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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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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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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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20394
版次:1
商品编码:12068974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精装
丛书名: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34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 著名学者朱光潜晚年思考研究的结晶,阐别人之未发。

☆ 美学思想研究普及化,深入浅出阐述美学思想。

内容简介

  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内容涉及神话、宗教、历史、法学、哲学、语言学等众多知识领域,在西方启蒙运动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本书着重阐发了维柯三个方面的思想: “认识真理凭创造”; “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有关形象思维的思想。认为“维柯的功绩在于建立了历史发展观点以及认识来自创造的实践观点”。

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生于安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美学学会会长。曾留学英、法,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著有《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等,译有康德《美学》、维柯《新科学》等,后汇为20卷《朱光潜全集》。

目录

迎朱光潜先生来新亚书院讲学 (金耀基)

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

附篇一 发现真正的荷马(《新科学》第三卷)

附篇二 维柯《新科学》的结论篇

精彩书摘

  迎朱光潜先生来新亚书院讲学

  金耀基

  一

  新亚书院在成立之始,即有公开学术讲座的制度,学术为天下公器之精神一直为新亚人所珍贵。1977年,我们募得一笔基金,创办了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使讲座有了永久的基础。

  新亚同仁相信学术没有国界、不分大学的世界精神,同时,我们更相信中国文化之发展,必须通过学术研究,中西文化之交流。以此,“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所邀请的讲者就不局限于一地一国,且有意识地使它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活动。第一讲邀请钱宾四先生亲自主讲后,我们依次邀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主持讲演。这几位都是当今国际上对中国文化之研究有卓越贡献的学人,他们的讲堂风采固然在听众的心目中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他们的讲词通过专书的出版更是流传久远,影响不磨。今年,我们的眼光,又从西方返回东方,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的朱光潜教授作为1983年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讲者。

  二

  朱光潜先生,笔名孟实,是中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谈中国的美学,是不可能不联系到孟实先生的。诚然,朱光潜三个字与中国的美学是不可能分开的。从他学生时代《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31)这本书出版后,先生即在广大的青年读者心中建立起一个亲切而可敬的形象。先生的第一部美学著作——《文艺心理学》(写成于1931年,1936年问世)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代宗教说”以来,第一部讲得“头头是道,醰醰有味的谈美的书”(朱自清语)。接着,他发表了《谈美》(1932)、《孟实文钞》(1936)、《谈修养》(1946)、《谈文学》(1946),并译出他的美学思想的最初来源——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此外,他还出版了《变态心理学》(1933)、《变态心理学派别》(1930)和《诗论》(1931年写作,1943年出版)。同时,在英哲罗素的影响下,还写了一部《符号逻辑》(稿交商务印书馆,不幸在日本侵略上海时遭炮火焚毁了)。1948年初则出版了《克罗齐哲学述评》。这些极有分量并且在中国美学园地上播种的著作,有许多都是光潜先生尚在英、法留学,德、意游历时期的产品。在英、法留学八年之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大英博物馆和大学的图书馆里,一边研究,一边著述。从这些著作的质量,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先生读书之勇猛和写作之勤快。

  光潜先生于1925年考取安徽官费留英,取道苏联,进入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与艺术史,亲炙谷里尔、侃普?斯密斯等著名学人。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并在海峡对面的巴黎大学注册,偶尔过海听课。巴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德拉克罗瓦教授讲“艺术心理学”触发了他写《文艺心理学》的念头,而在爱丁堡大学时,因为《悲剧的喜感》一文获心理学导师竺来佛博士之青睐,使他起念写《悲剧心理学》。后来,他离开英国,转到莱因河畔,诗哲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了极具原创性的《悲剧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的论文,嗣后并由该校大学出版社出版。去年5月,先生来函告诉我,这本原由英文写作的论文不久将有中译本(张隆溪译)问世了。

  三

  光潜先生的求学和学术事业是很曲折、很不平凡的。他于1897年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乡下,从六岁到十四岁,受的是私塾教育,到十五岁才入“洋学堂”(高小),在高小只待了半年,便升入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这使他对古文发生很大的兴趣。1916年中学毕业,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员,虽然心慕北京大学之“国故”,但因家贫出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的中文系,由于师资不济,一无所获,幸而读了一年后,就通过了北洋军阀教育部的考试,被选送到香港大学读教育学。当时一共有二十名学生,他是其中之一。这二十个学生,尽管来自不同省籍,但在学校里则一律被称为“北京学生”。他在一篇回忆的文中说,“北京学生”都有“十足的师范生的寒酸气”,在当时洋气十足的港大要算“一景”。他与朱跌苍和高觉敷还赢得“Three Wise Men”的诨号。先生对当时的几位老师一直有很深的眷念,如老校长爱理阿特爵士、工科的勃朗先生、教哲学的奥穆先生。他对教英国文学的辛博森教授,尤为心折,以后并进入辛博森的母校——爱丁堡大学。

  到港大后不久,国内就发生了五四运动。洋学堂对五四运动虽然漠不相关,但先生早就酷爱梁任公的《饮冰室文集》,在香港又接触到《新青年》,故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对先生都有深刻的影响,他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用白话文写的。港大毕业后,先生曾先后在上海吴淞中学、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教书。在春晖,他结识了匡互生、朱自清和丰子恺几位好友,后来,他们都到了上海,再交上了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夏衍,由于志同道合,成立了个立达学会,在江湾筹办了一所立达学园,并由先生执笔发表一个宣言,提出了教育独立自由的主张。同时,他们又筹办了开明书店和一种刊物(先叫《一般》,后改名《中学生》)。“开明”就是“启蒙”,先生一生从事学术工作,但他并不喜欢“高头讲章”,始终不忘记教育下一代青年的责任,因此,总爱以亲切平白的文字,与读者对话晤面,在八十高龄之年,他还写了《谈美书简》这样深入浅出的文章。他在青年的心中,始终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尽管他对美学有渊渊其深的修养,但他一直以散播美学的种子、丰富人生的艺术化为教育的目标。

  先生学成返国后,应胡适之、朱自清和徐悲鸿的邀请,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班和中央艺术学院教书。那时文坛上正逢“京派”和“海派”的对垒,由于先生是胡适请去北大的,也就成了“京派”人物。后来,他与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等,主编了商务出版的《文学杂志》,这个杂志的发刊词就出于先生的手笔,他呼吁在诞生中的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应该广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应过早地窄狭化到只准走一条路;这是他文艺独立自由的一贯见解,也即他一早就主张百家争鸣,反对搞“一言堂”。事实上,他身体力行,《文学杂志》刊出的文章就并不限于“京派”人物的,像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文章一样出现在这份风行一时的刊物上。

  四

  在过去三十年中,先生的学术生涯是崎岖险峻的,学术文化界不断受到“左”和“右”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文艺界施行专政达十年之久,对文化学术到处设置禁区,出现强烈的反智主义的倾向,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无疑地,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对所有具有学术尊严与良心的读书人都是一个严厉的冲击与考验。光潜先生由于在美学上的领导地位,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批判对象之一。从1958年到1962年,大陆美学界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辩论,先生的学术观点受到严厉的批判。他对待这次批判的态度则是认真而不含糊的,他不亢不卑,“有来必往,无批不辩”,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学人的风范。在整个过程中,先生的心灵是开放的,他就事论事,就理以言理,安定而泰然。他不惮于修正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也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为了对美学有全面的体认,他且决心研究马列的美学思想,但当时一位论敌公开宣布:“朱某某不配学马列主义!”这样就更激发了先生致力马列的钻研,凡是译文读不懂的必对照德文、俄文、法文和英文的原文,并且对译文错误或欠妥处都做了笔记,提出校改意见。我们应知道,那时,先生已近六十岁了,他对法、德、英各国文字原是极有修养的,但俄文则必须从头学起,他的俄文是完全自学的,他一面听广播,一面抓住契诃夫的《樱桃园》、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高尔基的《母亲》这些书硬啃,一遍一遍地读,有些章节到了可以背诵的程度,就以这样惊人的毅力学会了俄文,使他掌握了所有研究马列的重要语言。先生所写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文,以及他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关键章节的详透注释和评估,足可以使那些死抱马列教条而无真解的论敌汗颜无地。至于1963年先生撰写的二卷本《西方美学史》,则是他回国后二十年中一部下过大功夫的美学巨制,论者认为这部著作“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应非过誉!但“文革”爆发之后,这部著作被打入冷宫,而先生也被关进了“牛棚”,被迫放弃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在“牛棚”时,先生说:“我天天疲于扫厕所、听训、受批斗、写检讨和外访资料,弄得脑筋麻木到白痴状态。”像朱光潜先生这样正直、清纯、温厚的老学人都受到这样的糟蹋,“文革”对中国文化学术的摧残之大之深,可以思过半矣。

  五

  光潜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守在美学岗位上,尽管他在美学界赢得崇高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自立门户,也不企图成一家言,他所坚持的只是博学守约和科学的谨严态度,并且要把中国的美学接合上世界美学的潮流。他相信美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必须放在一个广博的文化基础上,他说:“研究美学的人如果未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在长年的美学论战中,他发现有些美学“专家”,玩概念、套公式,而硁硁拘守于几个僵化的教条,他相信这种廉价式的美学观主要是由于这些“专家”缺少美学必要的知识基础。先生认为思想僵化的病根是“坐井观天”、“画地为牢”和“固步自封”。他常把朱晦翁的一首诗作为座右铭:“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而光潜先生的源头活水则是东西方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的经典著作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不可盲目排斥,必须一分为二,做批判性的接受与继承,所以他自五十年代以来,孜孜不倦,继续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歌德的《谈话录》以及三大卷的黑格尔的《美学》;他于八十高龄之后,还以两年的时间译了维柯四十万言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这些伟大的经典著作,都是光潜先生的源头活水,所以他的生机不绝,精神常新。我们知道,只有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掌握,中国美学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有更高更远的视界和发展!

讲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先生一直就主张思想的自由与解放,由于“文革”的毒害,学风败坏,邪气滋长,陷阱处处,寸步难行,温文敦厚的光潜先生也发怒了,他挺身发出“冲破禁区”的讨檄令。他要冲破“人性论”的禁区、“人道主义”的禁区、“人情味”的禁区、“共同美感”的禁区,特别是“四人帮”“三突出”谬论对于人物性格所设的禁区。他说:“冲破他们所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按照文艺规律来繁荣文艺创作,现在正是时候了!”光潜先生所发的怒不是个人的,而是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前途而发的!但丁的“地狱”门楣上有两句诗告诫探科学之门的人说:“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先生没有犹豫,没有怯懦。

  六

  朱光潜先生今年已经是八十六岁高龄了,但他在学术的前线上还没有退下来。事实上,在他,学术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他说:“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的阶段。”这不只显示了他对学问的炽热,也显示了他生机的丰盛。六十岁开始学俄文,八十岁之后译《新科学》,这是何等精神!真的,光潜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学术园地里耕耘,最近出版的《美学拾穗集》,收录的都是他八十岁以后的文字。他把此书取名“拾穗集”,把自己比拟为米勒名画中三位拾穗的乡下妇人。只有真正体认到学问之庄严与无止无境,才会有这样虚怀若谷的襟怀!去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为先生从事教育六十周年,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席上他说:“只要我还在世一日,就要做一天事,春蚕到死丝方尽,但愿我吐的丝凑上旁人吐的丝,能替人间增加哪怕一丝丝的温暖,使春意更浓也好。”

  光潜先生对美学的贡献,不只为国人所公认,在国际上,杜博妮博士(Bonnie S. McDougall)在瑞典诺贝尔基金会资助的讨论集中发表的《朱光潜从倾斜的塔上望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拉菲尔(D. D. Raphael)写的《悲剧是非两面谈》和意大利汉学院的沙巴提尼教授(M. Sabattini)写的《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都对他的美学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与赞誉。令人感到最安慰和高兴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已陆续出版五大卷的《朱光潜美学文集》。除了数以百万言的译作之外,先生的美学著作和与美学直接有关的文学、心理和哲学著作都忠实地收进去了!这个文集反映了先生美学思想的发展行迹,也显示了这位不厌不倦的学人卓越的成就!

  七

  今年三月中旬光潜先生将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讲学。香港是先生旧时读书之地,这里有他美好的回忆,对这个阔别了六十一年的城市,先生必然另有一番滋味,而三月初春的香港一定会因光潜先生之来而春意更浓,欢迎先生的又何止新亚书院的师生呢!

                                                   1983年2月2日


《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一部思想的深度对话与文明的交融回响 这本书,绝非仅仅是简单的学术论文集,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盛宴,一次对人类文明根脉的深情回溯。它以意大利思想家乔·巴蒂斯塔·维柯那部划时代的巨著《新科学》为引信,巧妙地将西方哲学的光辉与中国古代的智慧熔于一炉,并通过钱宾四先生(钱穆先生)的学术视野,勾勒出一幅宏大而细腻的文明对话图景。这部著作,顾名思义,聚焦于《新科学》所蕴含的深刻洞见,并着力探讨其如何跨越地域与文化的界限,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学传统中激荡起回响。 一、 维柯的《新科学》:重塑理解世界的范式 首先,我们必须深入理解《新科学》的基石意义。维柯所处的时代,正是理性主义的辉煌顶点,科学方法被奉为圭臬,人类的认知被严格地划分为经验与理性。然而,维柯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挑战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提出,人类的真正认识,并非仅存于对自然规律的抽象把握,更在于对人类自身创造的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他主张“Verum ipsum factum”(真理即为己造),强调只有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才能被真正地认识和理解。 《新科学》的核心概念——“法的历史”(ricorso storico)——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维柯认为,人类社会并非线性进步,而是螺旋式发展,经历着野蛮、宗教、英雄、政治等一系列循环往复的阶段。这些阶段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基础上螺旋上升,每一次“法的历史”的回归,都伴随着人类社会认识和自我塑造的深刻变革。这种动态的、循环的、辩证的历史观,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理解社会与文化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新科学》将“神话”和“诗歌”置于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认识论价值。维柯认为,远古时代的语言、神话、法律、宗教,都是人类心灵最原始、最真切的表达,是理解人类情感、理性、社会结构的关键。他打破了将早期人类文明视为蒙昧和非理性的陈见,而是将其视为人类心灵与世界互动、创造意义的宝贵起点。《新科学》中的“历史诗学”(poetica della storia)和“普遍语法”(grammatica universale)等概念,都指向了对人类语言、符号以及叙事结构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这对于后世的文学研究、符号学、民俗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科学》的出现,无疑是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哲学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内在逻辑,尤其是在理解那些看似“非理性”或“非科学”的人类活动,如艺术、宗教、神话等方面,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二、 钱宾四先生的学术精神:融贯中西的宏大视野 钱宾四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生涯始终贯穿着对中华文明的深厚关怀和对人类文明普遍性的不懈追求。先生的学术思想,以其“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化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再阐释。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更是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的实践者。 钱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未将中国文明视为孤立的单元,而是将其置于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他强调“国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在探寻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时,也积极寻求其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与沟通。这种融贯中西的学术视野,使得他能够以一种更为广阔和包容的视角,来审视和解读包括维柯《新科学》在内的西方思想。 在钱先生的学术脉络中,他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历史的深入理解,为他解读《新科学》提供了独特的参照系。例如,他对中国古代“诗言志”的传统、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情理”相生的认知模式的阐释,都可能在《新科学》的某些思想维度上找到共鸣,或者形成有趣的张力。 因此,本书将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讲座作为载体,并非偶然。它意味着,我们将有机会从一位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精髓的学者视角,来重新审视维柯《新科学》的价值,并考察其在跨文化语境下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维柯思想的介绍,更是对两种伟大文明在哲学层面的深度碰撞与交流。 三、 《新科学》与中西美学的影响:文明的交融与回响 本书的核心议题,便是《新科学》如何影响了中西美学。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文化互动过程。 (一)对西方美学的影响 《新科学》的出现,为西方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艺术起源”的再认识: 维柯将神话和诗歌视为艺术的最初形态,强调其在人类情感和认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挑战了将艺术视为纯粹模仿或感官愉悦的传统观念,为后来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等艺术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 叙事与历史的关联: 维柯对“法的历史”的论述,将叙事作为理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工具。他认为,故事、神话、史诗都是人类理解自身、构建社会秩序的手段。这为后世的文学批评、历史叙事学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语言与符号的哲学: 维柯对早期人类语言的考察,以及对诗歌、神话中象征意义的重视,为符号学、语言哲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他对语言作为人类心灵创造和认知世界的媒介的深刻洞察,在20世纪的语言学和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对“理性”的批判与超越: 维柯对纯粹理性的局限性的指摘,以及对人类情感、想象力、非理性方面的重视,与后来反思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不谋而合,对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哲学流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启示。 (二)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新科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则是一个更为复杂和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由于维柯的思想在中国接受和传播的历程,以及中西方哲学传统本身的差异,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普遍的,而是通过特定的学者、特定的研究路径,在特定时期产生的。 引入新的理论框架: 钱宾四先生等学者,通过将《新科学》引入中国的学术视野,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例如,维柯关于“神话”和“诗歌”在人类文明起源中的作用的论述,可以与中国古代的“诗教”传统、对“诗言志”的理解进行对话。 重塑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理解: 维柯强调“真理即为己造”,以及对人类创造性活动的重视,这可能促使中国学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审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匠心”、“道器合一”等观念。例如,对中国古代园林艺术、书法、绘画中体现出的“意匠”、“胸中丘壑”的理解,或许可以与维柯的“创造性”哲学产生新的联系。 促进中西美学的对话: 《新科学》强调“法的历史”的循环往复,以及人类社会认识的螺旋上升。这可以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损益”、“治乱”、“道法自然”等思想进行对照。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比较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方文明在历史观、宇宙观上的异同,从而促进中西美学的真正对话。 对“诗性理性”的探索: 维柯的思想,将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情感、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界限模糊化,鼓励人们从更宏观、更综合的角度来理解人类文明。这对于当下中国美学界在“诗性理性”方面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如何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发掘其深层理性,如何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融入更具哲学深度的诗意,都可以在维柯的理论中找到启发。 四、 讲座的意义与价值 本书以“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为载体,意义非凡。这表明,它并非是对维柯《新科学》的孤立研究,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下。钱先生的讲座,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辨和文化关怀。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 聆听一位大师的智慧: 感受钱宾四先生融贯中西的学术风范,领略其对人类文明的深刻洞察。 开启跨文化的思想对话: 深入理解维柯《新科学》的核心思想,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美学和哲学进行有趣的对照和比较。 拓展认识世界的视野: 摆脱单一的学科视角,以一种更为宏观、更为辩证的眼光来审视人类文明的演进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 反思当代美学的发展: 从历史的纵深和文化的广度出发,思考当代中国美学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阅读体验。读者不仅可以从字里行间领略维柯《新科学》的深刻思想,更可以从中西美学碰撞的火花中,感受到人类文明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这不仅是一次学术的探索,更是一次对人类智慧结晶的致敬,一次对文明交融与回响的深情回望。它邀请我们一同踏上这场思想的旅程,在古老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汇点上,发现新的启示。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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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寻找某种跨文化对话的契机时偶然接触到这本书的。我一直好奇,在遥远的东方哲学传统中,是否能找到与维柯关于历史循环和想象力本质的论述相呼应的脉络。这本书没有直接给出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更为微妙和高明的观察视角。作者巧妙地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基石与中国传统士人对“道”的体悟之间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我读到关于叙事结构和修辞策略的比较分析时,那种“原来如此”的豁然开朗之感,是阅读学术著作时最令人兴奋的体验。它不是那种生硬地将A与B进行比对的图示化比较,而是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底层去探寻相似的思维模式和审美倾向。这种超越地理疆界的思想交流,极大地拓宽了我对“美学”这一范畴的理解边界。它让我意识到,人类对于世界本源和意义建构的探求,无论在何种文化土壤中,都蕴含着惊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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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装帧设计和排版风格上,也透露出一种对严肃学问的尊重。简洁而有力的字体选择,合理的留白处理,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沉静、专注的阅读环境。我特别喜欢其中引文的引用方式,那种精准而有节制的使用,既彰显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又避免了过度引证而打断阅读的流畅性。这种对细节的考究,无疑是作者对其学术追求的一种延伸表达。最终,它所构建的知识图景是如此的壮阔而又精密,让人在合上书卷之后,仍能感受到一种思想上的充盈。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维柯的解读,更是一部关于如何进行深度文化比较和跨时空思想对话的方法论范本。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理解人类文明中“创造力”是如何在历史的熔炉中被锻造出来这件事上,有了一种全新的、更具批判性的认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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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宾四先生的讲座系列,向来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对传统文化的精准回望而著称,而本书的呈现,无疑继承了这种特质。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探讨维柯对“中土”美学观念的潜在影响时,所展现出的那种不卑不亢的学术风范。这绝不是盲目地推崇西方理论,而是将其视为一面镜子,用以反观和审视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行文中流淌着一种对本土智慧的深切关怀与珍视。当谈及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或山水画中的“情景交融”时,作者的笔触变得尤其细腻和富含感情,仿佛能透过文字感受到那些诗意的画面。这种在宏大理论框架下对具体文化实例的精雕细琢,使得论证过程既有理论的深度,又不失人文的温度。它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学术探索,不应是外来理论的简单嫁接,而应是批判性地吸收,最终服务于对自身文化基因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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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时,我对其思辨的密度感到有些吃力,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这本书更像是一次思维的“健身训练”。它要求读者积极参与到作者构建的论证迷宫中去,去辨析那些微妙的语义差别,去追踪那些复杂的思想链条。作者对于“历史性”和“实践性”在美学建构中的角色定位,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挑战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例如,关于“创造性”与“模仿性”的辩证关系,书中给出了远超传统二元对立的解释。这种对既有框架的颠覆性思考,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与乐趣。我甚至忍不住要停下来,拿出纸笔,试图绘制出作者所描绘的那些复杂关系图谱。这种迫使读者进行主动思考和重构知识体系的著作,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它留下的精神回响,远比那些平铺直叙的结论来得持久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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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仅仅是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扑面而来的学术重量感,让人不禁对内里的探讨抱持着极高的期待。我翻开它,首先被吸引的是那种严谨的结构和层层递进的逻辑。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对维柯原著的表面解读,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与思想光谱之中进行审视。阅读过程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在梳理复杂的概念体系时所付出的巨大心力,那些关于“想象的真理”与“历史的诗性”的辨析,仿佛一根根精密的丝线,将散落的知识点串联成一张严密的思想之网。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阐述过程中,并没有陷入晦涩的学院派术语泥淖,而是运用了一种极富洞察力的语言,将那些深奥的哲学思辨,转化为可以被认真思考和体会的文化现象。这绝非易事,许多学术著作往往在追求深度的同时牺牲了可读性,但本书在这方面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点,使得即便是对维柯哲学并非稔熟的读者,也能跟上作者的思辨节奏,并从中获得启发。这种对原著精神的精准把握与创造性转化的能力,让整部作品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思想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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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好的东西,非常地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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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继续收,不知最终能出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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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好的东西,非常地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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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节活动购买,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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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朱光潜翻译的,很多句子都明显不通。时时穿插,无事比较的译者注很讨厌。之前的讲稿很生硬。书的编辑也有明显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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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京东让读书人买书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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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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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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