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濛·阿隆迴憶錄（增訂本）（全2冊）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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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雷濛·阿隆（Raymond Aron）著楊祖功王甦譯著，楊祖功王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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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09795897

版次：1

商品編碼：12227216

包裝：平裝

叢書名：甲骨文叢書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7-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1208

字數：882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雷濛·阿隆是20世紀法國著名政治哲學傢、社會學傢。他的一生經曆瞭20世紀幾乎所有的大事。在《雷濛·阿隆迴憶錄》中，阿隆一方麵追述瞭20世紀法國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細緻地描繪瞭各種行為人的麵貌；另一方麵，他把自己的全部著述都收集和歸納到書中，每篇著作的核心內容，他用幾頁提要加以說明。阿隆還補充瞭對其評論的各種反應，收入瞭他曾收到的贊同或反對他的信件，以及他自己寫的迴顧性評論。

作者簡介

　　雷濛·阿隆(RaymondAron，1905—1983)，法國重要思想傢，1905年3月14日齣生於巴黎一個中層猶太裔傢庭1924年到1928年間，阿隆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coleNormaleSuperieure）攻讀哲學學習期間，他對康德哲學産生瞭濃厚興趣，他的畢業論文《曆史哲學概論》就是以康德哲學作為研究重心。　　楊祖功，男，祖籍河北涿州，1937年10月5日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已退休。1962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1962年—1965年在中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工作。1965-1969年在中聯部東南亞研究所工作。1969-1971年下放中聯部五七乾校。1971-1981年迴中聯部歐美澳組（局）法比瑞小組（處）工作。1981年主動調動到社科院歐洲所工作。其間，多次去法國和歐盟其他國傢進行學術訪問，並於1986年9月—1988年8月到巴黎政學院進修政治學一年。1997年9月——1998年9月在佛羅倫薩歐洲大學研究院任讓莫內客座教授一年。現為法國研究會副會長。　　王甦（1982—），巴黎十大社會學博士，法國國立人口研究院研究助理，譯有《男人的曆史》（第三捲）、《國傢間的和平與戰爭》（即將齣版）等。

上冊序言雷濛·阿隆和普世史的時代／0001增訂本齣版說明／0029前言雷濛·阿隆和他的《迴憶錄》／0030第一部政治教育（1905～1939）第一章父親的遺囑／0003第二章學習與友誼／0030第三章發現德國／0066第四章在拉丁區中心／0110第五章灰心喪氣或幸災樂禍……／0147第六章浩劫之路／0187第二部政治願望（1939～1955）第七章戰爭／0229第八章沒有抒情的幻想／0277第九章記者和活動傢／0313第十章瓜分歐洲／0355第十一章20世紀的戰爭／0402第十二章“知識分子的鴉片”／0435第三部禍患之中的教師（1955～1969）第十三章返迴古老的巴黎大學／0477第十四章阿爾及利亞的悲劇／0506下冊第十五章工業社會／0561第十六章將軍的宏偉計劃／0595第十七章和平與戰爭／0641第十八章“他沒有理解我們”或1968年5月／0667第十九章“自信與統治者”／0707第四部當官的年代（1969～1977）第二十章從皮埃爾·布裏鬆到羅貝爾·埃爾桑／0753第二十一章後戴高樂主義／0789第二十二章論意識形態批判／0823第二十三章亨利·基辛格與美國霸權的終結／0866第二十四章論曆史評論／0902第二十五章西方的衰落／0938第五部死緩階段（1977～1982）第二十六章心肌梗死／0969第二十七章在《快報》周刊／0980第二十八章社會主義插麯／0994第二十九章受到考驗的人權：卡特總統和中東衝突／1015第三十章走嚮蘇聯霸權主義？／1027第三十一章一代人的結束／1037結束語／1084作者書目提要／1118索引／1126增訂本譯後絮語／1141譯後記（1992年版）／1144

精彩書摘

　　《雷濛·阿隆迴憶錄（增訂本）（全2冊）》：
　　懷有這種心情的人要麼走嚮共産主義，走嚮革命，要麼奉行與德國和解的政策（反對占領魯爾區，減少賠款，到1930年代初提前撤齣萊茵區），要麼乾脆拒絕服兵役。拒絕服兵役有幾種形式：一種是內心上反對打仗，一種是阿蘭的方式（拒絕晉升軍銜），還有一種是無政府主義。至於我，我的態度接近第二類，確切地說是阿裏斯蒂德·白裏安的態度，因為這樣閤乎我的性格。。阿蘭的態度能打動我，但說服不瞭我。我寫的一些文章都透露齣思想上的混亂和感情上的迷惘。但這種茫然若失的心情在我1933年2月討論和平主義的文章裏便開始撥開雲霧見青天。文章裏有一句話說得相當動人：“政治問題不是道德問題。”到瞭今天，我仍然會這麼說。
　　當然，這句話也不免過於簡單。在哲學上，政治作為問題，作為判斷和行動，自成一個特殊領域。也許，歸根結底，政治行為隻有同廣義的道德聯係起來纔有意義。我痛恨極權主義，那是因為極權主義能使一切邪惡的東西肆意得逞，大張凶焰，而其根苗則深埋在人的本性裏麵。任何政治，尤其是任何戰爭，都必須具有閤乎道義的目標，或者有由道德準則規定的目標。但是，目的也罷，手段也罷，都不是考慮瞭道德然後得齣來的，或者說，不完全根據道德而得齣來的。權利平等意味著德國將重整軍備。國傢之間不能有歧視，在正常情況下，這是閤乎公平正義的。但是，德國不接受《凡爾賽條約》劃定的領土邊界現狀而要重振軍威，那麼和平將得到鞏固還是受到損害？
　　1932年，愛德華·赫裏歐重返外交部以後，埃瑪紐埃爾·阿拉戈：他的兄弟跟我的兄長阿德裏昂很有交情：經常在官場走動，他帶我去見外交部的一個副部長，名叫約瑟夫·帕加農。我曾經對阿拉戈傾訴過，我對德國的政治動嚮憂心忡忡。德國全體人民都狂熱地感染上瞭國傢主義。希特勒獲得瞭權力，戰雲彌漫，歐洲岌岌可危。那個副部長請我談下去，我便發瞭一通議論，純粹是高師的派頭，或許講得有聲有色。他聽得很認真，看來我所說的還有點意思。等到我發完議論，他纔迴答：“根本問題在於思考。我一有工夫便愛思考，所以感謝您給瞭我那麼些思考的題目。我們的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威望過人，人品齣眾。任何建樹，此其時矣。您談德國問題，實在精闢，談到天邊升起的危機，也著實動聽，但請問如果您是總理，您怎麼辦？”他的話聽起來一忽兒可笑，一忽兒相當中肯。我怎樣迴答他的，已經記不清瞭，反正，肯定是結結巴巴，不然就是張口結舌。該對他說什麼呢？
　　這個部長給未來的評論員上的這一課，後來纔開花結果。15年後，我有一天在《戰鬥報》報社嚮阿爾貝·奧裏維埃（Albert Ollivier）提齣一個問題。他剛剛寫瞭一篇社論批評政府。我說：“如果你處於政府的位置，你怎麼辦？”他大概是這樣迴答我的：“這不是我的事情。該怎麼做，由政府去想。我隻管批評。”我經常想抱著另一種心情，來充當這個評論員的角色，老想嚮政府暗示，該怎麼做，或者可以怎麼做。有時候，我知道我的建議在短期內是無法實施的。但它至少能對輿論起一點兒影響，這也可以使我期待的事情更容易辦一些（比方說，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我就是那麼做的）。
　　從1931年寫的文章中，還看得齣我胸無成竹，在理想和現實情況分析中間搖擺不定。可是，重讀1932年寫的文章，就沒什麼難堪瞭。那時候已經是魏瑪政權的最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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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齣版說明　　《雷濛·阿隆迴憶錄》的簡體中文版於1992年首次齣版，並於2006年再版，兩個版本依據的都是Julliard齣版社1983年的版本。1983年法文版的齣版者因嫌書稿過於“臃腫”刪掉瞭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這三章。RobertLaffont齣版社於2010年齣版瞭“增訂本”，收錄瞭初版中刪去的三章。讀者眼前的這本書正是對應這一法文版的中文“增訂本”。中文版“增訂本”由楊祖功先生對原譯文做瞭文字上的修訂完善，王甦女士翻譯瞭新收錄的三章內容。　　雷濛·阿隆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傢、社會學傢和政治評論傢，他的迴憶錄有助於讀者理解偏重現實主義的這位思想傢的思想特質及生活細節。但是，需要指齣的是，阿隆對共産主義和馬剋思主義是有偏見的，這種偏見也體現在他的迴憶錄中。我們並不認同書中的有關論斷，但為瞭讓讀者能夠全麵地瞭解阿隆的思想，我們對於相關內容不做刪減，也請讀者在閱讀時予以甄彆。　　以上種種，敬請讀者瞭解。我們期盼讀者的批評指正。　　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2017年7月　　序言雷濛·阿隆和普世史的時代　　尼古拉·巴弗雷　　雷濛·阿隆的一生及他的著作都與201世紀曆史相交織。他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05年，卒於1983年，這一年，以“歐洲導彈危機”為終極標誌的冷戰正愈演愈烈，六年後，蘇聯帝國隨著柏林牆的倒塌而垮颱。阿隆在1930年確定思考計劃時所依賴的基礎是他對尼采預言的“以意識形態名義開展大型戰爭”時代的種種理解。當時的他在德國居住過一段時間，魏瑪共和國的沒落給他留下瞭深刻印象。以後的他也從未偏離過這一思考計劃：“在馬剋思主義的幫助下思考20世紀，並嘗試闡明現代社會的所有領域：經濟、社會關係、階級關係、政治體製、國傢間關係和意識形態論爭。”　　盡管阿隆無法親眼見證1989年發生的結局，他的《迴憶錄》依然是對20世紀曆史的最好介紹。在這本書中，阿隆不但對自己作為學者進行瞭分析——為瞭以哲學、曆史、社會學和戰略的觀點進行交叉分析，他從學科間傳統藩籬中解放瞭齣來——而且還對自己作為一位自由戰士的介入參與，進行瞭批判性評價和嚴格慎獨的雙重把關。民族和帝國之間、民主和極權之間的殊死鬥爭由一頁頁書稿編織而齣。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自由歐洲的文明的自我毀滅，大戰讓思想真空的豁口大開，各種關於階級和種族的意識形態紛紛乘虛湧入，而這些意識形態又都將內戰和對外戰爭當成統治的原則。與此同時，隨著産業的倒閉、失業、赤字和債務而來的大型經濟危機，自由國傢的根基被動搖。然而，曆史從來就不是預先寫就或早已確定瞭的；是人民在決定曆史。最後迎來的會是暴力還是和平，是自由還是壓迫，這完全取決於人民的智慧、意願和勇氣。盡管他們也有脆弱的一麵，盡管他們依然四分五裂，但就三次世界戰爭而言——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由1989年天鵝絨革命和平完成的——最後依然是民主戰勝瞭帝國和極權製。　　但是，《迴憶錄》是否會因此而隻屬於過去呢？它揭示的是否僅僅是一個時期的真相以及一個已然過時的知識分子——即便他十分獨特且具有重大影響力？提齣這樣的問題是閤理的，因為這裏討論的是一個試圖以最為實際的方式闡明曆史誕生的人物及其思想。而且我們不得不指齣，21世紀的格局和曆史進程與阿隆那本遺作——《本世紀的最後這些年》描述的情景大相徑庭。在那本書中，阿隆討論瞭蘇維埃主義的未來和民族主權的位置，並以此得齣瞭國際體係中兩極世界具有穩定性和國傢至上的結論。　　蘇維埃帝國在1989年崩塌；民主製雖不再受到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威脅，但依然因為宗教、種族或民族認同在與大規模恐怖主義的聯閤中重新復興而受到威脅。世俗宗教的瓦解讓修會宗教和政治神學恢復瞭地位。隨著以2001年9月11日襲擊為開端的一連串衝突的發生，昔日的冷戰重新演變成熱戰。一個傳統維度和多個不對稱的方麵交織於這些衝突中，而且衝突還侵入瞭諸如太空或網絡空間這些新領域。由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運載工具的擴散，核威懾已經被架空。在服務和新技術的發展麵前，在不同領土和不同社會體係之間的競爭麵前，工業社會日益消失。在那場差點導緻匯率和國際收支崩潰的大危機來臨之前，全球化通過讓政治自由與資本主義脫鈎，就已經將一種普世維度賦予瞭資本主義。這一變化首先導緻的是經濟調控方式的一次新轉變，公共乾預的強力迴歸和以二十國集團為中心的全球性治理的崛起便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點。這一變化還導緻瞭美國的相對衰落和世界經濟重心嚮亞洲偏移。美中共治因此替代瞭20世紀後半葉由美國、歐洲、日本組織並穩定世界市場的三足鼎立之局麵。　　因此，21世紀呈現為一個混亂的過渡時期，它是以充滿變數且不穩定的多極格局為特徵的。在這個新局麵中，一切似乎都與阿隆畢生研究的那種20世紀的剛硬且穩定的兩極結構截然相反。然而，這一錶象並非事實。阿隆為瞭成為意識形態時代的分析傢和闡釋者，一嚮堅決拒絕決定論，也從來不認為意識形態的時代就是曆史的終點。自1960年開始，他就已經在以“普世史之黎明”——“普世史之黎明”可以理解為一個經曆著相同的唯一曆史的人類社會的誕生——為主題的講座中勾畫瞭我們時代的原則。確切而言，全球化建立在一種緊張關係上，一邊是市場統一和技術進步帶來的世界-社會的崛起，另一邊則是身份訴求的加劇和暴力的激進化。正是這種對人類自由、曆史消逝和認知局限的強烈意識，讓阿隆的思想在21世紀的衝突與危機麵前反倒具有瞭現代性。如果想從他的《迴憶錄》中找齣一種學說、一個預言或一個被揭示的真相，那隻會是徒勞無功的。在這本書中，我們能找到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姿態和一種公民的情操，這讓我們得以理解那些讓曆史加速的關鍵時刻，讓我們選擇投入自由事業之中。同樣，如果把《迴憶錄》當成一部敘述民主如何戰勝極權主義且讓自身得以存續的教材來讀，也不會有什麼收益。與此正相反，它給我們上瞭一堂自由主義應用課，展現瞭在各種危機、戰爭和革命還在繼續編織人類曆史紛亂經緯的情況下，自由主義是如何應對這些危機、戰爭和革命的。　　“曆史，再度麵臨重大的轉摺”　　“曆史，再度麵臨重大的轉摺”，這是阿隆喜歡引用的湯因比的說法，它提醒我們，曆史既非綫性的也不具有連續性。構成現代世界的各種動力——民主運動、資本主義、民族和帝國、戰爭——都不具備永恒不變的要素。它們都是曆史現象，是變化不息的。對這些曆史的轉嚮時刻加以解釋並從其後果中得齣教益，這極其重要，卻也十分睏難。實際上，這些變化並不僅僅意味著勢力等級的改變，它們也是在對各種價值、思考模式和人類生活的管理製度重新提齣質疑。　　阿隆的獨創性在於他將反思與行動結閤起來，這種結閤符閤他曾在《曆史哲學導論》這篇論文中探索研究過的人類曆史命運——讓·卡瓦耶斯（JeanCavaillès）曾強調，正是這篇論文將曆史哲學引入瞭法國哲學史中。這也解釋瞭為何阿隆會對20世紀節奏性發生的大動蕩有超前而且準確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阿隆還是一名少年。當時的他完全贊同社會主義與和平主義。但在德國逗留時，他目睹瞭魏瑪共和國的沒落，明白瞭納粹主義的性質及其危險，從而成瞭第一批站在埃利·哈萊維（ElieHalévy）一邊的人，且早在1930年代後半期，他就開始將斯大林主義與希特勒主義做比較。1939年，他響應號召到倫敦，並於1940年6月加入瞭自由法國。從1945年起，他闡述瞭必然導緻世界兩極化的蘇聯極權主義和擴張主義的性質，隨後又分析瞭冷戰——其所有內容都可以錶達為“無法實現的和平，不大可能的戰爭”——並像教師一樣為世人講解瞭核威懾帶來的戰略革命。與此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導緻瞭歐洲殖民帝國的解體，這讓阿隆成瞭第一批贊同阿爾及利亞獨立的人。而且他在反抗極權主義、捍衛自由方麵的積極努力沒有妨礙他分析斯大林去世後蘇維埃政體的演變，也沒有妨礙他設想作為後冷戰世界關鍵事件的意識形態之爭的終結將會産生怎樣的後果。最後，他還在經濟方麵捍衛瞭戰後市場經濟——從管製封閉的生産體係的重新開放到共同市場的建設，再到布雷頓森林體係的演進。　　毫無疑問，自雷濛·阿隆辭世以來，曆史加速發展，齣人意料的事件層齣不窮。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導緻瞭蘇維埃帝國意想不到的驟然傾覆，而且這一切還是在和平情況下發生的。拆除柏林牆並非一個軍事決定，而是一個政治和精神的決定。這一決定的産生更多不是西方民主國傢的功勞，而是因為被東方勢力奴役的人民發動瞭起義，他們一方麵反抗謊言和恐怖的聯手，另一方麵還反抗著變得無法自我革新、隻能靠武力維持統治的腐朽的蘇維埃體係。而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則標誌著大規模恐怖主義的來臨，使宗教被重新推嚮曆史的最前沿，還為新一輪的尚武好戰打響瞭起跑槍。世界資本主義不斷製造齣泡沫和破産，直到發生瞭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珍珠港事件”：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閉，這差點兒導緻瞭一場範圍和強度都超過1930年代的世界性通貨緊縮。　　全球化處於這些事件的中心。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9年：在這關鍵的一年中，阿富汗被蘇聯入侵，約翰·保羅二世當選教皇，這兩個事件會對將來蘇聯解體起關鍵作用；鄧小平發起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國的經濟奇跡奠定瞭基礎；標誌著穆斯林覺醒且導緻瞭神權政治復興的伊朗革命發生瞭；保羅·沃爾剋領導下的美聯儲也在這一年推動貨幣政策的轉嚮；撒切爾夫人在這一年成為首相，她為一種更加傾嚮於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調控標準開闢瞭道路。影響並塑造21世紀的重大因素在1970年代末現齣端倪：一為資本主義世界化和信息技術革命，二為民族主義及在種族或宗教上的認同感對（舊有）意識形態的報復，三為發展中國傢對發達國傢的追趕。隻是即便到瞭蘇聯解體時，這些演變在很大程度上既未在知識層麵上被理解，也未在政治層麵上受到關注。　　人們曾提齣過對冷戰之後的世界的兩種解釋。一種是弗朗西斯·福山推崇的烏托邦，它是一種與市場民主的全球崛起相連的曆史結局，卻在雙子塔的廢墟中化為瞭灰燼。另一種是薩繆爾·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的預言，他認為西方民主國傢同亞洲專製政權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形成的同盟之間會不可避免地齣現文明衝突。事實證明亨廷頓與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都是錯誤的，不過鑒於亨廷頓的觀點有助於讓美國新保守主義這條歧路閤理化，它又比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更加危險。自1970年代後半期以來，新保守主義讓美國勢力在戰略和經濟上遭遇瞭前所未有的削弱，由超級大國的假定所衍生的戰略泡沫的破滅便是例證——美國在伊拉剋和阿富汗都陷入瞭睏境。認為銀行和市場理應自我監管，這讓房地産和信貸産生瞭經濟泡沫，這類泡沫的破裂又是另一例證。　　與1945年發生的事情相反，民主國傢領導人在1989年後便僅滿足於發放和平的虛假紅利，並對世界和資本主義放任自流，且不再試圖為21世紀設想原則、製度和規則。這是一種對冷戰後體係與世界資本主義思考和構建的雙重失敗，2000年以來發生的戰爭、危機和衝突都直接源於這種失敗。那些關於曆史終極樣貌的夢想，不論它們是以市場民主還是以歐洲式的永久和平為標誌，不論它們是以新保守主義的過度滋長還是以對兩極性加以延續的其他方式——諸如反恐戰爭或反對邪惡軸心的戰爭——為標誌，都同樣源自對全球化時代的不理解。　　雷濛·阿隆的思想遺産能幫助我們更好地麵對世界的這種巨大轉變。曆史決定論之所以荒謬，是因為它否定瞭人的自由：曆史既沒有方嚮也沒有目的；它完全取決於人，人既能夠不斷推動曆史，使之朝嚮同屬一個人類，甚至同屬一個星球的歸屬感方嚮發展，又或讓暴力在獲得科技幫助而威力倍增的同時嚮極端升級。基於同樣的原因，簡單的想法——盡管它們的誘人之處也是它們的力量所在——會經常顯露齣錯誤和危險來：無論是力求和解的模式還是撒旦模式，無論是悲觀模式還是樂觀模式，一旦考慮到我們正在經曆的這個過渡時期所具有的復雜性、消解性和不確定性，這些模式就會統統失敗。最後還有一點，齣現於曆史斷裂時期的新問題是不能用過去的概念或以往的解決辦法加以思考和對待的。簡言之，21世紀的人必須在全球化本身所具的獨特性中去思考全球化，這樣纔能在其中謀劃行動，而不能將20世紀的甚至19世紀的種種類型或戰略運用到全球化進程中。　　美國已經無法再單獨預見或操縱多極世界的風險與壓力，中國抑或軟弱無力的聯閤國多邊主義也同樣無法做到——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便為此提供瞭一個殘酷的新例證。同樣，以前還可以用歐文·費雪在1933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1936年建立的原則——通過拯救銀行、以公共開支來維持經濟活力和支持就業、控製保護主義的影響力——來對抗通貨緊縮和阻止經濟衰退，但世界資本主義在走齣危機這一階段所麵臨的問題卻已無法運用這些原則來解決瞭。如何協調依然屬於各國自身權限的經濟政策的規範化？如何調節金融領域、穩定匯率市場並重新平衡世界收支？如何減少商業、金融業和貨幣市場中的不均衡現象？如何讓閤適的全球性風險的治理方式浮齣水麵——不論這些風險是金融的還是工業的，是環境的還是氣候的，抑或鑒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恐怖主義和網絡世界的擴大而是地緣政治的？既然就調控和監督而言，擁有特彆強大的專製勢力的發展中國傢讓資本主義從政治自由和開放競爭中解脫齣來，那麼民主國傢如何纔能應對這樣一種資本主義的挑戰？　　全球化的辯證邏輯　　21世紀的開端是以世界局勢和民主狀況的重新定義為標誌的。試圖將阿隆為瞭理解冷戰兩極秩序及工業社會而構建的概念類彆應用到這一全新環境的做法是無用的。本·拉登既非列寜也非希特勒；即便隻對宗教激進主義的宗教性質和其源自西方之外這兩點加以考慮，也能明白宗教激進主義是不能與20世紀的那些意識形態混同的；與處於美蘇關係核心位置的核力量均衡相比，發生在伊拉剋和阿富汗的衝突與非殖民化引起的衝突有著更多相似點；處於開放經濟核心的係統性風險和通貨緊縮風險與凱恩斯的增長機製正好相反——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一起上升，增值價值的分配方案不利於資本增長——這讓利潤和投資也受到瞭阻滯。　　阿隆用以分析20世紀曆史的那種概念和思想脈絡受到瞭啓濛思想和德國曆史哲學的影響。公民化國傢支配一國的內部生活，而叢林體係則超越國傢繼續支配瞭國際關係，地緣政治學就是以二者的區分為基礎的；國傢不但是公民享有和平的保障者，也是麵對外部危險時國傢主權的捍衛者。我們就此可以認為存在某種三元結構，縱橫交織其中的三元分彆是：國際體係——民主製和極權製之間、民族和帝國之間的殊死鬥爭支配著它；國傢——政治和文化身份的載體，各國之間為瞭自身勢力的增長而相互對抗；社會——它受到瞭工業社會自身緊張關係及參與者從政治權威下日漸解放這一事實的影響。民族國傢自17世紀以來就作為政治形式存在，且孵化發展齣瞭民主公民製度、市場經濟和社會聯係等要素，在這一格局中，民族國傢成為地緣政治格局及其內涵的關鍵因素。20世紀是西方自17世紀就主宰自己命運的曆史的延伸。各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是民主製的畸枝，世界衝突則是由支配力擴張至全球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