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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作為“比較製度分析”的創始人之一，青木昌彥在國際經濟學界享譽盛名，本書是對青木昌彥教授一生對經濟學所做貢獻的梳理總結。 、內容簡介
青木昌彥是比較製度分析學派的領軍人物，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同路人。本書是他去世前完成的作品，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探求製度的內涵，揭示瞭閤同、公司等經濟製度與國傢製度、社會規範之間的邏輯關係，雖從經濟學入手但又*瞭經濟學。本書短小精悍，既有深入淺齣的理論介紹，又有對中日兩國現實問題的分析，對於想要瞭解青木昌彥近年來的研究以及製度經濟學*新進展的人來說，是一本必讀佳作。作者簡介
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1938年4月1日齣生於日本名古屋市，1962年畢業於東京大學經濟係，大學期間曾參與波瀾壯闊的日本學生運動，1967年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青木昌彥曾任教於哈佛大學、京都大學、斯坦福大學，是斯坦福大學榮休教授。
青木昌彥學術成就斐然，不但在信息經濟學、企業理論、製度經濟學、産業經濟學上頗有建樹，而且他關於信息結構與製度創新的研究使他獲得瞭國際熊彼特奬。他曾任國際經濟學會主席，並多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奬提名。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青木昌彥是*早關注中國經濟變革的著名經濟學傢之一。他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1976年，他訪問瞭大寨和清華大學，1994年參加瞭京倫會議，此後，幾乎每年，他都會訪問中國。他的著作《比較製度分析》以及他主編的《轉軌中的公司治理結構》《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等書，在中國産生瞭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2015年7月15日，青木昌彥在美國斯坦福校醫院病逝，享年77歲。
精彩書評
這是一本經濟學大師貢獻給大眾的入門讀本。它的齣版，是一件值得學界和大眾共同慶幸的事情。青木教授作為製度經濟學進入比較製度分析新階段的開創者，運用20世紀後期經濟科學的*新成就，把博弈論的分析手段運用到比較製度分析上來，為學科的發展做齣瞭傑齣的貢獻。因此他能夠在這本書中駕輕就熟，把一門十分高深的學問通過通俗淺白的語言娓娓道來，使經濟學素養深淺不一的讀者都能從中體驗到科學的力量和美麗。——吳敬璉
青木昌彥是比較製度分析學派的領軍人物，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同路人。本書是他去世前完成的作品，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探求製度的內涵，揭示瞭閤同、公司等經濟製度與國傢製度、社會規範之間的邏輯關係，雖從經濟學入手但又*瞭經濟學。本書短小精悍，既有深入淺齣的理論介紹又有對中日兩國現實問題的分析，對於想要瞭解青木昌彥近年來的研究以及製度經濟學*新進展的人來說，是一本必讀佳作。
——陳清泰
本書是恩師青木先生給中國的年輕學者留下的智慧，濃縮瞭先生對製度比較分析的心血。希望中國的年輕學者，藉著先生的智慧，以先生般廣闊而深刻的視野認識製度和曆史，為深化改革提齣理論的指引。
——車嘉華
目錄
序言
引言
緻謝
第1章 如何學習經濟學
�r我本人是這樣學習經濟學的
�r經濟學的學習準備
第2章 製度分析的理念
�r製度分析入門
�r製度的熊彼特式創新與創新的製度
�r青木先生，什麼是製度？
第3章 製度分析的應用
�r探究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局限
�r雁行理論2.0版
�r中國與日本製度演化的源泉
�r福島核電事故啓示
第4章 拓展製度論的視野
�r拓展製度論的視野
�r資本主義的未來
�r城市現代化與卓越團隊的競爭
齣處一覽
注釋
參考文獻
譯者手記
精彩書摘
中*來說），於是，人們傾嚮於生育更少的孩子（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Galor and Weil，1996，2000；Lucas，2002）。人口轉變導緻瞭現代增長機製，在其中人均GDP增長是靠索洛—羅默技術革新（內生技術革新）維持的，如果沒有索洛—羅默技術革新則增長速度與之前的轉變階段的增長速度相當。但是，這並不是曆史的終結，接下來我將對此進行簡短的討論。從馬爾薩斯狀態嚮現代內生增長模式的轉變，常常依據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典型事實來模型化。然而，新方法的理論創新在於將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理解為連續的正常發展過程，而不是由不同變量所決定的不同均衡增長路徑（Galor and Weil，2000；Hansen and Prescott，2002；Galor，2011）。從這種統一連續的角度來看，東亞奇跡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奇跡，而是一種追趕現象（Bloom and Williamson，1998；Ngai，2004）。為瞭更好地從整體上理解發展過程，我們也許希望知曉為什麼不同經濟體（比如說西方和東方，或者同處東亞的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連續發展階段，在起始時間、持續時間和製度形態上都存在差異。此外，從這些差異中可以得到哪些啓示，以揭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製度是怎樣變化的？
在前一節中，我們從量化角度定義瞭東亞經濟發展過程的五個連續階段——M、G、K、C和PD階段，這五個階段指齣瞭東亞經濟發展的共同模式，而且基本上與此前介紹的經濟發展統一分析框架相一緻。然而，雖然東亞經濟體在發展階段的數量特徵方麵存在著普遍的共性，但是它們以及其他經濟體的各個發展階段的齣現時間與持續期都是不同的。原因何在？它對未來發展又有什麼啓示？要迴答這些問題，顯然需要對我之前抽象齣的製度進行明晰的考察。然而，關於製度的概念，經濟學傢以及其他領域的製度研究者很難形成一緻的理解。
近年來，經濟學傢們采用的一個比較流行的方法是，通過計算每種製度與所認定的理想製度安排之間的差距來衡量製度的質量，這些製度安排包括法治、普遍的信任關係、公司治理中對小股東的保護等歐美國傢所奉典範，根據經濟錶現對這些指標進行迴歸。但是，據此測算齣的差距意味著什麼呢？僅是效仿歐美的開明政策和企業傢的創新行動，各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就能達到“現代經濟增長階段”嗎？在此過程中，縮小差距的必然性和或然性真的存在嗎？雖然這些癥狀描述與處方看起來都很清楚，但是對理解東亞經濟軌跡的本質，預測它們未來的發展軌跡，以及對它們製定政策可能並無太大幫助。
相較於有關製度的外生觀點，我采用瞭下麵的概念框架來理解製度以及它們的動態變化，我在*近的研究中對這一框架做瞭詳細闡述（Aoki，2001，2010，2011）。
製度本質上是社會博弈在現在及未來不斷重復進行的公認模式。這種模式由有效的法律、社會規範、組織以及其他外在造物（external artifacts）等來概括地或公開地錶徵，它們都是製度的實體形態。這些公開錶徵的基本職能是，通過重復的社會博弈不斷調節個體參與人的預期。個體形成的預期輔之以個人偏好，或多或少形成瞭社會博弈的穩定狀態；這也意味著作為公開錶徵的製度的信任度提高瞭，因而不斷重復。
如此一來，個人的社會認知（主觀預期）與現實中進行的社會博弈狀態，不斷受到製度的調節，人均收入及人口動態齣現某些趨勢。在此基礎上，製度作為內生結果，可以用博弈論的均衡概念來分析。
但是，製度也會發生變化。因而，關於發展過程的製度軌跡的基本特徵可以近似地理解為間斷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a），即連續均衡的序列。然而，這些連續的均衡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以一種路徑依賴的方式聯係在一起。在每一個發展階段，博弈狀態都不是完全靜止的狀態，而是根據人均收入水平變化、由前代人口決定的人口年齡結構等人口動態要素而變動。這種變化可以用來預測社會博弈狀態的下一階段，並通過社會博弈實驗創造齣新的博弈方式，以此作為過渡的條件。新的博弈狀態在確立的過程中，其典型模式將由各種製度實體來具象化。因而，製度應該被理解為與經濟和人口的動態化相互演化，而不是單嚮地決定經濟錶現與人口狀況。製度既為經濟體的經濟、人口結構變量嚮下一階段轉型創造瞭條件，但也因此受限於這些變量。為瞭進一步理解演化論曆史觀，讓我們迴顧東亞經濟發展的M階段（馬爾薩斯階段），探究與現代經濟發展路徑緊密相關的製度的曆史起源。
與許多曆史學傢一樣，蘭德斯（David Landes）認為清代的中國未能迎來工業革命、技術進步緩慢的原因是，“自由市場和財産權製度”的欠缺以及“對全體社會生活的極權主義控製”。有趣的是，他將農業視為“例外”（Landes，2006，第6頁）。M階段（後期）的東亞經濟以農業經濟為主導，個體農戶經營著他們自有的或者租賃而來的小塊土地，這些土地通常不超過幾英畝。正如速水佑次郎等人（Oshima，1987；Hayami and Otsuka，1993；Hayami，1995）頗具說服力的論證所描述的，因氣候條件多變，這種小規模農戶的農業經營與耕作需要對植物進行精細的人工護理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如此一來，在類似的自然條件和農業環境基礎上，東亞各國有不同的製度特徵。例如，土地所有權保障、土地租賃契約履行、農民之間信任關係的理想狀態、遺産繼承習俗以及由政治形態本質決定的繳稅義務方式，在東亞地區內部也呈現相當大的差異。東亞內部多樣化的製度安排，告訴我們不能將東亞的情況一概而論。我們不能將其歸結為有彆於新教的“儒教”，不同於民主主義的“極權主義”、古典馬爾薩斯主義所強調的“地主剝削”，以及有彆於基於法治的普遍道德的“傢族紐帶”、與個人主義相對的“集體主義”等概念。M階段所呈現的差異，時而顯著、時而微妙，對於東亞經濟內部以及與其他地區相比的製度軌跡，它提供瞭不可忽視的轉摺點，並因此決定瞭經濟績效的差異。讓我們探尋中國與日本在M階段製度演化的各自起源，比較各自的風格，來進行深入的剖析。
前言/序言
引言
本書可視為自成一派的“經濟學入門”。“自成一派”指的是，通過聚焦於“製度”，試圖去理解經濟和社會的運行方式。然則，為何理解“製度”對經濟學如此重要呢？
哲學被稱為科學女王，伯剋利加州大學的塞爾（John Searle）教授位列該學科的*前沿。他曾說：“‘製度’在經濟學的商品、市場、貨幣、對外收支等現象中發揮著核心作用，製度經濟學卻常常不被視為經濟學的主流和中心，確實有些令人驚訝。”“對於近來製度經濟學傳統的重要復興，我本人錶示熱烈支持。若僅錶示歡迎，未免有失重視。”（Searle，2005）我在本書第4章第1節中會談到，對於塞爾的哲學製度論我並不完全認同，卻甚是贊同他關於經濟學的製度中心論。
並非“失去的20年”，而是“變遷的30年”
盡管如此，在這本入門書中，我將製度作為焦點的理由並非僅是因為經濟學的“製度中心論”。不惟經濟學，諸學科之所以對製度抱持極大關心，或許是因為我們想通過現在的世界去更深入地理解未來。確切而言，製度論的終極目標是現狀分析和政策分析。但是，若基於現實關聯性的分析不囿於缺乏實效性的單純時政批判，就必須以深刻理解製度的本質為前提。本書將要闡述相關製度概念，與那些單純通過政策和立法就能改變的製度無關，它試圖捕捉的是那些作為社會基礎結構的製度。正是透過這些製度，可以洞見日本過去這20年，與其說是被世人廣泛認為的“失去的20年”，不如說是正處於製度體係“變遷的30年”之中。如果一定要說失去瞭什麼，那就是高速增長時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有效製度體係。關於這一思考，我在大概10年前齣版的《變遷的10年——靜止的視角》一書中已有闡述。遺憾的是，這一基礎性論述並未得到廣泛傳播。然而，我一直認為，僅追蹤政局變化和經濟波動的錶象，無法得齣有關日本現狀和未來的洞察。唯有迴歸製度論的基本麵，方可獲緻對這一問題的準確把握。
作為學術橋梁的“製度論”
進言之，本書闡述的製度論，*初源自經濟學中比較成熟的博弈論這一概念性分析框架。但是，古典博弈論顯然並未給製度論提供完整的框架。不過，盡管古典博弈論以行為主體的完全理性這一非現實的假定為前提，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它。無論是經濟事務、社會關係還是政治，行為主體都是基於對其所在組織範圍內其他人的行為預測而采取行動的。正是在此意義上，如亞當·斯密（1969）早年所強調的，社會並非機器，終究還是博弈！
盡管如此，本書並不會像博弈論專傢那樣進行嚴密的數理分析，對於不太熟悉博弈論的讀者，我們將盡量以淺顯易懂的形式去探求它的內涵。隨著討論的推進，揭示契約、公司等經濟製度與*，我則與以前在研究所共事的通産省、經濟産業研究所的同事們，共同討論如何將這場災難轉變為産業改革的契機。
事實上，這些專傢在之後的東京電力組織改革和《電氣事業法》修正案中發揮瞭巨大作用。在此背景之下，自然印象深刻。另外，這一節也成為此後發錶於《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的論文（Aoki and Rothwell，2013）的概要，該文是與全美原子能發電的經濟分析*羅斯威爾博士共同撰寫的。
第4章中新撰寫的第1節“拓寬製度論的視野——圍繞政策、認知、法律、文化預期與曆史而展開”，試圖進一步探討迄今尚未得到完整闡述的一些製度論觀點。
首先，將這些論點納入分析框架，可以將製度論的分析方法分為三個階段：製度的本質論、製度的比較與曆史形態論、製度的政策設計。意識到彼此的區彆與聯係，纔能全麵而清晰地描述和理解製度的作用與政策的有效性。
“製度的本質論”這一觀點將迴顧第2章引入的製度過程概念，旨在為揚棄“內生均衡”與“外生規則”對立的製度概念鋪平道路。
主要觀點是，製度過程的穩定性是社會博弈的認知狀態與個體參與人的預期和評價等認知活動以外在構造物（如法律、習慣、組織等）為媒介的綫性迴歸。透過這些必要的理論闡述，不難看齣博弈論的製度觀與哲學、法學、認知科學等鄰近領域的關聯性和互補性。
然而，法律、文化與政治領導力等對製度形成與變化的作用，還必須通過更具體的曆史考證及比較分析來確認。第4章第1節第7小節以案例的形式討論瞭日本與中國的現代經濟發展，比較瞭被視為兩國現代經濟發展*階段起始點的明治維新和辛亥革命。
本書的多主題性質決定瞭該節內容在“入門書”中顯得有些麯高和寡。希望本書的討論能激起讀者對製度論或經濟學的興趣，並將其作為進一步閱讀和自身研究的“導論”。
本書從廣義層麵將兩個章節的製度論串聯起來。第4章第2節“資本主義的未來”記錄瞭1990年1月我與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的對話。
作為占據20世紀經濟學半壁江山的代錶人物，弗裏德曼教授常常被反對派戲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但是，在這次對話中，他對支撐市場的“製度”的重要性做瞭清晰論述，雖然事過境遷，考慮到這次對話仍能錶明製度論視野的拓展，我還是將其收錄於本書。弗裏德曼教授與我的分歧，隻體現在政治“製度”設計與製度的曆史路徑依賴上。
*後，本書以第4章第3節“城市現代化與卓越團隊的競爭——麵嚮2020年東京奧運會”結尾。這是應日本經濟新聞“經濟教室”之邀，就麵嚮東京奧運會的“日本的前路”專題所撰寫的稿件。在“變遷的30年”落幕之際，希望讀者能將其作為揭示政策層麵的製度論來閱讀。
各節首次刊載的齣處在書後的“齣處一覽”中標明，第2章至第4章基本上是根據執筆的時間順序排列。本書收錄時，既刪除瞭重復的段落，也有如第3章第2節將前文已經齣現的內容作為有用信息再做擴充說明，主要是文字或措辭的變化。
至此，稱本書為“新書”很可能被認為是掛羊頭賣狗肉。本書的優勢在於，沿著我的思維脈絡，讀者可以事後查證過往的時局討論，據以判斷製度分析對現狀把握的準確性。
話雖如此，本書難免有重復之處。加之對話、演講稿、論文、報刊文摘、新寫內容等文體不盡相同，對此深錶歉意。
有關製度論的主要參考文獻，本書盡量以注釋的方式提供，書後所列參考文獻，也可作為製度論課程的閱讀清單，供大傢參考使用。
用戶評價
我最近對“委托-代理問題”這個概念産生瞭濃厚的興趣，特彆是在觀察一些大型企業和組織時，這種現象尤為突齣。簡單來說，委托-代理問題就是當一個人（委托人）委托另一個人（代理人）為自己辦事時，由於代理人擁有的信息可能比委托人多，並且代理人的利益可能與委托人的利益不完全一緻，從而産生的潛在衝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股東（委托人）和公司經理（代理人）之間的關係。股東希望公司盈利最大化，而經理可能更關心自己的薪酬、權力或者公司的規模，即使犧牲一部分股東利益。這種“道德風險”和“逆嚮選擇”在很多地方都有體現。比如，房東（委托人）把房子租給租客（代理人），租客可能會因為不是自己的財産而不夠愛惜，或者在閤同期內占用資源。為瞭解決這個問題，經濟學傢們提齣瞭很多理論，比如，設計閤理的激勵機製，讓代理人的利益與委托人的利益盡可能一緻，例如，給經理股票期權，或者對租客收取押金。但即便如此，完全消除這種衝突也是非常睏難的。我最近在思考，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是否可以通過技術手段，比如更透明的監控係統，或者更高效的信息披露機製，來更好地約束代理人的行為？或者，社會上對於誠信和責任的強調，這種文化層麵的約束，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委托-代理問題？這讓我覺得，經濟學理論的背後，其實是對人性弱點和權力分配的深刻洞察，也促使我們不斷去探索更優化的管理和治理方式。
評分最近翻閱瞭一些關於“公共物品”的資料，讓我對“免費搭車者”的現象有瞭更深刻的認識。公共物品，顧名思義，就是非競爭性（一個人消費不會減少其他人對該物品的消費）且非排他性（人們很難被排除在消費之外）的物品。比如，國防、燈塔、清新的空氣，都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問題在於，因為人們消費時不會減少彆人的份，而且很難阻止彆人消費，這就導緻瞭“免費搭車者”的問題。每個人都希望彆人去支付公共物品的成本，而自己卻可以免費享用，結果就是，即使這個物品對社會整體非常有益，但由於缺乏有效的支付機製，往往會導緻供給不足。比如，一個人不會因為自己看不到海上的船隻，就願意去支付建造和維護燈塔的費用，因為他知道，即使自己不付錢，船隻的船長們也能享受到燈塔的光芒。這顯然是一種低效率的資源配置。那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政府的稅收是解決公共物品供給不足最常見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通過稅收，政府強製所有人都承擔一部分公共物品的成本，從而解決瞭“免費搭車者”的問題。但我有時候會想，在非政府領域，比如一個社區，如果大傢能形成一種強烈的集體認同和互助精神，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剋服這個問題？比如，大傢自願齣資維護社區公園，或者共同齣資建設公共設施。這其中涉及到集體行動的邏輯，以及社會規範和信任在其中的作用，讓我覺得經濟學不僅是關於數字和公式，更是關於人性和社會互動。
評分說起來，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市場失靈”這個概念，特彆是關於“尋租”的現象。尋租，簡單來說，就是指為瞭獲得某種超額利潤，而通過非生産性的手段（例如遊說、關係等）來影響政策或法規，而不是通過提高生産效率或創新來獲得利潤。這種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財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財富的創造。當尋租行為盛行時，資源就會被浪費在不産生價值的活動上，而不是投入到能夠提高社會整體福利的生産性投資中。比如，一些企業為瞭獲得政府的某些優惠政策或特批許可，會花費大量的資源去進行“公關”活動，而這些資源本可以用於研發新産品或者改進生産工藝。這導緻瞭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那些真正有創新能力、能創造價值的企業，反而可能因為無法與那些善於“尋租”的企業競爭而處於劣勢。而政府為瞭獲取租金，也可能製定一些不閤理的政策，進一步加劇瞭市場的扭麯。那麼，如何纔能遏製尋租行為呢？這需要從多個方麵入手。一方麵，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公正的政策製定和審批機製，減少人為乾預的空間。另一方麵，需要加強對尋租行為的監管和懲罰力度，提高其違法成本。更重要的是，要倡導一種鼓勵創新、崇尚實乾的社會文化，讓人們認識到，真正的財富增長來自於生産力的提升，而不是對現有利益的掠奪。我一直在思考，在信息公開和公民參與度日益提高的今天，我們是否能夠通過輿論監督和社會力量，來限製尋租行為，從而促進更健康的經濟發展。
評分這本書的標題是《製度經濟學入門》，但我今天想和大傢分享的，是關於宏觀經濟學中關於“外部性”這個概念的一些個人思考。我一直對經濟學中那些看不見的手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很感興趣。比如，大傢都知道汙染是外部性的一種，工廠排放廢氣，對周圍環境和居民健康造成瞭負麵影響，但這個成本卻不會體現在工廠的生産成本裏。這導緻瞭資源的錯配，工廠會過度生産汙染性産品。那麼，如何纔能讓這種外部性內部化呢？政府可以通過徵收“庇古稅”來解決，也就是讓工廠為每單位的汙染付費，這樣工廠就會權衡成本，減少汙染。或者，政府可以設定排放上限，並允許企業之間進行排放權的交易，這也就是“卡爾道爾定理”的體現。但我總覺得，這隻是解決瞭“負外部性”問題，那“正外部性”呢？比如，一個人接受瞭良好的教育，不僅他自己受益，整個社會也因為他的貢獻而進步。這種正外部性，我們又該如何鼓勵呢？政府的補貼，比如教育補貼，算是一種方式，但這是否能完全捕捉到其全部價值呢？我有時候會想，是不是社會文化和集體意識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瞭鼓勵正外部性的作用，比如，人們更願意為那些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和個人買單，這本身就是一種對正外部性的激勵。這些思考讓我對經濟學模型在現實世界中的應用有瞭更深的理解，也讓我對如何構建一個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社會有瞭更多的想象。
評分說起來，我最近對“信息不對稱”這個經濟學概念真是深有體會。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遇到買傢和賣傢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比如，二手車市場，賣傢當然比買傢更清楚這輛車的真實狀況，包括它有沒有齣過事故，或者發動機有沒有隱患。這就導緻瞭“逆嚮選擇”，那些質量差的車反而更容易在市場上流通，因為價格低廉，能吸引那些不在乎車況的買傢。而質量好的車，因為賣傢想賣個好價錢，但買傢又無法確定其質量，所以也不敢齣高價，最終導緻好車被擠齣市場。這種現象在很多領域都存在，比如保險市場，知道自己更容易生病的人會更傾嚮於購買高保額的保險，這也會推高保費。那麼，如何纔能剋服信息不對稱呢？市場機製本身也在努力尋找解決方案。比如，第三方鑒定機構的齣現，就是為瞭提供更可靠的信息，降低買傢的風險。品牌效應和口碑傳播，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瞭信息差。商傢通過建立信譽，讓消費者更願意相信他們提供的産品或服務。我最近在考慮，在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都大大增強，這是否會一定程度上緩解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還是說，信息過載反而會讓辨彆真僞變得更加睏難？這其中涉及到信息甄彆成本的問題，以及平颱責任等更復雜的議題，讓我覺得經濟學的理論在現實中的應用，總是充滿瞭動態的博弈和演變，值得我們不斷去觀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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