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如斯:奈保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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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帕特里克·弗伦奇 著,周成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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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32476
版次:1
商品编码:11079513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6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世事如斯:奈保尔传》是迄今一本得到奈保尔本人授权的传记,奈保尔在他古稀之年把自己更多不堪闻问的私密摊在世人面前。
   ◎具有争议性的传奇作者,在文学之外生活中,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自私自利者?家庭暴君?虐待狂?
   ◎ 《世事如斯:奈保尔传》一经出版,就在文学界和评论界掀起轩然大波。《纽约时报》评选出2008年度十大好书,英国泰晤士报热评。
   ◎ 优秀的传记作家,为写此书,弗伦奇不仅与奈保尔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多次长谈,遍访他世界各地的亲友,还获准接触大量极为隐秘的私人资料。
   ◎对于打通东西方文化,了解奈保尔的作品和生活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内容简介

  

《世事如斯:奈保尔传》是今一本得到奈保尔本人授权的传记。曾获《纽约时报书评》选出的十佳图书。本书以罕见的坦诚,用大量采访、书信和文档,展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是令人爱恨交加的文学大家,他对写作的热诚近乎疯狂近乎恶魔。他自大,小气,不忠,他有着饱受争议的不论生活。此书获准接触大量极为隐秘的私人资料。详细描述出才华盖世目空一切的奈保尔穷困的童年,一路的彷徨与思乡。他的恶与善美尽现。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弗伦奇,作家,历史学家,1966年生于英格兰,曾在爱丁堡大学研习英美文学。他出版有《自由或死亡》(Liberty or Death)、《西藏,西藏》(Tibet,Tibet)等作品。他曾获得泰晤士报青年作家奖,英国皇家学会文学奖,毛姆文学奖等多项大奖。

精彩书评

   《纽约时报》书评版选出的十佳图书!
   《如此人世间》详细描写了奈保尔在特立尼达的穷困童年,他在牛津的彷徨与思乡,他的文学之路、盖世才华,以及出格的目空一切,睥睨众生。通过奈保尔本人的言行著述,这些内容我们大多已有所了解,而书中引人注目,也是令人瞠目的部分,则是他的不伦生活。
   ——中华读书报
  
   《世界如斯》那种生动平实而又简短有力的风格映衬了奈保尔本人文学的风格。传记向读者展示了奈保尔作为作家或有意或无意隐匿起来的个人生活。这些都是76岁的奈保尔自愿道出为众人所知的,他拒绝做一个伪善者,他承认自己是虐待狂、工作狂和花花公子。《世事如斯》以一种小说的形式展现了奈保尔不为人知的一面。如同奈保尔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两个世界》,奈保尔就是这样一个充斥着悖论的集合体。奈保尔能够在作品中把自己投射到不同类型的角色和情况中,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不能给予他周围亲密的人以同情和博爱。
   ——世界文化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世界
第二章 在狮屋
第三章 “像奥利弗·退斯特在济贫院”
第四章 去宗主国
第五章 “特立尼达岛的西班牙港”
第六章 “我爱你,我亲爱的帕特”
第七章 回到空屋
第八章 “他们想我明白我的位置”
第九章 “像巧克力一样浓郁的东西”
第十章 回到新世界
第十一章 “他要十个几尼!!”
第十二章 “没好话”

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 回乡
第十四章 “漂亮的《风尚》,刚买”
第十五章 辛茨基方法
第十六章 世界
第十七章 “借助于刀刃”
第十八章 玛格丽特
第十九章 英格兰与阿根廷
第二十章 镇定剂与安定结合
第二十一章 “我想赢想赢想赢”
第二十二章 奈保尔先生的房子
第二十三章 “拿掉我的分号”
第二十四章 维迪亚爵士
第二十五章 第二位奈保尔夫人

致谢
注释说明








精彩书摘

第一部
第一章 新世界
加勒比群岛一路散布冲过大海,连接不同的世界。中美洲把南北半球连接起来,带你从陆路经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尼加拉瓜上到墨西哥,或经大西洋的浅海由佛罗里达下到巴哈马,绕过古巴与牙买加,途经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波多黎各,直到你发现自己身在弧状散列名为小安的列斯的群岛,有的只有数英里宽:安圭拉,圣马丁,瓜德罗普,圣卢西亚,马提尼克,格林纳达。群岛末端有个较大的岛,在海中或在地质学上,是南美大陆的一部分。近乎正方形,它的西南角有个低矮海角伸向委内瑞拉,这就是特立尼达(Trinidad)。
一四九八年夏天,三艘船靠近该岛海岸 。船上的人精疲力竭,被烈日烘烤,靠葡萄干、咸肉和干粮活命,他们的饮水所剩无几。领队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白发航海家,名叫克里斯托福罗·哥伦坡(Christoforo Colombo),也被译为克里斯托勃·哥伦(Christóbal Colón)或克里斯多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他正患病,身体红肿,眼睛出血。这是哥伦布寻找亚洲的第三次航行,也是决定他的未来的一次航行。几个月前,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抵达卡里卡特,打开欧洲通往印度的海路。哥伦布以嗅觉灵敏而闻名,他将会沉醉于岛上的茂盛花木及其安逸潮湿的热带气候,这里有长着竹子和阔叶木的热带雨林,有长着银色鸟喙的唐纳雀等色彩鲜艳的鸟儿,有河流、瀑布和各种凯门鳄、蛇和九环犰狳之类的动物。这里没有可可庄园,没有甘蔗种植园,没有面包树;因为布莱船长还没把它们从塔希提带来。岛上仅有的居民是以耕作和捕鱼为生的美洲印第安人,很多世纪前由奥利诺科河三角洲划船渡海而来。
看到三条山脉穿过该岛,哥伦布依照圣三位一体的名称,以基督徒的方式,给它取名特立尼达岛。那天晚些时候,他的海员在南岸登陆补充饮水--这是第一次接触。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们在附近水域航行,成为看到新世界的绿色胸膛亦即南美大陆的第一批欧洲人。在给奥利诺科河的宽阔河口绘制地图时,哥伦布怀疑自己身在一个大陆的边缘而非另一座岛屿。随着病情恶化,他下令船队穿过特立尼达与大陆之间的水域--帕里亚湾--向北航行,直到他们抵达玛格丽塔岛。
从十六世纪开始,冒险家们陆续来到特立尼达岛,他们奴役当地的美洲印第安人,把他们送去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做工。从此,特立尼达岛的土地被窃取,往日不再,新的殖民地诞生了。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在为支配西印度群岛而交战与图谋。依照当时的法律手续,当地酋长失去了他们的继承物与权力。沃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一五九五年突袭特立尼达的一个英国强盗,发现了被西班牙人羁押的五个绝望与失去财产的人。他们结果是“这块土地上最后的土生统治者,用一条链子拴在一起,被热辣猪油烫伤,并饱受其它折磨。”
哥伦布出现后将近三个世纪,特立尼达少有殖民。到了一七八三年,它有一百二十六名白人,两百五十九名自由的有色人,三百一十名非洲奴隶,两千零三十二名美洲印第安人 。为了鼓励殖民,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提供土地与赋税减免。法国血统的罗马天主教徒带着他们的奴隶从邻近岛屿迁来,开始种植可可、烟草、棉花与甘蔗。到了一七九七年,当西班牙人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向英国人交出特立尼达,人口只增至不超过一万八千。十九世纪,移民涌入,到了一九○○年,约有三十万居民。不同于西印度群岛大多数岛屿,特立尼达的人口来自很多不同地方:有讲克里奥耳法语或约鲁巴语的非洲人,中国来的海员与契约劳工,邻近的委内瑞拉人,德国和法国劳工,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商人家庭,格林纳达和巴巴多斯的流浪者,剩下的美洲印第安人,马德拉岛来的访客,复员的英军黑人老兵,葡萄牙人和种族不明讲西班牙语的农夫,美国来的解放奴隶。相比之下,加勒比大多数岛屿很单一,只是白人种植园主与黑人奴隶,但是特立尼达不同寻常而且长期以来在种族方面情况复杂。甚至它的地名都不一样:美洲印第安人(查瓜纳斯),西班牙人(圣费尔南多),法国人(圣索斯),英国人(普耳)。
一八三四年,大英帝国正式废除奴隶制的时候,甘蔗种植园需要廉价劳力,营养不良的印度人被人用船从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运来。当西印度群岛的白人种植园主靠着甘蔗致富时,他们在印度的表亲却因土地收入而发财,并在英国乡村盖了很多漂亮房子。英国控制下的北印度满是流离失所没有土地的农民。漂洋过海去做契约劳工是摆脱贫困的一种方式。在特立尼达,新来的东方印度人害怕自己置身的陌生社会。他们惧怕占岛上人口多数的黑人:黑人在身体上似乎更强壮,举止粗鲁,而他们的黑皮肤跟印度教低等种姓的肤色相同。在黑人一方,他们把这些东方印度人视为信守奇特风俗的异教徒,很吝啬钱,煮奇怪的食物,对种植园主低三下四。并且,黑人农工发现自己的工资因为这些印度人的到来而被降低。。他们瞧不起印度人,而印度人作为“新奴隶”,不得不在甘蔗地里长时间劳作。

一八九四年圣诞节:想象一下特立尼达这个热带岛屿的情形,有多沙的沙滩,爆裂的椰子,跳跃的吼猴,满是红鹮的淡水红树林湿地。一艘船驶近纳尔逊岛,俯瞰首府西班牙港的一个干热石灰岩小岛。来自加尔各答、熬过三个月海上航程的乘客,上了几艘敞蓬划艇。很快,接待棚屋挤满男女老少,在一名政府官员亦即移民保护官的监督下,他们的名字登入一本账簿。他们的物品用烟熏消了毒。不分男女,他们住进一间长长的棚屋,一排排木板床铺塞满干草,蚊子与白蛉出没其间。大多数人是印度教徒,被饥饿、债务或欺骗驱使而来。人人孤注一掷。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只知道自己坐船来的这个炎热地方的名字,换成印地语就叫“齐立塔特”。很快,种植园会来一名监工,跟他们签订做庄园劳工或苦力的契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指南》声称,到访该殖民地,“无需精心准备热带服装……就女士而言,在英国炎夏穿的衣服可谓四季皆宜” 。照片显示,这些新从印度来的人近乎衣衫褴褛:男人一件无领长袖衬衫,一条腰布,一根浅色头巾,女人一件莎丽,带有帕鲁,或称莎丽之尾,端庄盖在头上。这些带着小包物品、虚弱不堪、四肢细小的移民,只能将特立尼达之旅当做唯一出路。
其中一人--他的名字写做科皮尔--是个婆罗门,来自与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哥勒克蒲尔(Gorakhpur)附近一个村庄的学者世家。他谎称其它出身,因为印度的招募者告诉他,要是他承认来自最高种姓,可能不会让他做劳工。整整十三代人,科皮尔的家庭主管着邻里的宗教命数,给寻求开示的人诵读梵文经书,讲授灵修。为了求学,他向南走到贝拿勒斯,恒河岸边的印度教圣城,他在那里遇到一位招募者,他告诉他加勒比的故事,还有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作为筛糖的报酬,他每天会拿到一个金币。要是科皮尔移民,他甚至可能需要去做一条帆布宽腰带来装金币。他被带去加尔各答一个仓库,上了赫津号轮船。马上,他就觉得自己跟其他移民不一样。上了船,他在自己的食物里发现一块牛肉。虽然航程可怕(四十人死于霍乱爆发,尸体被扔进海里),因为食物被牛肉污染,科皮尔在惊恐之中饿了自己两天,直到医务主管过问,他每天才有了一份单独的生土豆与大米的口粮,这些他都自己煮来吃。
他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远离自己撇在身后的大国与古老文明。科皮尔不幸成为查瓜纳斯(Chaguanas)林津庄(Woodford Lodge)的契约劳工,该庄园位于特立尼达中部,管理尤其严格。每天早晨,出工之前,为了保持自己的种姓身份,他用一个陶炉给自己煮一锅克齐里--米饭和加了香料的小扁豆。科皮尔分在挖掘组,负责挖土与种植。这把他累坏了。他去了除草组跟妇孺一起,后来又让他清理牲口棚的粪便,这是清洁工的工作。科皮尔的身体垮了。他二十一岁,独身,在世界上最四分五裂的地方,他是小众之中的小众。出于偶然,一位印度工头--司机或监工--得知他是婆罗门而且能读梵文。他认为科皮尔可能有些用处,因为他能读经。。这工头是个名叫葛文达的孟加拉人,他把自己十五岁的女儿苏吉,许配给了科皮尔。一门亲事定下来,科皮尔得救了。葛文达“割断”科皮尔--他付给政府一笔钱将他赎出,把他安置在查瓜纳斯天主教堂附近一幢小屋里。科皮尔将和苏吉一起打理岳父的一间杂货店。
数十年过去了,商店生意兴隆。科皮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听来堂皇的卡皮迪奥·马哈拉吉(Capildeo Maharaj)。他成为知名学者,为人即席讲解宗教经文和职责,主持礼拜与仪式。有时,他带信众去海边朝圣行宗教沐浴,把大西洋作为恒河的替身。他跟苏吉育有九女两男,但他多数时间独处,用来读经与冥想。他清楚自己的地位;有一次,一位没文化的学者试图跟他一起主持婚礼,他把这人撵走了。卡皮迪奥·马哈拉吉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做印度的回程货生意。他在查瓜纳斯买地,雇佣劳工种稻子、豌豆和食用芋根。苏吉劝他把孩子们,男孩子和女孩子一起,送去加拿大传教士办的一间本地学校,尽管他对基督教有些疑虑。为了炫耀自己的新富,卡皮迪奥·马哈拉吉给儿子辛布纳特(Simbhoonath)打了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并在查瓜纳斯的大道上修了一幢结实的白色房子,以他记忆中哥勒克蒲尔的一幢房子为模型,前面有厚实的围墙与柱子,靠近火车站、警察局和法院。它的正面空空如也,阻挡了所有途人的视线。他称它为阿南德·巴万,或曰福邸,以尼赫鲁家族在阿拉哈巴德的大屋为名。一九二六年,卡皮迪奥·马哈拉吉乘船往印度,为家人安排度假事宜。返回祖先的村庄时,死于胃病。
其后没多久,西帕瑟德·奈保尔(Seepersad Naipaul),一个家境贫寒的二十二岁婆罗门,受雇为阿南德·巴万(Anand Bhavan)楼下的杂货店写招牌。他喜欢柜台后面那个十六岁女孩子朵罗帕蒂·卡皮迪奥(Droapatie Capildeo)的模样。不知道她是这家人的女儿,他递了一张纸条给她。纸条被发现,令人敬畏的苏吉插手了。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西帕瑟德和朵罗帕蒂在查瓜纳斯的镇公所结婚 。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卡姆娜(Kamla)。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他们的儿子维迪亚达(Vidyadhar)出生,全名为维迪亚达·苏拉吉帕拉萨德·奈保尔(Vdiadhar Surajparashad Naipaul),亦即后来的世界知名作家V.S.奈保尔。他们给他起的是一个昌德拉国王的名字,这个王朝曾在北印度的卡杰拉霍修建宏伟的印度教寺庙。他的名字意为“智慧的施与者”。远在十一世纪初,维迪亚达国王与伽色尼的马哈茂德交战,后者以入侵印度的第一个穆斯林而臭名昭著。对于这个男孩,这是一个恰当的名字。多年后,作为V·S·奈保尔,他会说:“这个名字气度超凡,非常特别--我为了这个原因而珍视它。我觉得我要做大事。”
……

前言/序言

   V·S·奈保尔(V.S.Naipaul)获得二○○一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每个国家反应各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总统寄给他一封写在厚重信纸上的贺信;一家伊朗报纸指责他散布恶毒言论与仇恨;西班牙总理邀他顺道来访;印度政客寄来恭维信,总统并在信上写着寄给“V·S·奈保尔阁下”,而宝莱坞巨星阿米塔·巴强(Amitabh Bachchan)从洛杉矶发来一纸祝贺传真;《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写了一篇社评,赞扬“一个独立的声音,质疑而敏锐”;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的大臣寄来一封写在复印纸上珊珊来迟的乏味信函,而BBC“新闻之夜”(BBC Newsnight)把注意力集中于英国穆斯林协会的英纳亚特·邦拉瓦拉(Inayat Bunglawala),他认为这个奖是“羞辱穆斯林的讥讽之举” 。英国历史上的这一刻,当轰动效应和直接影响高于一切当名望变得比带来名望的成就本身更为重要,,奈保尔身为作家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写作,似乎没有他爱得罪人的名声那么重要。

   “我的背景既很简单又很复杂。”他在诺贝尔演讲中表示 。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的时候,甘蔗种植园依然需要工人,而在印度,他的贫穷先祖作为契约劳工被派往加勒比地区,那是一种有终止日期的奴隶制。。维迪亚·奈保尔,一九三二年生于殖民地特立尼达的一个贫穷乡村,并且将从这一没有希望的环境中跃起,成为二十世纪的一名伟大作家。这个成就并不表示他的所有作品都好,或者他的行为堪称楷模,而是他累积起来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同代人,并且改变了作家与读者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使用简单的文句,审视复杂的现代主题:极端主义,全球迁徙,政治与宗教认同,种族差异,非洲的内爆,亚洲的复苏,帝国之后旧欧洲统治的重建。他的成就是一项意志之举,其中每一处境与关系都将服从他的野心。在智识相对主义的时代,他作为小说家与编年史家的公众地位不可改变:他代表高度文明、个人权利和法治。

   对于有他这样背景的人,采取这一姿态并非不同寻常,但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欧洲,借助于奈保尔在其作品之外公开令自己滑稽可笑的倾向,它变得不同一般。他说,或者据称他说,非洲没有未来,伊斯兰教是个祸害,法国欺诈,采访者是些猴子。如果《白牙》(White Teeth)作者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的名声--乐观而体面--是个白人自由派之梦,V·S·奈保尔则是恶梦。不是赞颂文化多元主义,他指责它为“多元崇拜”,对肤色比他黑的人开恶意玩笑,责备从前受压迫国家的不断失败,抨击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首相是个正将平民文化强加给英国的海盗。他现在唯一赞同的黑人是康拉德与芭芭拉。一位成功的移民作家采取如此姿态,被人视为一种特殊背叛,对本来应是纯粹的文学天才之背叛。评论家泰利·伊格顿(Terry Eagleton)抱怨为“伟大的艺术,可怕的政治”,雷盖诗人林顿·奎西·约翰逊(Linton Kwesi Johnson)则说:“他是个艺术如何超越艺术家的活榜样,因为他一派胡言,但依然写出精彩之作。” 奈保尔耸人听闻的谴责,没有比他的作品更有趣。与此相似的,可能是论述社会主义而非专注科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或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当重要人物试图忽略苏联共产主义罪行之时,他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指证,但在晚年开始谴责一堆邪恶,例如消费主义。索尔仁尼琴曾说:“在西方,你必须有平衡、平静与温和的声音;你务必要摆出一副怀疑自己的姿态,表示你自己可能犯过错,甚至完全错了。但我没时间让自己忙于这个。”

   奈保尔起初不愿接听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因为他在刷牙。诺贝尔委员会的秘书跟他通电话时问:“你不会跟我们扮萨特吧,拒绝这个奖?”奈保尔接受了,并发表一篇声明,诺贝尔奖“是对我的家乡英国和我祖先的家乡印度之一大致敬”。他没有提到特立尼达。被问起为什么没提,他说可能“妨碍致敬”,这激怒了巴巴多斯作家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奈保尔的一个老对手,他表示奈保尔在“玩ole mas”,意即他在掩饰或者为了自娱而惹事生非,这是特立尼达人的一个特征。我注意到,当他以这样的方式无礼或挑衅时,奈保尔满是欢喜。制造紧张,侮辱他的朋友、家人或整个社群,令他兴高采烈。譬如,他可能根据《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的一张照片,责备伊丽莎白女王的孙女萨娜·菲利普(Zara Phillips)有张“罪犯面孔”,或说一个朋友的女儿“是个肥妹,她做肥妹做的事情,她嫁给一个祖鲁人”,或指责一名新闻记者“做有失体面的事情,如跟孟加拉人混在一起--还有其他罪犯” 。后来,当我去过特立尼达,我意识到这一谈话风格在加勒比并非罕见。那是特立尼达人说的“屁孔” ,来自法文“辛辣”,意为尖酸刻薄,有意模糊佳趣与恶趣的界限,并让听者晕头转向。

   大概这时,有人请我撰写V·S·奈保尔传记。我很犹豫;我正在完成另一本书,觉得这可能将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大工程,或许是通过一套完整的书面档案来撰写的最后一本文学传记。他的笔记、信函、手稿、财务文件、录音、照片、剪报和日记(还有他第一位太太帕特的那些日记,他从未读过),已在一九九三年卖给俄克拉荷马的突沙大学,该地以飓风和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骚乱而闻名 。档案长达五万多页。我告诉V·S·奈保尔,只有能够使用突沙大学不对公众开放的资料,并且自由引述,我才想写这本传记。并且,我需要对他进行详尽的采访。我原来打算一九九六年他六十五岁时,亦即帕特死后数月,写完这本传记,而非太过接近现在的变形镜头。经过几个月的沉默,奈保尔发来一封接受函,笔迹匆忙难辨,用紫色墨水写就,仿佛不情愿接受约定。。这封信之后五年,奈保尔一丝不苟地遵守我们的协议;我没收到他的指令或限令。他读过这本自传的完稿之后,并未要求改动。一九九四年,奈保尔在突沙的一次演讲中说:“作家的生活是个合情合理的探询对象;真相不应该被简化。实际上很有可能,比起一位作家的作品,对这位作家的生活之完整叙述,最终可能更是一部文学作品或更有启发--就文化或历史的瞬间而言。”

   在这之前我见过奈保尔几次,一次在英国,后来在德里,给《纽约客》(New York)杂志写一篇文章那阵。塔伦·泰吉帕尔(Tarun Tejpal),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打电话邀我参加一个记者会,说十分钟后他会来酒店接我。他的车,与酒店的豪华轿车相比很破旧,停在一道柱廊下。我爬进后排,发觉自己坐在维迪亚·奈保尔爵士旁边。尽管很热,他却穿了很多层衣服和一件花呢上装。他把一顶软毡帽小心搁在膝上。一件高领衫跟他的胡须融为一体,让你觉得他捂得严严实实。纳迪娜,第二任奈保尔夫人,坐在前排塔伦身旁。她问起我在写的文章,我提到我跟某杂志著名的事实核对人的一些纠纷。“别让《纽约客》使你发愁。” 奈保尔抑扬顿挫的说出每个单词的每个音节半是西印度腔,半是女王英语。“《纽约客》根本不懂写作。根本不懂。在那儿写篇文章就像把一封信投进一个委内瑞拉邮筒;没人会读。”他停了停,继续说:“我们在说戴安娜王妃的葬礼。”王妃几个月前死的。“你有什么看法?”

   就我对奈保尔的了解,我想他会讨厌那些多愁善感围绕着死去的王妃,并视她为另一个埃薇塔·庇隆。他正眯着眼睛看我,带着自然亲切的和善微笑--用加勒比的话说,“为了活捉乌鸦而装死”。我们当时遇到德里塞车,喇叭在叫。说实话,我的时差还没有调过来。

   “我觉得感人。我喜欢看到英国人公开表达情感。”

   沉默。

   一阵沉默之后,他心神不定地说:“哦。”然后黑下脸来继续说:“派屈克,派屈克,派屈克。”塔伦透过司机的反光镜紧张地看着我。

   “你怎么看?”我问。

   他回答之前沉思了一下。

   “我满是羞耻--羞耻和厌恶。你嫖妓后有的那种厌恶,如果你懂我的意思。他们找了个人,约翰先生,来唱歌。”(我后来明白他指的是埃尔顿·约翰。)“葬礼前,我得走过肯辛顿花园回我的寓所。我看到给她的花,用塑料纸包着,在阳光下腐烂。我看到有些黑人公然地在祭坛前哭。他们为什么哭?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哭?”

   他几乎在喊。塔伦忍着没笑出来。纳迪娜似乎觉得既好笑又恼火。她转过来抓着丈夫的胳膊。

   “行了。”

   她跟他说,好像他是个淘气孩子,而她是他母亲。

   我结果发现,这是典型的奈保尔式表演:骇人,滑稽,让人受不了。

   如果你抛弃塑造你的国度,如同奈保尔三十多岁时主动为之,你就被这个抛弃所界定。这会令你挣扎。“你生在特立尼达?” 伯纳德·李文(Bernard Levin)一九八三年在一次访谈中向奈保尔提问。“我生在那儿,对。” 奈保尔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 奈保尔对祖国的拒斥成为他外在形象的一部分,一个他虚构的外在形象,为了实现他的早期抱负,即从边缘逃往中心,离开无力者投奔有力者,并让自己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我有时把他想象成一个跑上沙滩的人,身后是推进的潮水,努力让自己比潮水先行一步。为了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他得让自己成为另外的人。他不能原地不动。他的抱负与害怕相连,如同一名作家或从事创造的艺术家常有的情形:害怕失败,害怕不能写作,害怕消失,害怕精神或身体崩溃,害怕人们试图贬低他,害怕趴在地上,害怕丢脸,害怕被人发觉过气。他不得不反复重塑或掩饰自己,清除他的过去,为了成为表面上没有国度、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全球观察者,就像一位书评人所说,看着历史的疯狂之眼,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也造成心理损害。一九七一年,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他早年曾发誓永远不为任何人工作。“这给了我远离人群、纠缠、对抗和竞争的自由。我没有敌人,没有对手,没有主人;我谁也不怕。” 每个人都有纠缠与对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奈保尔就有很多敌人,:他躲避它们并且只是成为“作家”的企图,本身就是一个先发制人的抛弃行为,这来自焦虑与害怕。

   他把自己与其行为之后果分开的企图,他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人而只是当成“作家”、一个理论上可以客观研究的人物来呈现的企图,令这本传记变得可能。相对于其他人,依照他的独特眼光,他相信他的文学使命是与生俱来,并且无上崇高,,这就是他对自己的看法的核心所在。它可能始于一个姿态,却是一副融入面孔的面具。有一次,他告诉我:“我没兴趣而且我依然完全不在乎人们怎么想我,因为我服侍的这个东西叫做文学。” 就某种意义来说,这句话是对的。理智上,他相信一本传记中,真相不应节省,但就个人而言,他觉得必须保护自己。即使坦白说起极为个人的话题,他也戴上一副自我保护的面罩。在这些访谈期间,他的回答在绝对自信的陈述与情感脆弱的辩解之间交替。我为了写作这本传记而与之进行谈话的所有人之中,他在表面上是最坦率的。他认为一本不那么坦率的传记没有意义,而他愿意让一本坦率的传记在他有生之年出版,既是一个自恋之举,也是一个谦逊之举。

   在特立尼达,V·S·奈保尔似乎受人仰慕,人们把他视为成功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跟外面的世界较量,并且获胜。但这并不表示加勒比群岛对他全然仰慕。有一个男人在向我描述奈保尔时,就曾说他是“失败的卡利普索歌手” ;我说我正在为奈保尔写传记,一个女人居然在一家商业中心扬言要打我;安东尼·佩蒂(Anthony Petit),自称“有抱负的作家与特尼作家群之首”,二○○三年致信《特立尼达卫报》,说诺贝尔奖得主不配得到特立尼达人的丝毫尊敬,因为,“谁都可以像奈保尔那样写”。佩蒂认为,因为“该模范人物抛弃他的传统,又把这一传统用于发迹和博取赞誉,我们不得不伤心地摇摇头,转向别处去寻找安慰与灵感。”

   尽管如此,并且相互挖苦数十载,奈保尔的成就却是国民的一大骄傲。在托科,海边的一家酒店,来自西班牙港的一对卡利普索歌手用一把小吉他伴奏,唱着有趣的快歌为游客助兴。其中一位名叫凯思·尤金·戴维斯(Keith Eugene Davis),我问他怎样让自己的素材保持新鲜。

   “你想喝点朗姆酒吗?”

   我明白这一暗示,请他喝了一杯。

   “我告诉你是怎样。我读报纸。”

   “你听说过一个名叫V·S·奈保尔的作家吗?”我问。

   “老兄,我当然听说过他。”

   “你能以奈保尔为题,即兴唱首歌吗??”

   他立刻手抚吉他,即兴唱道:

   V·S·奈保尔还用说,

   人人知道这家伙,

   说来很是伤心啊,

   他再也不住特立尼达,

   但我必须说实话,

   他是世上最好的作

   可我还得说点自己的看法,

   他也非常国际化,

   他们给他诺贝尔奖,

   我觉得是个明智的奖赏。

   我采访奈保尔的引述贯穿本书。他的利己或古怪言语,我通常保持原样不加修改,估计读者应该能够判断。这些谈话,数年间在他威尔特郡(Wiltshire)乡下的居所里不时进行,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奇怪的经历。他会发怒,敏锐,坦诚,自怜,有趣,嘲讽,流泪--但他总是很认真。我倾向于不跟他争辩,而是让他尽情的说。起初,我意识到自己险些扮演下院自由派,一个我并不想扮演的角色。我发现与奈保尔作对抗式访谈,容易导致他没有结果的立场强硬或泛泛而谈,这本身就是游戏与操纵的一种形式。我留着他谈话时的重复,所谓奈保尔“重奏”,得名于表示一次重复的一个音乐(与调制调解器协议)术语。这一口头语的效果不易描述。它成了他说话的一部分,可以很有趣很好笑,来自他的洪亮嗓音和他说话时的自信,直到被人反驳。记得在一次会议后用餐的时候,,我看到有人给奈保尔上了一盘像是肉的东西(那是烤苣菜,盖了一层融化的奶酪),当侍者想要把它放在他面前时,他说:“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每次说这句话,他都改变它的含义。当误解澄清,他温顺地接受了这盘菜,并说:“啊。”

   我写传记的方法,其实如我开写自己第一本书时所说。我当时写道,传记作家的目标,不应该是坐下来判断,而是用毫不留情的呈现,把对象暴露给读者的平静之眼。因为是第一次为一位作家写传记,于是我越来越怀疑一位写作技艺高超的作家自我说明的可信度任何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创作者都会明白,这一过程依然神秘,哪怕对于作家,不论你多么努力想要把它解开。康拉德若还活着,他难道能清楚地回答柯兹讲的“恐怖!恐怖!”是什么意思?最好的写作只能用效果来检验。有时,一位评论家或传记作家可以看到作家看不到的东西。在诺贝尔演讲中,V·S·奈保尔说,一位作家的传记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显露其作品的来源:“生活、怪癖和友情的所有细节可以为我们展开,但是写作之谜依然。再多的文件,不论怎样引人入胜,也不能把我们带去那里。一位作家的传记--甚或自传--永远都有这一不完整。” 我要更进一步:一本传记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显露写作对象的真实面貌。一位传记作家发现对一个人的生活“很关键”的寻常事情--通常是些很随意的事情,如一位兄弟姐妹死去,或者搬家--是难以置信的。人太复杂太不一致,因此难有真实。一位传记作家顶多可以希望的是,把一个人的方方面面说清楚,并设法瞥上几眼这个对象,就这么讲一个故事。

   二○○七年十二月,伦敦
世事如斯:奈保尔传 一、 家族与童年:印度洋上的黎明 特立尼达岛,这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如今是加勒比海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名叫V.S.奈保尔的男孩,在1932年11月17日呱呱坠地。他的降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启,也孕育着一位文学巨匠的雏形。 奈保尔的家族,源自遥远的印度。他的祖父,一位来自北方邦的婆罗门,因缘际会,踏上了前往特立尼达的航程,开始了家族在异乡的扎根。这片热带的土地,孕育了奈保尔的童年,也塑造了他独特的身份认同。 他的父亲,Seepersad Naipaul,是一位有着文学梦想的印度裔记者。虽然生活在殖民地的底层,但父亲却从小就为奈保尔讲述印度的古老传说,传授印度文化的精髓。这些故事,如同一颗颗种子,在奈保尔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埋下了伏笔。 特立尼达的社会结构,充斥着种族与阶级的复杂交织。印度裔、非洲裔、欧洲裔,各种族群在这里碰撞,形成了一个多元而又充满张力的社会。奈保尔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目睹了殖民主义的阴影,感受到了身份的漂泊与迷茫。 早年的生活,并不总是顺遂。奈保尔的家庭,虽然文化底蕴深厚,但经济上却颇为拮据。生活的重担,让父亲早早染病,给年幼的奈保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正是这样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意志,让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孩提时代的奈保尔,并非一个沉浸于玩乐的孩子。他更喜欢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早早展现出过人的阅读天赋。父亲的书房,成了他最钟爱的去处。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等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也逐渐萌生了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渴望。 在特立尼达的学校里,奈保尔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勤奋好学,对知识有着近乎饥渴的追求。然而,他也并非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他常常对课本上的内容提出质疑,展现出独立思考的精神。 童年时期,奈保尔的性格中就已显露出独立、内敛的一面。他不太合群,更喜欢独自思考,观察周围的世界。这种特质,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观察者和记录者奠定了基础。 特立尼达的海风,吹拂着他年轻的脸庞,也孕育着他远行的梦想。他知道,这片狭小的土地,无法承载他澎湃的文学野心。他渴望去更广阔的世界,去探索更深邃的生命。 二、 远赴重洋:牛津的洗礼与伦敦的求索 1950年,年仅十八岁的奈保尔,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机会。这是一个他梦寐以求的时刻,也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牛津大学,这座古老而庄严的学府,为奈保尔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广泛的知识体系,更深刻的思想碰撞。他主修英语文学,沉浸在经典的海洋中,进一步打磨自己的文字功底。 然而,牛津的生活,也并非完全是学术的象牙塔。作为一名来自殖民地的黑人学生,奈保尔常常面临着文化上的隔阂与身份上的歧视。他感受到了英国社会的冷漠与疏离,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牛津的图书馆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关于历史、哲学、文学的书籍,滋养着他的灵魂。他也开始尝试写作,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观察,付诸笔端。 1953年,奈保尔大学毕业。然而,他并没有立即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在伦敦,他经历了失业的困境,尝尽了人情冷暖。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了底层社会的生存法则,也为他日后的作品,增添了现实的厚度。 在伦敦的街头巷尾,他观察着形形色色的人们,记录着他们的生活百态。那些移民、失业者、底层劳动者,都成了他笔下生动的人物。他用冷静而犀利的笔触,揭示着社会的真实面貌。 durante 他的早期作品,如《萨米·吉尔的厄运》(Miguel Street,1959年)和《神秘的朝圣者》(The Mystic Masseur,1957年),就已显露出他独特的风格。他以幽默而略带辛辣的笔调,描绘了特立尼达岛上的人物群像,展现了殖民地社会的荒诞与无奈。 在伦敦的日子,也是他不断探索自我,寻找创作方向的关键时期。他开始思考,作为一名来自后殖民地社会的作家,他应该如何书写,如何定位自己的声音。 他与英国文学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他又深受其影响。他吸收了英国文学的精髓,但又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视角。 这段时期,他与后来的妻子Pat Hale相遇,并在1955年结婚。家庭的温暖,为他在漂泊的伦敦生活中,提供了一份依靠。 三、 文学之路:从特立尼达到世界 奈保尔的文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作品,常常因为其尖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批判,而引起争议。但他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创作原则,不为外界所动摇。 1960年代,奈保尔出版了《石屋》(A House for Mr Biswas,1961年)等一系列重要作品。这些作品,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他以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对社会现实的精准描摹,赢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誉。 《石屋》这部作品,更是被誉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小说以其对个人欲望与家庭束缚的深刻剖析,以及对特立尼达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他开始走向世界,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他不再仅仅是特立尼达的作家,而是成为了世界文学的重要一员。 然而,随着声誉的鹊起,奈保尔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更深的思考。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作家”,而是开始审视更广泛的文化与历史。 他创作了《大河的源头》(An Area of Darkness,1964年)等非虚构作品,深入探讨了印度文化的根源与现实。他对印度社会的批判,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也展现了他非凡的洞察力。 他的作品,常常聚焦于那些被边缘化、被遗忘的群体。他用冷静的笔触,揭示了历史的伤痕,人性的复杂。 1970年代,奈保尔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书写了《在中阴》(In a Free State,1971年)等作品。 《在中阴》这部作品,更是为他赢得了布克奖,这标志着他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认可。作品通过多个视角,展现了非洲大陆上,政治动荡与人性挣扎的图景。 他的写作风格,逐渐变得更加深沉,更加内敛。他对语言的运用,炉火纯青,每一个词语都经过了精心的雕琢。 他对待文学的态度,严谨而执着。他常常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力求作品的完美。 四、 晚年与传承:文学巨匠的余晖 2001年,奈保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他一生文学成就的最高肯定,也是对他坚持独立创作精神的赞扬。 诺贝尔奖的荣耀,并没有改变他一贯的低调与内敛。他依然专注于自己的创作,对社会保持着敏锐的观察。 在晚年,他继续创作了《半生》(Half a Life,2001年)等一系列小说,继续探索着身份、记忆、文化的主题。 他的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年轻作家,都将他视为文学的楷模。 他的一生,是不断探索与思考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记录着世界的变迁,人性的复杂。 他对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用冷静而犀利的视角,审视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他的文学,不仅是对现实的描摹,更是对人性的追问。他让我们看到了,在纷繁的世界中,个体所面临的挣扎与困境。 奈保尔的文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继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思考,去探索,去理解这个复杂而迷人的世界。 世事如斯,人生无常。然而,在奈保尔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永恒的思考与不灭的艺术光芒。他的作品,如同星辰,在文学的夜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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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有些作家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奈保尔,这个名字在我脑海中就带着一种特别的重量,他身上仿佛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又夹杂着一些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读他的小说,常常会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疏离感,一种对文明、对身份、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有时甚至会让人感到一丝不安。那么,他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他从特立尼达来到英国,又在世界各地游走,这一切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烙印?这本书,以“传”的形式,是否能为我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我渴望了解,是什么样的童年经历塑造了他早期对身份认同的敏感?是什么样的旅途见闻,让他对后殖民世界的种种困境有了如此深刻的洞察?我期待它能细腻地描绘出他与文字、与世界、与自我之间的互动,去探究那些塑造了他作品精神内核的源泉。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作家的传记,更是对我理解现代世界、理解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一个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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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作家传记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作品中流露出的独特世界观,以及这些世界观是如何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孕育而生的。奈保尔,无疑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总能引发我深层次的思考,关于身份的漂泊,关于文化的冲突,关于历史的重负。然而,我常常觉得,要真正理解一位作家,光是阅读他的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他的生活,他的成长环境,他所经历的时代,这一切都像是一块块拼图,共同构成了他思想的根基。我非常好奇,这位以冷静、批判著称的作家,在他的人生旅途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他是否也曾为身份认同而困扰,是否也曾为文学创作而苦苦思索?这本书,能否为我揭示他作品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创作动机和人生感悟?我期待它能够不仅仅是罗列事实,更能深入挖掘他内心的世界,去解读那些塑造了他独特文学风格的生命轨迹。它是否能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奈保尔,一个在时代变迁中,用文字丈量世界,用思想拷问现实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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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有一种沉静而悠远的质感,封面上那张老照片,捕捉到了一个仿佛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面孔,眼神深邃,似乎藏着无数故事。光是看到这个,我就立刻被吸引住了。我一直对那些用文字构建世界,又在文字之外留下深刻印记的作家感到好奇,而奈保尔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在思想界,都曾激起过怎样的波澜?这本书以“传”为名,我期待它能深入剖析这位文坛巨匠的人生轨迹,不仅仅是记录他获得了哪些奖项,写下了哪些作品,更希望它能触及他内心深处的那些驱动力,他如何观察世界,如何理解那些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经历如何熔铸成他独特而又充满争议的写作风格。我很好奇,那些看似疏离、冷静甚至有些批判的笔触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与感悟?这本书是否能像一把钥匙,打开我心中对于奈保尔那个充满矛盾与魅力的文学世界的理解之门?我期待着,在字里行间,与这位伟大的作家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去感受他思想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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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世事如斯:奈保尔传”,光是听着,就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世事如斯”,这短短的四个字,仿佛包含着对人生的某种洞悉,对命运的无奈,又或许是对现实的某种超然。而“奈保尔传”,则将这份洞悉与一位文坛巨匠的人生紧密相连。我一直对奈保尔的文字情有独钟,那种冷静、犀利、充满洞察力的笔触,总能精准地剖析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光影。然而,我所读到的,终究是他的作品,是经过文字精心打磨过的思想。这本书,是否能带领我进入他真实的人生,去感受他作为一个个体,如何面对时代的洪流,如何与内心的声音对话?我迫切地想知道,他的那些关于身份、关于流亡、关于文明冲突的深刻思考,究竟源于怎样的生活体验?他是否也曾有过迷茫、有过挣扎,有过不为人知的脆弱?我期待这本书能以一种史诗般的宏大视角,又以一种近乎私人化的细腻笔触,为我勾勒出这位伟大的作家,他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画卷,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奈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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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带着一种褪色的历史感,仿佛一枚老旧的邮票,承载着过往的时光。当我看到“奈保尔传”这几个字,我的思绪立刻被拉到了那个关于身份、关于流亡、关于文化碰撞的文学世界。奈保尔,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名字本身就充满了重量,他的作品,以其冷静、犀利的笔触,对世界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但同时,也常常让我感到一丝难以言说的疏离。那么,这位作家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他从特立尼达到英国,又在世界各地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他那独特而又充满张力的文学视角?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走进他真实的人生,去了解他作为一个个体,是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在文化的夹缝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又是如何将这些观察与思考,化为笔尖下那些深刻的文字。我渴望看到,在那冷静的文字之外,是否有着不为人知的热情与挣扎,有着对世界更深切的爱与痛。这本书,是否能为我揭示这位复杂而又伟大的作家,他人生轨迹中那些不曾为外人道的细节,让我得以更全面地理解他的作品,以及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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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到底作家是如何写书过作家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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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喜中信出的书,此书封面设计太差劲了。译者可信,凑一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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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书评版选出的十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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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书,300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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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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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人世间》详细描写了奈保尔在特立尼达的穷困童年,他在牛津的彷徨与思乡,他的文学之路、盖世才华,以及出格的目空一切,睥睨众生。通过奈保尔本人的言行著述,这些内容我们大多已有所了解,而书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令人瞠目的部分,则是他的不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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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 《纽约时报》书评版选出的十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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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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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文笔,醉了,喜欢:月黄昏,从学校回到家里,我经常从叔父家的二楼书斋眺望对面的小山。夕照辉映下的翠绿的山腰,恍如在原野中央竖起的一扇金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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