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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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原 著
图书标签:
  • 邓小平
  •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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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ISBN:9787515404127
版次:1
商品编码:11520796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6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975—1982年,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期间,每到一个历史节点和重要时刻,他总能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破解历史难题。邓小平传奇的政治生涯和成功领导解决 “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铸就了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作者程中原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面,本书是他几十年来邓小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运用多种未曾披露的重要档案史料,保证了论证的科学与严密,同时该书叙述饱满有情、观点新颖有深意,绝非一般学术著作可比。
  重要看点:
  毛泽东:邓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邓小平拒绝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
  江青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难
  华国锋: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行
  邓小平主持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
  

内容简介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从最初的酝酿、尝试到最终的实现、完成,经过了将近八年曲折复杂的历程。
  《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从邓小平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切入,以历史转折的前奏、准备、完成为序,对一系列重大国史、党史问题包括1975年整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五运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农村和城市改革、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共十二大召开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析,突出叙述了邓小平在伟大历史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逐步创立的。



作者简介

  程中原,江苏无锡人。研究员。曾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第一首席专家,享有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本)(合著)、《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中国道路的奠基与开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的成功之路》、《胡乔木传》(合著)等。


目录

引言
上篇1975:邓小平领导各方面整顿
一、炎炎盛暑,从东湖宾馆吹出一阵清风
二、毛泽东的“八月指示”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走向
三、1975年整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四、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毛泽东说话: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林彪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
出席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五、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
六、整顿从铁路突破
七、钢铁整顿
八、国防科技整顿
九、围绕“反经验主义”的较量
十、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整顿
国务院政研室的酝酿和组建
邓小平的领导方式
国务院政研室在1975年整顿中的作用?
十一、计划工作务虚会与《工业二十条》
十二、军队整顿
十三、地方整顿
十四、文艺调整
十五、科学院整顿与《汇报提纲》
十六、教育整顿的准备
十七、主管外事
阐述和宣传毛泽东外交思想 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努力
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
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十八、围绕评《水浒》的较量
十九、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农业整顿
二十、全面整顿的部署与《论总纲》
二十一、1975年整顿的显著成效及其原因
二十二、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中篇1976—1977: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和第三次复出
一、从整顿转为“批邓”
二、“批邓”的升级和邓小平的抵制
政治局四人会议开始“批邓”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的评价
两次政治局八人会议和批评对象的扩大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在清华大学发动“教育革命大辩论”
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立足于帮
邓小平婉拒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
“打招呼”会议动员“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特殊的“检讨”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成运动
“四人帮”处心积虑作准备
张春桥制造国际影响
两校文章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开展起来
五、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
周恩来逝世:举国哀悼举世颂扬
十里长街的送别
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六、“批邓”“反周”激起群众义愤
邓小平专管外事,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继续发动
“四人帮”猖狂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
群众抗议浪潮在全国掀起
《文汇报》“反周”事件点燃南京怒火
七、四五运动:怀念周总理,拥戴邓小平,声讨“四人帮”
丙辰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
邓小平被骂为“纳吉”,广大群众遭镇压
邓小平被撤职遭软禁
人民群众没有被压服
八、继续“批邓”,中国再度陷入动乱
继续“批邓”和层层揪走资派及其恶果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对“批邓”的抵制
批判“三株大毒草”反使群众更加拥戴邓小平
九、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
十、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叶剑英等力主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采取拖延办法
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
邓小平提出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做指导
邓小平复出前的决心:把科学、教育管起来
十届三中全会做出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观看足球比赛公开亮相
下篇1977—1982:邓小平推动历史转折打开新路
一、打开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推倒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教育战线的突破带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二、迎来科学的春天
三、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关于按劳分配原则
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
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
四、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
酝酿和准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公开发表
最高层的指责和《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全国大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
五、胡耀邦初理冤假错案
六、迈开对外开放的步伐
外交“还债”
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考察外国和港澳经济,促进对外开放
从引进技术设备到引进外资
七、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务院召开务虚会
八、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主题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和预先设定的议题
陈云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中央政治局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
天安门事件平反
清算“两个凡是”的错误
中央人事调整“不能下,只能上”
一定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邓小平的“主题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九、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的里程碑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会议头两天的讨论
对四个政治局委员的批评
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计划安排
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和中纪委的成立
全会公报的通过
十、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叶剑英提议与中央决策
会前的准备
会议第一天
分清思想路线是非
探讨理论问题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错误思潮的泛滥和会上出现的偏差
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
理论工作务虚会后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十一、支持包产到户
从“省委六条”到包工到组
包产到户不胫而走
邓小平肯定和推行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制
十二、启动城市改革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
试行经济责任制
疏通流通渠道
实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调整所有制结构
进行综合配套试点
十三、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全面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
十四、支持陈云、李先念领导国民经济调整
陈云、李先念力主“调整”
“新八字方针”的正式确定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排除阻力,继续调整
十五、倡导对外开放与创办经济特区
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
赞成建立经济特区,要求“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济特区”正式启动
十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十七、指导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十八、主持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
主持起草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
决定要搞一个决议
邓小平提出三项基本要求
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
四千人大讨论和中央高层人事变动
陈云的重要建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八天讨论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
十九、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伟大历史转折的完成和中共十二大的召开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打开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后记




精彩书摘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在邓小平的传奇人生中有三落三起。第一次是30年代前期在中央苏区,因“邓毛谢古错案”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遵义会议后重新提拔起来,担任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1973年复出,1975年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常务工作,领导各方面整顿。1975年冬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把他打翻在地。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在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和强烈要求下,又第三次复出。这次复出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
  1.叶剑英等力主邓小平复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的建议。同时,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驾车,悄悄地将邓小平接到玉泉山9号楼,告诉粉碎“四人帮”这一特大喜讯,与长期被“软禁”的邓小平分享胜利的喜悦。
  此后,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在会上发言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示赞成。与会人员的目光一齐投向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然而,华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而采取等一等再说即“往后拖”的办法。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
  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三○一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派医生到邓家中为邓做了治疗处理。家属对这样治疗颇有意见。叶剑英获悉后,随即向三○一医院蒲副院长了解情况,促使医院向中央提出邓需住院手术治疗的报告。叶剑英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三○一医院。为确保安全和疗效,三○一医院把邓所住病房所在的南楼五层全层作为专用。当晚12点,蒲即向叶报告落实指示、安排邓住院情况。医院向中央作了邓小平住三○一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报告,华国锋、汪东兴即批示同意。
  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很快,中央办公厅就把中共中央于12月10日发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送到邓小平病房。邓小平接到文件,很高兴。看完后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
  2.华国锋采取拖延办法
  1977年1月初,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日益高涨。1月6日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花圈和悼念的诗文。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刷出特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编辑、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到了天安门广场,轰动北京,轰动全国。全国各地也都出现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标语。人民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诗词、写大字报、发传单等形式,声讨“四人帮”,怀念周总理,肯定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一批老同志,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向党中央和华国锋提出: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华国锋并不反对邓小平复出,但出于对形势的判断、从全局考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采取等一等、拖一拖的办法。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他对邓小平复出的考虑和盘托出。
  华国锋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邓小平可能要上台,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吴德的讲话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又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还说: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
  这时,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的安排下,邓小平和全家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的25号楼。这幢楼王洪文重新装修后住过。这当然不会是叶剑英个人的行动。
  华国锋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邓小平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让大家读了,知道毛泽东是看好邓小平的。显然,华国锋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
  应该看到,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这股强劲潮流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但是,华国锋未能尽快顺应这股历史的潮流,反而用“两个凡是”予以回应。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有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王震到西山25号楼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力群等人的看法。邓小平说:“两个凡是”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3.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
  1977年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报告主要是按照“两个凡是”起草的。叶剑英多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尽快平反。但都未被采纳。
  会议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华国锋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基本上就是前面已经引述的1月6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讲的那些话。华国锋继续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还指责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说:确有少数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还有极少数同志政治上发生了动摇。还说,赫鲁晓夫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我们要接受
  教训。
  尽管如此,有些同志还是冲破了华国锋设置的禁区,触及这两个重要问题。最有影响的是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
  陈云的这份书面发言稿写出来以后,先同胡乔木商量。胡乔木看后建议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一点一定要写。陈云表示接受,说,你帮我写吧,还用我的文字。胡乔木即加了一段。随后,陈云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家里,陈云同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一起谈了一下,请他们把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3月13日上午,陈云来向上海代表团提出了书面发言。陈云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
  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
  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
  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肯定地说: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发言说:
  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了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但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没能登上简报。
  对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没有置之不理。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一方面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五运动中,“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方面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华表示:“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并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3月14日当天,胡耀邦即到西山看望邓小平,传递了中央即将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信息。邓小平同胡耀邦就当前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这前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到西山看望邓小平。吴德回忆了这次与邓小平会见的情形: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
  李先念讲:“我们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是电影厅。
  ……

前言/序言

  引言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这一伟大历史的转折从最初的酝酿、尝试到最终的实现、完成,经过了将近八年曲折复杂的历程。
  “文革”初期,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第二次复出后,他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极大的成功。他力图通过整顿,推动历史转折。但是,个人无力改变历史的定势。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他所领导的整顿不得不中断,仅仅成为历史转折的前奏。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中国换了人间,这才为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此后两年,为历史转折作了准备。1978年冬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次伟大历史转折终告完成。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邓小平的个人命运同整个中国的前途命运是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感到,从邓小平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切入,来叙述这段历史,将更加生动具体,更能引人入胜。
  期待读者从这本简明历史读物中能够了解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了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逐步创立的,从而更加自觉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努力奋斗,同时,增强研究历史和理论的兴趣和能力,逐步形成历史的眼光,提高理论思维的水平。




时代之眼:聚焦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脉动 图书信息: 书名: 时代之眼:聚焦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脉动 作者: [此处可虚构一位资深历史学者或观察家] 出版社: [此处可虚构一家严肃的学术或历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位特定领导人的政治生涯或高层决策过程,而是将历史的聚光灯投向一个更为广阔、更具肌理的社会横截面——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社会在剧烈动荡后寻求新方向时的“微观世界”与“思想光谱”。它旨在描摹一个宏大历史转折时期,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观念冲击、物质匮乏与精神渴望,以及底层社会结构的微妙调整。 第一部分:沉寂的土地与觉醒的个体(1976-1978) 本书的开篇,首先摒弃了宏大叙事中对“历史必然性”的强调,转而深入探究“文革”结束前后,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和物质层面的真实肌理。 一、 城市:被压抑的消费欲望与精神饥渴 我们细致考察了几个典型城市(如沈阳、武汉、成都)的居民生活。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下,政治狂热已然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疲惫的、谨慎的回归日常。重点分析了“黑市”的兴衰与功能——黑市不再仅仅是投机倒把的场所,而成为民众在计划经济体系外,获取生活必需品(如香烟、自行车零件、甚至“小人书”)的隐秘通道,是市场经济萌芽的底层土壤。 住房困境与家庭结构: 深入研究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间房、几代人”的居住状态,这种物理上的拥挤如何影响代际关系和个人隐私,以及人们对于“分房”这一朴素诉求的执着。 大众文化的回潮: 记录了外国文学(如巴尔扎克、雨果)和老电影在地下或半公开场合的传播情况,解析了这些作品如何悄然冲击着单一的革命叙事,为个体价值和人性的复杂性提供了思想的参照系。 二、 农村:口粮分配与生产责任制的初步试探 本书将很大篇幅用于分析农村的变革动力。这不是自上而下的文件传达,而是基层干部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 “大锅饭”的瓦解: 通过对安徽小岗村以外,一些“先行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农民对于“多劳多得”的朴素渴望。我们考察了那些因私自“分地”而受到批评甚至惩罚的家庭,他们的遭遇凸显了改革的阻力和风险。 知识青年的返城潮与“人地矛盾”: 探讨了大量“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后的再就业困境,他们既是接受了新思想的群体,又是回到城市夹缝中生存的“待业大军”,他们的存在对城市就业结构构成了新的压力。 第二部分:观念的松动与新旧交替(1979-1981) 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思想领域开始出现裂痕,为后来的政策转向积蓄了强大的社会能量。 一、 知识分子的困境与“伤痕文学”的爆发 我们聚焦于文学艺术界对现实的重新审视。本书分析了“伤痕文学”的兴起,但更进一步,考察了“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萌芽。 对历史叙事的解构: 研究了当时知识分子如何利用文学和戏剧(如《于无声处》)来探讨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助与责任,这是一种对僵化教条的温和反抗。 “地下刊物”的生态: 详细描绘了那些在宿舍、简陋办公室里油印出来的非官方刊物(如《今天》等)的创作群体、发行网络和他们对自由表达的探索,这些刊物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试水石”。 二、 经济体制的微小裂口:个体户的诞生 本书认为,个体户的出现是比任何宏大改革会议都更具革命性的社会事件。 温州模式的早期图景: 侧重于早期个体经营者(如修理摊、小作坊主)如何顶住“资本主义尾巴”的指责,通过满足社会被忽略的需求而生存和发展。他们的成功不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对“劳动光荣”观念的重塑——劳动可以带来“超额”回报。 计划与市场的拉锯: 通过分析各地对“两手抓”政策的不同执行力度,展示了中央政策在地方层面遭遇的阻力、扭曲与创造性转化。 第三部分:新潮涌动与社会心态的转变(1981-1982) 进入八十年代初期,社会面貌出现了更为清晰的活力,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乐观。 一、 青年亚文化与“气功热”的隐秘关联 本书探究了当时青年群体中兴起的“新探索”:从对西方摇滚乐的模仿(如“西北风”的雏形)到对生命科学、特别是气功现象的狂热追捧。 精神世界的补偿机制: 认为气功热不仅是对健康的追求,更是对长期精神压抑后,个体寻求超越性和“超能力”的集体投射,是一种在政治真空期对“神秘力量”的回归。 电视时代的降临: 记录了第一批彩色电视机进入普通家庭带来的震撼,以及《阿凡提的故事》、《大西洋底来的人》等标志性文化产品对大众审美和生活方式的塑造作用。 二、 法律与秩序的重建 在思想解放的同时,社会对稳定秩序的需求也达到了临界点。 严打与社会治理的张力: 分析了1983年“严打”运动之前的社会治安状况,以及政府在社会控制与改革开放之间寻求平衡的艰难尝试。普通市民对于“安全感”的恢复,是他们接受经济松动的前提之一。 总结: 《时代之眼》将历史学家对宏观趋势的洞察,与人类学家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相结合。它避免了对特定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而是致力于还原那个“转型期的空气”——一种混合着旧日阴影、新思潮冲击、物质渴望和对未来美好想象的复杂情绪。这本书呈现的是一个由无数个体的挣扎、选择和梦想共同编织而成的、生动的、充满张力的中国社会转型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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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极具洞察力的历史解读之作,它巧妙地避开了许多陈词滥调的叙述方式,转而聚焦于“转折”本身所蕴含的巨大张力。作者对于如何从一个旧的模式过渡到一个新的模式的艰难过程,有着独到的见解。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被书中所呈现的现实困境所触动,那些看似随意的政策调整背后,往往隐藏着无数次的博弈与妥协。书中对当时经济思想的演变脉络梳理得尤为清晰,那些从理论到实践的曲折路径,让人不得不佩服历史的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年代记,更像是一部关于如何在绝境中寻找出路的政治哲学案例研究,对理解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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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吸引人,仿佛带着我亲身经历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把握极其精准,无论是宏观的政治气候变化,还是微观的个人决策瞬间,都描绘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对那个时期社会思潮的梳理,让我对当时人们在迷茫与探索中挣扎的状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书中对几次关键会议和决策过程的还原,展现了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与微妙之处,那种刀光剑影却又暗流涌动的氛围,读起来让人屏息凝神。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述历史人物时,没有陷入简单的褒贬,而是力求呈现一个多维度、有血有肉的群像,他们的困境、挣扎与最终的选择,都显得如此真实可信,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代入感和思考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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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和排版给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考究,纸张的质感和字体的选择,都透露着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文字功力非常扎实,语言沉稳而又不失力度。他对于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引用非常严谨,但叙述起来却毫无晦涩之感,反而有一种史诗般的流畅感。书中的某些章节,特别是对地方实践案例的选取,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看到中央决策是如何在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又经历了怎样的基层改造和适应。读完之后,我感到自己对那个时期中国社会肌理的认识提升了一个台阶,那种由微观个体汇聚成宏大变革的力量,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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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资料搜集量之庞大,令人咋舌,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成功地将这些汗牛充栋的史料熔铸成一个连贯且富有张力的故事线。它成功地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具体的人物命运紧密结合起来,让你在了解时代脉络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个体命运的起伏。特别是对于意识形态松动的过程描绘,细腻入微,让人体会到思想禁锢一旦松动后,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内心深处涌现出的巨大渴望。阅读体验极佳,它既满足了历史爱好者对细节的追求,也让对政治变迁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能够轻松进入,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和大众可读性的难得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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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没有把“转折”描绘成一个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展现了它如何在无数次的试错、反复、乃至倒退中艰难前行。我特别喜欢作者对于“时间差”的捕捉,即一个想法从提出到被接受,再到大规模实施之间漫长而充满阻力的过程。书中对于几位核心人物在不同压力下的心理侧写,非常到位,读出了他们作为历史推动者的重压与无奈。它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进程的独特视角——不是看谁赢了,而是看这个社会整体是如何痛苦地完成了自身的“换挡”。这种注重过程和代价的叙述,使得全书的厚重感油然而生,读来令人深思,久久不能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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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从邓小平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切入,以历史转折的前奏、准备、完成为序,对一系列重大国史、党史问题包括1975年整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五运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农村和城市改革、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共十二大召开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析,突出叙述了邓小平在伟大历史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逐步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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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推荐值得推荐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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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邓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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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内容丰富,细节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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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现代经济学哪里出了错》的封面标题:正在化为一滩纸浆的经济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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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一本,自营物流很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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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书挺不错的 很满意 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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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回忆说:小平同志在七干人大会上的位置很特殊,起的作用也很特殊。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间,他跟少奇同志合作得非常好,是他跟少奇同志一起,起草大会的主旨报告,讲过去四年犯的错误,提出集中力量搞调整,争取在两年内恢复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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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书都没有用一个纸箱装,用一个袋子装,袋子都烂了,幸亏有胶带缠着,书没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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