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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意识形态越来越重要。网络空间成为大国博弈的制高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范畴。
　　《意识形态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认为，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因此，建构在新型社会基础上的网络意识形态，应着重把握一下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意识形态研究部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是意识形态研究必须以人和社会实践为基础，三是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要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重建网络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的新模式、社会治理的法治体系以及社会保障机制。
　　《意识形态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把网络看作一个新型社会，把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主张形成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大格局，多策并举，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作者简介

　　王承哲，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兼任河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河南大学兼职教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近年来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十多项，其中，作为首席专家主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实施办法可行性研究和草案初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省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践经验研究”子课题研究。主持参与了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文件的起草制订。曾获得省政府发展研究奖一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目录

绪论
一、网络新时代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二、网络意识形态的新型社会基础
三、网络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
四、网络意识形态的变与不变
五、基于网络新型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策

第一部分 网络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第一章 意识形态理论的社会基础
一、意识形态的国家概念
二、意识形态的社会内涵
三、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析
第二章 网络新型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网络的社会空间
二、网络的社会人口
三、网络的社会经济
四、网络的社会文化
第三章 网络意识形态的新特征
一、利益诉求多元多样多变更趋复杂
二、社会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趋活跃
三、社会阶层分层分化分众更趋常态
四、网络社会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争夺更趋激烈
第四章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对网络规律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社会治理的高度，局限于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特性
二、对信息化发展的拓展没有及时向经济发展新空间转移，缺乏对网络社会新阶层经济利益诉求的分析把握
三、对网络社会舆论的引导没有从社会综合治理的层面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没有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体制机制

第二部分 网络意识形态的实践内容
第五章 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
一、封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分化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趋势
四、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变革的历史特征
第六章 网络社会对当代意识形态的重构
一、网络意识形态的新特征
二、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困境
三、网络意识形态重构的基本路径
第七章 网络社会新阶层的意识形态分析
一、网络社会新阶层的划分
二、网络社会新阶层的现状
三、网络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四、网络社会利益诉求与思潮分析
第八章 网络社会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审视
一、网络社会命运共同体逻辑体系
二、网络意识形态的政治舆论引导机制
三、网络意识形态共同利益基础的构筑
四、网络意识形态的全球治理
五、网络意识形态的可持续发展观
第九章 网络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构建
一、网络社会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二、网络社会价值核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网络社会文化：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四、网络社会教育创新：创新网络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方式

第三部分 网络意识形态的社会治理体系
第十章 网络意识形态的国家管理制度
一、网络意识形态国家管理构建的必要性
二、网络意识形态国家管理的组织体系
三、网络意识形态国家管理的内容与结构
第十一章 网络意识形态的社会治理模式
一、网络意识形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客观性和可行性
二、网络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组织体系
三、网络意识形态的单向管理与双向互动
四、网络意识形态的线上治理与线下、线上融合
五、网络意识形态的单纯政府监管与注重社会协同治理
第十二章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法治体系
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
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执法体系
三、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政策、法规体系
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社区、行业、群体、个人自律和奖惩条例体系
第十三章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保障
一、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
二、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协同管理和服务
三、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四、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预警与监控技术体系建设
第十四章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机制体系
一、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制、问责制和督导制
二、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应急、跟踪处理机制
三、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规范和常态机制，建立规范的安全、管理制度，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制度化、常态化

后记

精彩书摘

　　《意识形态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一）黑格尔与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异同分析
　　受上述学者研究的影响，“家庭一市民社会一国家”分析法逐步构成了近代社会的分析框架。究其原因，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因而将政治国家和家庭（经济是家庭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的总体框架，在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个人逐渐摆脱了家庭、政治和宗教束缚，争取自由，以经济交往为核心，并最终得到解放。这对社会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黑格尔也承认这种进步的重要作用，正像马克思所说：“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①说明希望通过国家缓和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是不现实的，从根基上改造市民社会才是正确途径。现实表明，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②。因而，家庭和市民社会构成社会分析的基础层面，而“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③。
　　关于市民社会的本质含义，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将其指向社会的经济领域，如黑格尔所言：“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④马克思拓展了关于18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将其进一步拓展理解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①较之黑格尔有所深化。而黑格尔则将某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内含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含义之中，黑格尔认为，虽然市民社会“使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②，但市民社会内在的不平等因素无法克服，因为其建立基础源自财产私有和能力私有，因而，“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转而受到资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后者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特殊性的领域中表现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阶段，并且连同其他偶然性和任意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因此，市民社会的财产私有和秩序方面不仅需要警察和法律保护，而且市民社会的引导和管理上也需要国家这一更高的伦理实体发挥作用。“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④国家承担着调整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任务，“调整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规律，是映现在它们中的理性东西的制度”⑤。借助于国家这一机构，促使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赋予特殊性以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而赋予普遍性以证明自己既是特殊性的基础和必要形式、又是特殊性的控制力量和最后目的的权利”⑥。总起来说，黑格尔所使用的国家概念主要是作为一种解决的力量来缓解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国家来促进这种生产方式的完善，最后创造一个新的伦理实体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黑格尔关于国家的思路深刻影响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方向，除了对资本进行批判，还要以资本为基础，从文化、道德等方面促进国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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