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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国翻译史源远流长，古往今来翻译人才辈出。
　　近年来随着翻译学科的迅速发展，翻译史研究深入。《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遴选中国历史上各个领域中有代表性的近百位翻译家，述评其生平、翻译活动、翻译思想、著译作品和翻译影响，以个案研究的形式，系统梳理我国传统译学的发展脉络，重塑我国译者群像，补充和丰富我国的译学研究成果。
　　本套书按历史年代分为《历代卷》、《民国卷》和《当代卷》，可为译学界和翻译专业师生提供百科全书式的参考，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也可供史学界、文学界研究者借鉴。
　　民国时期，我国翻译人才辈出，译书浩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这本由方《中国翻译家研究（民国卷）》汇聚了这一时期的重要译者，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的译学成果。

目录

伍光建（1867-1943）
张元济（1867-1959）
梁启超（1873-1929）
杜亚泉（1873-1933）
丁福保（1874-1952）
王国维（1877-1927）
陈独秀（1879-1942）
鲁迅（1881-1936）
马君武（1881-1940）
章士钊（1881-1973）
苏曼殊（1884-1918）
周作人（1885-1967）
冯承钧（1887-1946）
王云五（1888-1979）
周建人（1888-1984）
李达（1890-1966）
胡适（1891-1962）
陈望道（1891-1977）
郭沫若（1892-1978）
赵元任（1892-1982）
傅东华（1893-1971）
林语堂（1895-1976）
茅盾（1896-1981）
成仿吾（1897-1984）
朱光潜（1897-1986）
曹靖华（1897-1987）
郑振铎（1898-1958）
吕振中（1898-1988）
老舍（1899-1966）
瞿秋白（1899-1935）
董秋斯（1899-1969）
吴经熊（1899-1986）
郑太朴（1901-1949）
朱生豪（1912-1944）

精彩书摘

　　《中国翻译家研究（民国卷）》：
　　第一节　顺势而为：从京师到上海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同治六年9月28日（公历1867年10月25日），卒于1959年8月14日。他的一生以戊戌政变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他通过科举从南方到北方，冠盖京华；后期，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革职，从北京到了上海，从此开始了出版、翻译生涯。
　　张元济生于广州，7岁入塾，接受传统教育。14岁（1880年）随母亲回到老家浙江海盐定居。1884年县试名列第-；1889年杭州乡试名列第十，同科中有他后来的朋友汪康年、蔡元培、吴士鉴、徐珂等。1892年赴京会试，金榜题名，经殿试中二甲第24名进士，授翰林院常馆庶吉士。从秀才到翰林，他用了八年。这八年是他接受传统教育的八年，他的人格、良心和旧学根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淬砺而成的。1894年翰林院庶常馆散馆，他被委任为刑部主事，正式踏上了仕途。
　　甲午海战失败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局面，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张元济目睹清政府的昏庸无能，深感非变法不足以图存。1896年，他和友人聚会陶然亭，谈论朝政，寻求救国真理。他意识到当务之急，“总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其次即为培植人才”（王绍曾1995：4）。为了实现抱负，1896年他和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夏偕复等人创办了一所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他自己也在其中学习英语。这期间他一方面奉诏向光绪皇帝进呈“新书”，另一方面将主要精力用在学堂的擘画上，为其制定章程，设定规范。1898年6月他同康有为一起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9月，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通艺学堂宣告夭折，张元济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他的教育救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梦想遇到了重挫。
　　1898年10月，张元济举家南下，来到上海。从京师之地来到了“条约口岸城市”上海，他的身份也由一个年轻京官蜕变为民间士绅。到达上海之后，他应盛宣怀的邀请，于1899年4月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着手筹划译印现代西方重要的政治、法律、理财、商务等方面的著作。他时常向严复请教译书方面的问题，并组织、出版了数部西方书籍。如组织留学生翻译《日本法规大全》，组织出版严译《支那教案》和《原富》。《原富》的出版影响深远，一度成为南洋公学学生的必读书籍。此外，他还筹办公学特班，创办《外交报》，制定办学计划，调整公学结构和课程设置，编订经费预算，延聘教师，组织编译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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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翻译史涉及的范围和取向、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翻译研究本身。翻译是积极的文化建构，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中国在翻译西方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古代的佛经翻译对我国的宗教、哲学、语言等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明清以降，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试图通过翻译吸纳西方文化，实现民族自立自强。到了近现代，我国工业建设、农业改良、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以至法制的创立与完善、市场发展与繁荣都与翻译息息相关。我国近现代历史的不同阶段几乎都诠释了“翻译强，不翻译则弱”的道理。其前提是西方先进，翻译基本上是顺向的。近些年来，在“走出去”政策的驱动下，我国翻译方向历史性地逆转。“语言服务企业的中译外工作量占比在2011年首次超过外译中，达到54.4%。……我国已经从对内译介西方文化与文明为主转为对外译介中国文化和文明为主。翻译在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翻译研究院等2014：3-4）。我国的翻译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里到外，无数先辈戮力译事、鞠躬尽瘁，铸就了光辉的伟业，他们的成就和精神需要我们去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
　　翻译史研究的核心是人，包括译者、委托人、赞助人和读者，重点是译者。委托人和赞助人固然有社会责任的担当，但只有译者和委托人同心协力，才能回答翻译的社会起因和历史作用问题。在我国各历史阶段译者兼翻译委托人的大有人在。文本只是翻译的外在介质和形式，通过人及其社会环境才能知道译作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效应。皮姆在其Methodin Translation History中也强调：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也不是译本的社会语境，更不是语言特征，而是译者，因为只有译者负有对社会因果的责任；翻译史必须围绕译者生活和工作的语境展开（Pym199812007：xxiii-xxiv）。其中“译者”也应包括翻译的组织者。
　　近百年来，翻译史研究以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家为核心。翻译史研究要进一步深化，必须挖掘和颂扬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学昌盛等密切相关的翻译史料和翻译家，呈现被忽略、被掩蔽的史实，实现由文学翻译史向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转向。本研究作了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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