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 [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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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孟德卫 著，陈怡 译

图书标签:

• 耶稣会
• 汉学
• 文化交流
• 适应政策
• 明清史
• 宗教史
• 中国近现代史
• 西方汉学
• 传教士
• 文化传播

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ISBN：9787534758584

版次：1

商品编码：10618629

品牌：大象出版社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大象学术文丛

外文名称：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0-04-01

用纸：胶

编辑推荐

　　

　　《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内容翔实丰富，在以下几点对我们展开欧洲早期汉学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第二，将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宏观研究和具体研究进行了较好的结合。第三，更为深入地介绍了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本书中对欧洲文化史的介绍和研究室值得中国学术界注意的。

内容简介

　　《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以儒学与基督教相结合为特征的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或称文化适应政笼是由利玛窭开刨，并由随后几代传教士继承和发展的。《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以二世纪欧洲思想文化史为背景，以耶稣会的文化适应传教策各及其发展变化为线索，重点分析了耶稣会士依此策略撰写的有关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以及欧洲学者以自己的视角解读耶会士著作后写出的一些早期汉学论著，为读者还原和描绘了欧洲汉学早期产生、发展的图号。《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是一部视野宏大的通史性研究专著，但对具体作者和著作的研究也相当细致深入，书中所涉的参考文献更是详实丰富，值得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借鉴。

作者简介

　　孟德卫，美国著名汉学家。出生于1943年，现为贝勒大学历史与亚洲研究教授，《中西文化交流杂志》的创刊者和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的传播过程和地位，以及儒学在西方的发展和西方早期汉学研究的历程。在国内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被遗忘的杭州基督徒》、《灵肉之争中的山东（1650-1785）》，《莱布尼兹和儒学》。

内页插图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17世纪欧洲适应中国文化的背景
1.欧洲的扩张与传教士的出现
2.亚里士多德学说、哥白尼学说和人文主义学说
3.赫尔墨斯思想
4.学术团体
5.寻找普遍语言
6.重商主义
7.盖伦派医学和帕拉塞尔苏斯派医学
8.地理学
9.历史学

第二章 利玛窦开创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争取为文人
所接受
1.利玛窦神父其人
2.利玛窦、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3.利玛窦对中国地理、科技和文化的了解
4.利玛窦对于结合儒学与基督教的设想
5.利玛窦对佛教的论述
6.利玛窦对道教的论述
7.关于利玛窦适应政策的一些结论

第三章 耶稣会适应政策在曾德昭和安文思著作中的延续
1.引言
2.曾德昭神父《大中国志》的背景
3.曾德昭对中国语言的介绍
4.曾德昭对中国人学习与教育的介绍
5.曾德昭对中国哲学与宗教的介绍
6.安文思神父《中国新志》的背景
7.安文思对汉语的介绍
8.安文思对中国历史年表的介绍
9.结论

第四章 早期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及卫匡国著作中
的地理信息
1.卫匡国神父著作的背景
2.卫匡国的《鞑靼战纪》
3.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
4.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
5.结论

第五章 早期汉学家基歇尔以及赫尔墨斯思想与欧洲理解中国的联系
1.《中国图说》的内容、撰写情况及参与撰写者
2.基歇尔和中国语言
3.基歇尔对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描述
4.景教（聂斯脱里教）碑
5.结论

第六章 早期汉学以及17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的寻求
1.引言
2.《圣经》里的背景：亚当语言在巴别塔的丧失
3.一种中世纪的观念：吕尔的《组合术》
4.汉语作为原初语言
5.流传甚广的对真正字符的信仰
6.基歇尔在结合组合术、汉语与普遍语言的寻求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7.达尔加诺和威尔金斯的普遍语言方案
8.莱布尼茨对普遍字符的寻找
9.缪勒的“中文之钥
10.门采尔的“中文之钥
11.白晋神父在莱布尼茨对汉语的理解中所作的贡献
12.结j沦

第七章 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的寻找
1.大选帝侯威廉对汉学的兴趣
2.缪勒的学术背景
3.缪勒发明的“中文之钥
4.缪勒和基歇尔关于“中文之钥”的通信
5.缪勒和库查斯基关于“中文之钥”的通信
6.缪勒和莱布尼茨关于“中文之钥”的通信
7.对缪勒学术水平的评价
8.对“中文之钥”的神学争议
9.梦想的破灭：“中文之钥”毁于缪勒自己之手
10.门采尔的学术背景
11.门采尔的汉学研究
12.结论

第八章 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巅峰：《中国哲学家孔子》
1.《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背景
2.撰写《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集体努力
3.《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者柏应理神父
4.《中国哲学家孔子》梗概
5.“序言性说明”的内容
6.孔子生平
7.《大学》的翻译
8.《中庸》的翻译
9.欧洲人对《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最初反应
10.礼仪之争引发的对《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迟来的批评
11.结论

第九章 耶稣会适应政策在白晋索隐主义中的演变
1.白晋神父对利玛窦适应政策的修改
2.赫尔墨斯思想和白晋的索隐主义
3.白晋的索隐主义理论经由莱布尼茨在欧洲的传播

第十章 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宣传者和批评者
1.李明神父《中国现势新志》背景
2.《中国现势新志》引起的神学上的争议
3.李明论汉语
4.郭弼恩神父的《中国皇帝容圣教圣旨的历史》
结语
关于某些信件标注两个日期的说明
中外文人名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次要参考文献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17世纪欧洲适应中国文化的背景
　　1．欧洲的扩张与传教士的出现
　　17世纪是欧洲向外扩张的时代。虽然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逐渐走向衰落，而中部欧洲又陷入了连年战争造成的困顿不堪的局面，英国、荷兰和法国这三个西欧国家的国势却蒸蒸日上。源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系列战争在17世纪告一段落，然而战争中的宗教问题却越来越被纳入了政治范畴。欧洲中部的三十年战争( 1618-1648)彻底打破了各教派的界限，但对日尔曼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也造成了重大打击。在英国，清教派、国教派和天主教派的冲突导致了一场内战(1642-1649)，随之而来的是克伦威尔共和国(1649-1660)的建立、复辟(1660-1688)和最终的光荣革命(1688)。这些事件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也宣告了国会的历史性胜利。
　　如果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各位国王的能力与崇高的君权神授观念并不相称的话，那么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61-1715年在位)显然是再相称不过了。路易大帝的杰出才干与他的几批皇室顾问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这些顾问是枢机主教黎塞留（Cardinal Armand-Jean du Richelieu，1585-1642），枢机主教马萨林（Cardinal Jules Mazarin，1602-1661）及重商主义的领袖柯尔贝（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路易十四将君权发展成了一种高度的艺术，他创造了一个君主的典范，也创造了一个宫殿（凡尔赛宫）的典范，这两者都在整个欧洲被效仿多年。这位太阳王统治的末期不如早期那样成功，但那段动乱的时期是在1700年之后，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故略去不述。尽管如此，17世纪英法两国的经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开创了两个伟大的历史性典范。
　　17世纪欧洲的扩张有着重大的宗教意义。在16世纪航海大发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率先对基督教传教团进行了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船只为传教士提供的旅行上的方便。在这一时期，起领导作用的是耶稣会，圣方济会和多明我会跟随其后。这些传教团体都非常成功地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传教基地，然而它们与西班牙、葡萄牙当局的政治联系却使自身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因为它们不得不被卷入包括贸易在内的世俗问题。此外，由于传教方式的根本差别，不同宗教修会间也有着激烈的竞争。
　　1492年，当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赞助下航海前往美洲大陆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就产生了世界管辖权的矛盾。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试图通过在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处画一条子午线作为分界线来解决问题。这条线的西侧是西班牙的管辖范围，东侧是葡萄牙的管辖范围，两国君主分别享有其管辖范围之内的一切权力等特权。这一划分是保教权制度的基础，保教权制度赋予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教会裁判权的控制权，包括在其各自势力范围内对主教的任命权。保教权制度在16世纪推行得较为顺利，到1 600年时，传教团的发展已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17世纪，随着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国势的衰落，这种情况日益加剧。特别是葡萄牙，人口仅有一百万，无法继续承担庞大的开支，因此，许多主教职位常年空缺。
　　这些空缺的职位给传教事业带来了不利影响，罗马教廷于是采取措施，将所有传教活动纳入罗马的一个中央机构领导。1 622年，传信部建立。传信部试图将传教活动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限制中摆脱出来。1659年，传信部指示各教团应让基督教适应外族的本土文化，而不是将欧洲的风俗习惯强加于人。当地文化只有在与基督教和道德相抵触时才应被改造⑤（这一点后来在具体实践上，而不是原则上产生了争议）。传信部极为强调发展本土神职人员和引进更多教区神父，以保持各宗教修会成员间的平衡。
　　随着166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建立，传信部加大了削弱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势力的力度。而随着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国力的衰落，法国对传教团的影响增强了。最后，传信部通过增加海外主教职位的数量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冲突最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通过依法设立宗座代牧作为教皇直接代表的做法，传信部架空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任命主教的特权。由于宗座代牧在其工作的地区并无任何地方性的头衔，因此这一做法取消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法律和宗教上的地方性特权。西班牙和葡萄牙当然将这宗座代牧视作对它们所享特权的一种侵犯。从此罗马和葡萄牙一直持续着敌对关系，直到1950年梵蒂冈与葡萄牙达成协议最终解决了保教教权争端，这一敌对关系才告结束。
　　2．亚里士多德学说、哥白尼学说和人文主义学说
　　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适应反映了那一时期主要的思想运动：在中国表现为儒学与基督教结合的形成阶段，在欧洲则是对有关中国信息的吸收。17世纪学术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学派的提倡者之间互相激烈竞争。竞争的一方是亚里士多德学说，体现在统治各大学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另一方是一些学术团体，它们绝大部分并不隶属于当时已有的学术机构，对知识采取的是数学和实验的方法。亚里士多德传统实际上并不像反对它的人所形容的那样毫无益处、与实验精神背道而驰。而且，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一个活跃分支蘧过帕多瓦( Padua)大学的医学系对科学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相比之下，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其他一些分支则比较保守，它们对哥白尼“日心说”的抵制也是人尽皆知的。当然，伽利略在其影响深远并引起争端的著作《关于两大世界体系——托勒密学说与哥白尼学说的对话》（Dialogo...sopra i due Massirni Sistemi del Mondo；Tolemaico，e Copernrcano，1632）中借辛普利丘(Simplicio)之口将亚里士多德学派 形容为头脑简单之徒，这倒未免有些夸张。
　　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学说的世界观包含地球中心说和透明天体说；哥自尼学说的世界观包含日心说和行星绕轨运行说，这两派的斗争是17世纪最著名的思想论争之一。整个17世纪，在华耶稣会士都被迫采取一种折中的立场，他们试图接受伽利略的发现和其他的日心学说，同时又死抱不放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学说对宇宙的阐释。
　　在华适应政策的创始者利玛窦神父并不是一位专业的天文学家，但他曾在赫赫有名的耶稣会罗马学院（Collegium Romanum）学习，师从欧洲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克拉维乌斯( Christoph Clavius[Klau]，S．J．，1537-1612)。此人曾主持监督修订格里高利历的最后计算工作，声望很高⑨。在伽利略发明并使用望远镜获得有关行星的著名发现时，他和克拉维乌斯已经结下了20多年的友谊。1 61 0年，当伽利略告知克拉维乌斯他的这些发现后，克拉维乌斯和他的接班人——耶稣会罗马学院的数学教授格林贝尔格( Christoph Grienberg-er，S．J．，1561-1636)验证了伽利略的发现。
　　由于伽利略的发现得到了克拉维乌斯在这一领域无可争议的权威支持，伽利略本人于1611年受到了耶稣会罗马学院的正式会见，学院还特意为他组织了一次教会要人参加的会议。克拉维乌斯接受了伽利略的发现，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不过他还不太情愿舍弃“地心说”。然而，有证据表明，克拉维乌斯晚年的地心说信念有所动摇。当伽利略开始公开攻击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学说的观点并支持哥白尼学说后，他被彻底卷进了凭他自己的专长难以驾驭的宇宙暂学和神学之争中。1 6 1 2年克拉维乌斯死后，伽利略失去了他在教会中最主要的支持者。1 6 1 6年，伽利略提倡的日心说被判为谬误。1633年对他进行了审判和公开宣判。
　　对那些活跃在欧洲天文学第一线、知晓该领域新发现的耶稣会数学家来说，形势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利。教会1 6 1 6年和1 633年的裁决限制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耶稣会士使用“日心说”理论来解释天文现象。而事实上，天文现象却越来越需要从“日心说”中寻找合理解释。耶稣会士因此向中国人介绍了第谷( Tycho Brahe, 1546—1601）的理论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法。第谷的理论保留了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学说中地球在宇宙中心、太阳绕地球旋转的观点，不过又认为其他行星并不是绕地球旋转，而是绕太阳旋转。第谷的学说并不尽如人意，而哥白尼的名字和观点也偶尔会出现在耶稣会士在华的著述中。直到1670年，哥白尼的理论才由一位在华耶稣会士作了彻底的解释。因此，17世纪在华耶稣会士对天文学的介绍逐渐由保守却又相对开明转为过时而又不合逻辑。
　　耶稣会天文学家为中国带去了预报日月食的高超技术，日月食的预报对中国朝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此外，他们还带去了对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清晰说明，以及将其运用到天体运行研究中的方法；用经纬线划分地球的概念；制造精密仪器的技术，包括望远镜的制造技术⑩。但是除了以上这些积极贡献，耶稣会士也为中国带去了一个有局限性的“地心说”宇宙观。它认为天球是一个透明的同心固体球体，这和中国本土的“宣夜”说宇宙观念相矛盾。
　　“宣夜”说认为天体是在虚空的空间中悬浮的，不认为宇宙是固定盼。所以尽管耶稣会士带去了高超的技术，同时却也带去了一种落后的宇宙理论。当时的欧洲人已经开始摈弃这种理论，转而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日心说”认为太阳的行星在虚空的空间中运转，宇宙并不是固定不动的。这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宣夜”理论惊人地相似。
　　追于教皇的判决，耶稣会士在天文学领域的表现我们暂且不提，17世纪生半叶他们介绍到中国的物质世界理论也被认为是彻头彻尾属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耶稣会士的这些著作中有大量系统的逻辑学论证，并依赖传统的权威，缺乏实验研究，不运用数学手段来乐解自然。他们的著作体现了一种自然科学观，这和当时仍统治着欧洲学术界的方法十分相似，然而这些传统的方法也越来越遭到强调实验和数学方法的新科学提倡者的批评。
　　在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耶稣会士在17世纪各基督教派别中率先挣脱亚里士多德学说。在利玛窦的著作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十分明显。广为流传的他关于友谊的论文《交友论》( Deamicitia)就是仿照西塞罗的拉丁体裁所写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坚持的优雅的文学语言和有说服力的修辞技巧在中国文人中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而利玛窦的著作中也处处体现了这两大原则。问答体是自哲学家柏拉图时代以来人们就广为喜爱的经典写作范例。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都拥护柏拉图，反对亚里士多德。《天主实义》是利玛窦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它由一位中国文人和一位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组成。问答体是人们喜爱的一种“辩论性陈述”的文学形式。有入指出，伽利略支持哥白尼学说、抨击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著名问答体文章《关于两大世界体系——托勒密学说与哥白尼学说的对话》比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晚了30年左右。
　　除了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色彩之外，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中还有大量经院哲学式的论证。此外，经院哲学喜欢建立基于理性而无所不包的体系，利玛窦倡导儒学与基督教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台的体现。一耶稣会。：翻译儒家经典“四书”的计划，都反映出了经院哲学的这一特点。在《论语》中，孔子表示不愿谈论鬼神，却也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这种态度看起来是对基督教教义的极好补充。儒家学说与佛教和道教不同，它没有让入眼花缭乱的各种相互竞争的大小神灵，儒家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儒家学说为基督教引入神的成分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因而是与基督教互补的：另一方面，和经院哲学的逻辑推理相比，“四书”的思想从整体上说似乎和强调文章结构与修辞说服力的人文主义更为互补。总之，利玛窦追求的是学问和技术的广度，在文艺、记忆术、地理、几何、算术、交际、外交等方面都有造诣，并不限于某方面的专长。笔者认为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利玛窦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体现了文艺复兴理想的“通才”。
　　……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美]孟德卫
　　1 978年，我来到莱布尼茨的家乡——德国的汉诺威。距此大约300年前，这位伟大的博学家第一次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汉诺威的两年时间里，我在莱布尼茨档案馆研究了馆内精心保存的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手稿、信件和藏书。他的藏书中有很多涉及中国的书籍，当时欧洲不少大思想家也都曾阅读过。这些书籍中内容最丰富的要数在华耶稣会士撰写的著作。从利玛窦神父开始，耶稣会士们就试图通过与儒学相结合的方式向中国传播基督教，这种方式被称为“适应政策”o莱布尼茨和几位重要的在华耶稣会士有通信往来，其中包括北京的白晋神父。白晋在清朝的宫廷供职达35年之久，其间他教授了康熙皇帝几何学，翻译了欧洲使节的文书，还研习了中文经典。近代即便有了快捷的现代通信和交通方式，也没有哪个西方人像白晋那样在中国统治者的身边生活和工作过这么长时间。
　　在莱布尼茨的时代，学者们在长篇的信件中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信件在今天看来已相当于学术论文了。耶稣会传教士的书信合著作对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作了最早的介绍和说明，这为欧洲早期的中国学（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写作《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以下简称《奇异的国度》）这本书的过 程中，我试图追溯汉学的起源，描述最早研究中国的早期汉学家。他们中有些是当时最有学问、最具探索精神的欧洲人。1 984年，我再次来到德国，在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对中国又进行了一年的研究。莱布尼茨当年曾任该图书馆的馆长。
　　《奇异的国度》一书于1984年由斯图加特的Steiner出版社出 版。当时在中国，“文革”的那种排外氛围正渐渐退却，中国又重新向西方世界（欧洲和北美）敞开了大门。这本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是因为当代人对17 .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巨大差异再次表现出了兴趣。在1600-1800年间，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中国人极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中国政治与儒家道德的结合都表现出了敬佩之情。那时，西方的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尚未抬头，西方人的优越感还没有对中西关系造成影响。令中国人蒙受耻辱的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还都是后话。
　　现在，两个世纪以后，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余孽已基本散尽，中国的“天命”再一次处于上升阶段。中国与西方重新对彼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世界大国在竞争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政治与经济摩擦。《奇异的国度》在首版25年后迎来了中文版的出版，这说明该书的主题具有持久不衰的意义，也表明中国和西方正在迎来新一轮的伟大相遇。
　　耶稣会士、学者白晋神父曾得到翰林院学士韩菼(1637-1704)等中国人的支持。同样，我也非常感谢张西平教授对《奇异的国度》中文版顺利出版给予的支持。让我用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所引的曾子之语作为中文版序的结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孟德卫(D．E．Mungello)
　　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
　　得克萨斯州，韦科市( Waco, Texas)
　　2008年6月1日

《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 一、 序章：探寻东方智慧的西方足迹 在中世纪的欧洲，东方，尤其是遥远的中国，一直是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奇异国度”。那里的人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遵循着我们无法理解的习俗，却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文明。当航海技术的发展逐渐打破地理的隔阂，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探索热情空前高涨。而在这场跨越大陆的交流浪潮中，一支特殊的群体——耶稣会士，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并非仅仅是传教士，更是早期汉学的播种者。 本书《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并非直接阐述某一具体的故事情节或人物传记，而是试图深入挖掘历史的深层肌理，剖析耶稣会士在中国所推行的“适应政策”如何与汉学的诞生和发展紧密相连，从而揭示一个充满智慧碰撞与文化融合的宏大图景。我们将一起穿越时空，回到那个东西方文明初次正面交锋的时代，审视那些伟大的灵魂如何在中国这片“奇异的国度”里，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开启了西方认识东方，理解中国的第一扇窗。 二、 耶稣会士的中国使命：信仰与理解的双重挑战 耶稣会，这个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天主教修会，以其严谨的学术训练、坚定的宗教信仰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而闻名。当他们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时，心中怀揣着传播福音的崇高使命。然而，他们很快意识到，要在中国这片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传播基督教，绝非易事。中国社会有着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伦理道德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简单的“文化输出”或强硬的宗教灌输，注定难以奏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应政策”（Accommodation Policy）应运而生。这并非一种简单的妥协，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旨在寻找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以求在尊重对方文化的前提下，实现信仰的传播。耶稣会士们明白，要让基督教在中国扎根，就必须先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的思想，理解他们的哲学、伦理、政治和社会结构。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它要求传教士们抛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和吸收。他们需要掌握中文，深入研究儒家经典，理解中国的历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学术传统。这种“适应”体现在多个层面： 语言上的适应： 耶稣会士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学习中文，并将其视为与中国人沟通的桥梁。他们编写了中文词典、语法书，翻译了大量欧洲的科学、哲学和宗教著作，同时也翻译了中国的经典。例如，利玛窦（Matteo Ricci）等早期传教士的中文造诣极高，能够与中国士大夫进行深入的哲学和神学对话。 文化上的适应： 适应政策的核心在于承认中国文化的价值，并寻求与基督教信仰的兼容性。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祭祖、尊孔等传统礼仪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他们并非简单地禁止这些行为，而是试图从中找到与基督教精神相符的部分，或者在不违背基督教核心教义的前提下，允许信徒保留这些习俗。这种做法在当时天主教会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正是这种“适应”，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得以获得一定的传播空间。 学术上的适应： 耶稣会士们并非仅仅是宗教的传播者，他们也是当时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他们带来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钟表制造等知识，并与中国的学者进行交流。这种知识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科学的了解，同时也促使耶稣会士们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例如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三、 汉学的萌芽：从传教需求到学术自觉 “汉学”（Sinology），即对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哲学、文学等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科，其起源与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所推行的适应政策，无意中催生了早期汉学。 起初，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对于耶稣会士而言，是一种传教的工具和手段。他们深知，要想有效地传播基督教，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和“人心所向”。如果不能用中国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阐释基督教义，那么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因此，他们必须成为“中国通”。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工具性”的学习逐渐演变成了学术性的自觉。耶稣会士们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历史演变、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仅是为了传教而学习，更是出于对人类文明的求知欲和尊重。 对儒家思想的系统研究： 耶稣会士们将儒家经典视为中国人思想的根基，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翻译和解读。他们翻译了《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并撰写了大量关于儒家思想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为欧洲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思想的窗口，也对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伏尔泰就曾对儒家伦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对中国历史和地理的记录： 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们细致地观察和记录了中国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历史事件等。他们的著作，如《中国史》（Historia Tartaro-Sinica）等，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原始资料。这些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也构成了早期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文学和艺术的欣赏： 耶稣会士们也对中国的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尝试理解和欣赏中国的审美情趣，并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欧洲语言。这种跨文化的艺术交流，丰富了欧洲的文化视野。 可以说，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性记录，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中国文明的各个层面呈现在西方世界面前。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解读，是思想的沟通。 四、 适应政策的争议与汉学发展的复杂性 尽管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的适应政策和汉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他们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适应政策在天主教会内部，尤其是在后来的传教士群体中，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礼仪之争”（Rites Controversy）。 一方认为，对中国传统礼仪的宽容，有损基督教的纯洁性，甚至是对偶像崇拜的默许。另一方则坚持认为，只有通过适应，才能让基督教在中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并且强调在不违背基督教核心教义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当地文化是一种明智的策略。这场争论最终以教皇的裁决而告一段落，但其影响却深远地塑造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进程。 同样，汉学的发展也并非一条笔直的道路。早期的汉学研究，虽然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但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受限于当时的语言能力和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可能存在一些误读或片面之处。而且，许多研究的出发点依然是为传教服务的，其学术独立性尚未完全彰显。 然而，正是这些努力，这些争议，这些局限，共同构成了汉学起源的复杂图景。耶稣会士们的足迹，在中国这片“奇异的国度”里，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开启了文明的对话。他们以一种融合的方式，连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为后世的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五、 结语：历史的回响与当代的启示 《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所探讨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智慧。耶稣会士们在面对全然陌生的文化时所展现出的勇气、智慧和耐心，以及他们对于理解和尊重的坚持，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当今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同时又能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接纳他者，这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的挑战。 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所探索的“适应”之道，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真正的文化交流，并非简单的模仿或全盘否定，而是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寻求共鸣，实现融合，从而共同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探寻“奇异国度”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在重新认识自己。这本书，邀请您一同走进那段充满挑战与智慧的历史，感受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理解汉学为何在这片土地上悄然萌芽。

评分☆☆☆☆☆

阅读过程中，我数次停下来，合上书本，去回味作者那些精炼的论断。其中关于“理解的界限”的探讨，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作者似乎在暗示，无论适应多么精妙，误读和隔阂总是在所难免，而正是这些误读，反而催生了新的知识形态。这种反直觉的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行文的节奏控制得极好，时而紧凑有力，聚焦于某个关键的辩论或事件的转折点；时而又放得很开，进行宏观的背景铺陈，犹如在广袤的星空下观察文明的运行轨迹。对于那些对文化交流史、宗教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有涉猎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多维度的参照系，它挑战了许多既有的成见，迫使读者必须以更审慎的态度去审视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历史“事实”。

评分☆☆☆☆☆

这部作品的笔触中透露出一种罕见的平衡感，它既没有过度美化西方传教士的“开明”姿态，也没有将他们完全妖魔化为文化侵略的先锋。作者似乎更关注的是“相遇”本身，关注的是在权力结构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文化是如何进行自我重塑和外部学习的。我尤其赞赏他对“汉学起源”这一概念的界定和追溯，它不仅仅是关于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更是一种深层次的认知结构调整——欧洲是如何开始用一种不同于传统希腊罗马体系的方式来理解东方复杂文明的。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让我对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东方学”的源头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充满妥协、误解和偶然性的复杂起点，这一点，作者描述得极其到位，引人深思。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堪称精妙，它不像传统的编年史那样平铺直叙，而是像一幅精心绘制的挂毯，将不同时间点、不同地理区域的事件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我必须承认，最初我对其中涉及的一些神学和哲学概念感到些许吃力，但作者高明之处在于，他总能适时地切入具体的历史案例，用生动的细节来阐释那些宏大的理论框架。比如，他对于某一特定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的往来记录的引用，简直是神来之笔，让抽象的“适应”策略变得有血有肉，充满了戏剧张力。读到这些地方，我几乎能想象出在当时的亭台楼阁间，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是如何小心翼翼地进行试探、碰撞与借鉴的。这种叙事手法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沉浸感，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记录，而是鲜活的生命互动，每一次翻页都充满了期待，想知道下一块拼图会揭示出怎样的面貌。

评分☆☆☆☆☆

这部书的语言风格是极其考究且充满韵味的，完全不像某些为追求速度而牺牲深度的现代学术写作。作者似乎对每个词的选择都经过了反复锤炼，使得那些复杂的历史场景和思想的流变，都能够被清晰而又富有美感地传达出来。我特别喜欢他描绘那种在巨大文化差异面前，学者们所展现出的那种近乎于虔诚的好奇心。那种试图用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去捕捉另一个陌生世界的努力，本身就是一出精彩的戏剧。读完后，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了解了一段历史，更像是参与了一场跨越世纪的思想对话。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的“角度”，而不是简单地告知我们“发生了什么”，这种方法论上的贡献，远比单纯的史料堆砌更为珍贵。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非常引人注目，那种老旧的羊皮纸质感和手绘的地图纹理，瞬间把我拉回到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时代。刚翻开扉页，我就被一种沉稳而又带着某种探究欲的语调所吸引。作者显然对那个时期的文献有着深入的钻研，行文之间流露出一种学者的严谨，但又不像某些学术著作那样枯燥乏味。相反，他似乎在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引导我们去理解那些远在天边，却又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进程。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描述那些复杂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冷静而又富有洞察力的视角。他没有简单地将历史人物脸谱化，而是试图去挖掘他们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那种在信仰与现实之间艰难权衡的复杂人性，跃然纸上，让人读罢不禁深思。整个阅读体验是极为顺畅的，仿佛在一位博学的老友的陪同下，一起探索一片未知的领域，充满了发现的乐趣和对过往的好奇。

评分☆☆☆☆☆

书的品像不错，送货也很快

评分☆☆☆☆☆

孟德卫的又一本书，了解中外文化交流必读之作，各种赞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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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以儒学与基督教相结合为特征的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或称文化适应政策是由利玛窦开创，并由随后几代传教士继承和发展的。本书以17世纪欧洲思想文化史为背景，以耶稣会的文化适应传教策略及其发展变化为线索，重点分析了耶稣会士依此策略撰写的有关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以及欧洲学者以自己的视角解读耶稣会士著作后写出的一些早期汉学论著，为读者还原和描绘了欧洲汉学早期产生、发展的图景。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的通史性研究专著，但对具体作者和著作的研究也相当细致深入，书中所涉的参考文献更是详实丰富，值得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借鉴。以儒学与基督教相结合为特征的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或称文化适应政策是由利玛窦开创，并由随后几代传教士继承和发展的。本书以17世纪欧洲思想文化史为背景，以耶稣会的文化适应传教策略及其发展变化为线索，重点分析了耶稣会士依此策略撰写的有关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以及欧洲学者以自己的视角解读耶稣会士著作后写出的一些早期汉学论著，为读者还原和描绘了欧洲汉学早期产生、发展的图景。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的通史性研究专著，但对具体作者和著作的研究也相当细致深入，书中所涉的参考文献更是详实丰富，值得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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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基本上每1-3天读完一本。所以也是经常买书的读者。其次，这本书的纸张质量很好，没有异味，不粗糙。一看就是正版，也是新书，塑封的。再次，送货员的速度很快，态度也非常好，还帮忙送上楼，一句怨言都没有。非常感动！还有，京东的价格一直挺给力，服务也好。我会继续保持一直光顾。最后，关于书籍内容方面，总体来说是一本好书，读完受益匪浅，很有作用。收藏了，有空或者书荒时会随时抽空看看。以下心得内容给各位参考参考：夏天的雨，干脆，强劲；夏天的的雨，利落，爽快；夏天的的雨，生动，豪爽； 夏天的雨，毫不拖泥带水；夏天的雨，像个男人！ 他不像春天的雨那样，淅淅沥沥，极尽了缠绵。他生性秉直，无所顾忌，来的猛烈，去的迅速。如果说春天的雨是摇曳着浅绿长裙的清纯少女，那么夏天的雨就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梁山汉子。他不像秋雨那样，星星点点，故寻闲愁。他总是在狂风大作中生情并茂，在电闪雷鸣中袒露胸襟，在惊心动魄中一诺千金。如果说秋天的雨是“谁怜憔悴更雕零”的李忆安，那么夏天的雨就是披长发而仰天长啸于泽畔江河的辛稼轩。他更不像冬雨那样，在噼哩叭啦的凛冽寒风中，无情的让人全身发抖。他如发怒的神兵鼓噪而来，似摧枯拉朽的千军万马凌空进发。如果说冬天的雨是给人们带来的是沉寂的气息，那么夏天的雨就是“气吞万里如虎”的粗豪男人给人带来的奔放与狂野。他虽然豪迈，虽然狂放，虽然动人心魄，虽然大气磅礴，但他和男人一样，表面上表现着坚强，内心却十分的脆弱。他忍受着苦痛佯装着干脆，经受着磨砺佯装着豁达，面带着微笑显示着生命的刚强。在他不堪重负的时候，有时会哭会笑，有时会吵会闹，但在哭过笑过吵过闹过之后，又背负着希望、疲惫和责任走向了热情；在他无奈的时候有时只会闷头抽烟，在他苦涩的时候有时只会躲起来喝酒，有只会在无人的角落里哭泣，但在抽过喝过哭过之后，又装出了一副英雄的形象来走向了强大。他总是按季节固有的程序收获他的圆满。他不会因为人们的企盼而提前，也不会因为人们体验干燥而来晚。他总是率性而为，来去从容，总是轰轰烈烈，总是在短暂的疯狂中不忘对大地的奉献，总是在即将消逝的时候充满着对生命的热爱。如果说春天的雨婀娜多姿，是俏丽佳人，秋天的雨缠缠绵绵，是悲情的怨妇，冬天的雨冷酷无情，没有了温柔，那么夏天的雨.有种色彩，明艳却不庸俗；有种气氛，凄美却不绝望；有种思念，缠绵却不造作，作文之初中作文:初中生写景作文。哦，那便是秋的色彩，那便是秋的气氛，那便是秋的思念。春的繁花似锦，夏的绿树成荫，冬的白雪皑皑，在这秋风萧瑟的季节早已淡去，唯有求是人们心中独特的美景，它将归来的讯息寄予红叶，洒满一地，告诉每一个人。秋洋溢在农民的笑窝里，看那层层的稻浪，金黄金黄，翻滚着近了。看那累累的果实，经过春的播种夏的洗礼，审批露水，咧开嘴露出笑容，新奇的张望这个世界。沁人心脾的清香到处弥漫。秋沉浸在涓涓的碧波里。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份收获，一份凄美，还有一份来年的希冀，望枯叶落尽，你是否会感到遗憾？看燕子南去，你是否会感慨万千？请看满园的菊花，正开的姹紫嫣红，那不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么？它们红的像火，白的像雪，粉的像霞。在困境中笑傲江湖，才是真正可贵的。况且，叶子落了，又将会见来年枝头吐新芽；燕子去了，又将会见来年欢喜报新春。以笑的姿态面对落叶，面对秋天，面对生活，你会发现，就连太阳也在笑着祝福我们。秋飘洒在绵绵的细雨中。一切那么朦胧，远远望见那片枫叶林，已是火红一片。没有任何人，只剩下孤零零的荒冢，冷风吹起坟头上的白草，我想起故去的亲人。落叶归根是一份宿命，残花凋零是完成一次未完成的使命，晨露滑落更是一次生的光辉，只是感慨起脆弱的生命，感慨起梦里花落。逝去的已然逝去，我们无法左右。那面对离别，又当如何？我想起儿时的伙伴，想起曾经朝夕相处、欢笑嬉闹的日子，以及不掺任何杂质的小小的心愿，还有阔别已久的恩师、同窗，梦中花落，香到忧伤。你们现在过得好吗？秋，它的确凝聚了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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