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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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反對工業文化，這本書可能會讓你莫名煩躁，因為它的精彩辯駁會讓你啞口無言。

內容簡介

富強，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首，也是古今中外各個國傢、民族孜孜以求的核心價值觀，可以說，富強是一種各國都持有的普世價值。作為價值觀的富強就是對於基本生存權的珍視：在一個不受侵略的安全環境裏發展經濟，不斷提高國民生活水平。 然而如何富強？ 本書通過梳理近代以來世界經濟大國的發展曆史，以文化為中心視角剖析工業文化與國傢興衰之間的關係，從全球範圍內思考主要工業化國傢的工業競爭問題，呼籲中國應倡導工業精神。 在各國工業化曆程中，可以辨識齣兩種文化，一種是支持與鼓勵工業發展的工業文化，一種是反對與阻礙工業發展的反工業文化。隻有當工業文化戰勝反工業文化，在國傢主導思想與政策層麵占據優勢地位時，一國纔能順利實現現代經濟發展，否則就會齣現衰退乃至邊緣化。以史為鑒，作者認為中國仍然需要培植並鞏固工業文化，確保工業精神茁壯成長。

作者簡介

嚴鵬，男，湖北武漢人，1984年8月生，從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工業經濟的發展、經濟學中的曆史主義傳統，亦關注曆史教育問題。2007―2013年就讀於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2012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訪問學人。2013年起在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目錄

緒論 工業文化：一個理論
一、文化：觀念與動機
二、韋伯命題：文化影響經濟
三、兩種文化與國傢興衰
四、另一個格申剋龍命題

第一章 拉開序幕：製造業精神與食利者文化
一、時間變動瞭：告彆中世紀
二、路德與加爾文：塑造工作倫理
三、荷蘭的隕落：從創新者到食利者
四、荒島上的魯濱孫：勤奮倫理的寓言

第二章 革命與鄉愁：英國工業文化的興衰
一、文雅與科學：啓濛的古今之爭
二、“這些搗亂的機器應該處死”
三、鄉愁泛起：弗蘭肯斯坦與田園夢
四、北方與南方：工業文化與反工業文化

第三章 鐵與電的文化：德意誌工業帝國
一、李斯特：工業化的先知
二、鋼鐵王朝：德意誌帝國的根基
三、電氣時代：西門子傳奇
四、“我們必須教育這個國傢的年輕人”

第四章 昭昭天命：美利堅走嚮工業立國
一、富蘭剋林：勤奮倫理移植北美
二、國父漢密爾頓：工業立國的藍圖
三、美國體係：工業文化的勝利
四、巨頭們：美國工業文化的天命

第五章 摩登時代：工業文化的全球擴散
一、明治維新：工業文化的東方迴響
二、福特：摩登時代的工業代言人
三、蓓根的五億法郎：20世紀預言

第六章 蕭條與戰爭：工業文明的危機與新生
一、瞭不起的蓋茨比與現代病
二、蘇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三、在烏拉爾山另一邊：另一種工業文化
四、工業文化與世界新秩序

第七章 工業文化在東亞：儒傢的勝利？
一、日本可以說不：“日本第一”的神話
二、漢江奇跡的藍圖：“我們國傢的道路”
三、危機前後：亞洲價值觀的實與虛
四、工業文化的普世性

第八章 漢密爾頓還魂：美國再次振興製造業
一、新的南與北：矽榖與銹帶
二、“未來之路”：比爾?蓋茨的構想
三、“為什麼美國需要製造業？”
四、工業文化的變與不變

結論 工業精神
一、工業強國興衰的文化啓示
二、工業精神：工業文化的內核
三、中國需要工業精神

精彩書摘

“從根本上講，美國已不再強大瞭。”

1989年，在日本齣版的一本名為《日本可以說“不”——新日美關係的對策》的書中，齣現瞭這樣令人感到震撼的句子。 當然，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日本工業在全球市場上咄咄逼人，令美國工業界和政府感到難以招架。但美國畢竟是資本主義陣營的首領，擁有足以摧毀地球的核武庫，而且美國的軍隊還駐紮於日本這個二戰戰敗國的國土上，日本亦依賴美國的軍事力量提供安全保護。在這種形勢下，說“美國已不再強大瞭”，難免令人震驚。

說齣這句話的是日本人盛田昭夫，日本頂級企業索尼公司的創始人。《日本可以說“不”——新日美關係的對策》是盛田昭夫和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的對談記錄。這是一本充斥著日本民族主義的書，石原慎太郎在書中公開宣稱：“白人創造的現代文明正在走嚮終結……當然，日本人自身也必須進行意識改革。由於盛田先生對自己的産品十分自負和自信，所以這種産品能夠打嚮全世界。同樣道理，我們對自己的技術及在此基礎上開齣的文明之花，必須具有清楚的認識和自信心。隻有這樣，我們纔能闊步前進。” 言下之意，日本人將要創造一種取代西方文明的新文明。這種想法，狂妄自大，卻也頗閤時代氛圍。用一位美國學者的話說：“畢竟，日本的戰後奇跡是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經濟首次遇到的真正競爭。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和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日本對美國的衝擊是不言而喻的……在20世紀70和80年代，日本被視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國傢。” 1979年，也就是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對談的十年前，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乾脆把自己的一本著作取名為《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啓示》，書名已經錶達瞭相當一部分美國人看待日本的心情。在黑船衝擊日本過瞭一百多年後，輪到美國感受衝擊瞭。經過十年的醞釀，日本民族主義者的自信心到 1989 年高漲到不得不宣泄的程度，可謂曆史進程的水到渠成。

在 19 世紀，日本可謂非西方世界學習工業文化的優等生。但是，福澤諭吉過分貶低亞洲文明的思想，也為日本人在亞洲的侵略擴張找到瞭藉口。踏上侵略不歸路的日本，一方麵激起瞭中國等被侵略國傢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麵也激化瞭和美英等西方強國的矛盾，終於在 1945 年遭遇瞭其明治維新以來的總失敗。導緻日本戰敗的原因很多，單從工業角度看，日本的鋼鐵工業、機床工業及重化學工業等戰略性工業，在戰爭爆發前尚相當幼稚，重要的戰略物資如機床等還要依賴從美國進口，一旦美國開始實施禁運，日本的戰爭能力就已經受到嚴重削弱，最終的敗局可謂注定。對日本的國運來說，工業化程度是一個關鍵因素。

也正因為如此，戰後的日本政府吸取教訓，繼續將發展工業視為頭等大事，尤其注重發展鋼鐵、機械、重化工等戰略性産業。美國基於冷戰需要並未徹底清算日本，導緻大部分軍國主義時代的日本官員仍然留在政府裏製定和實施産業政策，日本的工業文化得到瞭延續，並未被戰敗打斷。對日本戰後工業發展起瞭很大推動作用的通商産業省官員佐橋滋曾這樣說：“過去有《全國總動員法》，為瞭戰爭政府可以通過高壓或自上而下的方式動員一切力量。為瞭使日本成為一流國傢中的一流國傢，我們今天仍然需要《全國總動員法》，盡管它的形式可能與戰時有所不同。如果沒有《全國總動員法》來凝聚整個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人們將會主張並從事他們自己喜好的事情，日本也將因此而一事無成。” 在二戰中曾被派往武漢戰場的前軍人佐橋滋，戰後繼續齣任政府要職，為日本的産業政策保留瞭富國強兵的文化底蘊，盡管在戰敗的環境裏，新的富國強兵戰略無法在軍事層麵展開，而集中於要努力成為“一流國傢中的一流國傢”這一國傢主義價值觀。同時，以新的産業政策來繼承戰時的《全國總動員法》，又是對殖産興業戰略的繼承。因此，明治維新時代形成的日本工業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在戰後的日本政府得到瞭保留。正是基於具有戰略思維的工業文化，通商産業省主張發展包括轎車工業在內的重工業，而當時日本的金融界與大多數消費者認為這樣做沒有經濟意義。 事實證明，通商産業省的決斷是正確的。另一方麵，由於日本主動選擇瞭投降，許多企業傢與工程師避免瞭在戰場上成為炮灰，這些人同樣構成瞭戰後日本工業復興與崛起的中堅力量。日本經濟學傢森島通夫曾這樣說：“在準戰時體製下和戰爭時期，日本拼命地充實教育（特彆是自然科學和技術），隨著戰事的推進，學習文科和社會科學的學生都要應徵入伍，而理工科的學生則保留到最後。” 日本人對理工科教育與人纔的重視，顯然深得福澤諭吉真傳。

當然，日本人也沒有忘記福澤諭吉關於文明開化的教導，他們在戰後繼續嚮文明程度更高的西方強國學習先進的工業技術。盛田昭夫便坦言，日本工業的基礎技術大多取自國外。但是，他認為日本人具有“使基礎技術轉化為商品方麵領先於世界”的能力，這構成瞭日本工業強大的生産能力。 而他舉齣的例子，正是他自己的創業史。

前言/序言

從2014年起，我在華中師範大學和武漢理工大學開設瞭以“工業文化”為名的課程。本書在一定程度上是教學的産物，包含瞭課程的核心內容。

我與工業文化研究的關係，在2016年齣版的《富強求索——工業文化與中國復興》的自序中已作詳細說明，此處不贅。《富強求索》刻畫瞭中國工業文化興起與演變的曆程，本書作為姊妹篇，描繪的是全球工業文化發展的圖景。

作為一名經濟史研究者，盡管我大部分時候研究的是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但我從來不被空間與時間所束縛。經濟史，或者說經濟學研究的曆史方法，對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分析工具，而非研究對象。當然，我恪守盡量使用原始史料的史學規範，所以我主要以中國曆史為研究對象，因為中國的原始史料是很容易獲取的。況且，作為中國人，我熱愛我的祖國，研究中國問題也會更有現實針對性。然而，我不想把自己局限為社會科學中所謂的區域研究者。同時，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探尋規律比單純地描述事實更重要。這使我追隨大部分經濟學前賢的腳步，不憚以二手資料來構建曆史模型。

必須感謝大學本科時教我世界古代史的晏紹祥老師。晏師乃古希臘史專傢，我在他的課堂上受益匪淺。除瞭具體知識的講授外，晏師對國際學術前沿的介紹也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我工作以後自費訂閱瞭歐美經濟史學界的幾種權威刊物，跟蹤國際學術最前沿的動態，便得益於那時受到的影響。也正是在晏師的鼓勵下，我尚在本科階段即開始閱讀古希臘史領域的英文學術專著，養成瞭閱讀外文文獻的良好習慣。如今，中國的高校往往提齣所謂“國際化”目標，要求教師齣國訪學，並高薪聘請海外學者。誠然，求知識於世界應該是我們長期堅持的戰略目標，但在這個信息化時代，知識流動的障礙往往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小得多，尤其是軟性的人文社科知識。在位於中國內陸城市武漢的一個地下室的簡陋辦公室裏，我對國際經濟史學界最新研究成果的瞭解，就不輸於我所認識的一些海外學者。荀子勸學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學術不過用心而已。本書雖不免存在疏漏，然尚不至愧對老師教誨者，亦不過用心而已。

完成本書的緒論與第一章後，我曾將該部分書稿送給晏師審閱，在得到肯定的同時，晏師亦指齣，國際史學界對歐洲中世紀的評價已較過去大為改觀，希望我能注意這一動嚮。實際上，我倒並非不知“黑暗的中世紀”等用語早已難再見諸學術著作，但我整體上未采納此種曆史圖景，亦自有考量。首先，盡管中世紀不是一個全麵倒退的黑暗時代，但與近代相比，中世紀的落後也是不容否認的，本書所涉內容的時間跨度極大而篇幅有限，我必須反映中世紀與近代相比最為突齣的特徵，那就隻能集中於論述其落後性瞭。其次，與前一本書一樣，本書作為通識課程教學的副産品，麵嚮的讀者不隻是曆史學專傢甚至不隻是曆史係學生，對那些非曆史專業的讀者來說，過於強調觀點的平衡性往往會擾亂他們的認知，使他們在欠缺基礎知識的情形下無所適從。這一點，我給非曆史專業的學生上課時有非常深的體會。最後，我並非中世紀史專傢，本書也並非曆史學專著，我的目標是通過曆史案例總結規律，進而建構工業文化的理論。就我的目標來說，將紛繁復雜的曆史簡化為可供指導實踐的理論模型，纔是應有之義。而曆史學傢在下結論時慣用的摺中求全原則，既無法得齣明確的結論，更遑論將事實抽象化為理論瞭。但不管怎麼說，我非常感謝晏師的提醒。而本書作為曆史經濟學之嘗試，其性質已經決定瞭不完全適用純粹的曆史學規範。

2016年12月底，我和學生陳文佳參加瞭在福州舉辦的紀念船政局創辦150周年研討會。我們提交瞭一篇以福州船政局為案例來探討中國工業文化形成的理論色彩較濃的論文。一位主要研究政治史的曆史學者質疑“工業文化”這一概念是否能成立，並將討論上升到“史學紀律”的高度。我在現場的迴應大體分為兩個方麵。首先，理論研究與考據性的曆史研究遵循不同的研究思路，但唯有理論研究纔是對現實“有用”的。新概念的創造，是理論研究的基本特徵之一，隻有將復雜的、偶然的、特殊的事實簡化為概念，纔能夠推導齣明確的結論，而隻有明確的結論纔能夠指導我們的行動。其次，我坦言我對此類方法論爭論不感興趣，因為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學術界已經就曆史與理論之間的關係爆發過若乾場方法論大爭論，但最終，理論傢與曆史學傢各行其是，用自己的方式生産知識，而脫離瞭理論的曆史學實際上喪失瞭作為社會科學的資格，隻能被稱為人文學科。今日中國學術界的不少爭論，在本質上與100年前西方學術界的那些爭論並無不同。我相信，思想史會給我們足夠的思想厚度去承載不同規範的學術思想。當然，對思想史的瞭解也不能局限於中國。

因為那位學者提前離場，我們實際上並未麵對麵討論，不過，我覺得如果固守門戶之見的話，也沒有討論的必要。在會議閉幕式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經濟史名傢虞和平教授，在總結報告中提到，有學者運用“工業文化”這一新概念展開研究，為船政研究提供瞭新視角。我非常感謝虞和平教授的肯定。事實上，假如理論能夠提供看問題的新視角，其作用也就實現瞭。自然，理論的作用不止於此。

我曾經在《近代史學刊》上發錶過一篇探討馬剋斯?韋伯與經濟史理論的論文，希望藉助這位大師的智慧為曆史研究中的方法論爭議提供一個解決方案。韋伯是從文化角度切入經濟研究的最傑齣的學者之一，本書在理論與方法上，自然也會受其影響。但本書不是一本探討理論與方法的著作。我覺得，為瞭避免陷入一些無謂的爭論，我應該寫一本關於經濟學中的曆史方法的學術專著，調和理論與曆史之間的矛盾——事實上，我早有此意，但一直被包括本書在內的彆項研究所耽擱。在完成這樣一本專著前，我不會再對這些爭論瞭數百年的問題多置一詞。

畢竟，曆史的進程不理會這些茶杯裏的風暴。福州會議結束後不久，我欣喜地看到工信部、財政部聯閤發布瞭《關於推進工業文化發展的指導意見》。2017年1月10日，在工信部相關領導的親切關懷下，華中師範大學與工信部工業文化發展中心聯閤成立瞭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這是國內高校成立的首傢工業文化研究中心，體現瞭工信部相關領導對華中師範大學學術實力的信任，以及對我個人前期工作的認可。在中心主任彭南生副校長的全力支持下，我作為負責具體運營工作的中心常務副主任，正加緊推進中心建設工作。有瞭這樣一塊陣地，我堅信，中國的工業文化研究必定能走上正軌，建立自己的學術規範。中心的成立，得到瞭我的老師硃蔭貴教授、賈根良教授等學者一如既往的支持，在此我要嚮他們錶達誠摯的感謝。

《富強求索——工業文化與中國復興》齣版後，收獲瞭一些肯定性的意見。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黃陽華君在繁忙的工作中，專門騰齣時間來撰寫瞭書評，並發錶在新華網上，反響頗佳。陳虎平君與我素昧平生，我們基於共同的興趣而交往，感謝他將拙著視為佳作進行推介。機械工業信息研究院的陳琛君也給予我很大的鼓勵與支持，事實上，正是在與研究院的交流中，工業文化的理論構想逐漸成形。此外，如劉夙君、孫立君，雖尚未謀麵，但亦交往已久。此類君子之交的友人尚有很多。當然，在我的讀者中，我要特彆感謝一些青年學生朋友。我在課堂上會收集學生聽課的反饋，並根據他們提齣的問題調整寫作思路，這是本書創作的實際過程。而令我非常感動的是，武漢理工大學有一位並未選過我的課的同學，在讀過《富強求索——工業文化與中國復興》後，找到我請我簽名留念。我在辦公室中和他聊瞭一小會兒，他提齣一個問題：“老師，像我這樣學理工科的學生讀曆史書到底有什麼用？”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直擊文科學問的痛處，而我並不想用什麼“無用之用”的大道理搪塞過去。那些大道理看似富有哲理，實則空洞無物。我當時並沒有係統地迴答他，但這個問題一直壓在我心頭，激勵著我的研究工作。如今，在《富強競賽——工業文化與國傢興衰》中，我嘗試著迴答瞭這個問題。自然，這本書隻是一個最初步的答案。研究永無止境。

工業文化於理論研究之外，重在傳播。目前，我正協助武漢的漢陽鋼廠建設工業博物館。感謝華中師範大學的付海晏教授將我推薦給詹一虹教授，而通過詹一虹教授的牽綫搭橋，我被武漢市聘為申報聯閤國設計之都的谘詢專傢。在我看來，這些事情，和撰寫學術論著同樣重要。學術研究為我們提供好的想法，但想法若不能落實於實踐，終究無用。畢竟，馬剋思說瞭，“重要的是改變世界”。

我要感謝中國機床工具工業協會的楊青老師，邀請我為中國機床工具工業修史。研究機床工具工業史，將是我接下來最重要的科研工作。2017年5月，在協會的安排下，我在大連調研瞭光洋集團，見到瞭仰慕已久的於德海董事長。在上一本書中，於總是我挑選的體現當代中國工業精神的代錶。而直接與於總打交道，更使我對這位民營企業傢心生敬意。在一次談話中，於總談到瞭發展高端數控機床的艱辛，說那些睏難都算不瞭什麼，就是有時候有些委屈，因為社會上有人認為他說為國傢發展工業雲雲是唱高調。於總的委屈並不使我感到意外，盡管我聽瞭是非常難過的。今時今日的中國社會，愛國被某些人汙名化，堅守社會主流價值的理想遭到淺薄之徒嘲笑，英雄主義則被庸人們質疑。但是，我願引用黑格爾的話來寬慰於總：“‘僕從眼中無英雄’是一句有名的諺語，我會加上一句——歌德在十年後又重復地說過——‘但是那不是因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為僕從隻是僕從’。” 中國需要的是於總這樣的工業英雄，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脊梁！然而，當這個社會的輿論氛圍讓於總這樣的工業英雄感到委屈時，就說明我們的社會真的欠缺一種剛強奮進的工業文化瞭！好在於總這樣的英雄也是不可能被庸人們的口水嚇倒的。目前，於總準備打造一個先進製造業的工業旅遊項目，目的是激發我們的青少年産生對工業與科技的興趣。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真正體現企業傢精神的構想。我祝願中國有韆韆萬萬像於總這樣的工業英雄，無論他們是企業傢、工程師還是普普通通的一綫工人，正是他們這些英雄，為我們民族贏得瞭世界舞颱上的一席之地！

時光匆匆，小女知萌已能蹣跚學步，感謝她帶給我的快樂，那種血脈延續的感覺，使我真實地感受到瞭生命的存在。也再次感謝我的父母和妻子為照顧小女與傢庭所付齣的辛勞。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