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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语际书写》是一本思想史的著作，但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不同，作者采用的不是对重要思想家重新评述，或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诠释的方法，而是立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特别是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试图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去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
刘禾运用了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如《红楼梦》、刘三姐的传说，以及老舍、鲁迅、萧红的小说，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跨语际“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解读线索。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新词语、新概念的兴起、代谢和在本国语言中发展的过程，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
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对这一类的问题展开思考。
作者简介
刘禾（Lydia H. Liu），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大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东亚系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并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双聘教授。
英文著作有 The Freudian Robot（2010），The Clash of Empires（2004），Tokens of Exchange（1999），Translingual Practice（1995）等，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
中文著作有《六个字母的解法》，《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以及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和《天义•衡报》校注版（与万仕国合编）等。
目录
目录
修订版序言
代 序
第一章 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的语言盲区
第二章 个人主义话语
第三章 国民性理论质疑
第四章 不透明的内心叙事：从翻译体到汉语叙事模式的转变
第五章 民俗学与现代通俗文艺
第六章 民族国家文学的性别
附 录 叙述人与小说传统：比较文学读书笔记
后 记
精彩书摘
代序
李陀
我以为有两件事使当代理论研究的格局处于大变化的前夕，其中之一是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在近几年的飞速发展。这种发展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知识上的优势不仅受到多方面的质疑，连后结构主义本身也像其他西方传统理论一样被看作某种“西洋景”，并不具有普遍主义的品格。而且，跨文化、跨语言的理论写作和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以致人们有理由怀疑：如今还有什么样的知识问题能够单纯地只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和解决？另一件事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运动的狂潮。在这一狂潮的席卷下，被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所冻结了的，一般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或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对立来描述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跨国资本的“喜气洋洋”的凯歌行进，一方面使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第三世界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和意识形态有了更复杂错综的密切关联，一方面又使一种建设“跨国文化”的战略渐显端倪——“后现代”成为新的文化目标；以“多元文化”为掩护，使后发现代化国家成为世界市场的附属成分；the Internet在跨国资本的哺育下正在形成一个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国际性文化空间，等等。这一切所构成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使人不能不对知识的发展作全新的考虑。例如：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
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问题？如果理论不甘心困守于象牙塔，那么它该对这世界新形势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是否应更认真地考虑建立新的理论、新的认识论的可能性？
有种种征兆表明，理论领域，尤其是人文理论的写作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自冷战后，无论在西方或东方，人文领域的理论发展一直处在急剧变动之中，新旧交迭，流派纷呈，有如万花筒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这些变动的主要动力往往都来自西方知识传统的内部。问题是，在后殖民和后冷战的新语境里，理论的发展能否不局限于在西方知识传统内部提出问题？能否面对这新的语境和历史形势，更多地在各种文化和各种语言之间考虑知识问题？
能否在各种文化交往和信息交换之间发现新的理论课题？
总之，在这种种“之间”下手，或许是回应后冷战历史的一个理论突破口。在这个意义上，刘禾的《语际书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语际书写》是一本思想史的著作，但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不同，作者采用的不是对重要思想家重新评述，或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诠释的方法，而是立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特别是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试图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去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从表面看，此书各章的论题似乎有些分散。涉及“个人主义话语”“国民性理论”“内心叙事”“民族国家文学”“现代汉语叙事模式的转变”等多个方面，但是，刘禾却用一个大主题将各章有机地贯穿在一起，那就是：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如“文化”何以等同于“culture”？
“个人主义”何以等同于“individualism”？“国民性”何以等同于“national character”？等等)这种“互译性”对汉语写作和中国的话语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文化交往是描述并理解世界近代史——这段历史以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为最显著的特征——非常关键的一环，那么这种“互译性”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遭遇与冲撞中又扮演了
什么角色？它们对西方文化的诠释或翻译以及反过来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又产生了怎样的“认识论”上的重大后果？
刘禾提出的“互译性”这个研究角度(一个常被人忽视而其实又非常重要的理论领域)，从字面上可能会被人误解，特别是熟悉翻译理论的人更容易发出疑问：各种语言之间通过翻译来实行交往，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常见的、普遍的手段，它何以突然获得这样不寻常的意义，以致可以从这里出发去寻找思想史写作的新框架？如此提出问题的一个前提，仍然是承认语言的透明性和翻译的透明性，并认为概念、范畴、理论等思想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地以本来面目越界而进入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或另一种文化原先就有与之相对应的语词和意义。翻译只不过起了一个中介的作用，把对应的意义找到并凸现出来。但刘禾此书的一个重点(也是全书的一个支点)恰恰是对语言翻译上的这种传统观念做了破除和瓦解。她的批评是：语言之间 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地交流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词语的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因此语言之间的“互译性”也必须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去理解和研究。任何互译都是有具体的历史环境的，怎样译、如何译，都必然被一定的具体的条件和话语实践所规定。英语“culture”和汉语“文化”之间，英语“individualism”与汉语“个人主义”之间，英语“democracy”与汉语“民主”之间，并无本质的同一内容规定。不同语言互译中词语之间的“相等”，是一种人为设定的对等性。以“democracy”一词的汉译来说(详细分析见刘禾199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此种虚拟的对等性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民主”一词在古汉语中就有，如“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书•多方》)，这里“民”与“主”不是现在的主谓关系，而是修饰关系，即民的主宰者的意思，多指帝王或官吏。《左传•文公十七年》：“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文选•班固〈典引〉》：“肇命民主，五德初始”，蔡邕注：“民主，天子也”，等等。比较接近现代汉语“民主”一词的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在1864年他与学生翻译出版的《万
国公法》(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高名凯等人将现代汉语的“民主”归为来自日语的借贷词，是不准确的)，不过，当时“民主”是被用来翻译“republic”，即所谓“民主之国”，相对于“君主之国”（monarchy）这个概念。“民主”与“democracy”一词之间对等性的设定，出现得稍晚，见于王芝1872年版的《海客日谭》，而“republic”一词的汉译则逐渐被日本的翻译“共和”一词所替代。至于英语“democracy”一词的汉字音译如“德谟克拉西”，出现更晚，而最终还是像现代汉语中的大多数汉字音译词一样，逐步遭到淘汰。
刘禾所倡导的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思想史研究，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关注以一个词对应另一个词，以一个概念对应另一个概念，其对应中的 虚拟对等是如何设定的——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出于何种话语实践的目的？此种话语实践又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以这样的框架去重新对待思想史写作，则思想史写作的目的、重心就不能不发生重大偏移，变为“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兴起、代谢， 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不论这过程是否与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接触、撞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转
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
译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为它们之间不可简约之差别决一雌雄，这里有对权威的引用和对权威的挑战，对暧昧性的消解或对暧昧的创造，直到新词或新意义在译体语言中出现”(见本书第二章)。而新词和新意义的出现，常常不仅在话语领域中引起冲突和波澜，而且还要经过种种中介进入社会实践，甚而成为社会变动的思想动力。《语际书写》中《个人主义话语》和《国民性理论质疑》两章即对这种思想和社会运动做了相当细致和深入的分析。
对上述思想，刘禾在她的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中有更详尽的阐述，《语际书写》与这本英文著作恰可以相互发明，相互补充。两书的主旨都在分析、研究中西方文化之间“相互认识”的理论前提和历史内容，同时对当代语言哲学理论、文化批评及后殖民理论提出一些批评和质疑。虽然刘禾的研究主要以中／西交往之中的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为对象，尽可能把种种讨论都落实到确定的学科领域之内进行，但两书的主旨使她的讨论不能不突破“学科研究”的樊篱，从而进入方法论、认识论的比较抽象的理论层面。这主要表现在两书所提出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这一理论。对此，刘禾有这样一个声明：“我
希望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可以最终引申一套语汇，协助我们思考词语、范畴和话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适应、翻译、介绍，以及本土化过程(当然这里的“本土化”指的不是传统化，而是现代的活生生的本土化)，并协助我们解释包含在译体语言的权力结构之内的传导、控制、操纵及统驭模式。”如果仅从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刘禾提出的“互译
性”理论似乎是以汉语的变革为主要对象，但这个理论的意义显然大大超出了汉语和中国思想史的范围。我以为它或许为在当代语境中如何发展认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以往的认识论不论在其漫长发展中有过多少变化和鼎革，但由于它深深地扎根于西方的语言和思想之中，因而其“认识”总是以主客二分为基础这一点则很少动摇。弗洛伊德、拉康及今天的后结构主义诸学，或许是对这一认识论不可动摇的基础的最大冲击。特别是福柯，表面上虽然很少正面接触西方传统哲学那些经典论争，但实际上他的理论又重新提出了康德当年的问题：认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只是福柯置主客二分之类形而上学的假设于不顾，从而另辟蹊径，把事情归结为权力—知识的关系。西方传统认识论虽然至今在欧美哲学讲坛上仍有半壁江山，但从福柯之后，抽象地讨论人的认识(以及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已经显得多少有些迂腐。如果语言先于主体，如果认识过程与权力机制密不可分，那么认识问题显然要在比主客二分更复杂的层面上讨论，例如人的认识和语言是什么关系？人的认识在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相碰并发生意义交换时又是怎么回事？一个文化“认识”另一个文化的内在机制如何？语言的互译又在其中起什么作用？这种认识是平等地进行的吗？它们与具体的历史发展如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后冷战与后殖民时代等等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难道都不是认识论问题吗？
如果这些问题是真实的，可以成立的，我想“跨语际实践”的理论无疑是对回答它们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前言/序言
增订版序言
《语际书写》是我二十年前写的一本书。
回想起来，我那时生活在美国的西海岸，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其时正值1990年代中期，冷战刚结束不久，一切坚固的东西即将冰融雪消，人们熟悉的那个两极世界正在远去，福山言之凿凿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
今天再检阅此书，不由生出许多感慨。虽然本书写于一个思想激变的年代，但它所见证的，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北美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次思想大转型。它发生在三十多年前，于九十年代突飞猛进，以至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美国知识界，而且整个世界的知识界都山河变色，那情景恰如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旧的思想世界离人们逐渐远去，新的思想萌芽蓬勃地浮出地表。
说起来很幸运，我正是在这一场思想大变革当中，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开始步入学界门槛，并且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一个人有了这样的经历，她的思考和写作不可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不可能不对这一切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反省。本书第一章“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的语言盲区”，它可以让读者对那一次思想大转型获得某种程度的了解，也反映了我当年的种种思考。现在借用李陀在“代序”中的文字，不妨这样来表述：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对这一类的问题展开思考。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语际书写》是我在撰写自己的第一本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中译《跨语际实践》）期间同时进行的，其中有些篇章的写作初旨本来就是面对国内读者，分别发表于《读书》《今天》《文学史》等刊物。为此，两本书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不可避免有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第2—4章。上述情况使得《语际书写》中的章节，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以中文写成，剩下的部分先用英文写作，后由几位朋友帮助译成中文。有关过程，我在“后记” 中有所说明，在此不赘。
从出版年代的先后次序来看，我的英文书Translingual Practice面世更早，于199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语际书写》的繁体字版才在香港天地出版社印行，而简体字版，则是在199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因此英文版的Translingual Practice在先，《语际书写》在后；不过，在中文世界里，《语际书写》的出版要早于英文书的中译版《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语际书写》多年前就销售告罄，不少朋友好心督促我说，当下的思想发展，有如千帆竞发，相互冲荡，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和多层次的反响，在国内也是惊涛拍岸，正在引发知识界和理论界的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本《语际书写》看来并不过时，是不是该再版？这种督促是我同意再版这本二十多年前的旧作的原因。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范新先生，正是他的努力和热心支持，2016 年的新版《语际书写》终于成为现实。
刘禾
写于2016年
用户评价
《新民说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原以为会是一本枯燥的学术专著，但读进去后，却发现它极富启发性，让我对“思想”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书中“语际书写”的概念，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维度。我之前可能更多地将思想史写作看作是一种对既有思想的“再现”或“讲述”，但本书让我意识到，它其实是一个充满“建构”和“创造”的过程，尤其是在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时。作者可能是在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所阅读到的思想史，本身就是经过了多重“翻译”和“转译”的产物。比如，某个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在被不同语言的学者翻译、阐释、并融入各自的学术传统时，它就已经在不断地“语际书写”。这种“书写”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包含了文化理解、价值判断、甚至政治立场。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思想视为静态的、独立的实体，而需要将其置于一个动态的、跨语际的流动和生成过程中去理解。它促使我去反思，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家”和“理论”，在其传播过程中，可能经历了怎样的“变形”和“重塑”。这种批判性的审视，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至关重要。
评分阅读《新民说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的过程，体验非常独特。初翻开，会被其严谨的学术气场所压倒，但随着深入，一种抽丝剥茧般的洞察力逐渐显现。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翻译”这个概念的细致拆解。以往我们谈论思想史，总是在某个既定的语境中进行，很少去审视思想在跨越语言障碍时的“变形记”。这本书则把“翻译”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其视为思想史书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思想生命力的关键。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语言学层面的翻译，而是将其拓展到文化、历史、政治等更广阔的语境中。比如，书中可能会探讨某个西方思潮在中国传播时，如何被中国知识分子“意译”、“改写”，从而产生了不同于其源头的含义。这种“意译”并非简单的误读，而是文化主体在面对外来思想时的主动建构和再创造。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我们所谓的“现代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跨语际的“对话史”，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主体在不断碰撞、交流、融合中孕育出来的。而对这种“语际书写”的批判性梳理，也就意味着对现代思想史本身的生成机制和传播路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书中对于“纲要”的处理，也很有意思，它并非提供一个僵化的框架，而是激发读者去思考，去探索。它像是一份地图，指引我们去认识那片广阔而复杂的地形，而具体的探索，则需要我们自己去完成。这种开放性的引导，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时刻保持着一种主动探索的姿态。
评分在阅读《新民说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是对“现代性”的理解产生了一次重塑。我过去可能将现代性理解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理区域（例如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成果，但本书通过“语际书写”这一核心概念，让我意识到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跨语际对话和交流的动态过程。书中可能探讨了，那些我们今天所称之为“现代思想”的概念，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被不同文化接受、改造，并最终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复杂图景的。例如，一些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思想，如何在东亚、非洲等地区被解读和应用，并催生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性表达。这种“语际书写”的过程，并非简单的复制和粘贴，而是充满了创造、适应和转化。这本书让我认识到，现代思想史的写作，也必须超越简单的线性叙事，而要关注思想在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时所发生的“化学反应”。它鼓励我去审视那些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被遮蔽的文化权力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主体在构建“现代性”过程中的能动性。这种视角，无疑让我对全球思想史的理解，变得更加全面和深刻。
评分这本书《新民说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的阅读体验，可以说是颠覆了我以往对思想史研究的认知。我过去可能认为，思想史研究主要是梳理思想家的生平、思想发展脉络以及他们之间的学术争鸣。但“语际书写”这个概念的提出，让我意识到，思想史研究的真正复杂性和深度，恰恰体现在思想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时的“变形”和“再生产”过程中。作者在书中似乎在强调，我们阅读的任何一段思想史文本，都可能是经过了多重“语际”过滤的结果。比如，一个西方哲学家写下的某个概念，在被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学者阅读、理解、并用自己的语言重新阐述时，这个概念就已经经历了一次“语际书写”。而如果我们再将其翻译成第三种语言，这个过程就会继续。因此，我们所接触到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语际书写”的产物。这本书让我开始关注那些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被遮蔽的“中间环节”，以及这些环节中可能存在的文化偏见、政治意图和学术权力。它鼓励我不要轻易接受那些看似“原汁原味”的思想，而是要对其进行审视，去追溯其流动的轨迹，去理解其在不同语境下的变迁。这种批判性的阅读姿态，无疑让我在思想史的探索中，变得更加审慎和深刻。
评分拿到这本《新民说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书名本身就透露出的研究深度和思辨的野心。“语际书写”，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跨越语言、文化、地域界限的复杂性，而“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则更是直接点明了本书的核心——对我们理解和书写现代思想史的方式进行反思和审视。我一直对现代思想史的谱系感到好奇，但同时也常常在阅读中感到一种隔阂，似乎那些思想家们生活在一个遥远的、与我们既有联系又有距离的时空里。这本书的书名让我觉得，它或许能够揭示这种隔阂产生的原因，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翻译”和理解那些跨越语际的精神成果。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够探讨那些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想，是如何被翻译、解读、传播，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义的变形和流失。一个“修订版”，也意味着作者在初始版本的基础上，经过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更严谨的打磨，这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从中获得更精炼、更有洞见的分析。我对书中会提到的具体案例，以及作者如何运用“语际书写”这个概念来分析这些案例充满了好奇。它是否会涉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思想家，又会如何用这种“语际”的视角来解读他们？抑或是会发掘一些被忽视的、但恰恰是因跨语际交流而产生的思想？我对作者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也同样关注，毕竟“批判纲要”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理论建构，期待它能够为我理解思想史研究提供一套新的工具和方法。
评分拿到《新民说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这本书，我最先被吸引的是它的主题——“语际书写”，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思想史。我一直对思想史的演变感到着迷，但同时也常常觉得，在阅读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家时，总会有一种无形的隔阂，仿佛有些思想的精髓在跨越语言和文化时流失了。这本书的书名恰恰点出了这种困境，它暗示着现代思想史的写作本身就充满了“语际”的复杂性。我期待书中能够深入探讨，那些诞生在特定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是如何被翻译、解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例如，某个西方哲学概念在中国被引入和讨论时，它可能已经不是其在西方语境下的原意了，而是被赋予了新的本土化的意义。这种“语际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思想史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思想生命力的体现。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构建“批判纲要”的，它是否提供了一套方法论，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这种“语际书写”的存在，并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一个“修订版”，更说明作者在最初的研究基础上，经历了更深入的思考和完善，这让我对书中内容的质量和深度充满了信心，希望能从中获得对现代思想史更具洞察力的理解。
评分《新民说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思想”和“历史”的窗口。我之前阅读思想史，常常是在某个特定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进行，很少去审视思想在跨越这些界限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语际书写”这个概念，恰恰点出了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难题，也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视角。我理解到的“语际书写”，是指思想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之间进行翻译、转译、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总是流畅和无损的，它充满了误读、误解、适应和再创造。书中可能会通过分析具体的案例，来展示这种“语际书写”是如何影响我们对现代思想的理解的。例如，某个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可能因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被赋予了与西方语境下略有不同的含义，甚至被用来解释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我们所阅读的“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了多重“语际书写”的产物。因此，对这种“语际书写”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就成为了理解思想史深层机制的关键。它鼓励我们去质疑那些看似“纯粹”的思想，去关注思想在流动中的“变形记”，从而获得对现代思想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新民说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的内容，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我们所依赖的“思想史”这个概念本身。我过去可能习惯于将现代思想史看作是一系列独立思想家及其理论的集合，但作者提出的“语际书写”视角，则将我引向了一个更为宏观和动态的理解。我理解到的“语际书写”，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语言翻译，更是一种跨越文化、历史、社会语境的思想流动和重塑。例如，当某个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概念，如“启蒙”或“自由”，被引入中国并被中国知识分子所吸收时，它必然会经历一个“语际书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概念的原有含义可能会被调整、被赋予新的本土意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解读。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我们现在所阅读的“现代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语际书写”所塑造的。换句话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思想，并非是纯粹的、未经污染的，而是经过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协商”甚至“冲突”而形成的。这种视角，让我感到既兴奋又有些不安。兴奋的是，它揭示了思想史研究的复杂性和深度；不安的是，它也意味着我们过去很多习以为常的认识，可能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反思。书中对“批判纲要”的定位，也暗示了作者并非要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希望通过梳理问题，引导读者去发现新的研究路径。
评分《新民说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这本书，让我对“书写”这一行为本身产生了新的认知。我之前可能更多地将书写看作是一种记录和表达，但本书让我意识到，书写在跨越语际的语境下，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和“建构”。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语际书写”概念，似乎是在告诉我，我们阅读的每一段思想史，都可能是一种经过了多重“翻译”和“转译”的结果。这种“转译”可能发生在不同语言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之间。举例来说，当某个中国思想家引用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时，他可能已经根据自身的文化语境和学术旨趣，对原文进行了筛选、重构，甚至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而我们作为读者，在阅读这段文字时，又是在阅读一个已经被“语际书写”过多次的思想。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触及到那个“最原始”的思想呢？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最原始”的思想？这本书似乎在挑战这种线性的、追求原初性的思想史叙事。它更倾向于将思想视为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和转化的过程，而“语际书写”就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对这种“语际书写”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作者似乎在鼓励我们去质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思想谱系，去审视那些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被遮蔽的权力关系和文化偏见。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学术反思，也为我日后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评分《新民说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思想”的生命力并非来自于其独立自足，而是其在跨越边界时的“流动性”和“适应性”。我之前阅读思想史，常常会聚焦于某个思想家及其理论体系，将其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单元。但本书通过“语际书写”这一概念，将我引向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思想是如何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知识体系之间流动的？在这个流动过程中，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元素得以保留，又有哪些被舍弃？我从中理解到，所谓的“语际书写”，不仅仅是词语的翻译，更是意义的重塑，是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知识主体对既有思想的再解读、再阐释，甚至是再创造。比如，某个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在被翻译成中文后，可能因为中文语境下特定的哲学传统、社会现实，而被赋予了与原文略有不同的侧重，甚至会被用来解释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这本书让我认识到，现代思想史本身就是一个由无数次“语际书写”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个思想，而需要将其置于其跨语际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去理解。这种视角，让我对那些曾经觉得“高冷”的西方思想，有了更加亲近和深刻的认识，也对中国思想家在吸收外来思想过程中的创造性，有了更深的敬意。
评分系列不错，强迫症要收集齐
评分蛮好的
评分好好
评分非常完美
评分帮朋友买的……
评分这本书挺好的，看完后很受用。很好的一本书。
评分正版图书值得放心，配送快，服务好，活动期间的优惠力度大~
评分新民说系列丛书。好评
评分好书，邀请您一起共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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