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其声如雷，其学似海，史学之宗”

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史学大师

中国历史研究绕不开的先行者

全新整理的文集带我们重回被忽视的“雷海宗时代”

内容简介

本丛书是史学大师雷海宗的文集，包括《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国史纲要》《世界古代史纲要》《雷海宗杂论集》《雷海宗时论集》《雷海宗史论集》等共六部作品，是一部全面搜集雷海宗先生学术成就和散杂文的丛书，极具收藏和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雷海宗，字伯伦，生于1902年，河北永清县人。雷先生博闻强识、学贯中西，被称为“通中外，贯古今，兼宏微，融史哲”的史学大师。雷先生于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雷先生逝世于1962年12月，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学者之一，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

精彩书评

雷先生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

——何炳棣

雷先生对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整体把握，要不失为20世纪我国史学领域中不容忽视的一家之言。

——何兆武

雷先生博闻强识，上课从不带讲稿，连卡片也没有，只有粉笔一两只……

——齐世荣

想到他的人格和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之间的反差，又联想到整个一代知识精英的学识、风骨和以后类似的遭遇……嗟乎，余欲无言！

——资中筠

我与雷师的关系，用几句话来概括，很不容易。再三考虑，是否可用：“父亲之交，师生之恩。受教恨短，勉承师学。凄凉送终，情同父子。”

——王敦书

目录

上 编

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 / 1

一 中国的兵 / 2

二 中国的家族 / 48

三 中国的元首 / 67

四 无兵的文化 / 87

五 中国文化的两周 / 112

下 编

总论——抗战建国中的中国 / 142

六 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 / 144

七 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 150

附 录

雅乐与新声 / 156

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 / 162

精彩书摘

　　中国的兵

　　（一）春秋

　　（二）战国

　　（三）秦代

　　（四）楚汉之际

　　（五）西汉初期

　　（六）汉武帝

　　（七）武帝以后——光武中兴

　　（八）东汉

　　（九）后言——汉末至最近

　　历代史家关于兵的记载多偏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本文范围以内的兵的制度，《文献通考》一类的书已经叙述甚详。所以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零散材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至于制度的变迁不过附带论及，因为那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格架，本身并无足轻重。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

　　（一）春秋

　　西周的兵制无从稽考，后世理想的记载不足为凭。但西周若与其他民族的封建时代没有大的差别，那时一定是所有的贵族（士）男子都当兵，一般平民不当兵，即或当兵也是极少数，并且是处在不重要的地位。

　　关于春秋时代，虽有《左传》《国语》内容比较丰富的史籍，我们对于当时的兵制仍是不甚清楚。只有齐国在管仲时期的军制，我们可由《国语》中得知梗概，其他各国的情形都非常模糊。按《国语》：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这段简单的记载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工商人没有军事义务，因为只有十五个士乡的人才当兵。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这个军队的组织与行政组织是二位一体的。行政的划分如下：

　　（一）国分十五乡——由乡良人治理；

　　（二）乡分十连——由连长治理；

　　（三）连分四里——由里有司治理；

　　（四）里分十轨——由轨长治理；

　　（五）每轨五家。

　　与这个行政划分并行的是管仲所制定的军政制度：

　　（一）每轨五家，出五人——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

　　（二）每里五十人——五十人为小戎，即戎车一乘，由里有司统率；

　　（三）每连二百人——二百人为卒，合戎车四乘，由连长统率；

　　（四）每乡二千人——二千人为旅，合戎车四十乘，由乡良人统率；

　　（五）每五乡万人——万人为军，合戎车二百乘；

　　（六）全国十五乡共三万人——全国三军，戎车六百乘，由国君、国子、高子分别统率。

　　这是“国”的军队，是由三万家出三万人组织而成。所谓“国”是指京都与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国”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士”，并无农民。工商直到齐桓公时（西元前685—前643年）仍无当兵的义务。农民当初有否这种义务虽不可考，管仲变法之后却有了当兵的责任；但并不是全体农民当兵，而是拣择其中的优秀分子。据《国语》：

　　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其罪五。

　　可见选择农民中的特出人才“能为士者”是有司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鄙”，一定有“士”散处各处，但鄙中多数的人当然是人口中绝对多数的农民。管仲所定的鄙组织法如下：

　　（一）三十家为邑；

　　（二）十邑为卒——三百家；

　　（三）十卒为乡——三千家；

　　（四）三乡为县——九千家；

　　（五）十县为属——九万家；

　　（六）鄙共五属——四十五万家。

　　国中每家出一人，鄙中却不如此；既然规定选择农民中优秀的为士，当然不能有固定的数目。但《国语》中说齐桓公有“革车八百乘”，而“国”中实际只有六百乘；其余二百乘，合一万人，似乎是鄙所出的兵额。这若不是实数，最少是管仲所定的标准。假定四十五万家中有四十五万壮丁，由其中选择一万人，等于每四十五人出一人当兵。所以春秋时代的齐国仍是士族全体当兵，但农民中已有少数由法律规定也有入伍的责任。

　　别国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在同一个文化区域内，各方面的发展一般都是一致的，春秋时代各国的情形大概都与齐国相仿。关于秦穆公（西元前659—前621年），战国时代有如下的一个传说：

　　昔有秦穆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穆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汝也！”于是遍饮而去。处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野人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穆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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