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装帧和字体选择,透着一股浓厚的古典气息,这无疑增加了阅读的仪式感。然而,在实际内容上,我发现它更侧重于“辑”与“校”,而非“释”与“评”。对于我这种希望通过阅读原典来理解宋代理学如何发展、如何与程朱理学进行对话的读者来说,它提供的是原材料,而非成品大餐。我需要自己去咀嚼这些被小心翼翼收集起来的文字,自己去体会吕氏思想中那些细微的转折和与时代思潮的碰撞点。比如,书中对一些涉及心性论的论述,虽然保存得相对完整,但缺少现代视角下的深入解读,使得一些原本可能很犀利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意象化和模糊。我期待的是,在这些遗著的旁边,能有更具思辨性的对话,而不是单纯的文本呈现。当然,也许这就是“辑校本”的使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最纯净的文本基础。但对于渴望即时洞见的读者来说,这过程显得冗长而略显枯燥。
评分光是看着这书名——“蓝田吕氏遗著辑校”,我就知道这不是一本可以轻松翻阅的小品文集。它承载着对一位重要哲人思想遗产的梳理与重建工作。阅读它,就像是进行一次考古发掘。我们看到的是被时间打磨、被后人引用、甚至是被曲解过的碎片,而校勘者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碎片小心翼翼地拼合起来,还原出吕祖谦那个时代的本真面貌。我最欣赏的是它那种近乎偏执的考据精神。每一处引文的出处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不同的版本差异也被细致地罗列出来,这使得本书具有极高的可信度。但这种严谨也带来了阅读上的挑战,那就是节奏感被严重打断。你很难像读小说一样一气呵成,每隔几页,就必须停下来,去理解校勘者对某个字词的取舍和考证的逻辑。这要求读者必须具备极大的耐心和对文本细微之处的敏感度。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本“案头书”,需要常备笔墨,随时记录心得,而非“膝头书”,适合在闲暇时光放松地阅读。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开篇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它没有像传统通论那样,先为吕氏立传或概述其核心思想体系。而是直接切入了文献的罗列和比对。这种“开门见山”的方式,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无疑是一个门槛。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这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我原以为我可以从中一窥蓝田吕氏在“格物致知”或“存天理,去人欲”等关键议题上的独特见解,但呈现给我的更多是零散的书信、片断的语录,以及大量的他人引用他言的记录。这使得我很难勾勒出一个清晰、统一的“吕氏哲学体系”。它更像是一部档案汇编,展现了吕氏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交流对象之间是如何传播和被理解的侧面证据。这种阅读体验要求读者必须具备很强的历史背景知识和推断能力,否则很容易迷失在这些零散的文本碎片之中,无法构建起完整的认知框架。
评分拿到这本书后,我立刻被它对文献准确性的极致追求所震撼。它远非市面上那些粗制滥造的古籍翻印本可比。然而,正因为这种对“校”的重视,使得“辑”的部分显得尤为沉重。阅读过程中,我总有一种“在迷雾中前行”的感觉。每当我以为抓住了吕氏思想的一个关键点时,紧接着的脚注或校勘说明就会告诉我,这个版本可能存在争议,那个引文可能与他人的说法有出入。这种体验是双刃剑:一方面,它极大地震撼了我对传统文献的认知,让我明白历史记载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也消解了我阅读的流畅性。我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吕氏的语境中去体会他的思想深度,反而要时刻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去审视这些文字的“可靠性”。因此,这本书更像是研究者用来“求真”的工具,而非普通读者用来“求知”的媒介。它强迫你慢下来,去关注文本的物理存在和历史流变,而不是直接跳跃到思想的精髓。
评分这本厚重的典籍,拿到手里就感觉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沧桑感。我本来是冲着对宋明理学的兴趣来的,想看看吕氏一脉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到底留下了哪些真知灼见。然而,实际翻阅后,发现它更像是一部精心编纂的文献汇编,而不是一部清晰的理论专著。对于一个初涉此领域的读者来说,阅读体验略显晦涩。大量的引文、注释和不同版本间的比对,虽然对于严谨的学术研究者来说是极大的便利,但对于我这种希望快速掌握核心思想脉络的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不小的门槛。我常常需要在不同的注释间来回跳转,试图拼凑出吕氏思想的完整图景,这过程无疑是耗费心神的。说实话,如果不是我对这方面的背景知识有一定的积累,我可能早就望而却步了。它更像是为“同好”准备的精细工具,而非为“大众”准备的普及读物。当然,瑕不掩瑜,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只是希望在未来的再版中,能有更清晰的导读或者精炼的白话译注辅助,让更多人能够轻松领略这些古老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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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吕大忠二弟,陕西蓝田县人,北宋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吕氏四贤之一
评分中文名蓝田吕氏四贤
评分¥51.40(8折)
评分非常不错的书籍,推荐大家购买
评分龙川别志
评分“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经过推行,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理学大使张载最初在关中开始讲学时,首和者为吕大钧,其弟大忠、大临相继都尊张载为师,由此带动了关中学者奔向张门求学之风。史载“横(即张载)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使“关学郁郁满秦川”,并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局面。吕大防虽不属张载门人,《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在今陕西眉县)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这些情况表明,关学的领袖和思想支柱是张载,关学的政治经济支柱则是蓝田诸吕。这正是关学得以形成发展,并与二程洛学及王安石新学构成鼎立之势的重大政治因素。再加之,吕氏四兄弟自身的学术成就,故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吕氏为关中学派蓝田系”。 在四吕中,又以吕大临的学术贡献最为突出。他虽登第,却以门荫入官,称“不敢掩祖宗之德”;虽人在仕途,却心系学术,与兄长吕大忠、吕大钧追随张载,投身关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的精研与实践。是诸吕及张载弟子中对“关学”发展贡献最大、“守横渠学甚固”之人。吕大临虽然拜张载为师,但对二程也十分推崇。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张载应长安京兆尹(西北的最高行政长官)王乐道之邀到长安讲学。在讲学期间,著名理学家“洛学派”程颖、程颐兄弟来也关中讲学,吕大临听后觉得他们的学说很有见地,大为叹服。张载去逝之后,他便奔洛阳拜程颐为师。在此期间,他记录汇集二程语录,著成《东见录》,对后世学者研究“洛学”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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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期待吕氏墓志尽早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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