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大家小书。作者为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大家，本书精选其代表性作品，以较小篇幅展示作者的学术成就。

☆ 以专题课形式编排，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集中展现当时历史与社会风貌。书中不仅仅关注人物、事件、制度，也描述社会生活，对饮食、娱乐、习俗等均有涉及。

☆ 印制精美，适合馈赠、收藏。

内容简介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学贯中西，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诸领域均有很高造诣，尤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用功颇深。

　　本书为周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方面论文的结集。内容涉及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论述，如诸葛亮、梁武帝等；对典章制度的评述，如魏晋兵制、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北魏三长制等；还对两晋南朝的清议、两晋时期流民、宇文周的种族、《世说新语》及其作者刘义庆，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问题等进行了考察。除收录专题论文外，另把作者关于该时期社会生活的数篇札记编为《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零拾》，以呈现当时社会风貌。

　　本书的“代前言”的《我和魏晋南北朝史》，附录《学术自述》与《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的治学理念和学术历程。

作者简介

　　周一良（1913—2001），著名历史学家。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生于山东青岛。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入中央研究院。194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1952年起，执教于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唐代密宗》等，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通史》（与吴于廑共同主编，四卷本）。其代表性著述大多收入《周一良集》（五卷本）。

目录

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代前言）

第一讲 论诸葛亮

附：白羽扇

第二讲 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第三讲 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

第四讲 两晋南朝的清议

第五讲 《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

附：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

第六讲 《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

第七讲 论梁武帝及其时代

附：萧衍以及东晋南北朝人小字/

第八讲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第九讲 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

第十讲 论宇文周之种族

第十一讲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附一：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

附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第十二讲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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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学术自述/

附录二 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出版后记

精彩书摘

学术自述

我于1913年1月19日生于青岛。原籍安徽东至县，在北京、天津生长。自八岁起在天津家塾读书，计十年之久。在这期间，我读了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等，学习写作古文，对清儒考据著作也有所接触。塾师中受益最深的是二十四岁来周家、二十八岁即去世的南皮张潞雪先生（张曾敭次子）。在家塾里我还曾先后学习日语和英语。

1930年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因专修科不算“正途”出身，1931年秋进入创办不久的辅仁大学历史系。辅仁的历史大师们不担任一年级的课程，因而次年又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在燕京大学，我受知于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先生。邓先生学识渊博，口才极佳，他讲授魏晋南北朝断代史，娓娓而谈，引人入胜。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就是由邓先生这门课培养而成的。洪先生教授史学方法（初级和高级），给了我考证和处理史料的严格训练。作为邓先生课程的学年论文，我在三年级时写了《魏收之史学》。我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则是由洪先生出题并指导的，这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大学毕业时，我被推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毕业后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此时曾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感到眼前放一异彩，由衷佩服。后由陈先生推荐，我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少年在家塾读书时，就最喜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佩服其分析推理之细密周到。后来遂打算继承郝懿行《晋宋书故》，着手对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的语词进行研究。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完成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札记》中对大量名物制度进行追根寻源，充分利用了史书、诗文、敦煌写本、考古报告以及金石等材料，时或引证西周金文铭文、《仪礼》一类史料与古籍。而且对日本文献的熟悉也给我颇多助益。例如在“相闻、相知”条中，我不但说明了“相闻”是“通知某某”之意，而且指出此种用法沿袭至唐代并传人日本，日本古歌集《万叶集》中专立“相闻”一门，即指相互酬答。

《札记》除疏通语词本义之外，也尽力“通古今之变”，对诸多历史表象背后的重大政治线索予以深究。例如“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通过两段话语，揭示了宋文帝时身为宗室的临川王刘义庆在面临猜忌和诛杀时力图免祸之窘境，显示了“元嘉之治”的光晕之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尖锐。又如“曹氏司马氏之斗争”、“名教自然‘将毋同’思想之演变”、“西晋王朝对待吴人”、“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东晋以后政权嬗代之特征”、“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尔朱世隆传中所见官制”等条，都包括长篇综论，对当时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节点深入剖析。

《札记》的这些工作，我认为还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日本学者川胜义雄1981年1月7日曾来信说：“……诸条中该博之知识与精密之考证，至为叹服。要之，实痛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日本学者吉川忠夫称此书“是卓越见解与渊深广博知识的精彩结晶，堪以名著相称。”

八十年代我针对魏晋南北朝史学作了一些探讨。解放前我对魏收之史学的研究，虽然细密，但今天我感觉还未超出传统史学的史例、史法之类衡量标准，是比较死板的一种做法。例如对崔浩“国史狱”这个重大事件，以往未能提出新的看法，视野也比较狭窄。八十年代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深度和广度都不相同了，进而提出，崔浩所修国史的“备而不典”，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失国、乱伦等事，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是其罹祸的主要原因。我对拓跋氏早期历史和世系的有关辨析，被誉为“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

在讨论史学史上的编年体和纪传体时，我指出最早的历史记载，大抵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晋国、楚国的国史大约与鲁国史一样也是编年体，汲冢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后，才出现了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约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了普鲁塔克的列传体《希腊罗马名人合传》。这就显示，要从人类思想的脉络和中外史学的比较，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阶段和意义。

史学的变迁与社会文化政治密切相关，因而我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也不限于史学史本身。魏晋以来王朝更迭多用禅代，政权交接以及其间的政治斗争，就直接体现在“国史断限”这类纠葛之上。西晋编撰国史时，曾有人提出把晋朝历史断限上延到曹魏正始元年或嘉平元年，我指出其目的就在于使曹芳被黜、曹髦被害等大事的非正义性有所减轻，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西晋和东晋的史学家，在这个事件上各自显示了不同面目。

我对南朝、北朝之史学特点加以比较，认为各有异同。南朝史学注重议论的“精意深旨”，看重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如范晔《后汉书》的《党锢传序》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宦者传序》从古代寺人制度谈起，《儒林传序》论述了东汉二百年学官发展，《西羌传论》纵论了东汉以来羌人活动及汉廷迁徙政策的失误，这都是通过贯通今古、思辨分析而得出的深刻看法。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也有同样风格。而北朝如魏收《魏书》的“序”或“论”，就给人以就事论事、拘泥具体功过得失的感觉，缺乏通观全局的评论和对变化发展的把握。我进而从更高层次上，就南北文化的总体风貌来分析其南北史学异同的缘由。在文学上，“江左宫商发跃，贵于清绮；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在佛学上，南朝重佛理辨析，北朝重修持实践；在经学上，也有“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的情况。南朝文化在玄学和佛学的推动促进下，偏重于分析思辨，故与北朝不同。用《论语》之言来概括，就是北方偏于“学而不思”，南朝偏于“思而不学”。这样，就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南北朝史学发展的不同趋势。

从南北朝史学异同入手，就可以体察到文化是既区分不同层次、类别的，又往往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贯穿其中。由此我提出，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文化分支中，还可能潜存着一种共同素质，贯穿于各个方面，我名之为“深义文化”。南北史学的异同，与文学、宗教、经学等等的异同密切相关，从而显示了南北朝文化在格调和风貌上的总体差异，这就证明了“深义文化”的存在。

与之相类，我感到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差异，也同时体现在“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和“深义文化”诸多方面。日本文化对自然的亲近和敏感，衣食住行上朴素、纤细的特点，重视体现责任与义务的“义理”，包容性、实用主义和善于模仿，以及蕴藏于日本文化深处的“苦涩”、“闲寂”情调等等，都构成了日本独有的文化特性。这就说明，文化是个整体，各个特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离开了哪一方面，都解释不了这个文化整体。这三个层次由狭而广、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共同组成一个立体的文化定义和文化类型的分析模式；而“深义文化”，则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时，我发现有些影响在对方国家和民族中生根、发芽、结果，交流的结果长期存在；但也有一些影响在较短期间风靡一时，却未能生根发芽，不久即成陈迹。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呢？通过对具体例证的研究，我认为这取决于：一、交流的内容本身是否属于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有长远价值、经得起考验的精华；二、这种影响是否适应对方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例如日本从七到九世纪尽力仿效唐代典章制度，但进入十世纪后庄园制兴起，贵族控制了政权，幕府取代了皇室地位，唐制不再适用，就形成了另一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则不仅影响到了高丽王朝、越南李朝，还影响到了西方文官制度的诞生，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则显示了文化交流中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不平衡现象。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文化近两千年，在中国土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印度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殊不显著。这都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看来，狭义和广义的文化是比较容易相互学习、引进的，而深义文化，却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进。

……

我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史学方面。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学阶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训练；建国以后，进而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进入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阶段。我今天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窜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如果说五十年来我的学问多少有些进步的话，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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