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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52年春，钱穆先生应有关方面之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了五次讲演。《钱穆先生著作系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新校本）》即是先生根据讲义整理而成，分别从“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得失作出分析评说，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及传统文化的一本必读书。

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目录

序
前 言

第一讲 汉代
一 汉代政府组织
二 汉代选举制度
三 汉代经济制度
四 汉代兵役制度
五 汉制得失检讨

第二讲 唐代
一 唐代政府组织
二 唐代考试制度
三 唐代经济制度
四 唐代兵役制度
五 唐代制度综述

第三讲 宋代
一 宋代政府组织
二 宋代考试制度
三 宋代赋税制度
四 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第四讲 明代
一 明代政府组织
二 明代考试制度
三 明代赋税制度
四 明代兵制

第五讲 清代
一 制度与法术
二 清代的部族政权
三 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四 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五 清代的统制政策
六 民众的反抗运动
七 变法与革命
总 论
〔附录〕答徐君书

精彩书摘

　　1. 论皇帝

　　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2. 论九品中正制

　　首先是人人想获大中正品题提拔，便纷纷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这不是件好事。首先是地方无才，不论地方行政要减低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地方垮台了，中央哪能单独存在！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这是第一点。再则中正评语，连做官人、未做官人通体要评，而吏部凭此升黜；如是则官吏升降，其权操之中正，而不操于此本官之上司。这是把考课、铨叙与选举混淆了。于是做官的也各务奔竞，袭取社会名誉，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也无法奈何他。

　　3. 王安石之“保马”政策

　　王荆公不得已，订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做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4. 明代之太监掌政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的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

前言/序言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
　　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钞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已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我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
　　但由于国家大局之动荡，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
　　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在战略顾问委员会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促，以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本来想再就讲演纪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不幸讲演完成，我即负伤养病。在此期间，没有精力对此讲稿再事改进。只得就原纪录稿有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润饰了。将来若偿宿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属至幸。而此书得以抢先呈教于读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并在此致谢何先生之美意。若无何先生这一番督命，连此小书，也不会有仓促完成之望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钱穆在台中
　　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养病时。嗣后总政治部来函，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两税制，明代的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入，较原稿稍微充实。然恐尚多疏漏谬误，切盼读者之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钱穆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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