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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经济学的危机。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欧洲蔓延的主权债务危机,都在挑战着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信条。当“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已经出了问题。
基于对主流经济学基础假设的质疑,经济学家陶永谊重新梳理和审视了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假设和基本原理,提出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建立在互利交换基础上的,并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展开了条分缕析的解读。
作者简介
陶永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硕士。之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攻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先期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参加中国外贸经济体制改革、中国2000年国际经济环境等重大课题研究,并获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一等奖。出版专著《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互利:经济的逻辑》《互利:政治的智慧》,影响力至今不衰。后期任深圳国际经营战略研究中心证券咨询部主任、深圳新兰德证券投资培训中心主任、深圳巨澜投资分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全天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光大证券证券投资分析师。
当过兵,下过乡,经过商,也做过学者。现为独立投资人。
精彩书评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的过程中,对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前提的批评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在最近30年中,我国的经济学界过于急切地要从西方全盘引进其主流的经济理论,以致忽视了主流经济理论在解释许多经济现象上的无能为力,忽略了引进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根本性批评,更缺乏本国经济学者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恰当的根本性批评。对主流经济理论的迷信和根本性批评的缺乏,导致了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缺乏思想准备。在这样的环境下,由纯粹中国本土的经济学者写出的这样一本书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它象征着中国经济学界分析和思考能力的提高,象征着中国经济学界正在走向成熟。
——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学流派,只有西方经济学的跟从者,但陶永谊先生是例外。陶永谊先生力图从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原点出发,构建现实经济运行规律的假说与体系,具有开拓与创造性的经济学思想。希望这一创新的思想与假说,不会埋没在世俗功利的尘埃中,而能在今天和未来更久远的岁月里像宝石般闪耀出璀璨的光芒!
——但斌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这本书分为十五章,每一章都针对流行经济学教科书中某个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并提供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全书的主要内容力图告诉读者,流行经济学教科书的许多观点和推理是不对的,现代经济学借以自豪的分析方法有着重大缺陷。
——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经济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经济学的应用更不能基于脱离现实的种种假设。教条式地理解和应用西方经济学ABC,在过去很多年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决策的质量。陶永谊先生的这本著作对传统经济学的各种假设条件提出全面质疑,相信他的研究能够推动经济学在中国更好地应用。
——滕泰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著有《财富的觉醒》
目录
第1章 选错地基的经济学大厦/ 001
1.1 个体本位的方法论谬误 / 003
1.2 交换的准则 / 006
1.3 群体的共生现象 / 015
1.4 互利的底线 / 019
1.5 交换比率的形成 / 022
1.6 交换模型中的制胜策略 / 027
第2章 我们在和谁交换/ 033
2.1 完全竞争的定价模型 / 035
2.2 垄断模式的价格曲线 / 039
2.3 寡头垄断的博弈模式 / 048
2.4 商人的加入 / 052
2.5 用货币实现的交换 / 055
2.6 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 / 058
第3章 需求与效用的误区/ 063
3.1 效用的冲突 / 064
3.2 效用的换算 / 070
3.3 需求的伪命题 / 076
3.4 需求的层级 / 080
第4章 供给的缺陷/ 087
4.1 我们忽略了什么? / 088
4.2 要素匹配的难题 / 092
4.3 要素的跨部门转移 / 096
4.4 要素的特征 / 100
第5章 价格如何决定/ 109
5.1 价格决定机制 / 110
5.2 价格的波动特性 / 114
5.3 价格函数 / 117
5.4 二元交换模型中的价格决定 / 120
第6章 不确定性与测不准效应/ 125
6.1 完全预期的尴尬 / 126
6.2 不确定性与凯恩斯革命 / 130
6.3 “两个剑桥之争”的方法论分歧 / 134
6.4 测不准效应 / 139
6.5 不确定背景下的决策模型 / 144
第7章 最难以实现的经济理性/ 147
7.1 被美化的偏好 / 148
7.2 非理性的心理特征 / 152
7.3 人类选择的行为模式 / 160
第8章 我们应该追求哪种最大化/ 165
8.1 人类并非天生勤奋 / 167
8.2 上下求索而不可得的路径 / 171
8.3 活下来不是标准 / 175
8.4 最大化原则的悖论 / 179
8.5 螳螂背后的危险 / 183
第9章 均衡还是转折/ 187
9.1 一般均衡实现的条件 / 188
9.2 虚幻的均衡点决策:产品出清 / 193
9.3 市场崩溃的前奏 / 197
9.4 充分就业的幻想 / 203
9.5 南辕北辙的帕累托最优 / 206
第10章 博弈论对经济学的挑战/ 213
10.1 假定对方不会还手? / 215
10.2 假如对方选择背叛 / 217
10.3 两种不同的均衡 / 222
10.4 合作的效率 / 225
第11章 增长的陷阱/ 233
11.1 总量概念之殇 / 234
11.2 增长模型的缺憾 / 238
11.3 储蓄=投资? / 241
11.4 并不神奇的乘数效应 / 244
11.5 创新对传统理论的挑战 / 248
第12章 危机是否可以避免/ 253
12.1 有关经济周期的争议 / 255
12.2 消除危机的前提 / 261
12.3 技术更新的周期 / 269
12.4 反周期措施 / 273
第13章 看得见的手可以做什么/ 277
13.1 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能互补 / 278
13.2 主权债务危机与“凯恩斯死结” / 284
13.3 政府职能的国别差异 / 288
13.4 公共管理职能的历史差异 / 295
第14章 印钞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 299
14.1 货币催生的幻觉 / 300
14.2 货币是否是中性的? / 307
14.3 都是货币惹的祸? / 312
14.4 以纸代金的悲剧 / 316
精彩书摘
笔者自学习西方经济学以来,始终有一个困惑难以释怀: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学习如何发财致富吗?经济学给出的回答有点令人气馁:经济人是自私且理性的,他们天生就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无须别人的教诲,个人只要按照自利本能的指引,就知道应该如何从事经营活动,企图通过学习经济学去赚钱,似乎是在走不必要的弯路。那么,经济学是否可以用来经世济民、富国兴邦呢?好像也不行。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主流经济学都义正词严地告诉我们,市场上交易当事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自动导致市场供求趋于均衡,并使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实现。政府干预市场运行只能扭曲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配。既然如此,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何在?难道仅仅是用来证明经济学是无用的?如果经济学只能拿来自娱自乐,学习经济学与效用最大化原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笔者认为,一个好的经济理论,至少应该具备三项基本特征:一、良好的解释功能;二、有效的解决方法;三、平和的解脱路径。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主流经济学在这三个方面均乏善可陈。
以200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为例。主流经济学家对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是将其归咎于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的缺失,抑或是美联储“错误的”低利率政策。笔者手头有一本美国人写的有关次贷危机真相的书,书名就是《贪婪、欺诈和无知》。这倒有点奇怪了,哪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不是在讲,自利原则和最大化原则是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哪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引用亚当?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那段名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以自动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政府监管怎么又成了市场稳定的必要条件?如果贪婪真的是次贷危机的原因,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华尔街不是今天才变得贪婪的。至于欺诈和无知,则与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和完全信息的假定相矛盾,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被假定为可以根据市场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当然也包括对政府的错误政策做出理性的预期,他们是不可能被欺骗的。如果对次贷危机这样重大的经济事件都要借助经济学以外的概念去解释,我们有理由怀疑,经济理论本身是否存在着根本的缺陷。
承认政府监管的缺失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就等于承认,那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仅靠它的调节,市场并不会自动走向均衡,弄不好还会出大乱子。在危机面前,各国政府重新拾起曾经备受质疑的财政和金融手段来干预经济,而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却不幸地发现,政府本身早已债台高筑,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经济体还没有从衰退的陷阱中脱身,政府却出现了债务违约的危险。一向扮演救市角色的政府,这次沦落到自身难保,也要被别人来救的地步。这又如何是好呢?
至于认定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为次贷危机的原因,就更加难以自圆其说了。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说法,交易当事人可以对市场的所有信息做理性预期,其中也包括对政府政策的效用预期。这种预期不仅会使政府政策失效,还会对政策引起的市场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认定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为危机爆发的原因,岂不是对市场调节能力的自我否定?况且,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救市方式,不过是一连串的QE。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政策来拯救危机。如果低利率是引起次贷危机的原因,零利率和负利率又会引起什么危机呢?这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病因的诊断是吸食鸦片过多,结果开出的药方却是让病人吸食更多的鸦片。还有比这更为滑稽的解释吗?
经济的危机其实反映的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出了问题。当“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而我们现有的主流意识,对此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解决的时候,有必要对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理论信条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审视。
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个体本位的方法论传统演变的。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以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以个人追求财富的动机作为经济行为的动机,并以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原则。根据几个由内省方式得出的“自明”假定,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整个市场的运行模式,如供求法则和市场均衡,等等。即便是“凯恩斯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这一传统。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逻辑演绎的前提假设是否可以成立。以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为例,笔者以为,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交换,中间至少要涉及两个行为主体、两种不同的商品。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最原始的单元应该是一个二元结构的交换单元,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一个厂商和一种商品的一元结构。从交换的二元结构,我们还能推导出商品经济的基础是互利,而不是自利。没有利他成分的自利行为只能导致交换无法完成,或对交换形成破坏。经济学家鼓吹的自利原则其实是对商品经济的一种误导。被称为经济学中心原则的最大化原则,在广泛推演的过程中,会导致无法解释的悖论。而理性原则和完全预期原则由于缺乏现实性的基础,不仅与心理学的测试不相符合,而且也不能产生与现实相一致的预测。通过对经济学所有基本假设的重新审核,本书得出了一个结论:经济学很可能在根基上就出现了偏差。
正是由于前提假设上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经常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主流经济学一方面承认各种投资类别在收益上的差异,如利息、利润和地租,同时又假定未来收益可以预期。我们知道,不同投资类别的不同收益率,正是基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如果未来收益可以预期,理性经济人的正确决策肯定是进行收益最高的直接投资,而那些低收益的间接投资,如借贷及土地出租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同的投资收益与未来收益可预期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假定,它们不可能同时成立。类似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会重复出现,笔者在正文中对此逐一进行了分析。
对于曾经一度占据过统治地位,并且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凯恩斯经济学,笔者也同样持保留态度。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是由于市场自发调节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不足又起因于三大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但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普遍出现负储蓄率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产能过剩危机。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政府在救助经济的同时,会出现笔者称之为“凯恩斯死结”的结果——主权债务危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各国政府还在执行的经济措施完全以这些有重大缺陷的经济理论为依据,当所有的招数都已经用尽,比如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政策,政府负担难以为继的巨额债务,经济依然无法摆脱困局,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各种极端主义在各国抬头,可以视为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讲,都到了对经济学进行全面梳理并重新构建的时刻了。
本书共分十五个章节,前十章涉及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后五章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内容,每一章都针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进行论辩,并提出替代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可以应用的科学,无论对于企业、个人还是政府,都是如此。人类进入21世纪,正面临着一个全新发展时期的前夜,中国经济学家如果以书本到书本的方式将主流经济学理论当作指导中国经济的圣经,很有可能使我们错失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百年之后,我们将无颜面对历史和后人。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个引领性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新经济理论的诞生,一个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前沿的大国,不可能是他人思想的模仿者和追随者,没有思想的领先,任何一个国家充其量都只能是二三流角色。时代呼唤经济学领域中国学派的诞生。创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的经济理论,是中国知识精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本书仅仅是为此所做的粗浅尝试,若能为这一旷世盛举添砖加瓦、略尽绵薄,也算是不辱使命,问心无愧了。
……
前言/序言
跨越藩篱:全球化浪潮中的新范式重塑 本书探讨在全球化深度发展背景下,传统经济学理论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并致力于构建一套更具韧性、更强调共生而非零和博弈的分析框架。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经济的版图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构。技术革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打破了地理和信息壁垒,资本、劳动力和数据的流动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然而,这种深度融合并未自动导向普遍繁荣与和谐,反而催生了深刻的内部张力:贫富差距的拉大、供应链的脆弱性暴露、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对经济稳定的持续干扰。 本书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对现有主流经济学范式进行了审视与批判。我们认识到,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虽然在解释市场效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对“理性人”的假设、对外部性的简化处理,以及对国家间竞争的过度关注,已不足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全球互赖局面。 第一部分:范式之殇——传统模型的局限性透视 第一章:效率悖论与分配的失衡 本章首先深入剖析了“效率优先”原则在全球化中的异化现象。通过对过去三十年跨国企业投资流向和产业空心化的案例分析,我们揭示了效率最大化如何不成比例地集中资源,而非均匀分配。研究表明,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过度优化,在面对外部冲击(如疫情或贸易战)时,反而暴露了系统性的脆弱性。我们引入了“冗余价值”的概念,认为在某些关键领域(如医疗物资、核心技术芯片),适度的、非效率的“冗余储备”是社会韧性的重要构成。 第二章: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脱钩 本书继而关注金融工程如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过程。我们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考察了衍生品市场与真实生产活动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当金融工具的复杂性超越了监管和市场参与者的理解能力时,金融创新不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工具,而成为一种自我循环、自我增值的系统。这不仅加剧了资产泡沫的风险,也使得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增强,对依赖稳定现金流的中小企业造成致命打击。 第三章:从“无限增长”到“稳态边界”的思辨 传统宏观经济学对GDP增长的持续追求,在本章受到了严格的检验。面对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现实约束,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成功”。本书引入了生态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强调经济系统是嵌入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的。通过对“承载力”和“熵增定律”的经济学解释,我们探讨了在碳中和目标下,如何从总量增长思维转向结构优化和存量价值提升的“质量增长”模式。 第二部分:重构叙事——互嵌性与共同演化的理论基础 在批判现有框架的基础上,本书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够解释和引导复杂互赖系统的理论模型。我们摒弃了单纯的博弈论思维,转而关注系统内部的“共同演化”路径。 第四章:复杂适应系统(CAS)与全球价值链的弹性 我们将全球价值链视为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与传统的线性供应链模型不同,CAS强调系统内各参与者(国家、企业、消费者)之间的非线性互动、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本章引入了网络科学的视角,分析了关键节点的中断如何通过网络效应引发连锁反应。我们提出的“多中心韧性网络”模型表明,分散化、冗余化和信息透明度是提高全球价值链整体弹性的核心要素。 第五章:制度差异与“边界条件”下的政策选择 全球化意味着不同法律、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单元必须共存。本书挑战了“一刀切”的普适性政策建议,强调制度背景(Boundary Conditions)对政策有效性的决定性影响。我们研究了不同社会福利体系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差异。例如,在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自动化带来的失业冲击能更好地被吸收和转化,而在保障不足的地区,技术进步反而可能加剧社会分裂。 第六章:信任资本与跨界治理的必要性 经济活动的顺畅运行,不仅依赖于合约的强制执行,更依赖于“信任资本”。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建立和维护跨国界、跨文化的信任至关重要。本章考察了国际组织、行业标准制定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弥合信任赤字中的作用。我们论证了,治理的有效性不再仅仅取决于权力结构,而更多地取决于制度的透明度、可预测性和参与者的普遍认同。 第三部分:实践蓝图——通往可持续共享繁荣的路径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理论模型应用于当前的全球议题,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第七章:从“赢者通吃”到“价值共享”的税制改革 为了应对财富过度集中的趋势,本章提出了一套基于“全球足迹”和“数字劳动贡献”的税收理念。我们探讨了如何设计一种能够有效约束跨国避税行为,并激励企业进行本地再投资的税收框架。关键在于将税收重点从单一的“利润所在地”转移到对“价值创造活动发生地”的综合评估。 第八章:区域经济体的再定位:从竞争到区域协同 在全球多边主义受挫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体的协同作用日益凸显。本书主张,区域合作不应仅限于贸易自由化,而应扩展到共同的技术标准制定、气候风险应对以及供应链的互助网络构建。通过对几个成功区域经济一体化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展示了“区域内竞争”与“区域间合作”如何并存,形成一个有层次感的全球经济秩序。 第九章:面向未来的劳动力转型:终身学习与社会契约的更新 面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传统岗位的替代,本书呼吁对人力资本的观念进行根本性转变。我们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契约”设想,强调政府、企业和个人在终身学习体系中的权责划分。这不仅仅是关于再培训的政策,更是关于如何重新定义“工作”的社会价值,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能转化为更具创造性和人性化的工作机会,而非单纯的裁员通知。 结语:迈向一个负责任的全球经济共同体 本书的最终目标是提供一个审慎而乐观的愿景:即通过对经济规律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人类能够驾驭全球化的复杂性,从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建立一个更具韧性、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共同体。这要求决策者、学者和公众都必须具备超越短期利益的远见,并勇于实践那些旨在促进长期共赢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