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本书是彭小莲导演的蕞新电影文集，以创作者的独特视角回顾近年备受世界影展关注的热门作品，以及中国影史影人往事，带领我们走近银幕背后的光影人生。书中既论及大师之作，也论及初出茅庐的新锐导演，既有对历史的沉重反思，也有酣畅淋漓的感性表达。作者不以投资、明星、影响力来挑选影片，而只关注影片背后创作者的热情和真诚。这使本书成为一本难得的充满率真和勇气的文集。

　　著名导演彭小莲蕞新文集，评点近年来热门影片，直言国产电影困境和瓶颈。

　　深情回忆谢晋、吴天明、史蜀君等老一辈电影人，以及他们的坚持与信念。

　　以业内人的角度，专业剖析电影创作背后的得失起伏，深入展现影片的内涵与本质。

　　每篇文章配有多幅插图，采用小开本，提供舒适的阅读体验。

内容简介

　　从《为奴十二年》中对自由和平等的探索，到《卡廷惨案》背后的历史真相，从吴天明对电影的执着和坚持，到史蜀君的乐观与淡然，彭小莲以独特的视角剖析热门佳片和经典名作，回顾记忆里的影人影事，细数创作中的辛酸与梦想。

　　身为导演，作者从自身经历和业内人的身份审视电影艺术和产业，不拘于专业藩篱，文笔犀利，情感真挚，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也充满了对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的深刻反思。

作者简介

　　彭小莲，1953年6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茶陵，电影导演。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1994年毕业于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获得电影制作MFA学位。2001年帮助完成了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蕞后一部影片《满山红柿》，该片被评为当年日本NHK十佳纪录片。自编自导了8部故事片，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等，蕞新作品为《请你记住我》。业余写作，代表作品有《回家路上》《他们的岁月》《理想主义的困惑》《电影，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不要给我讲故事，我要的是人物》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娱乐的代价（代自序）

《为奴十二年》的日子

《卡廷惨案》的宗教意义

《如父如子》——情感认识

《指挥家的抉择》的困惑

《渺生一页》的真诚

《浪潮》的现实意义

《武训传》留下的记忆

遥远的《间谍之桥》

假设谢晋是幸福的

告别的尊严

骄傲的吴天明导演

关于苏联电影《人与兽》的记忆

加油！《爷爷奶奶的村庄》

谁在《逃离》1968

电影的多线结构

《波兰当代电影》印象

伊朗电影的《过往》

谁愿意接受“爱”？

因为热爱

出版后记

精彩书摘

　　告别的尊严

　　大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见美国朋友的短信，上面写着英文：“Valentine’sDayIsCancelled，MathematicalProof。”（紧急通知，今年的情人节取消了，因为数学公式证明“16-02-14=0”。）我还来不及大笑的时候，同时看见我的朋友柳光宇医生，发给我的短信：“她走了。”

　　我一下就愣在那里，知道这个她，是指史蜀君导演，她于2016年2月14日凌晨三点在上海岳阳医院去世。一个黑色的情人节，于是它也被取消了。我没有流泪，我知道史导演不喜欢看见人家哭哭啼啼。她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强势的东西，就是她喜欢说的：正能量！她直率，她真诚，她热情。她就像一团浓浓的烈火，似乎永远也烧不尽，看她的作品就是那样。可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再炽烈的火焰都有熄灭的那一天。当大火熄灭的时刻，看见的是一切化为灰烬，苍白的、脆弱的灰烬，就在那里飘飘散散地游动在空气里。我忍不住要最后抚摸一下那灰烬，可是它依然是那么炽热，一下把我的手灼伤了。

　　我和史导演同月同日生（6月26日），她长我一大圈。可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年龄的差距。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1983年，在上影五号棚的过道里，她正和摄影师赵俊宏一起，一手拿着秒表一手拿着剧本。赵俊宏把小小的取景器放在眼睛上，他们正在讨论设计一个运动镜头，同时确定镜头的长度。那时候，史导演刚刚接手了她的处女作《女大学生宿舍》，我一直以为她才30刚出头，于是，我们这些刚分进厂的年轻人，对她充满了嫉妒。后来《女大学生宿舍》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法利处女作奖，她和她的电影就像一片阳光，那么潇潇洒洒地落在上影的墙壁上，我们看见那些海报，看见史导演的笑容。但是她一点都不自满，很快就在筹备下面一部影片。看见我的时候，她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帮我把剧本看看，提提意见。”

　　那时候真的是妒忌啊，现在想来都有一份罪恶感，我立刻回答说：“我马上要出外景了，我一个破场记，看不懂的！”史导演一点不客气地对我说：“不要跟我来这套，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自私！”这是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后来我看见史导演，总是尽量避开她。我怕她咄咄逼人的架势，也怕她对我没有好印象。可是，我知道，摄制组的人都喜欢她，说到她的时候，总是听见别人对她的赞扬。再后来，海外有人联系我，要访问国内第四代女导演，我都会在啰啰唆唆的英文邮件之后，向他们推荐史导演。不仅是在弥补自己的歉意，也是因为她的作品有个性，值得更多的人了解。

　　每次采访以后，我都会收到别人由衷的感谢，跟她交流后，每一个人都喜欢她的个性，喜欢她的谈吐，更喜欢她正着手做的事情。

　　20年过去，我和史导演没有什么太深的接触，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听说你有一个本子写得不错？”她怎么会知道的？“你不是申请了文化发展基金会剧本扶持项目吗？我们严明邦（她先生）是评委，他回家说的。”“谢谢！”“什么谢谢，你给我看看。”一时语塞，现在还有谁会花时间帮人看剧本啊。我突然明白，原来无论是此刻还是将来，有人是可以保持自己品格的。她对人还是那么直接、真诚、充满善意。她的善良对于我，几乎像一本字典，我可以在那里慢慢翻阅，慢慢解读到她的意义。写到这里，突然接到电视台朋友的电话，他说：“我想做她一个节目，能采访你吗？”我说，史导演希望低调啊。可是，电视台的朋友伤心地说：“她帮助过我！”我不知道，她帮助过多少人，找到我说到史导演的人，第一句话就是“她帮助过我”。我写下这篇文章，是想对史导演的那些词汇，做一些注解，不要求人们依样画葫芦，可是我希望有些东西，是可以在日积月累里，最终构成一种气质，给我们一份参照。

　　看完剧本，我们在咖啡厅里见面，她认真地跟我说：“你里面写的民工孩子，捡到钱送还失主，你注意了，不要写成一桩好人好事。这么多的钱，你要让人相信他为什么会还回去，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不是写了一场戏，他们半夜全家都沉默了？”“这是民工的状态吗？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那么多沉默。”她一语击中我的要害，这是支撑整个故事的核心，我不了解民工。真的一棒把我打醒。我说：“我明白了，我一定要把它改好！”于是，最终成为现在《我坚强的小船》里的戏剧冲突。是人物成立，最后这个情节才合理了。

　　戏，开拍了，我们资金有限。我们找秦怡老师演奶奶，可是谁和秦怡老师演邻居？陪她打麻将？我第一想到了史导演，她没有商量就答应了。我又去找了于本正导演，他也答应了，可是立刻又来电话反悔，他说：“我家太太不同意，说我不能给人家是一个打麻将的形象。”“这是拍电影啊！”“就是拍电影，不能这样，以后有别的戏再来找我吧。”真怕于导演不来，史导演也会拒绝，可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拍了，再要找人实在是困难啊。我让制片给史导演打电话，我想给自己留点余地，没有想到史导演说：“我这里没有问题。”可是，给她多少酬金呢？她有三天的戏呢。这次，制片要我自己去谈，我结结巴巴地说：“史导演，我们的资金……”话没有说完，就被她呛回来了。“你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给你……”“不要跟我来谈钱的事情，我是来帮忙的，我不要钱。”我和制片心里都踏实了很多，可是制片说：“开口的群众演员都要给500元一天，她那么一个大导演，我们就意思意思给个一天1000吧。”我同意了。当三天的戏完成以后，制片给史导演拦下一辆出租，送她回家，然后赶紧把那3000元的红包塞在她的口袋里。史导演火气很大地瞪了制片一眼。出租车启动了，突然车窗被摇了下来，只看见从窗户里飞出一个红包，然后它傻傻愣愣地被甩在马路正中，我们站在那里都惊着了。出租车扬长而去。

　　其实我们支付的相当有限，可是她的做派，我似乎要用放大镜在字典里寻找。她真实得让我无法解释，在一个人人都在谈钱的日子里，她不搭理我们这些小市民，她对我说：“好好拍戏！”

　　2014年的夏天，我家钟点工突然脑溢血中风。我原本只想拿出几千块钱帮助她手术，可是突然听说，她因为丈夫生肝癌去世，背了一屁股的债，所以拼命打工挣钱倒下了；送进医院抢救手术后，头上的线还没有拆掉，已经从重症病房送到普通病房；进了普通病房，又突然通知她出院。保姆家的人急得来找我想办法，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突然想到史导演认识一些医生，立刻给她打电话，希望她帮助。史导演说：“我也不认识人啊，现在是她账户上没有钱了吗？你在家门口的路口等我，我马上过来。”很快，史导演打着的来了，她拿着一万块钱拍在我手上，说：“先把钱打进去，然后，我们找医生去。”

　　我们俩拿着小凳子等在医生办公室，医生一直手术没有下来。那一刻我看见史导演非常疲惫，她有点支撑不住，她说：“我们给医生留个信，然后回家再继续联系人。”我照她说的做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她自己已经生病了。但是，史导演的钱给我一个提醒，于是我向朋友伸出双手，大家都开始捐助，不仅为保姆交付了手术费，而且交付了全部的康复费用。保姆在最佳时间得到了治疗，终于康复了。

　　就这样，我和史导演越走越近，可是说着她的善良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在她的字典上，还要加上“尊严”两个字。她不仅活得有尊严，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带着一贯的骄傲，带着尊严存在着。当她知道自己生病时，首先就是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同时她要求丈夫不要跟朋友讲，特别是不要跟自己的妹妹讲，因为她们感情非常好，她不希望让她们心里有压力。她要求我不要跟厂里任何人讲，她不希望大家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她依然是一个开开心心活着的人，只不过目前有点生病。春天来的时候，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她邀请我去看樱花。那时候，她刚手术出院一周，非常虚弱。在公园里她叫了一辆车，我们就四下转着，我不记得看到什么特别的景致，但我记得她开心地说着笑话。夏天到了，我开始筹备拍戏，资金不能到位，她打电话给我，她说：“祝贺你资金没到位。”“别再恶心我了！”“真的，不要急着拍，先把剧本好好再改一遍！”我把剧本改好了，她又让我发给她看，那时候她身体已经很弱了，连我都不知道，她把剧本用14号的大字打印出来，认真看着，然后给我打电话说：“改得非常好！”我沮丧地说：“找不到钱拍啊！”“我帮你一起找！”

　　直到今年春节前，她最新的检查报告送到柳医生手上时，他正从手术台上下来。在第一刻就给我发微信，让我立刻去看望史导演，他要求我告诉她现实，生命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了，她要把所有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好，为的是以后没有后悔。

　　天呐，我怎么开口啊！但是医生说：“我们一定要让病人有尊严地走，心里不留任何一点后悔！”然后，医生在我的微信上说：“大导演，这个戏你必须演好，不要让人生有遗憾，并婉转地帮家属一个忙，从朋友的口中提出要比家属口中提出更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朋友的口中提出更好！但是，我硬着头皮往前走，因为史导演是我那么好的朋友，她帮助了我一辈子，我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能为她做点什么。可是坐上出租车的时候，我还是害怕，我给柳医生发微信，他回复我说：“人，总是要回归自然的，不要怕。做到了，家人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

　　2016年1月31日，我走进史导演的病房，她依然是那样神采奕奕，她躺在床上说：“跟你说不要来看我，跑那么大老远的。天，那么冷。”我竭力控制住自己，想着该怎么跟她开诚布公。我说：“史导演，今天你不要说话，你听我说。”她坦然地看着我，不再说话，当我把残酷的现实告诉她的时候，她依然不动声色，她只回答了一句：“我没有什么惋惜，没有什么后悔的，我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我该做的，都做到了。”看着史导演，这个时候，我真正体验到一个人的“尊严”，她没有张扬的表情，她的尊严以一种理性与平和的姿态向我伸出双手，我像被她紧紧地拥抱了。

　　我想起她对我说的：正能量。

　　严明邦走到她的身边，拉住她的手说：“史蜀君，明年是我们50周年金婚的日子，你一定要努力，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我立刻凑上去跟史导演说：“一定，一定请我参加！我们摄制组的人，都要来轧一脚。”说话之间，我们都笑了，我看见严明邦努力控制着眼睛里的泪水，史导演使劲地握了握严明邦的手，像是在鼓励他，坚强一点。我站立起来，走进厕所，让眼泪流尽。我倒吸着冷气，重新走回病房，史导演依然那样微笑地看着我。她说的，她没有惋惜，没有后悔，她认认真真地生活了一次，带着尊严；现在她是要带着尊严向我们告别，她依然微笑着。

　　严明邦说：“我春节给她买了一个礼物，是一件米色的羊绒衫。”凌晨三点的时候，严明邦为她穿上了那件新买的羊绒衫。衣服是全新的，史导演还是皮肤紧致，米色的羊绒衬映出她安详的表情，温柔的颜色衬着她的脸蛋，看上去依然那么精神，那么年轻。她闭上了眼睛，做一次长久的休憩。

　　史导演，以后每当6月26日，我们共同生日的那一天，我会举杯为你祝贺，你在我的生命里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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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娱乐的代价（代自序）

　　彭小莲

　　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时，法国观众的尖叫并没有更多的寓意，可是谁都不会想到，这一百多年以后，银幕的视觉效果取代了太多的东西，最残忍的是，阅读不再是人们向往的最高境界，文学意义被摄影机的效果挤压到犄角旮旯。黑暗中的光亮，代表了人们去消磨时间和生命的地方，太多的观众在那里寻找乐趣，但是他们不一定清楚自己会被“娱乐”裹胁、绑架。银幕上运动的画面，带来的“现实”感觉，让你有一种身历其境的参与感。梦，就此开始了；而这梦是清晰的，和自己的人生经历混成一片，于是你会被打动，被接受。接着，那些有追求的艺术家，开始拍摄艺术电影，或者是在电影中，渗透文学性，总之他们不愿意让电影变成浅薄的表达。但是，电影作为一个娱乐的形式，是无法否定的，它带来一群又一群的年轻影迷，最终让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明星的痴迷粉丝。

　　这就是摄影机和胶片给人类的生活内容带来的新形式。

　　电影，在这一时刻甚至是身份的象征，很难想象一般人家会拥有摄影机，拍电影是一次昂贵的付出，所以进入电影圈的人，不仅需要具备很多能力和技术的支持，而且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这些支持，就意味着付出代价的掌握。每一次的拍摄，不仅需要曝光准确，焦点准确，摄影机更不能出现故障；这还不算，冲洗又要经过一道程序，冲洗以后，底片不能划道，不能染上灰尘，当底片成为负片印成正片时，样片才能出现在银幕上。每当我们看见正片出来的时候，都会自觉地戴上白手套，这似乎是一种仪式，在胶片面前都会有一份自觉的虔诚，因为每一道程序，都倾入了艰苦的劳动和付出，最后构成一个神奇的活动的视觉世界。

　　这就是工业时代的艺术！

　　现在，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个工业艺术正在利用书面文字的局限；它毫无顾忌地在替代书面文字的价值，它不再具备书面文字的抽象表述，不再赋予观众思想和哲学，它是物质的、直观的，很多时候，它局限在事物的表象中。老人在电视机前，一边打盹一边观看，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睁着眼睛，并不明白屏幕上在展现什么。这是他们唯一可以消磨生命的方法。这对我是一个提醒，一个高度文明的文化，是不能仅仅靠视觉艺术记录下来的。即使埃及的壁画和雕塑，在公元前已经如此辉煌，可是当古埃及的文字消亡时，它的文明也随之而去。

　　可我又确实是芸芸众生的一分子，因为母亲的职业（苏联电影的俄语翻译），我爱上了电影。很小的时候，就在放映间里看见叔叔阿姨在摇片机前清理样片，把放映机的镜头对准焦点，最后才能把片子挂上去；配音室里，无声的片子，几个接在一起的镜头，循环放映着。我坐在黑暗中不能发声，但是配音演员却对着话筒说个不停，反反复复地说，停下来的时候，是导演在那里指出他们的问题，直到把口型对准；录音师将台词记录在声带上。就这样，我接触电影，了解电影，它像一棵树那样，在我身上种植，成长。

　　没有想到的是21世纪，短短十几年时间，胶片的世界，就被柯达公司自己发明的世界第一款数码相机打垮了。那伟岸的胶片帝国，刹那间轰然倒下，倒得如此惨烈，连感叹的机会都没有留给我们。手机摄影随之而来，它不仅可以打电话，可以拍照，甚至可以拍摄活动影像。一个月前的微信上，看见北影厂的洗印车间被拆除的消息。高科技取代了传统工业，全新的视觉市场诞生了，电影由此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胶片退出历史舞台，技术变得越来越简单，门槛消失了，当年的仪式已经不复存在。拿着说明书，就可以扛起机器拍戏的年代到来了。拍坏了，就像用橡皮一样，擦去硬盘里的数据，重新开始。已经没有材料消耗上的代价——重拍。原以为成本的降低，可以让质量大幅度提高，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成本的降低，同时降低了创作者的慎重态度，于是更多的非专业人员进入行业，投资方对待影片的态度转向只看明星的出场，摄制组的团队成员被太多的民工替代。影片中人物的塑造、故事结构和叙述的角度，同样被明星的价值所取代。这构成了“娱乐”的前提，电影的初衷模糊了，电影语言本身的语境消失了，票房成了电影的标杆，也成为粗制滥造的影片的避难所。

　　娱乐本身没有过错，明星就是为娱乐设立的，关键明星不是娱乐的全部。即使娱乐，它的内涵里面，还是需要其他素质的具备——它的品位和精良的制作。好看的娱乐片，也会成为经典，即使像《芝加哥》那样绚丽的歌舞片，依然可以让人眼花缭乱到难以忘怀。可是，我们拍不了那样的片子，我们没有那样的华丽的文化背景，等到我们的片子在“华丽”中喧嚣时，会变得惨不忍睹。我们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我想，那是因为我们是几代人在一个物质贫乏的岁月里长大，对商业的、娱乐的、物质的鉴赏，依然缺乏体验、认识和把握。

　　特别是那些拍摄老上海电影时的十里洋场，我们只在照片上看见。现在电影里的老上海，你会看见主角穿得华丽，群众演员即使是西装革履，可是他们的气质，依然只能是“群众演员”，很多人一眼望去，就是拍摄基地周边的农民。这里没有十里洋场的氛围，衣服也解决不了他们的人生阅历和精神气质的问题。不要说我吹毛求疵，不要说观众只需要看情节，没有人注意这些问题。对，观众可以不注意，但是拍电影的人不能不注意，什么才能构成有品位的“娱乐”电影？语境，就是这样被彻底摧毁的，服装、道具都由业余的人员在操作。

　　你可以对这些粗制滥造愤怒，但是市场有空间，票房在为它说话。尼奥·波兹曼还是不能容忍这些，他说：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波兹曼的讲话，没有给我更深刻的思考，因为我看见的现实，连“娱乐”都谈不上，投资方直奔被娱乐的观众口袋而来，他们大言不惭地谈论着票房，根本不谈电影；到《叶问3》的时候，竟然把手直接伸进观众的口袋里拿钱，做假票房，报假账，甚至投资方自己买票房，为把市场做“漂亮”，因为电影投资、电影票房是和理财产品联系在一起了。这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最后是电视新闻里报出了一个又一个深夜幽灵场。我不能不想到，“娱乐”绑架的不仅是观众的精神，同时在偷窃着他们的钱财。这就是，娱乐让我们变得愚蠢以后，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唯一还能打动我的是，在报上看见郑大圣导演，带着摄制组住在村里，体验着真实的生活，拍摄着低成本电影，他依然在为自己的“电影”付出理想，他不屈不挠。就像我看到的那些好电影一样，它们在娱乐之外，给予我更多的思考和精神层面的营养。虽然它们并不哲学，但是它们赋予我书本文字以外的意义！它们生动、直接，直抵我情感的最深处。

　　201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