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韩关系史:古代卷》:
《中韩关系史:古代卷》是国内学界一部内容完整、叙述详实、影响广泛的中韩关系通史著作,适合韩国学相关的教学参考与研究入门使用。全书记述范围始于远古洪荒时代,终于2012年,主要旨在提供一份简明而准确的中韩关系史叙述文本。本卷为我社1998年出版的《中韩关系史一古代卷一》之修订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蒋非非、王小甫、赵冬梅、张帆等著,叙述自远古时代至清代前期中韩间绵远悠久的交流史。
《中韩关系史:近代卷》:
《中韩关系史:近代卷》是国内学界一部内容完整、叙述详实、影响广泛的中韩关系通史著,适合韩国学相关的教学参考与研究入门使用。全书记述范围始于远古洪荒时代,终于2012年,主要旨在提供一份简明而准确的中韩关系史叙述文本。本卷为我社1996年出版的《中韩关系史(近代卷)》之修订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万民著,详述19世纪中后期中韩相继“开国”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两国反抗西方列强侵扰,特别是互相协助、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历史。
《中韩关系史:现代卷》:
《中韩关系史:现代卷》是国内学界一部内容完整、叙述详实、影响广泛的中韩关系通史著适合韩国学相关的教学参考与研究入门使用。全书记述范围始于远古洪荒时代终于2012年,主要旨在提供一份简明而准确的中韩关系史叙述文本。本卷为我社1997年出版的《中韩关系史(现代卷)》之修订版,增加了1996-2012年中韩关系新的发展内容,北京大学宋成有等著。本卷详述1945年8月至2012年8月,特别是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韩双边关系由“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到“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
王小甫,1952年生于四川成都。1978年秋考入北大历史系,198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隋唐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等。、代表著作有《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开明开放》《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等。
徐万民,1943年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中韩、中俄关系史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发表《清季中朝海难救助之合作》《晚清中朝海上交通述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韩国民族解放运动》等论文数十篇及学术专著多部。
宋成有,1945年生于辽宁大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史、韩国史、东北亚史。著有《东北亚史研究导论》《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与韩国“三一”独立运动》《东北亚传统国际体系的变迁》等学术著作多部,论文百余篇。现任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朝鲜史学会副会长。
内页插图
目录
《中韩关系史:古代卷》
第一章 远古时代至战国时期中原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第一节 远古时代中原与朝鲜半岛之交往
第二节 夏、商、西周与古朝鲜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与朝鲜半岛之交往
第二章 秦、西汉、东汉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第一节 秦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第二节 西汉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第三节 东汉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第四节 秦汉时期中原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韩关系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与高句丽的关系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与百济的关系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与新罗的关系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韩经济文化交流
第四章 隋唐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关系
第一节 隋与高句丽的关系
第二节 唐与高句丽的关系
第三节 隋唐与百济的关系
第四节 隋唐与新罗的关系
第五章 隋唐与朝鲜半岛三国的文化、经济关系
第一节 隋唐与高句丽的文化交流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与百济的文化交流
第三节 隋唐与新罗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六章 宋、辽与高丽的政治关系
第一节 宋辽和战与高丽奉行的外交方针
第二节 辽丽政治关系
第三节 宋辽丽三国和平外交
第七章 宋、辽、金与高丽的关系
第一节 金灭辽宋与高丽的对策
第二节 金丽关系的定位
第三节 金丽关系的稳同化
第四节 宋丽文化交流
第八章 蒙元与高丽的关系
第一节 大蒙古国与高丽的关系
第二节 元朝前期与高丽的关系
第三节 元朝中、后期与高丽的关系
第四节 元朝与高丽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
第九章 明朝与朝鲜的关系
第一节 明朝初期与高丽、朝鲜的关系
第二节 明与朝鲜关系的稳定发展
第三节 明与朝鲜联合御倭战争
第四节 满族崛起后朝鲜与明、后金(清)两政权的关系
第五节 明朝与朝鲜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
第十章 清代中朝关系
第一节 政治外交关系
第二节 经济贸易关系
第三节 文化学术关系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中韩关系史:近代卷》
《中韩关系史:现代卷》
精彩书摘
在两处的洞穴堆积中都发现了夹有烧骨、烧石的灰烬层,说明这里的远古人类也和北京人一样会使用火、保存火。发现于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鸽子洞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石器有刮削器、砍斫器和尖状器等,从石器打制加工技术到石器工具的组合、形体大小等来看,鸽子洞与北京猿人文化有许多相近之处。另一方面,鸽子洞石器类型和工艺水平又比北京猿人有进步,石器的成品率和精致石器的比例亦高于北京猿人,可以说鸽子洞文化与北京猿人文化关系最为密切,基本上是北京猿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辽宁省凌源县西八间房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晚期的人类文化遗存中有具有细石器特征的石器,还有两端被截断、两侧边缘留有使用痕迹的石片,显然是作为刀片镶嵌在骨刀柄上作复合工具使用的。考古学研究的成果说明,在相当大的地理范围之内,远古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存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接触和继承关系,有长途迁徙的活动能力。
史学界有一派观点认为:鉴于朝鲜半岛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化石,该地域内的远古居民是由今天中国境内的东北地区迁入的。《中国东北史》的作者指出:“旧石器时代的中期、特别是晚期,东北的古人类,体质显著增强,族体迅速扩大,生产力也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为他们冲出狭小的天地,扩大活动的地域,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因而,正是在这个时代里,他们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迁徙和远征。他们从辽河流域走向黑龙江地区,并通过东北这条天然通道,络绎不绝地走向毗邻的朝鲜半岛,走向乌苏里江以东的日本海沿岸,……成为那里最早的原始居民。”“朝鲜半岛与东北的南部紧相毗邻,这种交通地理上的便利条件,为东北古人类的向东迁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第四纪冰期的几次到来,渤海和黄海大陆架多次露出水面形成的陆桥,也为中国内地古人类从沿海地区迁向朝鲜半岛开辟了理想的通道。因此早自旧石器中期开始,古人类的足迹就已经出现于朝鲜半岛,至旧石器晚期,这种迁居日益发展,在朝鲜半岛与东北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远古文化联系。
……
前言/序言
中韩两国隔海相望,近在咫尺,相互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究其原因,在于中韩两国同为东北亚的文明古国,立国既久且地理邻近,为数千年的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时空环境。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国朝代更替不一,国号亦时有变更。正如中国之既有统一国家时期的夏、商、周、秦、汉、隋、唐、元、明、清;也有分立时期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诸国并立。与此相类似,朝鲜半岛也曾出现过古朝鲜、三韩、三国等分立时期和统一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国家统一时期。
一般认为,“中国”二字,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出土于陕西陈仓的西周初年何尊腹底铭文“宅兹中国”之中,距今已有3500余年。此后,中国则为历朝历代所沿用,以至于今。在古代,中国开化在先。在古代东北亚地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落差,促成了中国所拥有文化输出优势与周边地区文化输入需求的有机结合,为数以千年计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尽的动力。以汉字为传播媒介,通过官民并行的交流渠道,中国不间断地向周边输送儒学、佛教或道教文化,形成同心圆式的中华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周边国家,特别是韩国或日朝鲜以交流时间最早、最全面和最持久地汲取中国文化而自立自强,并对其他国家,如日本输入中国文化或者向中国逆向输入,成为东北亚文化圈能动而积极的一员。
司马迁作《史记·朝鲜列传》,开正史里中国人认知“朝鲜”的先河;范晔撰《后汉书·东夷列传》,是为中国正史中采用“韩国”用语之首例。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其他图书的详细简介,内容完全不涉及“北京大学东北亚史研究丛书:中韩关系史(第2版)(套装全3卷)”: --- 史海钩沉:一部关于唐宋之变的深度历史著作 书名:《帝国转型的十字路口:唐宋之变与社会结构的重塑》 作者:[虚构作者名,例如:张怀德] 出版社:[虚构出版社名,例如:汉唐文史出版社] 页码:约1200页 定价:RMB 388.00 ISBN:978-7-XXXX-XXXX-X ---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立足于宏大叙事与精微考据相结合的学术专著,深入剖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变革——唐宋之变。作者张怀德教授穷尽毕生心血,以全新的史料和理论视角,系统梳理了自中唐(约公元八世纪中叶)至北宋前期(约公元十一世纪中叶)近三百年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思想领域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型。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唐宋之变并非简单的王朝更迭,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由“贵族制帝国”(Aristocratic Empire)向“官僚制士人国家”(Bureaucratic Scholar-State)的彻底迈进。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与长期性,远超传统史学界以往的概括,其影响一直延续至明清乃至近代。 全书分为三卷,脉络清晰,论证严密: 第一卷:中晚唐的结构性危机与权力下移(约400页) 本卷聚焦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中央权威衰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多重压力下,社会基础如何开始瓦解和重构。 一、土地制度与乡村权力重塑: 作者通过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的重新解读,描绘了均田制崩溃后,庄园化、佃农化趋势的加剧。重点分析了“两税法”在实际执行层面如何加剧了地方豪强对乡村资源的垄断,以及这一变化如何为后来的士人地主阶层的兴起埋下伏笔。 二、军事体制的非国家化: 详细考察了募兵制取代府兵制的历史必然性。书中详尽比较了藩镇节度使权力基础的演变,指出唐后期藩镇的军事动员能力与税收权力的高度绑定,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从制度层面降维至人身依附层面。 三、士人阶层的初现: 探讨了科举制度的“中晚唐化”趋势。通过对《全唐诗》中大量未入流文人的作品分析,揭示了寒门士子如何在新兴的藩镇和地方权力中心寻求出路,初步形成了区别于关陇贵族的政治文化认同。 第二卷:五代十国的历史碎片与制度的适应性(约420页) 第二卷着眼于唐末至宋初的“碎片化”时代。作者认为,五代十国并非单纯的“黑暗时期”,而是孕育新制度的“实验室”。 一、后梁至后唐的军事集权试验: 深入分析了朱温及其继承者如何试图以铁腕手段重塑中央集权,并探讨了这种短期暴力集权为何无法有效继承唐代的行政遗产。对比了后唐李氏集团的文化取向,论证了军事集团内部的文化认同与长期统治稳定性之间的矛盾。 二、江南的勃兴与区域经济的独立化: 本卷集中论述了江南地区(特别是吴越、南唐)在战乱中如何实现了经济上的逆势增长。通过对漕运体系的破坏与重建、手工业技术(如瓷器、丝织业)的进步,揭示了南方经济基础的壮大,为北宋的财政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宋初的制度重构: 详细对比了赵匡胤如何吸取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在“杯酒释兵权”之外,所采取的更深层次的文官对武官的制度性制约。重点阐述了宋代“重文抑武”政策背后的深层社会逻辑——即对贵族军事势力的彻底否定,转而依赖通过科举选拔的行政官僚体系。 第三卷:北宋的士人国家与新的社会平衡(约380页) 第三卷将焦点完全集中于北宋的建立及其社会形态的最终确立。作者认为,北宋构建的是一个高效、稳定但同时也相对僵化的“士人官僚国家”。 一、科举制度的“官僚化”与意识形态的统一: 论述了宋代如何将科举考试与儒学经典(特别是程朱理学尚未成熟的早期儒学)深度绑定,成功地将社会精英的忠诚度导向了中央政府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析了“大义名分”如何取代血缘和地缘成为新的政治资本。 二、财政与商业革命: 详尽分析了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前夜的财政困境与创新。通过对“钱引”、“交子”等早期纸币的流通历史的考察,作者指出宋代商业的繁荣与城市人口的激增,其根本动力来源于士人官僚对经济活动的精细化管理,而非单纯的民间自发发展。 三、士大夫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角色: 最后一章深入探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对自身“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以及这种理想在面对实际政治运作时的张力。书中通过分析苏轼、范仲淹等人的政治生涯,揭示了士人国家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如御史台的作用)是如何塑造精英群体的行为模式。 本书的创新之处 1. 时间跨度的新界定: 将唐宋之变的时间起点提前至天宝之乱,终点后延至宋神宗,强调这是一个持续近三百年的复杂过程,而非单一断裂点。 2. 理论工具的引入: 首次大规模引入社会转型、制度继承与路径依赖等社会学理论框架,对传统以政治史和制度史为主导的叙事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3. 史料的综合运用: 大量运用了地方志、碑刻、墓志铭和出土文书,辅以传统正史和诗文集,构建了多层次的历史图景,尤其在乡村社会和区域经济方面,提供了详实的新见解。 本书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形成、精英阶层的演变以及国家权力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是历史学者的案头必备,也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感兴趣的广大读者的深度阅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