，仅他的著作的外文译本的语种便多达三十余种。这套中译本汤因比著作集收录了其中六部，在数量上仅及他的全部著述的百分之一二。所以迈克尔·朗指出：汤因比“大概是世界上读者最多、译本最多且被议论最多的学者” 。

　　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著述众多并不意味每本书或每篇文章都是珠玑，只是意味作者的勤奋。一个人一生能有一两部经得起时光检验的代表作，一部著作中有一两章写得颇为精彩，一篇文章中有几行字耐人咀嚼，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汤因比的作品亦应作如是观。尽管他著作等身，但真正给他带来国际声誉并载入史学史和思想史的是他的12卷本大作《历史研究》(1934—1961)。

　　这部著作的写作初始于1921年(拟出大纲)，1954年第10卷杀青，全书的文化形态史观已成完整系统。1959和1961年，汤因比又分别增补了第11卷《历史地图集和地名汇编》、第12卷《重新评估》，可谓四十年磨一剑。由于篇幅过大，普及不易，汤因比于1972年亲自删繁就简，把《历史研究》缩编成一册插图本。这样算起来，这部代表作倾注了他大半生的心血。但他的这一成果得到广泛承认却要早得多。1947年，在《历史研究》仅出版了前6卷的情况下，美国《时代》杂志便选择汤因比作为封面人物，证明这部著作的影响已经越出了国界。当时媒体给出评论的十分高，赞誉汤因比是未来的先知，在学界一时无二。也因此，汤因比不时出现在欧美大学的讲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并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完成了《历史研究》后几卷的写作。

　　当评析汤因比的思想成就时，虽然应承认他的先天聪慧、后天努力与经历波动的综合作用，但也不可忽略他个人的痛苦经验。汤因比经历过两次婚姻。他与第一位妻子有三个孩子，但两人最终分手。他一个儿子自杀，为此痛苦不堪的汤因比开始祈求上帝的仁慈和宽恕。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对宗教的作用有那么多论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史学史的角度看，人生多苦并非坏事，因为杰出的史家有很多经历过肉体和心灵的痛苦，譬如欧洲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吉本、布洛赫等，中国的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范晔等。汤因比思想中始终具有一种深沉的宗教情怀和心灵深思，与个人经历的不幸不能说全无干系。

　　关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讨论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外史学界已有很多评述，包括一些批评。这里仅做一简要的介绍。研究历史选择以何种方法入手，也就是以何种理论来带动自己的历史研究很重要。比如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再如在实证方法基础上的从社会经济和社会存在入手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文化形态切入的文明史观，从社会体系入手的世界体系理论，从思想观念入手的历史唯心主义，不一而足。

　　汤因比选择了文明史观，他认为研究历史应首先明确可以入手的历史单位，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可加以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在他看来这样的单位就是“文明”。他把文明定义为社会形态，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文化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不只包括文化，还包括政治和经济，只是文化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具有特殊功能，它是区分或辨识不同文明形态的基本标记。为什么文化是而政治和经济不是？汤因比有他的解释，即政治和经济易变化不定，而文化则相对稳定。

　　用文化作文明的标记也有麻烦，因为文化范畴过于宽泛。汤因比认为宗教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他把宗教挑出来作为分辨文明差异的尺度。这种做法与他先前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做法是相似的，表明他与斯宾格勒的继承关系。但汤因比也有自己的“变异”。不仅他明确定义他笔下的文明形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而且他的文明是开放式的，文明的交流可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历史后果，甚至产生新的文明。再者，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彻底否定启蒙时代以来流行的文明统一论和西方中心论。他解释西方中心论不过是西方人因自己的文明在物质方面取得的暂时优势所产生的错觉罢了。博丹、黑格尔等人的东方不变论和人类进步是单一直线发展的认识也都是西方的错觉。

　　在确定了自己的切入点之后，汤因比便展开了有关文明各种样本的系统论证。他首先归纳出26个文明样本，其中21个被他定为正常文明，5个定为停滞不前的文明。正常的文明之间多有亲缘关系，亦即他所说的“母体”和“子体”纽带。他特别申明，所有文明样本都是等值的，没有孰优孰劣。如果从短暂的文明史与数十万年的人类史(实际是数百万年)相比，所有文明其实都处于同一时代，他用英文词contemporary来指代这一历史分期。比照任何理想的标准，任何文明都没有资格看不起其他文明。

　　在这一基本解释的基础上，汤因比系统地阐释各个文明均需服从的历史规律，即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四阶段衔接的因果关系是“挑战”和“应战”的对立统一关系。挑战一方和应战一方实际上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这个对子在修辞上的一种表述。汤因比借用《圣经》中亚当、夏娃受到毒蛇挑战来比喻外部因素的刺激改变了主体原有完美状态的例子，说明挑战与迎战之间的关系。文明的起源正是这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汤因比归纳了五类挑战或刺激的形式：(1)困难地方的刺激；(2)新地方的刺激；(3)打击的刺激；(4)压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一种文明起源可能出自对一种或数种刺激的成功反应，迎战成功则文明生，否则就不幸夭折，或流产或停滞不前。一种挑战要激起成功的应战，还有个限度，就是必须“适度”，强度太大或太小了都不适宜。总之，文明的起源并不简单。起源之后的成长也同样艰难，成长本身就是挑战。上述五类停滞的文明就是对起源的挑战成功回应，却因耗尽了所有精神力量，被迫通过发展专业化的某种技能和等级制永恒地对付同一种挑战，结果造成文明的停滞。因此，文明的成长是不断回应新挑战并取得成功的过程。如果在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发生迎战失败的断裂，文明随时有可能转入衰落的轨道。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的陷阱。

　　这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一种文明在成长的旅途上为何有可能中道而废？汤因比的解释是能否遇到具有非凡天赋的“超人”或天才是关键。换言之，汤因比同众多西方思想家一样是英雄史观的拥趸。汤因比认为，挑战尽管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全体成员而言，但应战者却不是每个社会成员，因为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意识到这种挑战。只有社会中的杰出人物才具有这样的自觉和自决。他们通过一种“退隐和复出”的过程，获得灵感和启示，实现思想的升华，然后通过社会性的军事训练方式，把广大缺乏创造力的普通群众变成自己的追随者，率领他们不断战胜挑战，实现文明的成长。他认为佛陀等就是这样的“超人”。但这样的“超人”的基因和染色体不能传给后人。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在成为领袖和统治者以后，可能腐化变质，沉醉于享乐，丧失原有的进取心，陶醉于自己以往取得的功业，陶醉于自己创造的组织、技能，崇拜自己的军事行为等，用汤因比的比喻就是“依着桨叶歇息”。于是“超人”便丧失了创造活力，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事情还有另一方面：缺乏创造力的平民只限于机械模仿，他们做不到主动和自决，始终达不到“超人”的境界。他们受统治者用习俗和惯例的束缚，他们的模仿行为不能推动文明的发展，反而成了发展的绊脚石。当统治精英因失去创造能力、不再被广大民众当作模仿对象，反而因强制和压迫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时，民众就和统治者离心离德，原有的社会因而开始解体，再也不能对不断袭来的挑战进行适当的回应，文明便进入衰落阶段。

　　但汤因比认为业已沦入衰落阶段的文明未必一定或立即解体，它可能陷入衰落后的停滞，即他所称的“僵化”。倘若僵化文明状态下的少数统治者仍然不能对接踵而来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那么它就面临一个必然命运，亦即已经积聚起巨大能量的挑战索性把这个无能的文明彻底毁灭，这就是文明的解体。解体的基本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三种成员：(1)少数统治者，从原先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转化而来，现在已经丧失了对群众的感召力，但又不愿放弃既得利益；(2)内部无产者，广大与少数统治者离心离德的群众，他们身处这一文明，心却不属于它，这些人创造了统一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相抗衡；(3)外部无产者，生活在该文明社会周边并曾接受其影响的各民族，同样不满少数统治者的政权，他们形成一个外部军事集团。这三大社会分裂意味社会躯体的分裂，但更加严重的是躯体内部的灵魂分裂，这是所有分裂的依据。面对末世，人们采取不同的应对态度，或自暴自弃、自我克制，或逃避责任、自愿殉道，或迷恋过去、幻想未来之类。这种社会分裂的危机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无法克服的挑战，但也会激起另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精神勇气的杰出人物来积极应战。他们尽自己所能全力参与到更伟大的创造活动当中，其创造的成果就是旧文明解体、新文明诞生。

　　他归纳的26个文明样本，大多数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剩余部分也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其中包括西方文明。这并不奇怪。汤因比以及给了他很大启示的斯宾格勒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斯宾格勒也因此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很不看好。但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的宿命观有所区别，他认为那些灭亡的文明并非注定要死亡，任何文明在衰落过程中都有凤凰涅槃、浴火再生的机会。这就是如果有人能重新点燃创造性的火焰，比如不断改良，就能够获得新生。他把激活衰败的文明或促使文明重生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他相信宗教对维持文明的关键作用，认为是文明生机的源泉。在他看来，没有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

　　汤因比晚年的忧患意识进一步加深。两大阵营对峙所带来的核战争危险，生态环境的恶化，方兴未艾的能源危机，西方社会内部的各种隐患等文明衰败现象，深深地困扰着他，使他更强烈地关注人类的未来命运。然而，他仍然坚定地认为，虽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应战是必要的，但摆脱困境的最终出路还是在于宗教。

　　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可以把汤因比看作是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最后一位卓越代表。汤因比在世时，西方史学理论的中心已经转移，从对史学客体的普遍概括(规律、形态、阶段、进步、演化等)向与史学主体认识有关的命题(史学的本质、历史的客观性、可认识性、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历史解释的性质与方式等)转变。思辨的历史哲学如同汤因比对文明历程的描述一样，在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的起源、成长甚至繁荣之后，在20世纪后半叶走向衰落。是否在不远的将来还会重生？让我们拭目以待。但在目前阶段，西方史家与西方自然科学对客观规律的理解保持一致，汲取了一个世纪以来规律崇拜所带来的负面经验和教训，不再力求把史实镶嵌到一个定理式的模型里，不再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包罗万象的终极性解释，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上来。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宛若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史学风景画中，在一个整体上快速变化并因而普遍尚新厌旧的时代，集中出版一位几十年前的英国人的著作，还有什么阅读的意义呢？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鉴往识今。因为在我们经历和即将经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维度之间，现在稍纵即逝，将来难以预知，唯一不变的、稳定的就是过去。这里的过去自然是指客观的、一次性过去的过去，也就是客观的历史。过去的创造者和我们属于同一物种——智人，他们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具有同样的人性和智力。因此他们的历史实践与我们的历史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他们对于社会人生、世界历史的思考不管有多大差异，有多少漏洞，都是我们认识现在和未来的思想来源和基本依据。这正是汤因比的著作在世界各地依然拥有不少读者，即使在英语世界之外也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

　　我们看到，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并不比过去少，汤因比对文明解体提出的警告并没有过时，他的挑战和应战的术语也已融入西方的语言王国之中，成为人们的常用词汇。他的理论仍旧为人类反思自身的历史提供着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解释，我们不难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恐怕是汤因比最重大的史学贡献，也是我们今天仍需要他的著作的原因所在。

　　郭小凌

　　2016年3月，京师园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一部深刻剖析宗教演变与人类精神探索的宏伟史诗本书并非简单罗列宗教教条或教义，而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旨在揭示宗教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的复杂而至关重要的角色。作者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运用严谨的学术考证与深邃的哲学思辨，将宗教视为一个不断演化、与社会、文化、政治及个体意识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宗教的书，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理解自身、追寻意义、建构社群的百科全书。宏观视野下的宗教：从起源的迷雾到普世的探索本书开篇，作者便将目光投向了宗教的源头。在人类尚处于蒙昧时代的远古，是什么样的冲动促使我们的祖先仰望星空，敬畏自然，并试图与超越自身的力量建立联系？作者并非停留在模糊的神话传说，而是借助考古学、人类学、神经科学等前沿学科的发现，审慎地探讨了早期人类宗教体验的可能性。从洞穴壁画中神秘的符号，到史前墓葬中精心布置的祭品，无不暗示着彼时人类对生死、命运以及宇宙秩序的初步思考。随后，作者的笔触转向了那些塑造了我们今天世界的伟大宗教传统。他没有简单地将它们视为独立的实体，而是着力展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它们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影响、借鉴甚至冲突。从古代近东文明的众神崇拜，到犹太教一神论的曙光，再到基督教的普世传播，以及伊斯兰教的迅速崛起，作者细致地描绘了这些宗教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土壤中生根发芽，又如何通过传播、改革和本土化，最终成为影响数亿人心灵的精神支柱。然而，本书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作者深入挖掘了佛教、印度教等东方宗教的独特智慧，探讨了它们关于轮回、业力、解脱等概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演变与诠释。他尤其关注宗教如何从最初的部落信仰，逐渐发展出具有普世关怀的伦理体系，以及这些体系如何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引导个体道德实践的重要力量。微观层面的审视：宗教的个体体验与社会功能除了宏观的历史进程，本书同样重视宗教在个体生命中的意义。作者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精神传记、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意象、以及不同时代人们的日常信仰实践的分析，展现了宗教如何成为个体面对苦难、追求幸福、寻找生命意义的港湾。他探讨了虔诚的信徒如何通过祈祷、冥想、仪式等方式与神圣建立联系，以及宗教情感在激发崇高、忍受煎熬、甚至牺牲生命时的强大力量。同时，作者也敏锐地捕捉到宗教在社会层面的多重功能。他分析了宗教如何通过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构建起强大的社群认同，成为组织社会、凝聚力量的有效工具。从早期的部落联盟，到中世纪的教会王国，再到现代社会中各种宗教组织的运作，本书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然而，历史学家的审慎使得作者并未回避宗教可能带来的阴暗面。他毫不避讳地探讨了宗教狂热导致的冲突与压迫，宗教教条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保守甚至阻碍进步的角色，以及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复杂博弈。通过对圣战、宗教审判、迫害异教徒等历史事件的梳理，作者展现了宗教作为一把双刃剑，既能引领人类走向崇高，也可能将世界拖入深渊。历史的沉思：宗教的演变与现代性的挑战进入现代社会，宗教的地位与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者深刻分析了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对传统宗教权威的挑战，以及世俗化浪潮对宗教传播与影响力的冲击。他探讨了宗教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表达方式，例如新宗教运动的兴起，以及传统宗教如何在适应现代生活的同时，保持其精神内核。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作者通过历史的镜头，展现了宗教的“人性化”历程。他认为，许多宗教的教义和实践，并非一成不变的来自神谕，而是人类在漫长历史中，根据自身的需求、智慧和局限，不断地对神圣进行诠释和重塑的结果。从对自然力的敬畏，到对伦理道德的强调，再到对个体精神解放的追求，宗教的演变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自身认知的深化与精神的成熟。作者特别关注宗教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他分析了不同宗教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相互碰撞、融合，以及如何在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如贫困、环境危机、社会不公等面前，发挥其独特的价值。他认为，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意义、价值和终极关怀的需求依然存在，而宗教，以其多样化的形式，依然是满足这种需求的重要途径。结语：一部思考的邀请，一次精神的跋涉《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并非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宗教答案”，而是邀请每一位读者，沿着历史的轨迹，进行一次深入的思考。它鼓励我们超越狭隘的教派之见，以一种更开阔、更包容的视野，去理解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本书所展现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宗教史画卷，它连接着古老的智慧与当代的困惑，也连接着遥远的国度与每个人的内心。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作者引导我们反思宗教的本质，理解宗教的力量，并思考在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如何与宗教共存，如何从人类悠久的宗教传统中汲取智慧，以面对未来的挑战，并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这是一次对人类集体记忆的深情回望，也是一次对未来精神图景的审慎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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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读下来，感觉作者就像一位在古老图书馆里迷失的探险家，他不是来宣扬某一种信仰的，更像是在挖掘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与“神圣”这一概念共处的。我特别欣赏他那种冷静的叙事方式，没有陷入狂热的辩论，而是像解剖青铜器一样，小心翼翼地剥开历史的表层，去探究宗教情感的内核是如何影响政治、艺术乃至日常生活轨迹的。比如，他谈到中世纪晚期欧洲的“死亡艺术”时，那种对生与死之间张力的细腻描摹，让我不禁反思，在我们这个追求长寿和即时满足的现代社会，我们是否遗失了某种面对终极问题的深刻洞察力。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将无数的碎片——来自文献、碑文、甚至民间传说——拼凑在一起，让你自己去感受历史的重量和信仰的复杂性。读完后，我不再将宗教视为一个单一的、铁板一块的体系，而是一个流动的、充满矛盾和生命力的文化现象，这对我理解人类文明的复杂性大有裨益。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就像在品尝一杯经过漫长陈化、层次丰富的陈年佳酿，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些不易察觉的回甘与辛辣。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其跨文化的视角。历史学家似乎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框架内进行探讨，而是频繁地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和时间轴。我记得其中有一章深入比较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阶层与后来罗马帝国晚期的神秘主义思潮，那种对“牺牲”概念在不同社会结构下的功能性差异的分析，简直是天才之举。作者并没有用现代的优越感去评判古代的信仰实践，而是努力站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体系内部去理解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不仅仅是罗列事实，更是一种深度的同理心投射。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神话”的理解也被颠覆了，它不再是幼稚的迷信，而是人类组织社会、管理恐惧和确立道德秩序的必要工具。这种将宗教置于人类社会学和权力结构中进行考察的冷峻视角，使得全书充满了理性和批判的力量，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对习以为常的观念产生质疑。

评分☆☆☆☆☆

这本书的真正价值，也许在于它不动声色地揭示了“历史的偶然性”与“宗教的必然性”之间的微妙张力。作者似乎在用尽一切方法去证明，人类社会对超越性力量的追寻，在某种意义上是逃不脱的宿命，无论我们如何改变制度、技术或知识结构，总会有一块未被完全理性的领域等待被填补。然而，他又是极其清醒的，他展示了宗教如何被政治精英所利用、被文化潮流所裹挟，使其形态万千地扭曲变形。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不是告诉我们“信什么”，而是教会我们如何观察“人们为什么信”以及“信仰在历史洪流中是如何被塑造和改造的”。它提供了一种高处的视角，让我们得以审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那些深刻而持久的驱动力。读罢掩卷，我没有被说服去相信任何教义，但我清晰地认识到，宗教观念的演变史，其实就是人类心智和集体行为的变迁史，这部书就是一把理解这变迁的精妙钥匙。

评分☆☆☆☆☆

从文体上来说，这本书简直是一场风格的盛宴。如果说前几章还保持着一种略带距离感的学院派写作风格，那么后半部分，尤其是在探讨个人救赎体验的章节时，作者的笔触突然变得极其抒情和富有画面感。他引用了大量早期信徒的私人信件和日记片段，那些文字充满了未经修饰的、原始的激情与痛苦，使得原本枯燥的历史论述瞬间鲜活了起来。这种叙事策略的切换，像极了一部结构精妙的交响乐，先是缓慢而严谨的主题铺陈，随后是爆发性的情感高潮。特别是描述一个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在狱中的内心独白时，那种对信仰坚守的描摹，充满了文学张力，让人几乎能感受到空气中的寒意和信仰之火的灼热。这种在历史分析的硬核与文学描写的柔软之间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使得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远超一般的学术专著，它更像是一部融合了史学深度和人文关怀的杰作。

评分☆☆☆☆☆

坦白说，这本书的论证密度之高，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它不是那种轻松的、周末可以一口气读完的通俗读物，更像是一篇篇精心打磨的学术论文的合集，每一个段落似乎都堆满了密密麻麻的引注和交叉参照。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跟上作者的思路，他似乎对某些特定的历史转折点有着近乎偏执的关注，比如某个教派分裂的关键会议，或者某个哲人对“自然神论”的第一次明确阐述。这种深度挖掘的风格，对于希望在特定历史时期宗教思潮演变上获得深入了解的读者来说，无疑是金矿。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有些吃力，仿佛被拉进了一场只有内行人才能完全理解的学术辩论现场。不过，一旦你适应了这种节奏，你会发现他构建的逻辑框架异常坚固，他对史料的驾驭能力令人叹服，那种将看似无关的史实串联起来，最终指向一个宏大主题的叙事技巧，实在是高超。它迫使你不断地停下来，查阅背景资料，进行自我补充，这反而成了一种另类的、强迫性的学习过程，让知识的吸收过程变得格外扎实和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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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不错的商品，非常好，而且自营快递很快，客服也很耐心解答我的问题，这次购物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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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物流都满意，期待内容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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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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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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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简单翻了一下，待我有时间再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