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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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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可桢
• 地理学
• 气象学
• 历史地理学
• 中国近代科学
• 学术著作
• 全集
• 科学史
• 地理研究
• 近代史

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42840844

版次：1

商品编码：10295283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6-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37

字数：8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38年连续记述，1000余万字完整存世。一代宗匠竺可桢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在竺可桢生前，其日记是秘不示人的，作为史料宝库，如今以全貌公诸于世。

内容简介

在竺可桢生前，其日记是秘不示人的；
作为史料宝库，如今以全貌公诸于世。
《竺可桢全集（第11卷）》收录1948-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
两年的时间，经历了民国和共和国两个时代，从杭州到上海，再迁至北京。为维持浙大运转而四处筹款，爱生护校。不去台湾，避居上海。告别旧朝，参与新政。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述科学与社会：纸与指南针中国知之甚早，何以近代科学不能产生于中国？
谈办大学之基本信仰：人人可以为圣人；教授治校。
论大学发展之关键：最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
勖勉学生：吾人生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
自强不息实为目前之急务。
校庆演讲：惟有每公民能公而忘私，恕人责己，国家才会太平，民族才会复兴。
反对保送办法：不经考试，又可保送，均属自私自利之举。
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有话：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
费正清论盛清人口猛增与玉米、红薯传入之关系，观点源自竺可桢。
章士钊述国共和议经过。
人才难得钱三强实科学院最初组织时之灵魂也。
力挺科学建议在《共同纲领》中设专门条款。

作者简介

竺可桢（1890—1974），气象学、地理学家，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人。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早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年回国，先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南京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著有《竺可桢文集》。

目录

前言
关于竺可桢日记
日记编例
第11卷说明
1948年
日记
读书笔记
杂记
本年事要
子女成绩
通讯录

1949年
日记
本年事要
卅八年定西文杂志
收支账册
1950年国家预算草案
Elementary School（U.S.S.R.）
附录一 第11卷人名简释表
附录二 竺可桢家系人物表
附录三 张侠魂家系人物表
附录四 陈汲家系人物表

前言/序言

《中国近现代气候变迁史论集》 内容提要 本书精选了二十世纪中国气候史研究领域的二十一篇重要论文，汇集了国内顶尖气象学家与历史地理学家在这一关键时期的研究成果。全书聚焦于1900年至2000年间，中国气候变化的宏观趋势、区域性差异、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与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的作用。通过对历史气象记录、地方志、民间文献及现代仪器观测资料的交叉比对与深入分析，本书力图勾勒出中国近现代气候变迁的复杂图景，并探讨其对农业生产、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本书的结构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近代气候背景与数据基础（1900-1949） 本部分着重于民国时期气候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初步分析。气候学研究在这一时期面临着观测网络稀疏、记录不连续、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等巨大挑战。 早期气象站网的建立与局限： 详细介绍了由西方传教士、地方官员和部分有识之士推动的近代气象站的设立过程，分析了这些站点在地理分布上的偏倚性（多集中于沿海与通商口岸）对全国气候重建的制约。 灾害性气候事件的重建： 通过对《申报》、《益世报》等报刊记载的旱灾、水灾、台风和寒潮事件的系统梳理，重建了若干重要年份（如1920年代的北方大旱、1930年代的长江中下游洪涝）的灾害序列。重点探讨了利用地方志中关于农作物收成、河流水位、霜冻日期的记载，来校订和补充现代气象记录的不足。 “小冰期”尾声与波动： 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全球气候背景下，中国气候所呈现出的暖化与波动特征，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北半球的显著暖期在中国境内的具体表现。 第二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气候监测与区域气候研究（1950-1978）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国家主导的气候监测体系的建立，以及对中国主要气候区（如华北、西南、青藏高原）的精细化研究。 季风系统的演变： 重点研究了东亚季风系统的强度、爆发期和撤退期的变化。探讨了对流层高层环流异常如何影响了夏季风的进退，进而决定了南方雨带的滞留位置。 干湿变化与农业影响： 深入分析了建国后至文革前，中国南北方在水资源分配上的显著差异。例如，北方地区在特定十年间的持续半干旱化趋势，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增产计划）构成的挑战。 青藏高原的辐射与气候反馈： 选取了数篇关于高原积雪和冰川物质平衡的研究，阐释了高原上层大气的热力状况如何通过大气环流，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季风的稳定性和强度。 第三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的气候变暖与极端性增强（1979-2000） 随着观测精度的提高和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兴起，本部分集中探讨了人类活动影响加剧背景下的气候特征。 温度序列的突变性分析： 运用统计学方法，识别了20世纪末中国地表平均温度序列中出现的加速增温趋势，并区分了自然波动与人为增温的贡献。特别关注了夜间最低温的上升速度快于日最高温的现象。 极端事件的频率与强度变化： 不再局限于平均态的描述，本部分着重于极端高温热浪、暴雨事件和干旱持续时间的统计分析。例如，对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成因中，全球海温异常（厄尔尼诺/拉尼娜）与区域环流配置相互作用的深入剖析。 区域水循环失衡： 研究了黄河、海河等北方河流径流量的长期下降趋势，探讨了气候变暖背景下蒸散量增加和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对水资源短缺的加剧作用。 第四部分：跨学科视角下的气候影响研究 本部分尝试将气候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生态学相结合，拓宽了气候研究的应用领域。 气候变率对作物产量的弹性分析： 选取了对小麦、水稻等主要作物的生长季气温和降水敏感性的量化研究，估算了气候波动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阈值。 历史气候的古气候学印证： 探讨了利用树木年轮、湖泊沉积物等代用指标，对近现代气候序列进行校验和补充的方法，尤其关注了近代以来中国地区的气候信息在千年尺度下的连续性。 本书的特点在于其资料的广博性、研究方法的跨代性（从传统考据到现代数学模型应用），以及对中国特定地理和国情背景下气候变化复杂性的深刻洞察，是了解中国近现代气候科学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集。

评分☆☆☆☆☆

我对《竺可桢全集》（第11卷）的阅读体验，可以用“豁然开朗”来形容，尤其是在接触到其中关于中国地理学与历史地理研究的部分。我一直对中国广袤的地理疆域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而卷中的论述，则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竺先生不仅仅是简单地描述地理特征，他更深入地探讨了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民族迁徙、文化发展乃至政治格局的塑造作用。那些关于中国季风气候的成因分析，以及它如何影响了中国南北方的差异，都让我对“中国”这个概念有了更具象、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卷中对历史上重大地理事件的考证，如黄河的改道，都让我惊叹于大自然的伟力与人类在其中的渺小与顽强。这部分内容，不仅满足了我对地理知识的渴求，更引发了我对人地关系、区域差异以及历史变迁的深刻反思，受益匪浅。

评分☆☆☆☆☆

近期有幸研读《竺可桢全集》的第十一卷，其中一些关于自然灾害研究的章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界变化对社会的影响抱有关注，而卷中对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水旱灾害的深入剖析，让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竺先生并非仅是罗列史料，而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结合气象、水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对灾害的成因、过程、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这些研究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更蕴含着对未来防灾减灾的宝贵启示。我从中看到了科学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巨大价值，也体会到了中国古代人民在面对自然挑战时的智慧与韧性。阅读这些篇章，让我对“天灾”有了更科学、更辩证的理解，也更加体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评分☆☆☆☆☆

作为一名对历史与自然科学都充满好奇心的读者，我有幸沉浸在《竺可桢全集》的世界里。我手上的这本，是全集中的第十一卷，翻开它，仿佛开启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卷中的篇章，不像我平时阅读的那些通俗读物，它们更像是一条条深邃的思想河流，需要我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反复咀嚼。我常常在深夜，伴着一盏孤灯，读到那些关于中国近代气象学发展筚路蓝缕的记述，深感竺先生当年是如何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才智，在一穷二白的环境下，为国家留下宝贵的科学遗产。那些详细的观测数据、严谨的分析方法，无不体现着科学的严谨与魅力。同时，书中对中国地理环境变化的长期关注，也让我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不仅仅是山川河流的堆叠，更是数千年人类活动与自然演变相互作用下的独特产物。阅读这些内容，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看到先辈们辛勤耕耘的身影，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给予的。

评分☆☆☆☆☆

这本《竺可桢全集》（第11卷）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既有挑战又充满收获的阅读之旅。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农事节气与天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卷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无疑是一份宝藏。竺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将天文学、气象学、以及农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梳理了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脉络，以及这些知识如何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对古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尤其被那些关于古代气象观测仪器和方法的描述所吸引，它们展现了中国古人观察自然的智慧和细致。虽然有些专业术语需要反复查阅，但这种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极富乐趣。它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其实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而竺先生，无疑是其中一位伟大的巨人。阅读这些篇章，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对先人智慧的敬仰，一种对科学精神的传承。

评分☆☆☆☆☆

作为一名对科学史怀有浓厚兴趣的爱好者，《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中的许多篇章，都令我爱不释手。我一直对中国近代科学是如何从零开始，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感到着迷，而卷中关于竺先生个人经历和学术思想的论述，恰恰满足了我的这份好奇。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国内外求学、工作的点点滴滴，那些充满挑战的学术研究，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近代科学发展画卷。我尤其欣赏竺先生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不仅是科学的实践者，更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通过阅读这些文字，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科学工作者的不易与伟大，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坚持，如何为国家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不仅仅是阅读一本传记，更是一次对科学精神的洗礼。

评分☆☆☆☆☆

竺可桢全集书原计划出24册。中国发行古代科学家的纪念邮票四枚，这四位科学家是张衡、祖冲之、一行与李时珍。他们都是逝去已久的古人，今人又何以知道他们的相貌，并据以设计出邮票来呢？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密，是以今人作为模特儿，然后加上古代的衣冠。如果不信，请比照一下祖冲之的画像与竺可桢的照片，就可以发现二者宛如一人（这个发现是德国汉学家阿梅龙告诉我的），除去头巾与胡子，再戴上眼镜，祖冲之就是竺可桢。竺可桢是我国气象学的开山，是我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以他的形象来仿写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一点也不辱没先人。

评分☆☆☆☆☆

1949年

评分☆☆☆☆☆

好书赞赞赞。

评分☆☆☆☆☆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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