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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打破了清代前期政治史长期处于沉寂的现实,更打破了以往学界和民众对康熙皇帝的一贯认识。作者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康熙的人物研究之中,对所谓的“康乾盛世”进行了深层次的批判,是一部近年来少有的清代前期史的研究成果。
内容简介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是作者研治康熙朝政治史的论文结集。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问题入手,重新评判所谓的“千古一帝”玄烨。
玄烨在位六十二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统治*为长久的一朝,这成为他及其后嗣得以宣扬其圣明和“康熙盛世”的资本,也是一种“既成事实”。然而,玄烨*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就是要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亦即政权的合法性。由玄烨首倡,胤稹、弘历所弘扬的所谓大清得天下*正,正是其具体表现。
作者借鉴心理学研究方法,努力揭示康熙朝的专制特质和“康乾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角度新颖,结论发人深省。
研究者如果缺乏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则其结论必然是皈依于威权。而历史上的威权,往往就是现实中威权的幽灵。作为现代的历史研究者,负有解剖自身的任务,在考察历史的同时,也需要质疑自己的良知。
作者简介
姚念慈,湖北武汉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89年师从清史大家王锺翰先生研习清史满族史,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著作有《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清初政治史探微》,论文有《多尔衮与皇权政治》、《评清世祖遗诏》、《明遗民与清初碑传纪年》等。
精彩书评
★大作曾仔细拜读,对康熙废立太子之事,乃清史上最难说清楚的事。在皇帝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下,今人所起的作用最难把握,莫名其妙的偶然因素,往往起决定作用。因此,对历史人物心理上的研究不可忽视,但难度极大,稍有不慎,便误入陷阱,必须多取旁证。大作严密设防,步步为营。全文照发,给史学界作一个示范,给史学研究开一个新园地。
——徐苹芳(著名考古学家)就《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一文致作者信函 目录
自 序
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心理阴影
——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
一、魏象枢密奏请杀索额图考辨
(一)有关魏象枢的上谕及其流传
(二)魏象枢阻挠发兵纯为诬辞
(三)魏象枢独对之真象
二、玄烨对三藩之乱的反思
(一)三藩之乱中的汉人动向
(二)地震之后的政局波澜
(三)八旗梦幻的破灭与玄烨的心影
余论
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面谕》与皇太子的兴废及玄烨的内心世界
一、《面谕》的基本内容与宗旨
二、皇太子出阁的背景与玄烨的指导思想
(一)姗姗来迟的皇太子出阁
(二)满洲家法下昙花一现的出阁读书
三、废黜皇太子与玄烨内心的困惑
(一)初废皇太子有关上谕的解读
(二)玄烨心理人格的基本特征:内怯与猜疑
(三)闹剧般的皇太子再度立废
四、玄烨晚年的窘境及《面谕》的思想来源
(一)孤独与惶惑中的玄烨
(二)《面谕》的思想来源与感情基调
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
引言
一、精心构撰的开国“得天下之正”
(一)从“孝陵神功圣德碑”说起
(二)关于清太祖立国与起兵反明
(三)玄烨的《明史》情结
(四)关于明清之间的战与和
(五)关于明朝灭亡与清军入关
二、历代帝王庙与满洲传统
(一)帝王庙重新安排确系玄烨生前亲自主持
(二)满洲传统与清世祖福临的反叛
(三)玄烨重新安排历代统绪的背景
(四)特尊辽金的新格局
三、玄烨身兼治道的秘诀
(一)对抗汉人传统之学的新功夫
(二)以治兼道的法门与心诀
结语
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兴兵之由
引言
一、准噶尔军入藏与玄烨的误判
(一)策零敦多布率军入藏时间及线路再探讨
(二)准军入藏的信息与玄烨的误判
二、清廷与准噶尔的关系以及玄烨兴兵
(一)玄烨的天下观与边界限制
(二)玄烨对准噶尔蓄志已久与图理琛使俄意图蠡测
(三)哈密事件的性质及意义
(四)玄烨兴兵的真实意图
三、清廷与拉藏汗关系再探索
(一)达赖喇嘛的影响及第巴与清廷的周旋
(二)六世达赖的废立及清廷与拉藏汗的相与为用
(三)赫寿出使西藏与拉藏汗的态度
四、游移暧昧的青海蒙古与里塘胡必尔汗的争夺
(一)里塘胡必尔汗现身
(二)玄烨亲征与青海台吉朝觐
(三)清廷的积极笼络与青海台吉的若即若离
(四)争夺里塘胡必尔汗之始末
(五)里塘胡必尔汗与准部之役
未完的结语:兴师准噶尔是否为合理选择
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盛世心态
一、西北清军的合击态势与剿抚兼施
(一)两路大军合剿与噶斯口疏于驻防
(二)诱降准噶尔与乞援俄罗斯
(三)西北清军的运输供给与五十六年“三路进剿”
二、盛世心态与玄烨内心的满汉纠葛
(一)臻于盛世与正统之争
(二)“家给人足”与“移风易俗”
(三)对外征伐与汉人的梦魇
三、专制皇权与玄烨晚年的孤独
(一)满汉阁臣之别
(二)战事期间的祈雨风波
(三)《面谕》颁发的时机与进一步解读
结语:太后之丧与玄烨的道德诉求
主要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如果与《碑》、《年谱》相对校,则更为抵牾。地震发生于当日巳时,《起居注》记玄烨于地震后赴两宫请安。然后,未时集满汉各官,命明珠、魏象枢等人人宫奉面谕宣示群臣。但据《年谱》,象枢在巳时地大震之后,“移时(地震)少定”,即“立奔入朝”。至时,司禁门者告之“满官请安已毕”,此即《实录》一系列上谕所由出。问题是,象枢好不容易说通司禁门者,又经过乾清门启奏,玄烨“恻然者久之”,才召入便殿独对。据陈《铭》、徐《碑》,独对“语移时”。即使玄烨当下即被象枢说动,亦不可能在未时就召集满汉九卿科道。如果考虑到当时汉宫皆居南城,非能闻宣立至,则未时齐集宣谕就更无可能。再者,若未时宣谕,距日暮尚早,象枢何至要当晚留宿衙署,与施维翰夜谈。独对之后,非不得已,如此行迹,岂非启人疑窦?唯有在象枢独对毕,天色已晚,不便返回寓所,才会留宿署中,与施交谈。是又知所谓集群臣宣谕于未时之愈不可信。如按《起居注》,则玄烨在象枢独对之后,即杀心顿起,且宣示群臣。以魏象枢一汉官,能对玄烨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以致仅凭一番奏对,便欲处置满洲重臣,稍稍了解清初政局中的满汉关系,恐无敢作此设想。如果独对之后玄烨态度已极为明朗,施维翰也不至于有“公何不极言”之责,魏象枢也不必说“圣明烛照,何待吾言”。前引三十三年玄烨上谕,魏象枢密奏杀索,遭到玄烨面斥,“凡事皆朕听理,与索额图何关轻重?”玄烨此语,与“朕不敢诿过臣下”如出一辙,则地震当日玄烨召象枢独对时已持此意。既然如此,又何来二十八日那道杀机毕露的面谕,又何必将“不敢诿过臣下”一谕载诸三十日?凡此,皆《起居注》、《实录》不能与他书相印证者。
事实上,如依徐《碑》,象枢《年谱》,以象枢独对在二十八日,象枢与明珠等人人官奉面谕及颁诏旨六事均在次日,则上述种种疑惑与违戾之处皆可消除。象枢独对虽不为左右预闻,但事后必朝士传诵。综合《碑》中象枢与施之夜谈,《起居注》、《实录》所宣上谕及诏旨六事,可知象枢独对时必力言吏治败坏,军队暴行,甚至提出惩办满洲权臣。至于是否言杀索,则无从对证。玄烨于象枢直陈,不能无动于衷。但仓促之间,显然毫无思想准备。而惩处当权满洲,尤非玄烨所能从,故不能立即答复象枢。当晚象枢与施维翰于署中交谈时之所以惴惴不安,正是感到前途未卜。次日,玄烨取一折衷方式,召五人人宫面谕。汉大学士唯李霨在列,以其最为玄烨所信任且未对满洲有过正面批评,亦反映玄烨不欲多召汉人,以启满洲之嫌。宋德宜人召,乃因其对整治军队弊端所持见解与象枢相合,且为最早予以抨击者。德宜“每议朝廷事,侃侃正色而言,无或有所顾避”。这一点后文详述。玄烨所颁六事,极可能即由宋、魏二人代为草拟。而所宣玄烨上谕,我以为此即《起居注》、《实录》二十八日面谕以及三十日侍卫所传口谕。将此两谕合而读之,玄烨之意图毕现无遗。先以“大奸大恶之人,朕重加处分,此即榜样”,声色俱厉;紧随之以“朕不敢诿过臣下”一转语,即化干戈为玉帛。五人先向群臣宣读面谕,然后命群臣集议所颁六条。群臣陷于议论六条之中,何人还敢再谏请玄烨追究首恶。索额图、勒德洪之不入宫奉旨,自然是玄烨迫于压力,不得不示之儆戒,以缓解汉官的不满。质言之,若将《起居注》、《实录》中二十八日面谕及三十日口谕及诏示六事合为一体,移至二十九日,则前述所有矛盾皆迎刃而解。我以为事实真相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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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一、引言:历史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的微观审视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清朝康熙皇帝统治时期(1661年—1722年)的政治生态、社会治理以及其所代表的“盛世”表象之下的复杂张力。我们聚焦于一个核心命题:如何理解康熙朝“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这一论断的深层意涵、历史合理性及其在后世评价中的演变。 不同于传统的歌颂性或纯粹编年史叙事,本书力求以一种审慎、多维的视角,解构康熙的帝王心术与他所建立的权力结构。我们不简单地断定康熙的功绩或过失,而是将其置于清初“得天下”的合法性危机与巩固统治的现实需求之中进行考察。全书以史料为基石,辅以政治哲学和社会学分析的工具,力求呈现一个既宏伟又充满矛盾的“康熙时代”。 二、第一部分:权力的新生与合法性的构建 1. 龙兴之辨:从“马上得之”到“文德治世”的艰难转型 康熙朝的起点是奠基于武力的征服。本书首先梳理了清初统治者如何在“入关者”与“汉人”之间构建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重点分析了康熙早期如何处理遗留的政治遗产,特别是对前朝遗老遗臣的拉拢与防范策略。 核心议题是“正统性”的再定义。满族政权如何超越其“异族征服者”的身份标签,继承并最终宣称自己是中原王朝“天命所归”的合法继承者?我们详细考察了康熙朝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进行的努力,包括对儒家经典的大力推崇、科举制度的完善以及对传统礼仪的恪守。这不仅是一种政治姿态,更是稳定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 2. 鳌拜余威与亲政的权术 康熙早期,权力一度被鳌拜集团架空。本书用较大篇幅分析了康熙少年时期所面对的政治困局,以及他如何积蓄力量,最终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擒鳌拜”行动,确立了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 这一事件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胜利,更是康熙向整个统治阶层展示其政治手腕与决断力的重要时刻。我们探讨了此次行动中涉及的朝臣站队、舆论引导,以及事后对鳌拜集团的处理方式,这些都体现了康熙在处理“内部威胁”时所采取的实用主义心术。 三、第二部分:盛世的表象与治理的艺术 1. 施仁政与高压的并存:对内政策的辩证分析 康熙朝被誉为清朝的“黄金时代”,其成就体现在社会安定、人口增长和文化繁荣上。本书细致分析了康熙在经济上的诸多举措,例如“摊丁入亩”的早期探索(或未完全实现的影响)、治河工程的巨大投入,以及对漕运体系的整顿。 然而,盛世的构建往往建立在对资源的有效控制之上。我们将目光投向康熙对底层社会的控制机制,分析了保甲制度的强化与地方胥吏的权力边界。在推行仁政的同时,如何通过严酷的法律和密探体系来遏制潜在的叛乱,形成了治世的“双刃剑”。 2. 两次亲征与“天朝”疆域的奠定 军事上的成功是支撑“得天下之正”论断的重要支柱。本书详细论述了康熙对噶尔丹及其准噶尔势力的三次决定性打击,特别是漠北之战的战略意义。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边疆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们确立了清朝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将蒙古高原纳入了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 同时,我们也将考察对台湾的收复(施琅的用兵策略)以及与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后者标志着清朝首次以平等的姿态与西方强权划定边界,这种“天朝”在边界问题上的务实外交,反映了康熙对国家利益的精明计算。 四、第三部分:帝王心术:权力、文化与继承的困局 1. 文字狱与思想的钳制 “得天下之正”的论断,必然要求思想领域的绝对服从。本书深入分析了康熙时期几起标志性的文字狱案件(如庄廷鑨案、吕留良案)。通过对案卷的细致梳理,我们揭示了这些案件背后的政治动机——如何通过惩治异端,引导士大夫群体将忠诚视为学术研究的最高标准,从而确保对满清统治的意识形态认同。 文字狱是帝王心术中最阴暗的一面,它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名,行思想控制之实,是维系盛世表象下权力稳定的关键一环。 2. 圣祖的困境:中外文化视野的局限 康熙皇帝本人对西方科技与文化的开放态度,例如对传教士的热情接纳,是其“英主”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本书关注的是这种开放的边界。在科技、天文、数学等领域,康熙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但在涉及政治体制、宗教信仰(如“礼仪之争”)时,他迅速收紧了政策。 这种选择性的吸收,反映了康熙在核心利益面前的清醒和谨慎。他可以容忍技术上的辅助,但绝不容许根本上挑战“皇权至上”的西方思想观念。 3. 储位之争:权力的终极试炼 康熙晚年,长达二十余年的“九子夺嫡”是其帝王生涯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幕。本书并非简单复述夺嫡过程,而是将其视为康熙“心术”的一次集体爆发与最终失控。 我们分析了康熙对诸子的培养模式(集权培养与放权任用之间的矛盾),以及他本人在平衡各方势力、维持朝局稳定方面所做的努力如何最终被这种看似“公平”的制度性竞争所反噬。这一时期的政治倾轧,极大地消耗了康熙晚年的精力,也为雍正朝的铁腕统治埋下了伏笔。 五、结论:对“正统”论断的反思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康熙朝以其空前的稳定、广阔的疆域和强大的国力,使这句话在当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本书的结论在于,这种“正统性”是一种精心建构的政治成果,它建立在对前朝弊端的深刻反思(以避免其覆灭)、对异族征服者的身份焦虑的巧妙掩盖,以及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有效整合之上。康熙的“正”,不在于其入主中原的方式,而在于他成功地让绝大多数统治阶层和士绅阶层接受了这一结果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通过对康熙盛世的剖析,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伟大君主的功业,更看到了古代帝王在维护统治合法性时所运用的复杂权术、其内在的矛盾,以及一个王朝为求“长治久安”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康熙,一个在“盛世”光环下,以其非凡的智慧与铁腕,将一个庞大帝国导向辉煌与深沉双重命运的复杂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