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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當代海外漢學名著譯叢。是由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辦。《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內容翔實豐富,在以下幾點對我們展開歐洲早期漢學史研究具有啓示意義。一,比較係統地梳理瞭歐洲早期漢學的學術脈絡。第二,將歐洲早期漢學發生的宏觀研究和具體研究進行瞭較好的結閤。第三,更為深入地介紹瞭歐洲早期漢學發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本書中對歐洲文化史的介紹和研究室值得中國學術界注意的。
內容簡介
《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以儒學與基督教相結閤為特徵的在華耶穌會傳教策略或稱文化適應政籠是由利瑪窶開刨,並由隨後幾代傳教士繼承和發展的。《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以二世紀歐洲思想文化史為背景,以耶穌會的文化適應傳教策各及其發展變化為綫索,重點分析瞭耶穌會士依此策略撰寫的有關中國語言曆史、文化的幾部代錶性著作以及歐洲學者以自己的視角解讀耶會士著作後寫齣的一些早期漢學論著,為讀者還原和描繪瞭歐洲漢學早期産生、發展的圖號。《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是一部視野宏大的通史性研究專著,但對具體作者和著作的研究也相當細緻深入,書中所涉的參考文獻更是詳實豐富,值得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藉鑒。
作者簡介
孟德衛,美國著名漢學傢。齣生於1943年,現為貝勒大學曆史與亞洲研究教授,《中西文化交流雜誌》的創刊者和編輯。主要研究領域為基督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傳播過程和地位,以及儒學在西方的發展和西方早期漢學研究的曆程。在國內較有影響的著作有:《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被遺忘的杭州基督徒》、《靈肉之爭中的山東(1650-1785)》,《萊布尼茲和儒學》。
內頁插圖
目錄
導言
第一章 17世紀歐洲適應中國文化的背景
1.歐洲的擴張與傳教士的齣現
2.亞裏士多德學說、哥白尼學說和人文主義學說
3.赫爾墨斯思想
4.學術團體
5.尋找普遍語言
6.重商主義
7.蓋倫派醫學和帕拉塞爾蘇斯派醫學
8.地理學
9.曆史學
第二章 利瑪竇開創耶穌會在華適應政策:爭取為文人
所接受
1.利瑪竇神父其人
2.利瑪竇、金尼閣的《基督教遠徵中國史》
3.利瑪竇對中國地理、科技和文化的瞭解
4.利瑪竇對於結閤儒學與基督教的設想
5.利瑪竇對佛教的論述
6.利瑪竇對道教的論述
7.關於利瑪竇適應政策的一些結論
第三章 耶穌會適應政策在曾德昭和安文思著作中的延續
1.引言
2.曾德昭神父《大中國誌》的背景
3.曾德昭對中國語言的介紹
4.曾德昭對中國人學習與教育的介紹
5.曾德昭對中國哲學與宗教的介紹
6.安文思神父《中國新誌》的背景
7.安文思對漢語的介紹
8.安文思對中國曆史年錶的介紹
9.結論
第四章 早期漢學傢對中國曆史的理解及衛匡國著作中
的地理信息
1.衛匡國神父著作的背景
2.衛匡國的《韃靼戰紀》
3.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誌》
4.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
5.結論
第五章 早期漢學傢基歇爾以及赫爾墨斯思想與歐洲理解中國的聯係
1.《中國圖說》的內容、撰寫情況及參與撰寫者
2.基歇爾和中國語言
3.基歇爾對中國人宗教信仰的描述
4.景教(聶斯脫裏教)碑
5.結論
第六章 早期漢學以及17世紀歐洲人對普遍語言的尋求
1.引言
2.《聖經》裏的背景:亞當語言在巴彆塔的喪失
3.一種中世紀的觀念:呂爾的《組閤術》
4.漢語作為原初語言
5.流傳甚廣的對真正字符的信仰
6.基歇爾在結閤組閤術、漢語與普遍語言的尋求方麵所起的關鍵作用
7.達爾加諾和威爾金斯的普遍語言方案
8.萊布尼茨對普遍字符的尋找
9.繆勒的“中文之鑰
10.門采爾的“中文之鑰
11.白晉神父在萊布尼茨對漢語的理解中所作的貢獻
12.結j淪
第七章 德國早期漢學傢對“中文之鑰”的尋找
1.大選帝侯威廉對漢學的興趣
2.繆勒的學術背景
3.繆勒發明的“中文之鑰
4.繆勒和基歇爾關於“中文之鑰”的通信
5.繆勒和庫查斯基關於“中文之鑰”的通信
6.繆勒和萊布尼茨關於“中文之鑰”的通信
7.對繆勒學術水平的評價
8.對“中文之鑰”的神學爭議
9.夢想的破滅:“中文之鑰”毀於繆勒自己之手
10.門采爾的學術背景
11.門采爾的漢學研究
12.結論
第八章 利瑪竇適應政策的巔峰:《中國哲學傢孔子》
1.《中國哲學傢孔子》的背景
2.撰寫《中國哲學傢孔子》的集體努力
3.《中國哲學傢孔子》的編者柏應理神父
4.《中國哲學傢孔子》梗概
5.“序言性說明”的內容
6.孔子生平
7.《大學》的翻譯
8.《中庸》的翻譯
9.歐洲人對《中國哲學傢孔子》的最初反應
10.禮儀之爭引發的對《中國哲學傢孔子》的遲來的批評
11.結論
第九章 耶穌會適應政策在白晉索隱主義中的演變
1.白晉神父對利瑪竇適應政策的修改
2.赫爾墨斯思想和白晉的索隱主義
3.白晉的索隱主義理論經由萊布尼茨在歐洲的傳播
第十章 耶穌會適應政策的宣傳者和批評者
1.李明神父《中國現勢新誌》背景
2.《中國現勢新誌》引起的神學上的爭議
3.李明論漢語
4.郭弼恩神父的《中國皇帝容聖教聖旨的曆史》
結語
關於某些信件標注兩個日期的說明
中外文人名索引
主要參考文獻
次要參考文獻
譯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 17世紀歐洲適應中國文化的背景
1.歐洲的擴張與傳教士的齣現
17世紀是歐洲嚮外擴張的時代。雖然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伊比利亞國傢逐漸走嚮衰落,而中部歐洲又陷入瞭連年戰爭造成的睏頓不堪的局麵,英國、荷蘭和法國這三個西歐國傢的國勢卻蒸蒸日上。源於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的一係列戰爭在17世紀告一段落,然而戰爭中的宗教問題卻越來越被納入瞭政治範疇。歐洲中部的三十年戰爭( 1618-1648)徹底打破瞭各教派的界限,但對日爾曼地區的經濟和政治也造成瞭重大打擊。在英國,清教派、國教派和天主教派的衝突導緻瞭一場內戰(1642-1649),隨之而來的是剋倫威爾共和國(1649-1660)的建立、復闢(1660-1688)和最終的光榮革命(1688)。這些事件將國王送上瞭斷頭颱,也宣告瞭國會的曆史性勝利。
如果說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各位國王的能力與崇高的君權神授觀念並不相稱的話,那麼英吉利海峽對麵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661-1715年在位)顯然是再相稱不過瞭。路易大帝的傑齣纔乾與他的幾批皇室顧問為他打下的堅實基礎是分不開的。這些顧問是樞機主教黎塞留(Cardinal Armand-Jean du Richelieu,1585-1642),樞機主教馬薩林(Cardinal Jules Mazarin,1602-1661)及重商主義的領袖柯爾貝(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路易十四將君權發展成瞭一種高度的藝術,他創造瞭一個君主的典範,也創造瞭一個宮殿(凡爾賽宮)的典範,這兩者都在整個歐洲被效仿多年。這位太陽王統治的末期不如早期那樣成功,但那段動亂的時期是在1700年之後,不在本書研究範圍之內,故略去不述。盡管如此,17世紀英法兩國的經驗為現代民族國傢的發展開創瞭兩個偉大的曆史性典範。
17世紀歐洲的擴張有著重大的宗教意義。在16世紀航海大發現時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率先對基督教傳教團進行瞭支持,包括經濟上的援助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船隻為傳教士提供的旅行上的方便。在這一時期,起領導作用的是耶穌會,聖方濟會和多明我會跟隨其後。這些傳教團體都非常成功地在世界各地建立起瞭傳教基地,然而它們與西班牙、葡萄牙當局的政治聯係卻使自身的發展受到瞭阻礙,因為它們不得不被捲入包括貿易在內的世俗問題。此外,由於傳教方式的根本差彆,不同宗教修會間也有著激烈的競爭。
1492年,當哥倫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贊助下航海前往美洲大陸時,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就産生瞭世界管轄權的矛盾。1493年,教皇亞曆山大六世試圖通過在佛得角群島以西100裏格處畫一條子午綫作為分界綫來解決問題。這條綫的西側是西班牙的管轄範圍,東側是葡萄牙的管轄範圍,兩國君主分彆享有其管轄範圍之內的一切權力等特權。這一劃分是保教權製度的基礎,保教權製度賦予瞭西班牙和葡萄牙對教會裁判權的控製權,包括在其各自勢力範圍內對主教的任命權。保教權製度在16世紀推行得較為順利,到1 600年時,傳教團的發展已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帶來瞭難以承受的負擔。17世紀,隨著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國勢的衰落,這種情況日益加劇。特彆是葡萄牙,人口僅有一百萬,無法繼續承擔龐大的開支,因此,許多主教職位常年空缺。
這些空缺的職位給傳教事業帶來瞭不利影響,羅馬教廷於是采取措施,將所有傳教活動納入羅馬的一個中央機構領導。1 622年,傳信部建立。傳信部試圖將傳教活動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限製中擺脫齣來。1659年,傳信部指示各教團應讓基督教適應外族的本土文化,而不是將歐洲的風俗習慣強加於人。當地文化隻有在與基督教和道德相抵觸時纔應被改造⑤(這一點後來在具體實踐上,而不是原則上産生瞭爭議)。傳信部極為強調發展本土神職人員和引進更多教區神父,以保持各宗教修會成員間的平衡。
隨著1663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神學院的建立,傳信部加大瞭削弱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勢力的力度。而隨著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國力的衰落,法國對傳教團的影響增強瞭。最後,傳信部通過增加海外主教職位的數量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衝突最終達到瞭白熱化的程度。
通過依法設立宗座代牧作為教皇直接代錶的做法,傳信部架空瞭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在各自勢力範圍內任命主教的特權。由於宗座代牧在其工作的地區並無任何地方性的頭銜,因此這一做法取消瞭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法律和宗教上的地方性特權。西班牙和葡萄牙當然將這宗座代牧視作對它們所享特權的一種侵犯。從此羅馬和葡萄牙一直持續著敵對關係,直到1950年梵蒂岡與葡萄牙達成協議最終解決瞭保教教權爭端,這一敵對關係纔告結束。
2.亞裏士多德學說、哥白尼學說和人文主義學說
17世紀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適應反映瞭那一時期主要的思想運動:在中國錶現為儒學與基督教結閤的形成階段,在歐洲則是對有關中國信息的吸收。17世紀學術界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各學派的提倡者之間互相激烈競爭。競爭的一方是亞裏士多德學說,體現在統治各大學的中世紀經院哲學中;另一方是一些學術團體,它們絕大部分並不隸屬於當時已有的學術機構,對知識采取的是數學和實驗的方法。亞裏士多德傳統實際上並不像反對它的人所形容的那樣毫無益處、與實驗精神背道而馳。而且,亞裏士多德傳統的一個活躍分支蘧過帕多瓦( Padua)大學的醫學係對科學革命作齣瞭重大貢獻。相比之下,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其他一些分支則比較保守,它們對哥白尼“日心說”的抵製也是人盡皆知的。當然,伽利略在其影響深遠並引起爭端的著作《關於兩大世界體係——托勒密學說與哥白尼學說的對話》(Dialogo...sopra i due Massirni Sistemi del Mondo;Tolemaico,e Copernrcano,1632)中藉辛普利丘(Simplicio)之口將亞裏士多德學派 形容為頭腦簡單之徒,這倒未免有些誇張。
亞裏士多德一托勒密學說的世界觀包含地球中心說和透明天體說;哥自尼學說的世界觀包含日心說和行星繞軌運行說,這兩派的鬥爭是17世紀最著名的思想論爭之一。整個17世紀,在華耶穌會士都被迫采取一種摺中的立場,他們試圖接受伽利略的發現和其他的日心學說,同時又死抱不放亞裏士多德一托勒密學說對宇宙的闡釋。
在華適應政策的創始者利瑪竇神父並不是一位專業的天文學傢,但他曾在赫赫有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Collegium Romanum)學習,師從歐洲最傑齣的數學傢之一剋拉維烏斯( Christoph Clavius[Klau],S.J.,1537-1612)。此人曾主持監督修訂格裏高利曆的最後計算工作,聲望很高⑨。在伽利略發明並使用望遠鏡獲得有關行星的著名發現時,他和剋拉維烏斯已經結下瞭20多年的友誼。1 61 0年,當伽利略告知剋拉維烏斯他的這些發現後,剋拉維烏斯和他的接班人——耶穌會羅馬學院的數學教授格林貝爾格( Christoph Grienberg-er,S.J.,1561-1636)驗證瞭伽利略的發現。
由於伽利略的發現得到瞭剋拉維烏斯在這一領域無可爭議的權威支持,伽利略本人於1611年受到瞭耶穌會羅馬學院的正式會見,學院還特意為他組織瞭一次教會要人參加的會議。剋拉維烏斯接受瞭伽利略的發現,並受到瞭很大的震動,不過他還不太情願捨棄“地心說”。然而,有證據錶明,剋拉維烏斯晚年的地心說信念有所動搖。當伽利略開始公開攻擊亞裏士多德一托勒密學說的觀點並支持哥白尼學說後,他被徹底捲進瞭憑他自己的專長難以駕馭的宇宙暫學和神學之爭中。1 6 1 2年剋拉維烏斯死後,伽利略失去瞭他在教會中最主要的支持者。1 6 1 6年,伽利略提倡的日心說被判為謬誤。1633年對他進行瞭審判和公開宣判。
對那些活躍在歐洲天文學第一綫、知曉該領域新發現的耶穌會數學傢來說,形勢逐漸變得越來越不利。教會1 6 1 6年和1 633年的裁決限製中國和其他地區的耶穌會士使用“日心說”理論來解釋天文現象。而事實上,天文現象卻越來越需要從“日心說”中尋找閤理解釋。耶穌會士因此嚮中國人介紹瞭第榖( Tycho Brahe, 1546—1601)的理論作為一種摺中的方法。第榖的理論保留瞭亞裏士多德一托勒密學說中地球在宇宙中心、太陽繞地球鏇轉的觀點,不過又認為其他行星並不是繞地球鏇轉,而是繞太陽鏇轉。第榖的學說並不盡如人意,而哥白尼的名字和觀點也偶爾會齣現在耶穌會士在華的著述中。直到1670年,哥白尼的理論纔由一位在華耶穌會士作瞭徹底的解釋。因此,17世紀在華耶穌會士對天文學的介紹逐漸由保守卻又相對開明轉為過時而又不閤邏輯。
耶穌會天文學傢為中國帶去瞭預報日月食的高超技術,日月食的預報對中國朝廷來說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活動。此外,他們還帶去瞭對歐幾裏德幾何學的清晰說明,以及將其運用到天體運行研究中的方法;用經緯綫劃分地球的概念;製造精密儀器的技術,包括望遠鏡的製造技術⑩。但是除瞭以上這些積極貢獻,耶穌會士也為中國帶去瞭一個有局限性的“地心說”宇宙觀。它認為天球是一個透明的同心固體球體,這和中國本土的“宣夜”說宇宙觀念相矛盾。
“宣夜”說認為天體是在虛空的空間中懸浮的,不認為宇宙是固定盼。所以盡管耶穌會士帶去瞭高超的技術,同時卻也帶去瞭一種落後的宇宙理論。當時的歐洲人已經開始擯棄這種理論,轉而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說’’,“日心說”認為太陽的行星在虛空的空間中運轉,宇宙並不是固定不動的。這在某些方麵與中國的“宣夜”理論驚人地相似。
追於教皇的判決,耶穌會士在天文學領域的錶現我們暫且不提,17世紀生半葉他們介紹到中國的物質世界理論也被認為是徹頭徹尾屬於亞裏士多德學派的。耶穌會士的這些著作中有大量係統的邏輯學論證,並依賴傳統的權威,缺乏實驗研究,不運用數學手段來樂解自然。他們的著作體現瞭一種自然科學觀,這和當時仍統治著歐洲學術界的方法十分相似,然而這些傳統的方法也越來越遭到強調實驗和數學方法的新科學提倡者的批評。
在自然科學以外的領域,耶穌會士在17世紀各基督教派彆中率先掙脫亞裏士多德學說。在利瑪竇的著作中,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傳統十分明顯。廣為流傳的他關於友誼的論文《交友論》( Deamicitia)就是仿照西塞羅的拉丁體裁所寫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所堅持的優雅的文學語言和有說服力的修辭技巧在中國文人中獲得瞭很好的反響,而利瑪竇的著作中也處處體現瞭這兩大原則。問答體是自哲學傢柏拉圖時代以來人們就廣為喜愛的經典寫作範例。很多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都擁護柏拉圖,反對亞裏士多德。《天主實義》是利瑪竇一部相當重要的作品,它由一位中國文人和一位基督教哲學傢的對話組成。問答體是人們喜愛的一種“辯論性陳述”的文學形式。有入指齣,伽利略支持哥白尼學說、抨擊亞裏士多德學說的著名問答體文章《關於兩大世界體係——托勒密學說與哥白尼學說的對話》比利瑪竇的《天主實義》晚瞭30年左右。
除瞭這些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色彩之外,利瑪竇的《天主實義》中還有大量經院哲學式的論證。此外,經院哲學喜歡建立基於理性而無所不包的體係,利瑪竇倡導儒學與基督教的結閤以及這種結颱的體現。一耶穌會。:翻譯儒傢經典“四書”的計劃,都反映齣瞭經院哲學的這一特點。在《論語》中,孔子錶示不願談論鬼神,卻也並不否認鬼神的存在。這種態度看起來是對基督教教義的極好補充。儒傢學說與佛教和道教不同,它沒有讓入眼花繚亂的各種相互競爭的大小神靈,儒傢采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儒傢學說為基督教引入神的成分留齣瞭足夠的空間,因而是與基督教互補的:另一方麵,和經院哲學的邏輯推理相比,“四書”的思想從整體上說似乎和強調文章結構與修辭說服力的人文主義更為互補。總之,利瑪竇追求的是學問和技術的廣度,在文藝、記憶術、地理、幾何、算術、交際、外交等方麵都有造詣,並不限於某方麵的專長。筆者認為這些都清楚地錶明,利瑪竇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體現瞭文藝復興理想的“通纔”。
……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美]孟德衛
1 978年,我來到萊布尼茨的傢鄉——德國的漢諾威。距此大約300年前,這位偉大的博學傢第一次對中國産生瞭濃厚的興趣。在漢諾威的兩年時間裏,我在萊布尼茨檔案館研究瞭館內精心保存的萊布尼茨有關中國的手稿、信件和藏書。他的藏書中有很多涉及中國的書籍,當時歐洲不少大思想傢也都曾閱讀過。這些書籍中內容最豐富的要數在華耶穌會士撰寫的著作。從利瑪竇神父開始,耶穌會士們就試圖通過與儒學相結閤的方式嚮中國傳播基督教,這種方式被稱為“適應政策”o萊布尼茨和幾位重要的在華耶穌會士有通信往來,其中包括北京的白晉神父。白晉在清朝的宮廷供職達35年之久,其間他教授瞭康熙皇帝幾何學,翻譯瞭歐洲使節的文書,還研習瞭中文經典。近代即便有瞭快捷的現代通信和交通方式,也沒有哪個西方人像白晉那樣在中國統治者的身邊生活和工作過這麼長時間。
在萊布尼茨的時代,學者們在長篇的信件中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這些信件在今天看來已相當於學術論文瞭。耶穌會傳教士的書信閤著作對中國的語言、曆史、文化作瞭最早的介紹和說明,這為歐洲早期的中國學(漢學)研究奠定瞭基礎。在寫作《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以下簡稱《奇異的國度》)這本書的過 程中,我試圖追溯漢學的起源,描述最早研究中國的早期漢學傢。他們中有些是當時最有學問、最具探索精神的歐洲人。1 984年,我再次來到德國,在沃爾芬比特爾的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對中國又進行瞭一年的研究。萊布尼茨當年曾任該圖書館的館長。
《奇異的國度》一書於1984年由斯圖加特的Steiner齣版社齣 版。當時在中國,“文革”的那種排外氛圍正漸漸退卻,中國又重新嚮西方世界(歐洲和北美)敞開瞭大門。這本書在讀者中産生瞭很好的反響,這是因為當代人對17 .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巨大差異再次錶現齣瞭興趣。在1600-1800年間,歐洲人對中國悠久的曆史、遼闊的疆域、中國人極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中國政治與儒傢道德的結閤都錶現齣瞭敬佩之情。那時,西方的帝國主義和種族歧視尚未抬頭,西方人的優越感還沒有對中西關係造成影響。令中國人濛受恥辱的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還都是後話。
現在,兩個世紀以後,帝國主義和種族歧視的餘孽已基本散盡,中國的“天命”再一次處於上升階段。中國與西方重新對彼此産生瞭濃厚的興趣。同時,世界大國在競爭中也不可避免地産生瞭新的政治與經濟摩擦。《奇異的國度》在首版25年後迎來瞭中文版的齣版,這說明該書的主題具有持久不衰的意義,也錶明中國和西方正在迎來新一輪的偉大相遇。
耶穌會士、學者白晉神父曾得到翰林院學士韓菼(1637-1704)等中國人的支持。同樣,我也非常感謝張西平教授對《奇異的國度》中文版順利齣版給予的支持。讓我用孔子在《論語??顔淵》中所引的曾子之語作為中文版序的結語:“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孟德衛(D.E.Mungello)
貝勒大學( Baylor University)
得剋薩斯州,韋科市( Waco, Texas)
2008年6月1日
《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 一、 序章:探尋東方智慧的西方足跡 在中世紀的歐洲,東方,尤其是遙遠的中國,一直是濛著一層神秘麵紗的“奇異國度”。那裏的人們說著我們聽不懂的語言,遵循著我們無法理解的習俗,卻創造齣令人驚嘆的文明。當航海技術的發展逐漸打破地理的隔閡,西方世界對東方的探索熱情空前高漲。而在這場跨越大陸的交流浪潮中,一支特殊的群體——耶穌會士,扮演瞭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並非僅僅是傳教士,更是早期漢學的播種者。 本書《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並非直接闡述某一具體的故事情節或人物傳記,而是試圖深入挖掘曆史的深層肌理,剖析耶穌會士在中國所推行的“適應政策”如何與漢學的誕生和發展緊密相連,從而揭示一個充滿智慧碰撞與文化融閤的宏大圖景。我們將一起穿越時空,迴到那個東西方文明初次正麵交鋒的時代,審視那些偉大的靈魂如何在中國這片“奇異的國度”裏,以非凡的勇氣和智慧,開啓瞭西方認識東方,理解中國的第一扇窗。 二、 耶穌會士的中國使命:信仰與理解的雙重挑戰 耶穌會,這個在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誕生的天主教修會,以其嚴謹的學術訓練、堅定的宗教信仰和高度的組織紀律而聞名。當他們踏上前往中國的旅程時,心中懷揣著傳播福音的崇高使命。然而,他們很快意識到,要在中國這片擁有悠久曆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土地上傳播基督教,絕非易事。中國社會有著其獨特的價值體係、倫理道德以及根深蒂固的傳統信仰。簡單的“文化輸齣”或強硬的宗教灌輸,注定難以奏效。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適應政策”(Accommodation Policy)應運而生。這並非一種簡單的妥協,而是一種深思熟慮的策略,旨在尋找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契閤點,以求在尊重對方文化的前提下,實現信仰的傳播。耶穌會士們明白,要讓基督教在中國紮根,就必須先理解中國,理解中國人的思想,理解他們的哲學、倫理、政治和社會結構。 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挑戰,它要求傳教士們拋開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以開放的心態去學習和吸收。他們需要掌握中文,深入研究儒傢經典,理解中國的曆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中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學術傳統。這種“適應”體現在多個層麵: 語言上的適應: 耶穌會士們投入瞭巨大的精力學習中文,並將其視為與中國人溝通的橋梁。他們編寫瞭中文詞典、語法書,翻譯瞭大量歐洲的科學、哲學和宗教著作,同時也翻譯瞭中國的經典。例如,利瑪竇(Matteo Ricci)等早期傳教士的中文造詣極高,能夠與中國士大夫進行深入的哲學和神學對話。 文化上的適應: 適應政策的核心在於承認中國文化的價值,並尋求與基督教信仰的兼容性。耶穌會士們對中國的祭祖、尊孔等傳統禮儀進行瞭深入的研究和討論。他們並非簡單地禁止這些行為,而是試圖從中找到與基督教精神相符的部分,或者在不違背基督教核心教義的前提下,允許信徒保留這些習俗。這種做法在當時天主教會內部引起瞭巨大的爭議,但正是這種“適應”,使得基督教在中國得以獲得一定的傳播空間。 學術上的適應: 耶穌會士們並非僅僅是宗教的傳播者,他們也是當時歐洲先進科學技術的代錶。他們帶來瞭天文學、數學、地理學、醫學、鍾錶製造等知識,並與中國的學者進行交流。這種知識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瞭中國對西方科學的瞭解,同時也促使耶穌會士們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國的科學和技術,例如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 三、 漢學的萌芽:從傳教需求到學術自覺 “漢學”(Sinology),即對中國語言、文化、曆史、哲學、文學等進行係統性研究的學科,其起源與耶穌會士在華的活動密不可分。可以說,是耶穌會士們在中國所推行的適應政策,無意中催生瞭早期漢學。 起初,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化,對於耶穌會士而言,是一種傳教的工具和手段。他們深知,要想有效地傳播基督教,就必須深入瞭解中國的“人情世故”和“人心所嚮”。如果不能用中國人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來闡釋基督教義,那麼一切努力都將是徒勞的。因此,他們必須成為“中國通”。 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這種“工具性”的學習逐漸演變成瞭學術性的自覺。耶穌會士們被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對中國的哲學思想、曆史演變、文學藝術産生瞭濃厚的興趣。他們不僅僅是為瞭傳教而學習,更是齣於對人類文明的求知欲和尊重。 對儒傢思想的係統研究: 耶穌會士們將儒傢經典視為中國人思想的根基,投入大量精力進行翻譯和解讀。他們翻譯瞭《論語》、《孟子》等儒傢經典,並撰寫瞭大量關於儒傢思想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不僅為歐洲讀者提供瞭瞭解中國思想的窗口,也對歐洲的啓濛思想傢産生瞭深遠的影響。例如,伏爾泰就曾對儒傢倫理錶現齣極大的興趣。 對中國曆史和地理的記錄: 耶穌會士們在中國生活多年,他們細緻地觀察和記錄瞭中國的社會生活、風土人情、政治製度、曆史事件等。他們的著作,如《中國史》(Historia Tartaro-Sinica)等,為西方世界提供瞭大量關於中國的原始資料。這些記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也構成瞭早期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中國文學和藝術的欣賞: 耶穌會士們也對中國的詩歌、繪畫、書法等藝術形式産生瞭濃厚的興趣。他們嘗試理解和欣賞中國的審美情趣,並將一些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歐洲語言。這種跨文化的藝術交流,豐富瞭歐洲的文化視野。 可以說,耶穌會士們在中國所進行的深入研究和係統性記錄,為後來的漢學研究奠定瞭堅實的基礎。他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將中國文明的各個層麵呈現在西方世界麵前。他們的工作,不僅僅是語言的翻譯,更是文化的解讀,是思想的溝通。 四、 適應政策的爭議與漢學發展的復雜性 盡管耶穌會士們在中國的適應政策和漢學研究方麵取得瞭顯著的成就,但他們的努力並非一帆風順。適應政策在天主教會內部,尤其是在後來的傳教士群體中,引發瞭長達數十年的“禮儀之爭”(Rites Controversy)。 一方認為,對中國傳統禮儀的寬容,有損基督教的純潔性,甚至是對偶像崇拜的默許。另一方則堅持認為,隻有通過適應,纔能讓基督教在中國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並且強調在不違背基督教核心教義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當地文化是一種明智的策略。這場爭論最終以教皇的裁決而告一段落,但其影響卻深遠地塑造瞭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曆史進程。 同樣,漢學的發展也並非一條筆直的道路。早期的漢學研究,雖然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但也帶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受限於當時的語言能力和研究方法,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可能存在一些誤讀或片麵之處。而且,許多研究的齣發點依然是為傳教服務的,其學術獨立性尚未完全彰顯。 然而,正是這些努力,這些爭議,這些局限,共同構成瞭漢學起源的復雜圖景。耶穌會士們的足跡,在中國這片“奇異的國度”裏,播下瞭思想的種子,開啓瞭文明的對話。他們以一種融閤的方式,連接瞭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為後世的文化交流和學術研究留下瞭寶貴的遺産。 五、 結語:曆史的迴響與當代的啓示 《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所探討的,不僅僅是一段曆史,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智慧。耶穌會士們在麵對全然陌生的文化時所展現齣的勇氣、智慧和耐心,以及他們對於理解和尊重的堅持,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啓示意義。 在當今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時代,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更加頻繁。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獨特性,同時又能以開放的心態去理解和接納他者,這是每一個國傢和民族都麵臨的挑戰。 耶穌會士們在中國所探索的“適應”之道,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思考。真正的文化交流,並非簡單的模仿或全盤否定,而是在深刻理解的基礎上,尋求共鳴,實現融閤,從而共同創造更加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他們的故事,提醒我們,在探尋“奇異國度”的過程中,我們同樣也在重新認識自己。這本書,邀請您一同走進那段充滿挑戰與智慧的曆史,感受東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理解漢學為何在這片土地上悄然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