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晚清年间享有“九能儒僧”之誉的六舟，有着传奇的人生与卓绝的才艺。浙江省博物馆考古学者王屹峰先生历时十五年，重新追寻六舟和尚一生踪迹，钩沉稽古，爬梳剔抉，考索出六舟当年在金石收藏、学术研究、艺术创新方面的种种遭逢际遇与执着追求，详尽描述了他在八破、全形拓、古砖花供三种直接以金石学为学术根柢与形式语言的艺术创新实践中的渊源脉络、技法特征、喻义功能，揭示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于“金石千秋”的美好祈愿，其从帝王政治梦想走向世俗生活的嬗变，也折射出传统金石学在涵盖学术旨趣、审美追求、社会风尚与生活方式方面的博大精深。

内容简介

六舟是清代一位才华卓越而又非常有趣的和尚，在书画、篆刻、制砚、刻竹、书画装裱、书籍装帧等方面皆有不俗的造诣；在八破画、全形拓及古砖花供等新型艺术领域，则更是开创性的人物。他有强烈的野外考古兴趣和热情，经常四处游览，实地访碑，棰拓考证。

六舟的传奇生涯引发了浙江省博物馆王屹峰的极大兴趣，他借助馆内丰富的六舟藏品，通过追随六舟当年人生足迹的方式，实地勘察其生活场所，多方搜寻资料，钩沉稽古，苦心孤诣，撰成此书。全书以九能儒僧、囤碑搜字、磨砖作镜、古砖花供四个篇章，全面展示了六舟的生平、行踪、交游、艺术成就等。作者用精到的语言，实证的材料，并配合三百余幅精彩图版，向我们介绍了六舟在八破、全形拓、古砖花供这三种直接以金石学为学术根柢与形式语言的艺术创新实践中的渊源脉络、技法特征和喻义功能，从而以这样一个切片，呈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学术、对于生活、对于审美的综合认知，将清代以金石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与朋友圈的文化唱和、艺术的综合维度和江南的人世情怀、个体的文化追索与国族的文化血脉有机融合。

作者简介

王屹峰：浙江萧山（今属杭州）人。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今浙江大学文博系）。现任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东方博物》编辑部主任兼执行主编。

发掘过跨湖桥遗址、前山窑址、长山土墩墓和金山遗址等20余处遗址。出版专著《中国南方原始瓷窑业研究》。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第九章 全形拓及古砖花供

古砖花供

如果说全形拓的本意尚非为艺术，那么全形拓入画则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无疑。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六舟《周伯山豆拓本并补花卉》便是典型的全形拓入画之作，画面为一倒置的青铜壶盖之全形拓，以彩绘插花形式补景。

中国将描绘钟鼎等古代物件的美术作品称作“博古”或“博古画”。水墨、彩绘摹描青铜器、瓷器等，并补以花卉、杂件或书籍的博古画早已有之，但此类画面中以全形拓来呈现青铜器的，则最早见于六舟的作品中。

自宋代以来，传承下来记录青铜器图像的刊本，都呈现为白描线刻的形式。白铃安例举了一幅乾隆时期的木刻版画，画面中，描绘而成的青铜器里插有物件，右上又绘有纸张叠压的图案，所以她认为这可以作为八破画源自博古画的一个证据。六舟将全形拓入画，显然

改变了博古画这类绘画的固有表现形式。

除了以青铜器全形拓补景外，六舟还选择以古砖全形拓补以花卉作清供之图，自称“花插”、“砖盆供石”、“古砖花供”。

《年谱》在道光十一年记载：“向游临安，于钱氏故宫址得一砖，文曰“宝正四年七月钱氏作”十字阴文……时斋居多暇，手制为砚。 ”十字当为九字之误。六舟后来以全形拓的方式将其作为内容之一，制成《古砖花供》，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宝正，乃五代吴越国时期年号。在六舟收藏过的怀素千文贞元本拖尾中，也有“元和韩崇试宝正砖砚书”一跋，时在“道光戊戌腊月廿四日”，即道光十八年。韩崇乃吴大澂外祖父。

由于需要刊印，所以要将拓片摹画刻版。《金石屑》的作者鲍昌熙直接署“嘉兴鲍昌熙摹”。六舟收藏的“宝正四年七月钱氏作”铭文砖，也收录其中，书中同时收录此砖菱格填万字纹砖面拓片的描摹版，可窥得此砖原貌。更为幸运的是，以此砖制成的砚台保存至今，现藏天津博物馆，尚有六舟所配紫檀木天地盖，盖面上自刻铭文称“辛卯秋八月上旬，临安山土人掘得自售者，六舟自制为砚并记，时寓武林东清门”，辛卯即道光十一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六舟《古砖花供》，整个画面，自右向左，有砖十二块，第七块砖处于画面的中央。有意思的是，从欣赏者的角度看，这十二块砖的视角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有三处站位。欣赏者第一处站位，处于第六块、第七块砖的正前方，所以这两块砖呈正视视角。前五块砖，所呈现的透视状态，是在此位置上再将视线向右。第八块砖即“宝正四年七月钱氏作”铭文砖，位于整幅画面的中央偏左，所呈现的透视角度，需欣赏者移动到第八块与第十块砖的中间向右看，而第九块、第十块和第十一块砖则是呈现向左看的样子。第十二块砖所

呈现的视角，又需要欣赏者移动脚步，到画面的最后站定，然后向右看。

这幅《古砖花供》属于典型的全形拓。画面中十二块砖皆有铭文。除了有铭文的一侧应是椎拓而成的以外，每块砖的其他各面的边框也应是移动纸张后抵住砖边椎拓而成，框内既有就器局部拓成的情况，也有补绘而成的，而且将透视的效果处理得较为合理。最后一块砖的补景者松溪——六舟白马庙之师——落款为“道光乙未”，即此画作于道光十五年。而钱氏铭文砖早在道光十一年已制作成砖砚，道光十八年韩崇还用此砚写过大历本怀素《千字文》的题跋。因此，1835年《古砖花供》成图时，钱氏“宝正”铭文砖已不可能是画面中呈现的那般花盆模样了，这也可以证明此幅全形拓是椎拓与摹画相结合而成的。

六舟不止制作过一幅《古砖花供》。《年谱》记载，道光十八年：“是冬，余以所藏之砖头瓦角有字迹年号者，拓成瓶罍盆盎等件为长卷，凡友人中能写生者，各随意补以杂花，即名曰‘古砖花供’。后汤雨生将军见之，为隶书‘磨砖非作镜，着手尽成春’十字弁其端。”管庭芬记载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六：“是日六舟见示所拓周秦彝器凡二十四种，属诸名流补画杂花于器，名曰‘二十四气百花卷’，装成长卷，乞诗题后，因拈一绝曰：‘吉金宝石几摩挲，千载英光总不磨。博得诸天齐一笑，散花端仗老头陀。 ’”咸丰丁巳（1857），在接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制作过一幅古砖全形拓补景的立轴。在六舟手稿《小绿天庵吟草》中，仅诗名就有多首涉及这类作品，如《为吴康甫画砖盆供石扇》、《为木翁画砖盆供石扇即次前韵》、《为吴康甫画砖盆扇铭》、《泰和砖花插铭》、《为吴君康父拓古砖花供图并成长歌》等。

从这些诗名可知喜好藏砖的吴廷康、程洪溥这两位尤为欣赏此类作品。借助一些片段，可知吴廷康是个有趣的怪人，安徽桐城人，做过县丞，性格开朗、豪爽，喜好金石书画，嗜砖如命，如前述张廷济说他为买古砖遇俸禄不够时便有典衣节食之举。此外，尚有 一些奇奇怪怪的爱好。管庭芬于道光三十年五月廿八日在杭州，“吴贰尹康甫过谈，吴君喜欢乩仙近事，娓娓至暮而别”。吴廷康出生于1799年，长寿，但究竟活了几岁，说法各异，或言逝于1873年，或言近九十而卒。海盐博物馆藏《彝器花供》吴廷康落款“同治甲戌仲冬”，即

同治十三年。杭州玉皇山东南坡天真院遗址第二层台地石壁上有“午梦床”题名，款为“乙亥觉礼吴廷康重书”，事在光绪元年（1875）。同治八年他曾任杭州府司狱，监理玉皇山修理工程。如此，至少可知1875年仍在世。

上列诗词当多作于新安馆业期间。言及吴廷康的，一曰：“一拳米家石，一块吴氏砖。安置于箑头，人道我是颠。康甫酷嗜此，即以此结缘。若论诗与画，毕竟野狐禅。”二曰：“吴氏作甓砖，供石且栽菊。笑我今作古，康甫未必服。臆造本无情，傍观有老木。老木曰不然，扬风门外逐。”吴廷康本有砖痴，如此并不为怪。老木即程洪溥，显然也受到感染，六舟也作诗记之：“不是无为石，亦非瓬人砖。墨沉偶涂成，全凭秋毫颠。木翁兴忽发，三生认前缘。忘年交游侣，诗画许参禅。”可以说，古砖花供一类，当是在同道友谊的氛围中把玩、游戏而催生出的作品，主要创作于19世纪30年代后段的新安、苏州期间。其制作动机，乃金石学者为社交酬应之故，而未存金石学之学术目的，但同样可谓乃金石学之“副产品”。

这个时期，六舟还有一些自称“未免孩子气象”的作品，如《礼佛图》和《剔灯图》。这句自题于《礼佛图》上的话，竟如此耳熟，与《百岁图》上张廷济“儿童气”一句的意思当完全一致。《礼佛图》、《剔灯图》与古砖花供属于不同类型的创意之作，可能由于受需要较高写真能力的限制，并未如后者这般在随后大行其道。

六舟有诗云，“运甓乃太劳，何妨成破灶”，句后小注“君云敝藏砖甚多，倘不遇知音者，难免砌灶矣”，这是程洪溥与六舟在开玩笑呢。那么，古砖花供题材的作品究竟意欲何为呢？六舟所表达的至少有四种含义。

其一，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古砖花供》乃六舟为赠送“时开藩江苏”、邀请其主席沧浪亭的陈銮而作：“芝楣大人命拓古砖花供图，因补秋色两种并成一绝呈政：瓬人遗制历千年，拓上溪藤待画禅。他日散花天女至，二分秋色许争先。六舟达受。”这段款识明显带有吉祥的寓意。

其二，也有清供之用。如其尚有诗称“奇葩作清供，永为席上珍”，“建砚田，和松烟，元气厚，年丰年，养花供石，亦称贤欤”。

其三，感慨金石永年。如《泰和砖花插铭》诗：“道光之丙申，惟时值暮春。欲发黟山道，借榻西湖滨。得此一晋墼，切磋成花甄。泰和初纪元，龙集在丙寅。泰太古所通，雅矣此陶人。下有六年字，知简文即真。千六百余载，呵护有鬼神。古香伴墨香，与砚结芳邻。奇葩作清供，永为席上珍。”

其四，对古砖及其铭文至深的感情，使得六舟试图赋予其崭新的生命。例如，六舟诗曰：“砖兮砖兮何幸兮，从今不入危墙倒。劝君续得速成器，否则砖兄生懊恼。砖片瓦片喜翻身，置砖如入蓬莱岛”，“属拓古砖成罂盎，供花养石砖新造”，拟人化的古砖获得了新生。再如，那幅作于咸丰丁巳（1857）的古砖全形拓补景立轴，六舟题款曰：“两汉三吴与晋砖，浙中日出成经千。偶然游戏成罂盎，插供时花四季鲜。”

在《瑞郡王命拓古彝器并补时卉》中，六舟也用到了“罂盎”一词，罂盎即盛酒器，这里则泛指以全形拓而成的花器。在这首诗中，六舟还明确表达了一个信息，即除了古砖以外，如同《周伯山豆拓本并补花卉》里被误以为豆的倒置青铜壶盖一样，青铜钫也是清供图的重要题材：“为订神交金石坚（因未谋面，故云），一砖一钫六千年。偶然游戏成罂盎，梅菊同参龙幻禅（王又称龙幻再禅）。”

在六舟眼里，不但古砖，青铜器铭文可以传承千秋，而且，凡是有文字的古物件，如塔志、石碑、印章等也都可垂万岁，所以值得不停地讴歌。《宋僧塔志歌》说：“补录金石阅久长，千秋万岁垂无疆。”

摹拓全形，补以花卉，游戏清供，六舟赋予了“死去”的断砖残瓦等金石以崭新的生命，并反复予以歌颂。而晚于六舟的一批又一批画家，显然也受到了这类艺术作品的感染并效仿之。现藏于天津博物馆、任颐作于1885年的《吉金清供图》，画面布置鼎、壶、盘三件青

铜器全形拓及铭文拓片，再以没骨法补绘花卉，属于效仿六舟全形拓入画这一类型的典型作品。根据“摹于海上且住室之南牖”的题款，说明此幅中的全形拓乃任颐在上海的家中摹绘而成。吴昌硕也曾于1902年作《鼎盛图》，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画面以两件青铜鼎全形拓为中心，其一便是六舟曾手拓过多次的焦山鼎，以此为“罂盎”，再绘没骨花卉为插花，而此时焦山鼎早已没于战火。总之，至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上半叶，全形拓入画已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绘画方式，文人、画师不限，其吉祥的寓意也为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而

六舟对于金石书画艺术之贡献亦昭然具在。

总之，与八破画类似，全形拓融入绘画，使得古砖花供类型作品中墨拓成为画面主角，笔绘的花卉沦为辅助素材，而不仅仅是“入画”，可谓“墨拓为画”或“全形拓为画”。百多年来，人们对这些类型的作品褒贬不一，但其流行广泛，影响深远，并使得近现代乃至当代艺术和日常生活获得了更为多样性的可能，却是无法回避的不争事实。探索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原因，有助于更为精确地了解19世纪学术、艺术甚至知识总量的累积过程，也有助于丰富中国艺术史的内涵。

前言/序言

重访之旅

六舟上人是位非常有趣的人。

有清一代，如此入世的出家人，恐无出其右者。身为僧侣，却谨遵经世致用之道；又为学者，不讳四出谋生；学富五车，但喜标榜孩童游戏。当然，终其一生，虽从未见他谈及玄奥的禅理，却也一直踏踏实实地为寺院做着足传后世的事业。我对他各种身份的另外一面甚感兴趣。

观其学风，六舟非宗行脚取经的法显和玄奘，而崇山林访碑的顾炎武和黄易之辈。实地访碑、亲手椎拓，与现代考古学及文物保护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我曾从事过野外调查、记录、保护、维修和考古发掘工作多年，很容易与六舟的访碑行为与实证态度产生共鸣。

道光年间，六舟数至萧山祇园寺，访碑、会友、下榻。巧的是，祇园寺的僧房也曾是我的办公场所。跨越一百五六十年的时空，不得不感慨缘分的神奇。

然而，清代访碑者中，黄易、吴大澂之辈学界皆知，却罕有识六舟者。十五年前的某日，我兴趣大发，意欲寻找六舟的遗物和重走其访碑路线，一经实践，便惊喜不断。

钱镜塘乃六舟同乡，亦为浙江海宁人氏，一生孜孜以求乡贤金石书画，每有所得便不厌其烦地题其生平。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六舟遗物，可谓海内外公私藏家中最富且精者，实仰赖钱镜塘的收藏和捐献。

浙江省博物馆的同事们，无论职务与岗位，皆无需原由地给予我倾力支持，或使我得以摩挲实物，或助我收集资料，或允我使用图片以供细致研究和出版之需，十余年来，眼界大开。更有诸多各地的单位及个人，无论相识与否，均秉持开明的学术态度，无私地为我提供图片及文献资料以供研究和出版之需。持续之久，受惠之多，以至于无法一一列名。借此机会，谨表我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与历史研究一样，文物考古研究也只能修复某些片段，而无法复原过去的一切——也非研究的目的，故习惯于不会在某个空白片段处过分纠结。然而，每当获知六舟某件遗物线索，又久久寻找不得而无可奈何之时，却总会有人送来我本已不抱希望的资料。同时，重访之旅也出乎意料地顺利，似可借用六舟“有如神灵呵护”之语来概括。

重访旅行的目标是六舟常住过或访问过的寺庙、名胜以及访碑之处，有些地方我曾经到访过，故原本便知道依然存在，如绍兴的大禹陵窆石、上虞的曹娥碑、杭州的寺庙和石窟造像及题名，但更多地方的现状事先并不知晓。到访后，目的地中，有的确实早已面目全非，遗迹也了无踪影。然而，多数情况却颇有些意外，或遗迹可见，或故址上尚有重兴之构，最为重要的是，六舟曾长住过的白马庙、演教寺、沧浪亭、净慈寺四处均可寻得。

百余年来，中华大地的沧海桑田，世人皆知，希望越少以免失望越多乃是重访之旅出发之前的真实心态。从文献可知，一百五十年之前白马庙已为太平军所毁，演教寺系湖州农村小镇一处不为人重视的小庙而已，故寻访白马庙故址和演教寺，仅是实证思维作用下的心理安慰之行罢了。然而，结果却使人兴奋不已，不但在白马庙故址寻得遗物、碑记，确定了具体位置，而且发现演教寺也依然存在。这无疑在鼓励我继续旅行。实际上也是收获颇丰，如苏州沧浪亭及江苏巡抚衙门、扬州阮元宅第、宁波七佛寺、天台诸胜、杭州飞来峰题名……每寻得一处，便流连忘返，仿佛分享着六舟当年的喜悦，竟无法言传。

我主要从事古代陶瓷考古与研究工作，关于六舟的著述，甚至连安身立命都算不上，乃

完全凭兴趣所致，可谓非常纯粹的以非盈利为目的之学术自觉，但这并非意味着不会产生费

用。重访之旅，并无公费，全凭己出，所耗赀财，颇有数目，故旅途中常需掐指计算。这无意

间让我开始疑惑六舟一生的访碑费用和收藏资金从何而来。虽非专门研究，但多年来一直对

古代财政史兴趣盎然，对宏观财政史的一知半解，促使我时常思考更为具象和更易理解的、

具体的财政执行情况，如古代瓷器生产的经费来源及拨付权限、作坊盈利途径、税赋等诸多

问题。对于历史长河中每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而言，很难想象可以没有财物的支持而得以生

存，更遑论生产任何物件，直至做出一番事业，故微观财务状况是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反过

来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探究宏观规律。

可以说，在写作过程中探索六舟的财务情况无意间成为了贯穿全书的线索。在第一单元，我尝试探讨他从小出家的原因，白马庙又是通过何种形式吸引资产捐赠以维持日常开销，以及僧侣的私房衣钵钱与寺院的公共资产之间的区别。在第二单元，试图分析他旅行、访碑的费用从何而来，为何选择如此的访碑路线和交通方式，以及其与馆业目的地之间存在的联系。在第三单元，讨论了他收藏金石书画的资金来源和如何像普通士绅那样通过馆业获得报酬及其消费特点。第四单元则是全书的重点，受资金的限制，年轻的六舟为获得金石文字计，不得不在断垣残壁间四处搜寻，以便宜的椎拓替代昂贵的收藏，运用和改良传统记录技术以便开展学术研究，同样因支绌的财务状况以及在社交过程中的争胜初衷，以己之长的无意之举，却创造出八破、古砖花供之类与众不同的新型艺术形式。

寻找遗物、重访路线，本无意为此撰写一部六舟的传记。儒家政权宏观背景下的个体偶然所导致的学术与艺术变化，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其线索隐藏于教育背景、学术活动、社会交往以及所选择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例如，六舟对封泥的兴趣与分享活动，引起他所处交往圈的关注，虽然他本人并无学术计划，但却影响朋辈形成了封泥的专门研究。通过重访活动，直观感受六舟所处的环境，尽力触及他的心路历程，尝试把握其在晚清学术与艺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六舟的学术与艺术成就也并无大书特书之处，他的影响也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但广泛而持久，沁入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学术领域、社会的艺术品位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六舟学术与艺术生涯中的规律性因素，同样作用于当下的社会。

任何一种学术概念及方法论的视角都只能触及关注对象的某个或几个侧面，而无法覆盖全部。本书没有套用任何成熟的理论框架，而仅是适时、零星地借鉴了考古学、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中的某些具体手段。这也在于我本人学术背景的欠缺，但阴阳相生，或许并非是件不好的事情，谁知道呢。但无论如何，金石书画领域毕竟非我所长，以己之短的尝试，只为喜欢六舟的有趣。既需要方家的指正与包容，又希望有志者可以更多地关注此类“小人物”。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提议和帮助我出版此书的赖毓芝、屈笃仕、蒋建春、黄文玲诸友以及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还要特别感谢师姊朱传荣和白铃安（Nancy Berliner）带我进入那个神奇的八破世界。

文章的考证严密，内容有趣，稍微有点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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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舟和尚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