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著名历史学者、博士生导师杨泓先生、李力女士倾心打造

一部诠释全球视野下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化发展脉略的重磅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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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了解春秋战国历史文化沿革的入门经典读物

内容简介

作品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研究，除依据古代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从思想、文学、宗教、艺术、史学以及生活习俗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论述外，又特别注意以全新的视角，大量吸收和利用文物考古领域中极为丰富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以充实和提高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化内涵的全面认识和了解。尤其对以往注意不够，文献记载较少，而又在这一历史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鲜卑等古代民族文化，以及其与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演变情况，加大了分析的篇幅和探究的力度。

作者简介

李力，女，1952年生。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编审，中国考古学会会员。著有《中国文物》，合著有《文武之道》《华夏之美：中国艺术图鉴》《文物与美术》《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中国古兵二十讲》等，发表论文多篇。

杨泓，满族，1935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中国古兵器论丛》《汉唐考古和佛教艺术》《中国古兵与考古论集》《古代兵器通论》《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中国汉唐考古学九讲》等。

目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 三国西晋文化 /003

第一节　学校和经学 /004

第二节　清议到玄学 /017

第三节　五言诗和建安文学 /027

第四节　青瓷的启示 /040

第五节　蜀郡漆工 /050

第六节　佛教初兴 /059

第二章 | 东晋十六国文化 /070

第一节　草原风貌 /072

第二节　佛典东传 /083

第三节　凉州模式 /101

第四节　艺术创新 /115

第三章 | 南朝文化 /130

第一节　江南名都 /131

第二节　佛学发展 /139

第三节　道教传播 /147

第四节　诗与民歌 /156

第五节　文史新义 /167

第六节　画家与画论 /183

第四章 | 北朝文化（上） /198

第一节　鲜卑溯源 /199

第二节　从平城到洛阳 /209

第三节 墓制变迁 /230

第四节 佛法勃兴与灭法 /242

第五节 佛教艺术的繁荣 /264

第五章 | 北朝文化（下） /283

第一节 北方道教 /283

第二节 北朝文史 /293

第三节 长矟铁马 /314

第四节　舆服风习 /335

第六章 | 中外文化交流 /365

第一节　丝路通畅 /365

第二节　三角缘神兽镜之谜 /388

第三节　高句丽和百济 /399

参考文献 /413

精彩书摘

灭蜀，266年司马炎篡魏建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这是魏晋南北朝370年间仅有的一次统一，维持了短暂的30多年。公元316年，西晋王朝在内部倾轧中走向覆亡。

从公元220年算起的三国时期到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在约100年的时间中，中国大地上虽然仍时有战争爆发，但比起东汉末年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则有了相当的进步。三国鼎立，使得中原、西南、东南三个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西晋的短时统一，更促进了全国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好转，还出现了被誉为“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才有了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学校和经学

一、曹魏时学校的复兴

中国文化传统最重教育，把学校作为人的品格修养和充实学识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便主要以儒家的经典学说五经，即《易》、《诗》、《书》、《礼》和《春秋》为法定课程，设立教职并培养学生。西汉武帝时长安已有太学生1万多人，东汉光武帝时洛阳的太学生更增至3万多人。同时在私家讲学方面，也出现了伏生、申公、马融等经学大儒，各有成百上千名生徒。

当然，一种良好的学校教育首先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的教育机制和优越的师资条件。因此，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三国鼎立局面未形成以前的相当长时间内，政治动荡，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空前规模的战乱将全社会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中。这种险恶的社会环境给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破坏，使学校教育处于崩溃和停滞的边缘。

在各路酣战的军阀中，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曹操开始关注人才的选拔和恢复教育等问题。当他刚刚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中挫败袁绍，初步统一了北方及中原广大地区后，便立即开始着手恢复整顿废弃多年的学校教育事业。建安八年（203年）秋七月的诏令说：

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 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这道诏令表明曹操要从恢复学校教育入手，重新建立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新一代封建王朝，并以此进一步确立这个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后来，曹操虽因病死而未称帝，但他的统治纲领和思想仍被他的子孙——曹魏政权的继承者贯彻始终。黄初元年（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建魏后不久，便决定重建太学，下令“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即在原洛阳东汉太学的旧址上重建学校。黄初五年（224年），曹魏政府又颁布五经课试之法，规定太学仍以儒家五经为基本教材，培养选拔各级人才，并界定了五经的考核及根据考核结果而定的用人标准。如：

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者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者，听随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满三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 试通者亦得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 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 擢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通典》卷 五三《礼》一三）

太和四年，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也下诏要求以儒家经学进行太学的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明帝青龙年间（233—236年），太学中的生员已达一千多人，学校的恢复显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到了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在位时，曹魏国家权力虽已渐落于司马氏之手，但曹髦仍依东汉皇帝们多亲临太学视察、问讲的旧制，亲自到太学问讲儒学经典。《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曹髦本纪中，详细记述了他于甘露元年（256年），到太学会见儒学博士，与博士淳于俊讨论《周易》，与博士庾峻讨论《尚书》，与博士马照讨论《礼记》的经过。从以上记述中可知，虽经汉末战乱，但两汉盛行的经学，即儒家学说，仍被作为国家学府中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儒家思想仍然是统治阶级的行动准则，虽然在当时新兴的玄学和佛教思想异常活跃，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仍然不曾动摇。

魏晋时期，虽然中央和地方的官学得到恢复，但官学的学术地位却已大大降低。这是因为当时各地战乱仍未完全止息，稍有变故，官学便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难以维持高水平的师资和稳定的教学环境。另外，随着东汉以来世家大族门阀政治的形成，世家大族中家学、私学传承有绪，功力深厚，成为士族子弟修习的主要场所。而此时世家子弟多凭借其门资和品望就可以袭爵而入仕，并不一定要通过学校的课试。《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中描述此时的学校教育是“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而弟子们也只是为了“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官学教育的衰落，一方面表明传统僵化的教育模式已不再适合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促使社会文化教育呈现出多元性发展的趋势。

二、汉魏洛阳辟雍和太学遗址

汉魏西晋以来，国家最高等级的教育基地是位于国都南郊的辟雍和太学。所谓辟雍，最早是西周时为天子设的大学，《礼记·王制》中说的“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以后儒学兴起，辟雍遂成皇帝为百官和太学师生宣讲儒学礼教的场所，成为一种国家礼制性建筑物。因为这类建筑外围，多以水面作圆圜状围绕，形似玉璧，所以被称作“辟雍”。《诗·灵台》毛传记：“水旋丘如璧曰辟雍。”蔡邕《明堂月令论》也说：辟雍之名，乃“取其四面周水，圈如璧”。曹魏西晋以来，几乎每个新皇帝登基，都要一次或数次亲临辟雍，为百官和太学师生宣讲儒学，以标榜宣传王朝的正统合法和以儒学治国的大政方针。而这正是继承了汉代的一贯传统，因为两汉时，特别是到东汉，皇帝们都将莅临辟雍宣讲教化看作一件大事而乐此不疲。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西汉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洛阳（今河南洛阳东）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两都南城外偏东的礼制建筑遗址中，都清理出当时辟雍及太学的遗迹和遗物。辟雍遗迹以长安所出较清晰，从而能使我们加深了解汉魏洛阳的辟雍的形制。西汉辟雍遗址位于长安城安门南出大道1.5公里处的东侧，据《汉书·平帝纪》应劭注、蔡邕《明堂月令论》和古地理书《三辅黄图》记载，对照此遗址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地点，推定为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创建。平面呈“外圆内方”，方位平正。正中心是中心建筑，建于圆形夯土台上，台面直径62米，高出地面0.3米。台上的中心建筑平面似“亞”字形，四面对称，每边长42米。正中是一个方形的夯土台，每边长约17米。发掘时残高1.5米，台面已毁没。推测台上原有高大的主体建筑（太室）。在中心台的四角，各有两个方形的小夯土台，大小相同，台面也已毁没。紧邻中心台的小夯土台应是为加固中心台上的主体建筑而设的；外面四角的小夯土台应是衬托主体建筑的4个“夹室”的建筑台基。中心台的四边有4个厅堂，各长24米，应即所谓“明堂”“总章”“青阳”“玄堂”。堂内两侧又各有小房间，应即所谓“左个”“右个”。四堂前面围绕敞厅。

中心建筑的四周有围墙，呈正方形，四边各长235米，距中心建筑各96米。夯土筑造，残高0. 15—0.30米，基宽1.8米。围墙内外侧有方形柱础石，排列有序。墙基内外有防水坡，坡下有砖砌的滴水沟。从现存情况看，围墙顶上原应有板瓦覆盖的小坡顶。围墙每边的正中各有完全相同的一座大门，门道宽4.5米，长12.5米。门道中央有木质门槛和门框柱。门道两侧有夯土台。复原后，门道上方应有楼观式的两层门楼建筑，门楼下部应是木架构造的门阙。围墙内的四隅有曲尺形配房，每边长47米。房后紧靠围墙，房前未见门、墙的遗迹。从发掘现状推测，应是单坡顶的敞廊建筑。环绕围墙外侧便是形如圆璧的圜水沟，直径360米左右，宽约2米，深1. 8米，沟壁砖砌。正对四门的水沟上又各有长方形小圜水沟，北边的小水沟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

汉魏洛阳故城中的辟雍建于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位于开阳门外大路的东侧。平面呈方形，每边长170米，中心为边长45米的方形夯土殿基。殿基北有一条南北向大道。四面筑围墙，并开四门。据记载，辟雍外有圜形水沟，四面门外水沟上架桥通过。曹魏、西晋辟雍都是在这处东汉辟雍旧址上重建。记述西晋武帝司马炎和其太子亲临辟雍史事的著名晋碑《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及其碑座，就出土于这一遗址中。

洛阳汉魏故城中的太学遗址范围很大。经勘探和试掘，主要遗迹有两部分：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00米。附近曾发现石经碎片，可以认为是东汉太学主要部分之所在。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遗迹保存较好，平面亦呈长方形，南北约200米，东西约150米，四周筑墙。据文献记载，东汉太学始建于光武帝建武五年，后屡有扩建，至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全部竣工。最多时太学生达3万人。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立儒家经典刻石于太学，称《熹平石经》。东汉末董卓烧洛阳宫庙，殃及太学。曹魏于黄初五年在此旧址上重建太学，正始中又新立石经，为《正始石经》。西晋初，依汉魏之制兴学，而咸宁二年（276年）又另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存。

三、《正始石经》和经学的发展

1922年，河南洛阳汉魏太学遗址所在地出土了一块石碑残件，碑两面刻文，共约1800余字，正面为《尚书》中的《无逸》《君奭》篇，背面为《春秋》中的僖公、文公传记。经考订，此残石属曹魏正始年间著名的官定儒学刻经——《正始石经》。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将儒家经典系统刻石立碑，始于东汉熹平年间。起因是汉兴太学，设五经博士，博士传经以家法教授，口耳相传，辗转流播，文字难免有谬误出入。以致太学博士试甲乙科时，竟有贿赂学官，篡改经书，以合其私文者。东汉灵帝熹平四年，朝廷令名儒蔡邕、李巡主持校刊、订正诸经文字，钦定之后，刻于石碑上，作为天下儒生习经的正本，这就是《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包括《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7部经文，因全部以标准的四分体隶书刻成，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书刻历9年完成，据考证共有46块碑石，立于洛阳太学讲堂东侧，上有瓦屋遮覆，四周设栏障围护，并有专人管理。这部历史上最早的石经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天前往观读摹写者众多，他们所乘的车子达上千辆，将附近的街道充塞得水泄不通。官立石经的正本权威作用，使得过去因传抄引起的争论逐渐平息，对于统一思想，稳定学术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汉末董卓之乱中，《熹平石经》遭到严重损毁，后曹魏恢复太学，诏令将石经补刻修复，重新立于太学原址。

《正始石经》是继《熹平石经》后的第二部官定儒家刻经，刊刻于曹魏正始二年（241年）。据记载这次只刻了《尚书》和《春秋》两部经书。与《熹平石经》不同的是，《正始石经》所刻经文每个字均刻三遍，分别为三种字体，即古文（多系一种战国古文字）、小篆、隶书。因此《正始石经》又被称为“三体石经”。经后世学者考证，此部石经共有28块碑石，从已发现的残石看，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的界格线条，每字三体下行，自左至右书刻。根据书写者的不同，又有一字式和品字式两种格式。一字式为一字三体上下成一直行；品字式为古文在上，篆文在下右侧，隶书在下左侧。碑每面约33行，行60字。各碑行数不尽相同。

《正始石经》刻成后，立于当时国都洛阳太学讲堂的西侧，与《熹平石经》（立于太学讲堂东侧）并列。

《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在北朝时被多次搬迁，屡遭损毁，到初唐时已十不存一，仅有拓本藏于秘府，后来拓本也因战乱而毁失。宋以后，两石经仅间或有零星残石出土，多发现于洛阳原太学遗址附近。

汉魏官定刊刻的这两部儒家经典石经，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儒家经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当时中央政府统一思想、稳定政局的重要措施。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学正本，它还具有指导全国经学教育、规范经学课考的意义。同东汉相比，魏晋博士虽多专古文经学，但汉魏今古文石经并立于国家太学之侧，说明今古文合流已十分明显。特别是《正始石经》本身兼容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也正是今古文合流的表现形式。

过去曾有不少学者认为，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到魏晋南北朝时便完全衰落了，而那时的思想界是被玄学和佛学思想所控制。诚然，东汉末到魏晋以来，因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加剧，国家陷入战乱之中，人民被抛于空前惨烈的苦海，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面前，儒家思想当然不能如两汉时期那样，仍然在民众中保持大一统的独尊地位。而在这种形势下，因佛学的传布和清议玄学的兴起，思想界呈现出缤纷多彩的气象。但这并不表示儒家思想就此衰没，经学就此不振。曹魏立国后马上恢复太学，皇帝亲临太学问讲儒家经典，正始年间又重新刊刻经学石经，西晋皇帝也一再亲临太学辟雍等事实，都充分说明儒家经学始终是各朝代、各政权统治者的立国、立身之本。因为儒学对于巩固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秩序说来，是最适合不过的理论武器，它既没有玄学思想所附带的消极性，又不像佛教那样有影响国家租调和兵源（因寺院经济和僧人激增）的威胁，所以自然受到各朝封建统治者的欢迎。尤其是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在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思想等上层建筑领域，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独尊”地位，具有了汉文化之本的正统资格，对于一般儒士来说，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正统意识，早已同政权的正统意识融为一体。因此，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中高举儒家经学的旗帜，也是强化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内容。特别在三国西晋时各政权的建立，多不合名教传统，如在曹魏之篡汉，司马氏之代魏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尊儒刻经，提倡儒家经学，就早已不限于教育本身的范围，而是关系到政权的合法和巩固的战略问题了。

如前所述，东汉至魏晋，中央到地方官办学校的水平和质量已大打折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虽西晋混一区宇，洛阳太学稍复旧观，然为时未久，影响不深。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而此时期的私学、家学，仍以弘扬儒家经学为主旨，三国时曹魏所据有的黄河流域，本是两汉私学传统的根据之地，东汉末年聚徒讲学的经学大师多出于这里，且世代传承，影响广远，虽经汉末董卓之乱，仍持盛不衰。如河南开封郑兴、郑众父子世传家学，精长于《春秋》公羊、左氏传，居乡讲授，为中州一带学人所宗。汉魏之际战乱，天下儒士纷纷离乡避难，私学重心有所迁移，关陇学人多避荆、蜀，齐鲁学人避趋辽东，使辽东一带成为魏初私学发达的地区。两晋之际，私家经学以三个地区最活跃，即江左地区、河洛地区和河西地区。其中河西地区因属中西文化交通要道，战乱中大批内地儒士避乱于此，在当地形成了多种高水平文化聚集汇合的中心，以汉魏经学的师传和佛教学说的流布最为显盛。凉州敦煌一带的几位经学大师，受业弟子都在千人以上。经学的发展在此时形成多元、多变的繁荣景象。

四、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主曹奂而称帝，即为晋武帝，国号晋，史称西晋。武帝刚刚坐上皇帝宝座不久，立即着手重振太学，下令重立学官，并在洛阳曹魏太学旧址上修葺殿堂房舍。不仅如此，晋武帝还在短短的4年之内3次亲临与太学毗邻的皇家礼制性建筑辟雍，举行隆重的宣儒教、讲经学盛典。武帝之子、皇太子司马衷也前往辟雍巡礼。晋咸宁四年（278年），西晋皇室专门刊刻了一块大型碑石，记载皇帝、皇太子重教尊儒，数次亲临辟雍的经过事迹，立于当时洛阳辟雍、太学附近。1931年，此碑在河南洛阳以东的偃师原汉魏洛阳故城中辟雍遗址出土，后来碑座也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又称《临辟雍碑》。

此碑以一整块石料刻成，插置于覆斗形碑座之上，通高3.22米，宽1. 1米，厚约0.3米，是中国现存晋碑中最大最完好的一座，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首约占全碑的三分之一，两侧刻蟠龙，正面碑额上书全名《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分4行，为魏晋的八分体隶书。

碑身正面（碑阳）刻小字碑文及颂文，共30行，1500余字。记述晋皇帝到辟雍行礼，从而追述司马氏家族的发迹历史及其文略武功，记武帝司马炎即帝位后颁布诏书，设立学官，兴办太学，在不到4年中3次亲临辟雍巡礼视察，考核生员的“德行”“通艺”，督教生员“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并分等宴赏太学生员。碑文描述皇帝、皇太子亲临辟雍时百官分列，士儒咸集，礼乐齐奏的盛大场面：“皇帝（司马炎）躬临幸之，……王公卿士，博士助教，治礼掌故，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精装）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