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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决口时汉武帝曾经亲自参与堵口吗?黄河历史上分别有哪五次大变道?近年还会
发生大洪水吗?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你知道他是如何邂逅这位新婚即远别十年的涂山女吗?古代的同学聚会原来也这样时髦,世界上的首位记者原来诞生在黄河治平的现场,康熙的御批也卖萌……《极简黄河史》中通俗生动而又不乏诙谐的历史典故让人读来满口生香,全书更是图文并茂地将黄河辗转五千年的历史描绘得如同历史重现。
历史上稳定盛世与动乱不安常常交替出现,而黄河在每次重大改道后,都会保持数十乃
至百年的稳定期。这种自然地理与政治生态的巧妙呼应,其背后则是数个留名史册的人物。每一个朝代总会有其应运而生的英雄人物,或叱咤风云生于乱世,或湮没无闻隐于山林,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汇聚起来,从而成就了宏大的黄河历史。五千年的岁月,黄河的每一次泛滥、每一次改道,都召唤出数位至今仍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人物——大禹、王景、王安石、靳辅、贾鲁、刘大夏等等。可以丝毫不夸张地说,全书也是一部献给黄河治理能人的英雄颂歌。
黄河的治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地理的面貌,也影响了人文环境的发展,甚至暗中推动着王朝的历史进程。全书字里行间充满家国情怀,这条历经辗转的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命脉所在,其治乱情况不仅关系到七十五万平方公里流域的百姓民生,更与历史人文、王臣之道、朝代兴替等交错辉映,形成镌刻在中华文明中的黄河文化史,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中国历史的进程互为参照。资深的黄河历史研究者杨明,既用的笔触梳理了两千多年黄河的历史,又颇具情怀地将人文精神与自然地理融会,遂成一部精彩纷呈、别具一格的“黄河别传”。
内容简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句俗语道出黄河河道的变化无常,我们今天所见的黄
河与五千年前的情形已是差之霄壤。本书用谐趣通俗的语言,系统梳理了黄河两千多年间的变迁历史,在历陈黄河五次大变道的过程中,亦将历代黄河治理、当朝人文及与之休戚相关的人物等知识融会贯通。作者专注于黄河变迁史中的代表性人物与事件,将纷繁复杂的黄河史写得意趣横生、引人入胜。
作者简介
杨明,男,1972年生于山东。博士,教授,荷兰代尔伏特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职于黄河水利委员会,主要从事河流动力学方向相关科学研究。
目录
自序
卷一 上古·秦汉(史前~220年)
第一章 神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山海经与禹河故道
堵与疏
因为爱情
出色的政治家
历史总是在民间静静流传
第一次大改道
第二章 王景:安流千年的传奇
万里长城与千里金堤
亲自堵口的皇帝
第二次大改道
无名小吏
小试牛刀修浚仪
大河之治
安流千年,事实与传说
卷二 宋?元(960~1367年)
第三章 堵口是个技术活
市井印象?水城
第三次大改道
较量
杜充的恶行
不是在堵口,就是在去堵口的路上
第四章 贾鲁:风雨飘摇的末代河官
美好时光
货与帝王家
河之势
箭在弦上
有勇有谋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卷三 明?清(1368~1911年)
第五章 刘大夏:大明名臣修太行
进士及第
弘治三君子
临危受命
第五次大改道
同学会
在豹房办公的皇帝
第六章 荆辅:盛世治水如治天下
封疆大吏
八疏同日上
御前会议
明争暗斗于成龙
好兄弟
终了
卷四 民国·现代(1912年至今)
第七章 李仪祉:西学东渐,民国风范
愤怒的青年
留欧纪实
水利万物而不争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933年大洪水实录
关中往事
抗战,抗战!
第八章:令人不安的平静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迷失的大洪水
下一次改道
附录一 黄河纪事年表
附录二 黄河问答录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山海经》与禹河故道
人类的文明史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
自远古黄河河道雏形初定至禹治水后形成禹河故道,地质运动已经持续了两百万年。在禹之前人类文明并无文字记载,黄河虽然在整个华北平原漫流游荡,其活动范围也被周围山脉所严格限定:黄河流出山陕峡谷以后,北有燕山,西有太行山,南有大别山,东有泰山和山东半岛的丘陵高地。从总体格局来看,经天地造化而成的黄河,迁延于燕山南麓与大别山北侧之间的巨大冲积扇间,而鲁西南地区的丘陵高地,作为冲积扇的中轴,则成为华北平原上淮河、海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
近现代的地质勘查证明,禹河故道是确切存在的。即便我们今天用所谓科学的态度来质疑古代史学研究中的“经义治河”,也完全不必视之为迂腐,因为历史已经把这条河道归功于代表了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禹身上。
《山海经》是目前流传下来最古的一部书。
书中以昆仑为坐标记述了黄河经禹治理后的流路,“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这也就是形成于公元前21世纪、经人类社会管理而又自然流动的黄河河道了。
因《山海经》语焉不详,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据传《禹贡》为禹所著)又对这一段描述做了进一步猜测,认为其“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磔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用今天的地名来描述就是:自积石山导河,曲折流至山、陕交界的龙门,南到华山的北面,再向东经过洛河转弯处,达到浚县附近的大伾山,向北流入大陆泽,又向北分若干条支流,然后注入渤海。
禹河故道,便是黄河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第一次定位。
而黄河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地位也是特殊的。
史书把古代中国的四条大河“江、河、淮、济”称为“四渎”,即四条自有源头并独流入海的大河。
到东汉时,班固在《汉书》中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黄河是所有大河的起源,“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
河源考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那么,黄河的源头在哪里?
《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对禹河故道的描述里都有“积石”之说,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也曾有诗云:“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这给人的印象就是:找到了积石山,也就离河源不远了。
但实际上,长久以来,人们对黄河河源争议不断,正是因为不知道积石山到底在哪里。各地为争河源,无不竭尽全力。为证明积石山在其境内,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甚至将河州(今甘肃临夏县)改名为导河县,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进藏,松赞干布“迎亲于河源”,据考证就是在青海玛多县的星宿海。这里海拔4300米,水草繁茂、降雨丰沛,整个湖区面积300多平方公里,星罗密布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湖泊,在太阳照耀下繁星点点,灿若银河。一直很好奇是哪位先贤有如此曼妙的想象力,或许他也曾真诚地以为这里便是星星的寓所,才有了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星宿海。
在古代历史上,清朝可能是距离河源真相最近的时期,当时“屡遣使臣,往穷河源,测量地度,绘入舆图”。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廷派出的使臣中有一个喇嘛,叫作楚儿沁藏布,发现星宿海之上还有三条河流,惊喜之余,他溯源直上,终于发现了上游的“古尔班索罗谟”,即我们今天所说黄河河源的三条支流——约古宗列曲、卡日曲和扎曲。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次河源查勘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楚儿沁藏布等人成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发现者。两年之后,清政府铜版《皇舆全揽图》第一次在地图上标注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和名称,这也是世界地理测绘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1952年,中国确定约古宗列曲(当地藏民称之为玛曲)为黄河正源,这也正是楚儿沁藏布等人发现星宿海之上三条河流中最古老的一支。
同学会
刘大夏是明天顺八年的进士。明清时期,乡试同一年考中的举人、会试同一年考中的进士,都可以称为“同年”。同年是官场交结的重要纽带,在仕途生涯中,同年往往同声相和,形成一个圈子,有点像当今的同学会。
到弘治十六年,是农历甲申年,当年的甲申一科进士大多已成为朝廷精英,高官名流云集了。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五日,天顺八年的进士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同学会”,聚会处在刑部尚书闵珪府第之达尊堂。
参加聚会的十人中,李东阳等九人在北京朝中任职,只有王轼在南京任职。恰逢王轼来京办公事,十人在相约聚会,并请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师吕纪绘制了各人身着官服的同学聚会长幅画卷。
令人惊喜的是,《甲申十同年图》的绢本彩绘版历经战乱竟然留存了下来,我们今天也才有机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五百多年前大明朝的这次进士同学聚会盛事。
画面上人物分为三组,从卷首起第一组三人分别是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吏部左侍郎焦芳、礼部右侍郎谢铎;第二组四人分别是工部尚书曾鉴、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右侍郎张达、都察院左都御使戴珊;第三组三人分别是户部右侍郎陈清、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
从画面来看,此次聚会时经过精心准备,少不了惯有的宴饮唱和。十人中只有焦芳因赴湖南公干,并事先预留下旧稿,因此图中每人的相貌均为真实的写照。全副画背景衬以梧桐、修竹、芭蕉、松树,其间穿插几案、书册、酒具以及童子数人,景物简练有序,而无过多渲染,令人印象深刻。
甲申一科人才之盛,在整个明朝也是少有的。在十同年中,有“一大学士、一都御史、四尚书、四侍郎”,皆为最高权力机构成员,这样一来,明朝权力中枢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皆有他们的身影。
“十同年”在历史上多有修名,只有那位缺席聚会的焦芳有恶誉,也正是因为其混迹于阉党,后来还差点害死了刘大夏,后文我们还会再说。
李东阳在《甲申十同年图》的序言中写到刘大夏形象时有如下描述,“为兵部尚书华容刘公时雍者,面微方而长,须鬓皓白,左手握带,右手按膝而中坐”。
四十年一晃而过,遥想当年初中进士时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到如今已是满头华发,韶华易逝,世事无常,相视一笑,更加珍惜同学情谊。
……
前言/序言
《古韵新章:大运河的千年流转与时代回响》 一部关于中华文明“血脉”的恢弘史诗,一次穿越千年时空的文化寻根之旅。 引言:水脉与文明的共生 当我们提及中华文明的壮阔图景时,总绕不开那条沟通南北、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生命线——京杭大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航道,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地理坐标之一,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战略动脉。 《古韵新章:大运河的千年流转与时代回响》并非简单的工程技术史或漕运编年史,它是一部深度挖掘运河背后的人文精神、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它对中国思想文化深层影响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本书旨在揭示大运河如何塑造了中国的地理格局、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如何影响了中央集权制度的稳固与瓦解。 第一部:开凿之初——从春秋萌芽到隋唐盛世的“地理重塑” 本书的开篇,将带读者回到那个“问鼎中原”的时代。我们不再满足于对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简单叙述,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凿河引水”的理念,是如何体现了早期农耕文明对水利掌控的渴望与实践能力。 重点章节将聚焦于隋朝,那场空前绝后的“炀帝工程”。我们详尽考察了隋炀帝开凿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的战略意图。这不是孤立的工程,而是为了统一中国广袤疆域,实现政治、军事和经济一体化的“地理重塑”工程。我们将比对史料,精确还原当时工程的规模、人力消耗与技术挑战,并剖析这项工程在短期内带来的巨大社会代价,以及它为唐代稳定繁荣奠定了何等坚实的基础。 唐代是运河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本书细致描绘了长安、洛阳、扬州、杭州等沿岸城市如何依托运河成为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和文化熔炉。我们研究了“扬一益二”的商业格局是如何被运河的“漕运”体系所固定,以及“米船”的日夜往来,如何构建了一个依赖于河流传输的“国家供养系统”。 第二部:制度的血脉——漕运、税收与中央集权的张力 大运河的核心功能在于漕运,即国家粮食和物资的调拨。本书将跳出纯粹的经济史范畴,深入探讨漕运制度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塑造。 我们分析了唐宋以来,历代王朝如何设计和完善漕运的组织结构、监督机制(如“监察御史”的设立与运河沿线的巡查制度)。这部分内容着重于展现权力如何通过水路被有效地输送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广阔腹地。 重点分析了漕运中的“人祸”与“天灾”:从地方官吏的贪腐、船工的劳役负担,到黄河泛滥对运河水系的毁灭性打击。我们探讨了历代统治者在“与水争利”的过程中所采取的防洪、治淤、改道等水利工程的演变,揭示了治理大河大川的难度,是如何不断挑战和检验中央王朝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当漕运不畅,国家即刻面临的政治危机,是本书探讨的重点之一。 第三部:文脉的交融——运河两岸的文化对话与城市精神 运河是流动的文化走廊。本书的第三部分,聚焦于运河沿线城市群落的文化互动与独特精神气质的形成。 我们将对比研究北方文化(如关中、中原的厚重、肃杀)与南方文化(如江南的细腻、灵动)是如何在大运河的节点城市进行碰撞、融合与再创造的。 文学的倒影: 详细考察了唐诗宋词中与运河相关的意象——“舟中夜泊”、“柳岸闻笛”、“扬州瘦马”——这些意象如何成为特定历史时期士大夫阶层情感的载体,反映了他们对官场、对故乡、对流动的复杂情感。 宗教与商业的交织: 运河沿线寺庙的兴盛,不仅是信仰的需求,更是商业繁荣的标志。本书追踪了佛教、道教,乃至后来的民间信仰(如关公信仰)如何随着漕运物资一同北上传播,在不同地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融合宗教景观。 城市性格的塑造: 我们将杭州、苏州、扬州、济宁、天津、北京等关键节点城市,作为“运河文明”的样本进行剖析。它们是如何从一个单纯的物资集散地,演化成为具有自身文化品格和审美趣味的都市群落的。 第四部:衰落、再生与现代意义——一条河流的百年沉浮 本书的后半部分,将时间线推进到清末民初,探讨大运河的“失语期”。随着海运的兴起和铁路网络的铺设,大运河作为国家主动脉的地位逐渐被削弱。我们分析了这种衰落是如何影响了沿岸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人口迁移,以及它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隐性冲击。 然而,运河并未终结。在近现代中国,它又以新的姿态——或作为区域灌溉系统,或作为地方航道——持续发挥作用。我们审视了近几十年来,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申遗”进程,并将其置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重建的宏大叙事之下。 结语:流淌的历史观 《古韵新章》的最终目的,是提供一种“流淌的历史观”。大运河的兴衰,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王朝周期史。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取决于其疆域的广阔,更取决于其内部资源的有效调动和文化要素的和谐流通。阅读这条河流的故事,就是触摸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地理制约下,寻求和谐统一的千年努力与智慧。 本书融合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及艺术史的研究成果,语言生动而不失学术严谨,旨在为所有对中国历史、水利文化及地域文明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幅全面、立体、充满细节的“大运河全景图”。它不是一部关于黄河的记载,而是关于那条横亘南北,滋养了华夏文明核心区域的宏大水系的历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