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呼兰河传·生死场》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作者简介
   .     
精彩书评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为生死场写的“序”
  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
  ——夏志清
  她的名声姗姗来迟。她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巨大分量只是在现在才清楚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批评的眼光却让那时代一些当时被Bq好的作品和强势作家不可挽回地没落下去。
  ——顾彬
  张爱玲可以放在萧红的后面,丁玲的前面。《生死场》是比张爱玲所有的小说都好的东西……实际上,看看萧红的《生死场》,那种描写和叙述,现代中国的生存被表现得如此透彻。
  ——陈晓明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乌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呼兰河传》     
目录
   呼兰河传
小城三月
生死场
旷野的呼喊      
精彩书摘
     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地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竞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      
前言/序言
   null
 
    
				 
				
				
					《呼兰河传》与《生死场》: 两部讲述中国北方农村女性命运的杰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宏伟画卷中,有一抹独特的色彩,那是关于中国北方农村女性顽强生命力与悲惨命运的深切描摹。萧红的《呼兰河传》和茅盾的《生死场》,这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以其鲜活的笔触、深刻的洞察,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初中国北方农村那片贫瘠土地上,女性所经历的艰辛、苦难与不屈。虽然两部作品的叙事风格、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令人心痛却又引人深思的主题:在那个男权社会与贫困交织的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生命挣扎。  《呼兰河传》: 乡土的童谣,母亲的史诗  《呼兰河传》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更像是一部用散文诗般语言写成的乡土史诗,一段关于童年、关于故乡、关于人情世故的追忆。萧红以她特有的、略带稚拙又充满真挚的情感,将读者带回了她童年的呼兰河畔。作品中的主人公,那个名叫“我”的孩子,是连接读者与那个遥远世界的桥梁。通过“我”的视角,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奇异风俗、善良淳朴又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北方村镇。  呼兰河,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个地名,它更承载着一种象征意义,是故乡的母亲河,是养育了无数生命,也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摇篮。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既有四季分明的景致,也有人情冷暖的悲欢。她没有刻意去编织一个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通过一系列零散的片段、生动的人物速写,勾勒出呼兰河小镇的生活图景。这里有热闹的庙会,有热闹的集市,有淳朴的邻里,也有冷漠的旁观,有无情的欺凌。  作品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女性身影。二伯母的勤劳与隐忍,五伯母的泼辣与无奈,还有那些被遗忘在角落的、命运悲惨的女性。她们被压迫,被剥削,被命运玩弄,却依然在艰难地活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维系着家庭的运转,维系着生命的延续。萧红并没有居高临下地去审视她们,而是用一种同情、理解甚至有些赞美的眼光,去描绘她们身上闪烁的人性光辉。她们的命运,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村女性普遍命运的缩影。她们没有选择,只有顺从;她们没有权利,只有被摆布。然而,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她们也从未完全放弃希望,从未完全失去尊严。  《呼兰河传》的语言风格极具特色,它如同北方的空气一样,纯净而又深邃。萧红的叙述不落俗套,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她常常用比喻、拟人等手法,将 inanimate 的事物赋予生命,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例如,她将河水比作“一条银色的蛇”,将月亮比作“一个圆圆的饼”,这些充满诗意的描写,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如梦似幻的呼兰河世界。然而,在这看似诗意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悲剧。萧红用孩童般的纯真视角,揭示了成人世界的残酷与无情,这种反差,使得作品的力量更加震撼人心。  《呼兰河传》并非对苦难的渲染,而是对生命的赞美。即便在最绝望的环境中,那些女性的生命力依然顽强地绽放。她们在粗粝的生活中寻找慰藉,在无尽的劳作中寻找意义,在短暂的欢笑中寻找希望。萧红以她独特的艺术魅力,为这些被历史遗忘的女性,写下了一曲悲壮而又充满温情的挽歌。  《生死场》: 土地的呐喊,女性的悲歌  与《呼兰河传》的诗意与追忆不同,茅盾的《生死场》则是一部更加沉重、更加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如同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直刺中国北方农村的病灶。茅盾以其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将读者带入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中国北方农村,一个被饥饿、贫困、愚昧和封建礼教所笼罩的悲惨世界。  《生死场》的主线围绕着一群农村女性的命运展开。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女性的地位如同脚下的泥土一样卑贱。她们的出生,往往被视为一种负担;她们的成长,就是为了被嫁出去,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的婚姻,往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政治交易;她们的生命,则在无尽的劳作、生育和苦难中耗尽。  作品中刻画了众多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名字本身就充满了象征意义,如“余永顺”、“张家娘子”、“王家娘子”等等。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承载着不同程度的苦难。余永顺,一个被丈夫冷落、被婆婆欺压的年轻媳妇,她的命运是那个时代无数女性的缩影。她渴望被爱,渴望温暖,却只能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消耗生命。张家娘子,一个泼辣而又精明的女人,她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命运,却最终还是被生活的重压所压垮。王家娘子,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女人,她的生命如同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  茅盾没有回避农村生活的残酷现实。他以极其写实的笔触,描绘了土地的贫瘠,描绘了人们的饥饿,描绘了疾病的蔓延,描绘了社会的冷漠。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命显得尤为脆弱和渺小。女性的生存,更是难上加难。她们不仅要面对自然的严酷,还要面对社会的压迫。她们是家庭的支柱,却也是家庭中最容易被牺牲的对象。她们的痛苦,往往被忽视;她们的呼唤,往往被淹没。  《生死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描绘苦难,更在于揭示苦难的根源。茅盾深刻地分析了导致农村女性悲惨命运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他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批判了经济贫困对人们生存的威胁。他让我们看到,女性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  作品中的“生死场”这个意象,极具震撼力。它既是农村土地的代称,也是生命挣扎的舞台。在这片土地上,生命如草芥般脆弱,又如野草般顽强。女性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生死场中,在无尽的轮回中,在生与死的边缘,艰难地延续。茅盾用一种冷静、客观甚至有些冷酷的笔触,描绘了这幅令人心惊的画面,却又在其中饱含着对底层人民深切的同情。  两部作品的共鸣与差异  《呼兰河传》与《生死场》,虽然在叙事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以中国北方农村女性的命运为切入点,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  共鸣之处:     关注底层女性命运: 两部作品都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社会中最底层、最被忽视的女性群体,展现了她们的艰辛、苦难和不屈。    揭示社会病灶: 两部作品都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种种弊病,如贫困、愚昧、封建礼教的压迫,以及由此带来的女性悲剧。    写实与诗意并存: 尽管风格不同,但两部作品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呼兰河传》的诗意叙述,让读者在温情中感受到悲凉;《生死场》的写实笔触,则直接将读者带入苦难的深渊。    对生命的顽强讴歌: 尽管描绘了深重的苦难,两部作品都对女性身上顽强的生命力给予了肯定和赞美。她们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苦难中坚持生存。  差异之处:     叙事风格: 《呼兰河传》以回忆性的散文诗风格为主,语言充满童趣和诗意,注重细节描绘和氛围营造。《生死场》则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叙事更为宏大,结构更为严谨,更侧重于社会问题的分析。    侧重点: 《呼兰河传》更侧重于对故乡和童年的追忆,以及对人情世故的描绘,女性的命运在其中是构成故乡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死场》则将女性的命运作为核心,直接探讨其生存困境及其社会根源。    情感基调: 《呼兰河传》虽然悲凉,但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怀旧和对生命的热爱,带有几分“温良”的味道。《生死场》则更为沉重和激愤,充满了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和对底层人民命运的深切悲悯。  结语  《呼兰河传》与《生死场》,这两部文学经典,如同一面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北方农村女性那段艰难而又辉煌的生命历程。它们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历史的见证,是时代的记录。它们提醒我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不应忘记那些为我们铺就道路的先行者,不应忘记那些在贫瘠土地上顽强生存过的生命。通过阅读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更深刻地体悟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力量与牺牲,也更能体会到,在任何时代,对生命最深沉的关怀,永远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它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共同谱写了一曲关于中国北方农村女性的宏大史诗,一部关于生存、关于抗争、关于永不磨灭的人性之光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