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精神状况丛书第二辑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和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中信出版社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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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 著

图书标签:

• 哲学
• 法国思想
• 20世纪史
• 布鲁姆
• 加缪
• 阿隆
• 中信出版社
• 思想史
• 责任
• 现代性
• 文化批评

店铺： 中信出版社官方旗舰店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46589

商品编码：1349507547

品牌：中信出版（Citic Press）

开本：32

用纸：2014-08-01

页数：304

编辑推荐

★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经历并反对这个时代？
★《战后欧洲史》之外，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以三位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困境。
★“被遗弃的先知”莱昂·布鲁姆、“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局外的当局者”雷蒙·阿隆 ，三位深度介入政治的法国知识分子，如何以道德责任挑战黑暗时代？

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
——托尼·朱特

内容简介

《责任的重负》是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他选取了阿尔贝·加缪、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这三位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原他们生活的年代，考察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讨论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
托尼·朱特认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核心词应是“责任”。这三位道路迥异却共同拥有“勇气与正直”这种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以独立的良知发言，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并不惜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所谓“责任的重负”。
他们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并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可以说，他们不单代表了现代法国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思想中许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价值——过去是，如今也是。

作者简介

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21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
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生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文风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
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思虑二十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译者简介
章乐天 独立记者、独立书评人和专栏作家。译作另有《开端》《思虑中国》《加缪和萨特》等。

精彩书评

所有为知识界缺失“正义”“品格”与“道德”而感到遗憾的人，都会从本书中读到很多值得汲取的言论。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托尼·朱特有关三位已逝的伟大法国人的论述，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全貌。在当前文化战争的甚嚣尘上的声浪之中，朱特理性的声音犹如一把穿透黄油的刀，穿透了那些胡言乱语。
——欧仁·韦伯（Eugen Weber，著名历史学家）

托尼·朱特笔下的这几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也都是积极的活动家，不像后来的学者只摆弄语词。他描写这些人的笔触优雅，充满有根有据的自信。
——埃尔贝·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著名作家，《加缪传》作者）

朱特讲述了布鲁姆、加缪和阿隆的思想历程，并进一步展现了法国思想文化的诸多方面。而且，这本书文字优美，笔触动人……令人钦佩。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目录

前言
导论 巴黎之误
第一章 被遗弃的先知——莱昂·布鲁姆和妥协的代价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和暧昧的难堪
第三章 局外的当局者——雷蒙·阿隆和理性的报应
进一步阅读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译后记）
人名索引

精彩书摘

导论 巴黎之误

纸面所书的历史同亲历的历史不同，理当如此。对于亲历历史的感觉，历史中人所知比我们更多，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以当时所处的位置，并不适宜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缘由。不管我们能给昔日之事做的解释如何不完美，都得仰仗后见之明的便利，哪怕这种后见之明对我们完成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昔日之事的形貌取决于一个适时适地采取的视角；而所有这些形貌又都是局部真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更长久的可信力。
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最好地描述了我们自己多样化的生活面貌。但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人，而且，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解释也只是局部貌似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得承认，对错杂交叠的个人历史有无穷多可能的解释。出于社会和心理上的便利，我们对个人生活——我们自己以及朋友、同事和熟人的生活——会持有一个得到公认的一致理解。但是，这一最低限度的认同一致之所以能够保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深究我们安到自己或他人头上的叙事。除非遇到非常的危机，否则我们不会自找麻烦，试图去质疑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况且，大多数人醒着的时候也很少会去推究我们的历史之本质与含义，视其为盖棺论定的东西更方便，也更安全。而且，即便我们真的心血来潮，一个劲儿地追问我们过去啥样现在啥样我们何以变成这样，把自己细细研究一遍得出结论后下一步又该如何动作，我们与多数他人之间的关系仍将维持原状，他们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基本上不会被这种自恋兮兮的玄想所搅扰。
然而，适用于个人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民族。一段共同历史被赋予的含义，它对当下国内国际的关系的影响，有关古往今来各种集体行为和集体决策的独立而又相互排斥的说法所占据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地位，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中引起了至为激烈的争论；历史也几乎总是处于争议中心，哪怕表面上争的是现在或未来，其实争的也是历史。在许多地方，国家实体之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倚仗着这类争吵；没有一个得到批准或一致承认的集体历史版本能通过争吵而图绘出来，因为，正是分歧本身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认同。
这是个独特的现代问题。在更古老时代的帝国、政权和共同体中，正常情况下，政治权威不会有多个发源地，关于谁能掌权、凭什么掌权的认识也不会有分歧。作为既存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历史”是唯一的——由是观之，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则根本不是历史。大部分曾在这颗行星上生活过的人都没有主动去接触过他们的历史。关于自己缘何成为现在的样子，他们的认识都狭隘而实用，与他们的统治者讲的故事——一个他们最多只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可分。只要权力和权威仍然垄断于一个家族、集团、阶级或宗教团体之手，对现世的不满乃至对未来的期许就仍将受制于有关集体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纵使有时被人恨之入骨，却不会受到决定性的动摇。
一如我们现在所知，革命性的剧变产生了政治，也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脱胎于革命的一套新秩序，就像被推翻的旧人旧秩序一样，其提出的主张和承诺也需要公信力和合法性，为此，新主子对自己即将君临的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历史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一套叙述。而且，既然对这一叙述而言，首要的是证明唯一能导致这种改朝换代的事态恶化和发展过程是正当的，所以，它不但要宣说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彻底剥夺旧秩序政治主张的合法性。由此，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关于历史的宣说；结果，历史成了政治。
通常情况下，这种嬗变很自然地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挂起钩来，而与大革命本身联系更为紧密。因为不仅法国革命者们自己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而言是断章取义的，就连他们的后继者和敌人也沿循这一本能，把大革命本身视为适合进行历史论争的首要阵地。谁能“控制”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权，谁就能控制法国，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后的法国抢占有利位置，主导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论争。不单对马克思及其继承人，而且对托克维尔的自由派一系以及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及其反革命儿女而言，对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以来的10年法国史的理解，具有和政治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不仅限于法国——此后两个世纪里，对法国大革命的“恰当”解读在许多情况下给世界各地的激进和反动思想制定了意识形态纲领。
但是，大革命是在法国爆发的；政治和公共生活实践铸成的最持久、最具分裂性的后果都落在了革命发源地，并非全系偶然。法国是欧洲最古老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18世纪末的革命者们手头已有一大把历史可以做文章。从那时起，大革命的诸多事件及其在国内造成的后果就提供了一块独一无二的沃土，那里结出了异议、争斗和分裂之果，而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地理、制度和语言上的身份早已得到确认并固定下来的民族之中发生的战争，使得这种种争端更加尖锐，更加你死我活。
与她的欧洲邻居们相比，法兰西太不一样了。在德国或意大利，那些导致国内冲突和政治动乱的分裂敌对并未让民族国家早早降临，也没有呈现出倒退回早期国家的症状。自然，对本民族集体历史应居何许位置，当如何解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很多争论，有些和法国的还很相似。然而，这些争论常常与“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内部的历史无关，其涉及的是对局部的、地方性的历史的不同理解，直到很晚，这些局部历史才被纳入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德国或意大利的历史（有时这非常可惜）。1939年、1919年或1878年前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国家历史，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常常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人们争论历史，争的与其说是政治，还不如说是神话传说，尽管仍得为此头破血流。
所以说，法国与众不同。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应是唯一一个涌现了一大批讨论其“记忆地”的学术出版物的国家——这些“记忆地”集体体现着这个国家对自己传统的理解。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四卷中等篇幅的作品就足够容纳“共和国史”和“民族史”的话，要编一部“法国史”没有洋洋三大卷是拿不下来的，其中最大的一部分用来写“冲突与分裂”。给欧洲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建一座学术纪念碑，都不需要建成如此规模，人们也很难理解，这部书何以必须有6000页那么厚，更无法相信法国人竟不得不以如此浩繁卷帙去解释那让国民们彼此相敌的昔日。 一边是法兰西表面上的大一统，另一边是四分五裂的现代法国无休止的激烈争吵，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乃是这个国家及其历史中最突出的特征。
20世纪涣散飘摇的法国有三大病症被谈论得最多：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19世纪的情形，正如19世纪也重现了18世纪十年大革命的政治和制度斗争，并为其画上了句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的40年间，法国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政权，从议会共和制到老人独裁政治的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在其中第三个政权——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存续的短短14年中，政府平均每半年更迭一次。
观察家和历史学家把这三个症状统称为“法兰西病症”，它们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术语的付诸使用源于革命联合开始因意识形态一分为二之时；两大派系围绕应从大革命以及当时人们狂热的拥护或反对中汲取什么教训各做各的阐释，进而相互对立。典型的如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争，双方都寸步不让地要求继承“未完成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遗产和衣钵；所以并不意外，当贝当政权标榜“民族革命”的时候，其属民一开始所能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就是希望消除大革命及其遗产。至于法国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议会系统或总统制，与法国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关系——它在很长时期内因其自足的、保守的稳定性而独树一帜。法国人在如何管理社会的问题上始终无法取得一致，是因为从1789年到第三共和国崛起的一个世纪里，法国人一直不信任各种宪法模式和政治权力形式。
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的许多观察家认为，左右之争及相关的政局不稳，是法国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深深植根于各种政治记忆之争，植根于有关“真实的”法兰西历史道路的各种叙述之争。当然，争论的参与者本人不觉得问题是由动荡或冲突引起的，而都认为是对方固执己见、拒绝遵循自己的世界观所致。意识形态之争在参与者们眼里显然是第一要着，其他事情顶多偶尔地、短时间地关心一下。这种态度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是很久以前才有的咄咄怪事。但是就在数十年前，法国公共空间还充塞着教条语言，耽于争吵，吵到酣处几乎能不顾一切。意识形态右翼要到坠入维希深渊而名誉扫地时才走出这一误区，而左派则一直保持到70年代。
不过，研究法国晚近历史已有其他途径，不那么强烈地依赖大革命视角和语汇了。在1940年、1944—1946年以及1958年发生了三次转折的传统的制度编年史学，无力回应这一问难：这种史学方法低估了社会变迁、经济变迁的趋势与时机的意义。另一条叙述路径则强调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明显的连续性以及与此相伴的经济停滞。法国人自己首先就明白，国家仍然是一个人口增长率罕见低下的农村和农业社会，极度需要连续性，拒绝各种形式的变革——这些变革正在同一时期内改变其邻国的面貌。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下威胁面前保护过去的做法对这个民族很有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兰西民族的这种威胁感进一步增强，从而进入长达20年怀旧伤逝性的拒绝之中。两次大战之间的大萧条令其他欧陆国家遭遇了经济崩溃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剧变，法国却得以幸免。但从另一角度看，全民转向隐晦不明的旧制度，憎厌现代化和改革，却促成了维希政权的降生，因为后者许诺说要迎回一套前现代价值观及制度，这让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及选民本能地感到宽心。而且，尽管政治首脑们无知依旧，但新一代官员和管理者们都已认识到，并不是战后的第四共和本身，而是新的国际形势和机遇在50年代中期过后把法国推进了一场迅猛的经济、人口和社会变革之中。
关于1930—1970年历史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法国陷进了一场三边斗争之中：一个怯懦的、不敢冒险的社会，一个颟顸无能而又离心离德的政治阶级，以及一小撮为国家的停滞乃至倒退而满心沮丧的公仆、学者和商人。按照这种观点，1936年成立的人民阵线，不管泛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色泽，它首先是向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政府系统的全面检修迈出的迟疑不决的第一步。这一行动在30年代厝火积薪的政治氛围下铁定败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拾变革的反倒是维希“实验”的一些年轻参与者。以“民族革命”和废除议会对行政决策的压制为旗号，他们全面检查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器的各个零部件——他们努力的结晶未获认可，尽管法国的现代化政府部门终于在下一个十年中建立了起来。只是到了1958年第五共和问世以后，社会变革、行政革新和政治制度才算齐头并进——即便如此，也还是对第五共和创建者的本愿偶有违逆——法国得以克服其“病症”，体验“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但是，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法国的困境及其抉择的“当代”含义很少受到以上任何一种历史叙述的影响，令今天的历史学家十分困惑。自4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尤其是国外的）法国研究中的一大命题——“古代政体和现代政体的对比”，法国政治学者或社会评论家却很少触及。而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也通常是用来吹嘘这个国家及其人民避免了分裂——它的邻国深受其害，而其终极危险和后果则恐怖而清晰地呈现在大西洋彼岸。
与此相似，法国也几乎没有什么公共人物思考过，在该国古往今来的传统的左/右之分、共和/极权之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究其原因，想象力的匮乏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做此思考的人总是不得好报。就连19世纪末最富想象力、最具批判精神的共和主义者，面对第三共和政治和政府系统有目共睹的缺陷，也不愿怀着善意去探讨制度改革，因为他们害怕跟麦克马洪元帅（Marshal MacMahon） 、布朗热将军（General Boulanger） 以及（我们仍记忆犹新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的罗马行政官野心扯上瓜葛。1918年后，他们的忌讳更加坚定了：在两次大战之间，许多头脑最聪明（也是政治上最不得志）的批评家针砭法国及别的国家的政治僵化，最后却落得个在纳粹或新纳粹集中营里一命归西的可悲下场。
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推论过程也基本与此相似，他们认为，只要向激进共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做出任何让步，都是在屈膝于极端雅各宾主义，这是对他们昔日忠诚的背叛——这种幻象来自两个阵营的刺激：其一是决心充当革命者的温和社会党人，其二是共产党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其咄咄逼人的主张：要继承革命传统中一切最极端的话语和抱负。甚至在1940—1944年沦陷时期过后，保守主义政治遗产的主体名声大坏，政治左翼也未得以驱除它的心魔。当贝当和维希政府勾起了人们对无限总统权之危险的记忆，尤其是当昔日的军官们执掌了总统权之后，大多数法国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认清一个有效率的行政当局的益处，才能学会把它与一场永久性政变大致区分开来。
因此，在20世纪的法国，历史和记忆达成了共谋，合力排挤对今天这个国家而言真实存在的两难困境——其中之一正是相互对立的历史叙述留下的沉重包袱——的持久关注。这时，知识分子的贡献就显得至关重要。不必赘述20世纪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类拔萃了；他们本人的表现已很能也常常足以说明问题，近些年来，他们以最大的勤勉和热忱致力于讲述本民族历史。但是，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写作都太拘泥于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了，这并非偶然，因为正是知识分子比别人更频繁地使用那些传统语汇，来帮助现代法国理解自身的。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历史受到场合的限制：只有当作家、教师和学者们似乎因义务所迫，在一场国家级大冲突中选择加入某一阵营的时候，他们才算进入公共生活——支持抑或反对德雷福斯；在“一战”前做国际社会主义者抑或做完整民族主义者；在30年代加入纳粹抑或反对纳粹；在沦陷期间支持抵抗运动抑或支持合作者；在冷战时期选择共产主义抑或选择“资本主义”，支持西方抑或支持东方；赞成去殖民化抑或捍卫帝国政治；宣扬激烈反对（国内国外的）独裁政治抑或保证总统制政府的稳固；以及每时每地在左与右之间做出取舍——知识分子通过这些语汇定义自我，进而在大半个世纪里为法国的公共辩论定性定调。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用这些语汇来思考问题，或企图违犯之，或完全脱离这种常规界定，那么，他似乎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
就连对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最著名的批评——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 著于1927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也是以这一方式写出来的。班达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与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法兰西行动”有联系的民族主义作家和出版家。如今我们几乎已想不起来，自20世纪初以来经1940年的这一派思想家有什么过人之处，从而也不知道对班达而言，批评知识分子背叛了他们的正当使命（独立的真理追求者），为什么就一定要拿最主要的右翼思想家开刀。但是，班达并不想暗示公共参与本身是错误的，只不过它应该是真诚的独立思想的结果。
莫拉斯和他的追随者错就错在他们的理论始于这样一个假设：法国和法兰西民族起步最早，也必须永远位居第一，这个前提（在班达看来）有损于冷静的个人思考和道德抉择。班达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从而心怀鉴戒，他论辩道，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追求正义和真理，是捍卫个体权利——进而，在一个大站队的年代，一个你必须投身此阵营或彼阵营的年代，把这种使命贯彻下去。
然而，到了30年代，一俟“正义”“真理”和“权利”本身受到意识形态划界之害，班达的区分就失去了意义，缺少了独立的参考点——一如我们所见，法国解放以后，班达本人就是以一个左翼同路人的身份亮相，义无反顾地介入政治的，他为斯大林主义统摄下的东欧进行的政治大审判做辩护，基于的理由跟他当年严厉批判的、民族主义右翼的道德“现实主义者”们所持的理由完全一样。当年，法国的一些知名作家为支持民族主义右翼事业，回避对个体案件真相的关切，被视为犬儒式不负责任的极端表现，而现在，班达对由国际主义左翼促动的集权统治趋势视而不见，同样性质的行为，却成了负责任的政治参与。
这样，20世纪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都无法成为理想的向导，无法告诉我们在他们的时代法国正发生着什么，因为他们写下的太多作品，只是把这个国家本身积重难返的政治分裂反射回公共领域之中而已。不过，借助已被用滥的后见之明的力量，我们或许能够利用“责任”这一从左拉（Emile Zola）到萨特（Jean?Paul Sartre）的知识分子都真真切切耳熟能详的概念，重新编制一张知识分子兼政治的年谱——但是，我们要赋予“责任”一个更标准的含义，它与以往关于知识分子行为的历史研究中所采用的含义迥然不同，它并不等同于“政治介入”。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种形式的集体和个人的不负责任互相重叠、交叉，塑造和损毁着法国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读读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历史，统治国家、代表人民的那群人，他们的庸碌无能、漫不经心和罪该万死的玩忽职守一次又一次震撼着人的心灵。这不是事关某党某派的政治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从共产党人到君主主义者的所有党派代表和参议员、总统、总理、部长、将军、公务员、市长以及政党领导人，都表现出对所处时代及位置的高度无知。他们倡导的政策——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倡导的话——都带有最褊狭的党派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仅仅代表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的传统和利益，而在参加选举或职务任命的时候，也没有为超越这一范围而做过半点儿郑重其事的努力。
法国在早年并不缺少富有创见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后来何以成此光景，研究起来颇有意思。1918年前，第三共和国陆续涌现出了甘必大（Gambetta）、费里（Ferry）、饶勒斯（Jaurès）、普恩加莱（Poincaré）以及克列孟梭（Clemenceau）。但是，“一战”时的全国混乱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呆板化，使得两次大战之间的共和国呆滞僵硬，如同一只被历史的强光吓傻了的兔子。在国内事务中，一部分人叫嚷着要回到他们的幻觉中繁荣稳定的战前时代，另一部分人则念想着一个用德国赔款换来变革中兴的承诺，国家被生生地撕裂了。战后，在民众要求改进工作条件和社会服务的广泛压力下，激进变革的举措草草上马，最终成了一种极化政治文化的牺牲品——在这种文化中，任何制度或经济改革都被当成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来对待，预感到威胁的利益者因此联合起来，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抵制。人民阵线的豪言壮语，及其在它神经紧张、耳根又软的对头们那里激起的反应，把这种极化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再说国外政策的制定，最初是根据战后对法国实力的幻想（它本身就有赖于一个更虚幻的预设：从战争中走来的法国怎么也算个胜利者）；随后，当美国的退出、英国的坐视不顾令法国在外交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是根据借助国际联盟促进共同安全的美好愿望；最后，国联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则是根据法国武装力量及政治领导的撤退——与其说退到一种能让人看到希望的绥靖状态（仍带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意图和进取心），不如说是退到盲目乐观之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938年从慕尼黑回国，心知他抛弃了捷克，同样也抛弃了法兰西民族的利益，正等待一场爱国主义大声讨，不料竟喜出望外地受到了如释重负的子民的热烈欢迎。1940年，法国政府精英们面对德军的胜利，以他们在过去20年间统治国家的方式签下了那个颓靡、悲观、充满失败主义况味的城下之盟。同年7月，法国政府的许多民选代表遗弃了共和，带着浑身倦意长舒了一口气，一些观察家起初瞠目结舌，但想想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
已有大量文献证明了维希法国的当政者在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它顽固地不愿正视自己的软弱，不愿正视占领军的真实目的，占领军的行动与让步所意图的结果虽日益明显，维希人却依然不闻不问。而更加明显的是，到了战后，尽管谈复兴谈得很多，也为落实复兴之举做了一些严肃的努力，但政治却要人们长期有心无力。固然，法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它的政治策略很具破坏性，因为就这个政党的性质而言，它的行动所依据的责任和理性准则并不是从法国民族利益或本土政治考量出发的。但是，社会党人也没能重新审视他们的教义和纲领，各方也普遍没能认清法国在战后业已改变和下降了的国际地位，加之议会中经年累月的分歧与争吵，以及对法国殖民地独立呼声的回应严重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利益将长期得不到不带党派偏私的关心。
战后法国能脱困于其政治领导人之手，得感谢战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想提早10年获救都是不可能的。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法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生的欧洲共同市场之中，不再仅依赖自身的资源和决策谋取安全与繁荣，而统治者的无能和失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比早年要小得多。
如果说法国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时期从1918年延续到1958年的话，那么可以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是发端于30年代中期，此后40年一直长盛不衰。这个判断乍看荒唐，最起码知识分子是负责的吧？没错，在反法西斯战争、战时抵抗运动、战后政治理想主义以及反殖民运动之间，法国人，或至少一部分法国人，他们的道德介入、道德担当的程度已深至无以复加，但是，这种回答错就错在它评价“介入”时期，使用的正是该时期所使用的话语——特别是那些作家的话语，他们当时和以后所写的东西左右着我们对他们行为的理解。

前言/序言

前言

这几篇文章最早是为芝加哥大学的布莱德利讲座而创作的。谨向布莱德利基金会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丕平教授表达我的谢忱，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法国和法国知识分子的机会。
纽约大学欣然准予我请假去进行此项讲座和其他项目，其间的1995年，我在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院（IWM）访学，大众汽车基金会对我的膳宿给予了部分资助。我感谢这些机构的襄助，感谢IWM院长克莱斯托夫·米夏尔斯基教授始终如一的热忱招待。这本书的撰写出版所费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得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T·戴维·布兰特给予了我极大的耐心和支持。
写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两篇文章都在西北大学、密歇根州大学、麦克吉尔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公共讲座和研究会上发表过，观众和参与者以及我自己在纽约大学法国研究所的学生提供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他们的贡献使这本书更加完善。自然，这本书是以我的风格写成的，其中的错误也由我本人承担。
书中所引有关这三个主题的外语文献绝大多数系我自行翻译，未使用现成的英语译本。例外的情况我也在注解中做了说明。注解中有原文出处的完整名称，书末的“进一步阅读”中给出了一些关于更多相关阅读的提示。
我以这本书纪念弗朗索瓦·傅勒。这几个讲座最初就是应他的邀请而准备的，在他的积极鼓励下，我把讲座题目定为“布鲁姆、加缪和阿隆”。傅勒敬仰他们每一个人，尽管他在思想上和私交上与雷蒙·阿隆走得最近。他在巴黎主持一个以阿隆的名字命名的机构；他去世时正在从事一项关于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或许是阿隆最喜欢的法国思想家——的研究。但在某种意义上，傅勒也是布鲁姆和加缪的天然传人。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学术研究既拒绝马克思主义阐释方法，又拒绝新传统“文化史”进路，确立了他作为大西洋两岸的学术反对派的地位。他勇敢谴责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伪善——不管是“反反共产主义”的还是“多元文化”的——令他在法国内外遍树政敌。他对法国历史的阐释在公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激起了反对者的强烈痛恨，最著名的一次爆发就是在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对傅勒及他的“学派”的攻击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人身化和个人偏见化的倾向。
所有这些遭遇，对这几篇论文研究的主角而言都是家常便饭了。和他们一样，弗朗索瓦·傅勒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作为“局内人”的素质不能为他免除在各个时间、各种圈子里被视为局外人甚至叛徒的危险。和他们一样，傅勒至少在两个方面被视为异类：首先，他颠覆并重写了法国大革命史——法兰西民族的“创世神话”；其次，他在晚年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谈共产主义这一20世纪的神话（或用傅勒的话说：“幻象”）的论文。和他们一样，他在国外的声誉很多时候高于国内；和他们一样，他的影响和思想战胜了他的批评者，其生命力必将比后者更长久。人所共知，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一个法国历史的傅勒派。但同样，也不存在一个法国社会思想的阿隆派，法国道德主义的加缪派，法国社会民主的布鲁姆派。在法国思想和政治活动中，这些人都不自成一党一派，与人争斗；他们归根结底只代表他们自己和自己的信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迟早会成为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与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一、 时代的缩影：战后法国的彷徨与求索 20世纪的法国，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充斥着战争的创伤、思想的激荡与社会结构的重塑。从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法国社会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复苏与反思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一群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与作家，以其深刻的洞察力与不懈的勇气，试图理解并回应那个时代的精神困境。本丛书第二辑，聚焦于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与雷蒙·阿隆这三位在20世纪法国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通过审视他们各自的著作与思想轨迹，试图勾勒出那个特殊年代的精神状况，以及他们在重负之下对责任的探索与承担。 莱昂·布鲁姆，作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以及多届政府的领导者，他的政治生涯与思想实践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动荡的30年代，他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来抵御法西斯主义的侵蚀，但最终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战后，布鲁姆继续活跃于政治舞台，致力于法国的重建与国际关系的调整。他的思想，既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执着，也深刻反思了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与理想实现的艰难。他所面对的“责任”，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决策与领导，更是对国家命运、社会公正以及人性道德的深沉关怀。 阿尔贝·加缪，这位以“荒谬”概念闻名于世的作家与哲学家，他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在面对无意义宇宙时的困境与抗争。在二战的血与火中，加缪的抵抗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认为，即使生命是荒谬的，个体仍然有责任去反抗不公、追求自由与尊严。他的“反抗”哲学，不是基于形而上的道德律令，而是源于对人类苦难的切身感受，以及对生命价值的坚定守护。加缪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种对人类境遇的直面，是对良知与道德的坚持，是对反抗荒谬的行动召唤。 雷蒙·阿隆，作为一位严肃的思想家与敏锐的社会评论家，他的名字常常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自由主义的辩护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法国思想界，阿隆以其清晰的逻辑、审慎的态度以及对历史与政治现实的深刻把握而独树一帜。他始终警惕意识形态的蛊惑，强调常识、理性与个体自由的重要性。无论是对苏联模式的批判，还是对冷战局势的分析，阿隆都展现出一种超脱于党派纷争的独立思考精神。他所承担的“责任”，是知识分子的诚实与勇气，是对真相的追求，是对个体自由的捍卫。 本丛书正是通过对这三位人物思想的深入解读，来呈现20世纪法国知识与政治思想领域的核心议题。布鲁姆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道德困境，加缪的荒谬哲学与反抗精神，阿隆对自由的坚守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引人入胜的思想图景。他们的思考，不仅是他们个人对时代的回应，更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与公民内心深处共鸣的体现。 二、 “责任的重负”：在破碎的世界中寻找锚点 “责任的重负”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承载着个体在面对历史洪流、社会变革与人性挑战时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与压力。对于布鲁姆、加缪与阿隆而言，这份重负尤其沉重。 布鲁姆的重负，体现在他作为政治领袖的决策之中。在决定国家政策、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寻求平衡时，他必须承担起对无数民众福祉的责任。他深知，每一个政策都可能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每一个选择都可能牵动无数人的命运。他所追求的，是在历史的缝隙中，为被压迫者争取一份尊严与公正。然而，政治的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理想的道路也充满荆棘。他所经历的挫折与困境，正是“责任的重负”最真实的写照。 加缪的重负，则更多地体现在他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体认。他笔下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地推着巨石上山，即使知道终将滚落，依然坚持着。这种“荒谬”中的反抗，正是加缪式责任的精髓。他认为，即便无法改变宇宙的无意义，个体也有责任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去反抗压迫，去维护人的价值。这种责任，不是来自外部的强加，而是源于个体良知的自觉。它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姿态，是一种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勇气。 阿隆的重负，则体现在他对真理与自由的孜孜以求。在充斥着虚假宣传与意识形态狂热的时代，他敢于发出独立的声音，敢于质疑普遍的信仰，敢于为个体自由辩护。他深知，说出真相需要勇气，坚持原则需要毅力。他所承担的责任，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思想纯洁性，是对国家民族利益背后更深层的价值追求。他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冷静分析，对思想流派的犀利剖析，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三位思想家，虽然在政治立场、哲学范式和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共同承担着一个时代的重负。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与思想，向我们展示了在动荡与迷茫中，个体如何理解并践行责任。他们的探索，不是为了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为了激发我们对自身责任的思考。 三、 法国的20世纪：思想交锋与国家命运的交响 法国的20世纪，是一个思想激荡、国家命运跌宕起伏的时期。本丛书在聚焦三位思想家的同时，也必然会触及那个时代法国社会的宏观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得法国社会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为各种激进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战间期，法国经历了政治动荡、经济危机以及左翼与右翼的尖锐对峙。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便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缩影，它试图在民主框架内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最终未能抵挡住历史的洪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占领与抵抗，更是对法国民族精神的严峻考验。加缪在抵抗运动中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使他对压迫与自由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而战后，法国又陷入了漫长的殖民战争，如阿尔及利亚战争，这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分裂与反思。阿隆对这些战争的反思，以及他对法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冷静分析，都构成了那个时代深刻的注脚。 思想领域更是风起云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轮番登场，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等思想家的出现，使得法国成为20世纪世界思想的重镇。布鲁姆的社会主义思想，加缪的荒谬哲学，阿隆的自由主义批判，都处于那个思想交锋的核心地带，它们之间既有对话，也有论战，共同塑造了20世纪法国的思想图景。 本丛书旨在通过对布鲁姆、加缪与阿隆思想的解读，不仅仅是还原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更是将他们的思考置于20世纪法国的宏观历史与思想背景之下。通过他们的视角，读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困境，以及法国社会在面对战争、革命、殖民与意识形态冲突时，是如何进行自我反思与艰难求索的。 《时代的精神状况丛书第二辑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和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所呈现的，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对话，一次对“责任”这一永恒命题的深度探寻，以及对20世纪法国那段跌宕起伏岁月的生动回眸。它邀请读者一同踏上这场思想的旅程，去感受那个时代精神的脉搏，去体味“责任的重负”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简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种厚重的质感，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装帧的细节处理得非常到位，每一页的触感都透露出出版方对内容的尊重。我尤其喜欢它在字体选择上的用心，那种带着些许古典韵味的衬线体，与书名所蕴含的深沉主题相得益彰，让人在翻开阅读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一股思想的重量。拿起这本书，就像是握住了一把通往过去时代的钥匙，它不仅仅是一堆文字的堆砌，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从书脊的烫金工艺到内页的纸张选择，都体现出中信出版社一贯的高水准制作，让人忍不住想一遍遍地摩挲，生怕惊扰了其中沉睡的智慧。我甚至花了好长时间来欣赏它的排版布局，那种恰到好处的留白，使得那些艰深的哲学思辨得以呼吸，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舒适度。可以说，光是这本书的物理形态，就已经值回票价，它成功地在快餐阅读时代，树立了一个值得珍藏的标杆。

评分☆☆☆☆☆

初读这本书的章节安排，我立刻被它那种近乎于手术刀般精准的结构所吸引。作者似乎深谙如何搭建一座思想的金字塔，层层递进，逻辑严密得令人叹服。每一个章节的过渡都处理得极其自然，仿佛水到渠成，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引入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之中。这种叙事上的掌控力，是很多同类学术著作所欠缺的。它没有陷入故作高深的泥淖，而是用一种近乎于对谈的语气，将那些宏大的时代命题，拆解成一个个可以被清晰审视的局部。读到后面，我甚至开始期待作者是如何将下一个论点巧妙地嵌入到既有的框架中去的，这种阅读的“期待感”是非常难得的。它不像是在啃一本枯燥的教科书，更像是在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穿越一片思想的迷宫，每走一步，都能发现新的风景，且每一步都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评分☆☆☆☆☆

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对“责任”这一核心概念的探讨，展现出一种近乎残酷的诚实。它没有提供廉价的安慰剂，而是毫不留情地撕开那些时代叙事下的温情面纱，直视那些选择和后果带来的沉甸甸的重量。读完某些段落，我甚至会感到一种莫名的道德压力，仿佛自己也成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参与者，必须对自身的立场负责。这种强烈的代入感和自我反思的驱动力，远超我阅读其他历史或哲学著作时的体验。它迫使读者跳出“旁观者”的舒适区，去审视自己当下的处境和决策的合理性。这种“被要求负责”的感觉，是这本书最核心的价值所在，它成功地将过去的思辨，转化成了对当下个体行动的强力拷问，让人放下书本后，久久无法平静。

评分☆☆☆☆☆

从作者的行文脉络中，我强烈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文化关怀，这绝非是简单地梳理史料或复述观点。他似乎是以一种近乎“守护者”的姿态，去打捞那些在时代洪流中几近失声的思想碎片。读这本书，就像是加入了一场高级别的思想研讨会，参与者都是百年来最顶尖的头脑，而作者则充当了这场会议的主持人兼翻译官。他不仅清晰地呈现了这些思想家的贡献，更巧妙地揭示了他们之间复杂的张力与对话。这种“对话性”的写作手法，使得整本书的密度极高，信息量爆炸，但又处理得井井有条。它让你不得不慢下来，去体会那种跨越时空的思想共振，从而对“精神现状”的理解，获得了一个更加立体和多维度的透视。这哪里是阅读，分明是一场对人类精神遗产的致敬与继承。

评分☆☆☆☆☆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是为那些渴望深度思考的人量身定做的调味剂。它既保有学术论述的严谨性，又在关键时刻闪烁着文学性的光芒，那是一种带着时代烙印的，略显沉郁却又充满力量的表达。我常常发现自己在某些段落前停下来，不是因为看不懂，而是因为作者的某个措辞精准地击中了某个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模糊感受。那种“啊，原来如此！”的顿悟感，贯穿了整本书。它很少使用花哨的辞藻去堆砌表面的华丽，而是专注于词语本身的穿透力。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进行一次精细的语言雕刻练习，体会着不同表达方式所带来的细微差别。这种语言的魅力，使得即便是面对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历史背景，读者也能保持高度的专注，因为你知道，每一个词语的出现，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绝无一句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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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很好看，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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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很好，继续学习，不间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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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质量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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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质量还行，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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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质量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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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经典、收藏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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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一书，受益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