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本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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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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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ISBN:9787503682209
版次:1
商品编码:1009157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万有文库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08-04-01
页数:199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这本小书原是我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的硕士论文,题目《中国民本思想之史底发展》。论文完成于一九五九年,距今已四十九年矣。一九六四年,论文由嘉新文化基金会以“书”的形式出版,离今日亦已四十四年了。
  一九九零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主编王寿南教授表示有意将我这本“少作”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新版本面世。坦白说,我是不无犹豫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台湾地区,知识界盛谈民主,民本思想不免有旧时话语之感了。寿南兄是我敬重的历史学者,他认为今日谈民主更应知前民主时期古典中国的民本思想。因寿南兄的怂恿,我就顺从了他的提议,把原书名改为《中国民本思想史》在台湾地区再次出版了。不知不觉,台湾商务版印行至今,亦已有十八年的历史了。
  日前,我接到北京法律出版社编辑高山先生的信,告诉我法律出版社从台湾商务印书馆引进了我的《中国民本思想史》,希望我为大陆的简体字版写一新序,他说:
  此书虽然是您多年之前的著作,但是如今仍然可以看出您对中国最为重要的一脉思想的精辟见解,而且当前中国正面临社会转型之时,因此民本思想当可为如今中国提供些许思想智慧,这也是我们出版您著作简体版的初衷。
  高山先生从未见过面,他的信读来亲切,如见故人。除了编辑人邀稿的客气话,他看到民本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脉思想”是很不寻常的眼光,他认为此书正临转型社会有参考意义,也颇契合我心。我对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是无比鼓舞的,我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很大的憧憬,我更觉得中国需要比另一个三十年更长的时间,在二十一世纪,完成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千秋大业,那就是构建一个中国现代的新文明秩序。无疑的,由民本转上民主必然是构建中国新文明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十九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的先觉者黄遵宪在一封致梁启超的信中说:“太平世必在民主”,真是一字千斤的不易之论。在中国走向“太平世”的长路上,传统的民本思想不必是一盏明灯,但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资粮。

目录

中文简体版序
自序
第一章 绪论
一、中国政治哲学中之民本思想
二、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之贡献
三、中国民本思想之究竟义
四、民本思想的分期
第二章 民本思想胚胎时期
中国最原始的民本思想
第三章 民本思想建立时期
一、孔子
(一)孔子之历史地位
(二)仁——孔子学说之中心
(三)正名主义之真谛
(四)君子与小人
(五)开明专制
(六)附论
(七)结语
二、孟子
(一)孟子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地位
(二)由性善论到个性自由与人格尊严
(三)倡民贵君轻以建立儒家民本思想之大基
(四)格君心之非而定人臣之地位
(五)贵王贱霸以保民命
(六)由制民之产谈到义利之辨之真意
(七)结论
三、荀子
(一)荀子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地位
(二)荀子思想中的大醇小疵
(三)荀子学说中之儒门大义——民本思想
(四)结论
第四章 民本思想停滞时期
董仲舒
(一)董氏君权神授论的哲学体系
(二)董氏“君权神授说”的历史背景及其曲折与精神
(三)董氏君权神授论与西方君权神授论之比较
(四)董氏君权神授论的价值评价
第五章 民本思想消沉时期
一、韩愈
二、柳宗元
三、陆贽
四、宋元明的新儒学
第六章 民本思想发皇时期
一、黄梨洲
二、康有为
(一)戊戌维新与康有为
(二)《大同书》之理想境界
(三)君主立宪以伸民贵
三、谭嗣同
第七章 民本思想完成时期
孙中山
(一)孙中山之历史地位
(二)孙中山之思想渊源
(三)儒家之仁义与民族主义之王道精神
(四)儒家之民本思想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五)儒家之尊生重养与孙中山之民生史观
(六)结论
第八章 余论

前言/序言


《权力的脊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统治智慧》 本书并非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也无意于梳理中国民本思想的千年脉络。相反,它试图从一个更为宏观、更为具象的视角,去探索中国古代王朝得以维系、权力得以传递、社会得以相对稳定的那些“看不见”的逻辑与机制。我们关注的不是“民”本身,而是塑造和回应“民”的统治者;我们探究的不是“本”的源流,而是“权”的运作。 “中国民本思想史”这个名称,在很多人的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幅仁君爱民、德政教化的美好图景,似乎古往今来,最高统治者的心头总是系着万民福祉。然而,真实的历史往往比简单的标签更加复杂和微妙。在风起云涌的朝代更迭中,在波诡云谲的宫廷斗争里,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决策瞬间,是什么在真正地支撑着那个庞大的帝国?又是什么在决定着王朝的兴衰更替? 《权力的脊梁》将目光聚焦于那些被统治者反复审视、不断调整的“权力术”。它认为,与其说中国古代的统治是一种道德的实践,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的艺术,一种精密的组织学,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策略运用。本书不回避那些可能令人不安的真相:当“民”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时,统治者如何安抚?当“民”的诉求指向统治的合法性时,统治者如何回应?当“民”的力量汹涌澎湃时,统治者如何引导或压制? 第一部分:江山社稷的基石——秩序与控制的艺术 “天子”的权威从何而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不仅仅是权力宣言,更是对权力边界的界定与维护。本书将深入剖析中国古代统治者如何构建和巩固他们的权力基础。 礼乐的缰绳: 礼,是无形的规矩;乐,是情绪的引导。儒家学说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其被统治者采纳和变通,并非全然出于对道德的崇尚,更多的是将其视为一种高效的社会控制工具。本书将探讨礼乐制度如何从一种精神追求,演变为一种行为规范,最终成为维护等级秩序、规范人际关系、驯化臣民思想的“软实力”。从宗法制的血缘纽带,到士农工商的身份划分,礼乐织就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个体牢牢地纳入集体之中,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不确定性和对抗性。 法的铁腕: 礼是温和的劝导,法则是严厉的警告。法律,在中国古代,并非仅仅是惩罚的工具,更是统治者用来界定权力范围、规范臣民行为、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硬实力”。本书将审视历代法典的演变,分析刑罚的逻辑,探讨“重刑主义”的根源——它不仅是为了震慑,更是为了确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防止任何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我们还将讨论“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张力,以及统治者如何在两者之间灵活运用,以达到最有利的统治效果。 官僚体系的齿轮: 任何庞大的帝国都离不开精密的管理机构。本书将揭示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从选拔、任用、监督到考核,这套体系如何保证权力能够层层传递、指令能够有效执行?它如何平衡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它又如何在“人治”与“法治”的边缘游走?我们不仅关注制度本身,更关注制度背后的人性博弈:官僚之间的派系斗争,官员对上级的迎合与对下级的盘剥,以及统治者如何利用这种制度来防止任何一股力量的坐大。 第二部分:民心即权柄——安抚、引导与驯化的策略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对“民”的至高无上地位的肯定,而是统治者在极端情况下自我约束的一种策略,或者说是一种“必要之恶”的权衡。本书将深入探讨统治者如何理解和应对“民心”这一股力量。 恩威并施的平衡术: “爱民”从来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伴随着“畏民”的考量。统治者深知,民众的“爱戴”是统治的基石,但民众的“怨恨”则是王朝覆灭的导火索。因此,恩威并施成为一种经典的统治策略。本书将分析历代统治者如何通过减免赋税、兴修水利、赈灾济民等“恩惠”来收买人心,同时又通过严酷的刑罚、强大的军队来震慑潜在的反抗。这种平衡术,并非简单的二选一,而是复杂而动态的博弈,旨在将民间的力量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思想的笼子: 统治者深知,控制物质不如控制精神。本书将探讨历代统治者如何利用各种思想工具来“驯化”民心,使其接受既定的统治秩序。从“天命观”的神化,到“忠君报国”的道德灌输,再到教育体系的构建,这些都是为了塑造一种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价值体系。我们将剖析这些思想是如何被编织、传播和固化的,以及它们如何有效地消解了个体的独立思考,将臣民塑造成顺从的“羊群”。 “民意”的制造与利用: 真正的“民意”往往是模糊而难以把握的,但统治者却需要一个“民意”的载体来证明其合法性。本书将揭示统治者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制造”和“利用”民意。例如,通过官方媒体的宣传,通过树立模范人物,通过周期性的“警告性”事件来警示臣民。甚至在某些时候,统治者会主动引导某些社会情绪,以打击其政治对手,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第三部分:帝国的心脏——权力的传递与循环 王朝的维系,不仅仅在于如何统治当下,更在于如何保证权力的代代相传。本书将审视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权力如何实现内部的循环和再生。 继承制的博弈: 皇位继承,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父子禅让。本书将深入剖析皇权继承制度背后的权力斗争。从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到诸王夺嫡的残酷现实,我们将看到皇室内部的权力派系如何围绕继承权展开生死较量。而这种内部的动荡,往往也预示着王朝的衰落。 “贤能”的幻影: “贤者在位,能者在用”是历代王朝的理想,但现实往往是复杂的。本书将探讨统治者如何在高压统治下,仍然维持着一种“任人唯贤”的表象,以及这种“贤能”的评判标准是如何被政治权力所操纵的。我们会看到,那些真正有能力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人,往往也需要具备高超的政治手腕,才能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生存下来。 周期律的阴影: 历代王朝的兴衰似乎遵循着某种难以摆脱的周期律。本书将从权力运作的角度,来尝试解读这种周期律。当权力高度集中,官僚体系僵化,社会矛盾激化,而统治者又未能及时有效地调整政策时,王朝的衰亡便成为一种必然。这种周期律,并非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权力运作失灵的集中体现。 《权力的脊梁》是一次对中国古代统治智慧的解剖,一次对权力运作逻辑的追溯。它并非要歌颂或批判,而是试图还原一种更为真实、更为深刻的政治图景。在理解了这些“权力的脊梁”之后,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是什么在支撑着一个古老的帝国,又是什么,最终导致了它的倾颓。这是一本关于权力、关于人性、关于生存的书,它邀请读者一同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探寻那个伟大文明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运行法则。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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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中国民本思想史》或许是一个相对严肃且略显艰深的课题。然而,这本书的出色之处在于,它能够以一种相对平易近人的方式,将那些深埋在历史尘埃中的思想火花重新点燃。作者并没有采用枯燥的学术术语堆砌,而是通过生动的历史场景和人物的言行,带领读者一步步走进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演变历程。从那些古老的典籍中,我们得以窥见先秦时期“民”的朴素地位,再到汉代“天人合一”的宏大叙事下,“民”如何被赋予了更深的哲学意涵,直至后来历代统治者如何在“民”与“君”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书中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和政策的解读,让我对“民本”的实际操作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比如,作者在分析某个朝代为何会强调“恤民”时,会细致地考量当时的社会矛盾、经济状况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考量,这种深度分析让“民本”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的。总而言之,这本书就像一本引人入胜的古代政治思想导览,它不仅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更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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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实在是太厚重了!我花了整整一个周末才勉强翻完一半,感觉脑子都快要被塞满了。从先秦时期的“民贵君轻”到后来的“民为邦本”,这本书就像一条时间的长河,将中国历代关于“民”的讨论,从萌芽到繁盛,再到各种细微的演变,都一一展现出来。作者的梳理非常细致,你会看到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是如何理解“民”的,他们是如何在权力与民意之间寻求平衡的。比如,在读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时,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民意”会被赋予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策略,更是融入了深厚的哲学和伦理思考。再比如,关于明清时期“民本”思想的论述,虽然表面上看似乎是在重复前人的话语,但作者通过对具体史料的解读,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微妙变化和实际操作上的差异。这本书并非枯燥的理论堆砌,它通过大量的史实细节,让你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亲眼见证思想的碰撞与演变。有时候,我甚至能想象出当时那些士大夫们,是如何在朝堂之上、在书斋之中,为“民”的福祉而辩论。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许多关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其实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深远的根基,只是表达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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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厚度让我一开始有些望而却步,但当我真正沉下心来阅读时,却被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所吸引。作者并没有将民本思想视为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将其置于漫长的时间维度中,细致地勾勒出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从先秦诸子百家对“民”的最初萌发性的关注,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民本思想如何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得到确立和发展,再到唐宋时期在实践中如何得到深化和调整,以及明清时期如何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呈现出新的特点。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民本”与“民权”之间历史张力的探讨印象深刻。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让我们看到,尽管古代中国一直强调“民本”,但“民”的地位更多的是作为统治的“基础”和“目的”,而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意识。这种分析非常客观,没有回避历史的局限性,也让我们更能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与书中的观点进行对比和思考,尝试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民”的价值和地位是如何被不断重新定义和理解的。这本书不愧为一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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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充满好奇,尤其是那些关于统治者如何对待民众的议题。拿到这本《中国民本思想史》后,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令我惊喜的是,这本书并非一本高高在上的理论著作,而是以一种非常亲切、易懂的方式,带领读者走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腹地。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概念,而是将民本思想的发展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让你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朝代,面对不同的社会挑战,民本思想是如何被提出、被阐释、被实践,又如何面临考验和演变的。读到书中关于宋代“重民”政策的分析时,我深受触动。作者通过对当时官员奏疏、律令等史料的细致解读,展现了宋代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将民众的安乐视为治国之本,虽然这种“本”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效果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对“民”的关注,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书中关于早期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的讨论,也让我对“仁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具体的政治实践依据。总的来说,这本书是一次非常棒的思想漫游,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引发了我对当下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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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一直想找一本能够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书。《中国民本思想史》这本书恰好满足了我的需求。它以一种非常系统和宏观的视角,将中国两千多年来关于“民”的政治思想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梳理。作者在梳理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对概念的解释,而是深入到各个朝代的具体史实中,让我们能够看到民本思想是如何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被体现、被曲解、被发展的。例如,书中对明清时期“民本”思想的分析,就展现了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封建统治后期,这种思想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如何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官员和思想家关于“民”的论述进行比较,揭示了“民本”思想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有时候,“民本”被用作维护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有时候则被视为改进统治、减少暴政的良方。这种 nuanced 的分析,让我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了更加辩证和深刻的认识。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框架,帮助我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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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系统了解传统民本思想,也有益于现实关照,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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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是好,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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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或思想,有的只是人们各自有别的理解和认识。但这不等于说每一个理解和认识都有同等的效力,很多理解过于专断或臆测而难以说服人,只有那些在逻辑上有充分的论证、在观点上前后一致、在论据上十分可信的理解和认识,才会留存下来,并被真正的学人所接受。《中国民本思想史》是作者的代表作,被公认是此领域的较高水平的代表,完全称得上能够立于历史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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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买了好些专业书,满减很合算,经典之作,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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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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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夏勇先生论民权时有关键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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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或思想,有的只是人们各自有别的理解和认识。但这不等于说每一个理解和认识都有同等的效力,很多理解过于专断或臆测而难以说服人,只有那些在逻辑上有充分的论证、在观点上前后一致、在论据上十分可信的理解和认识,才会留存下来,并被真正的学人所接受。《中国民本思想史》是作者的代表作,被公认是此领域的较高水平的代表,完全称得上能够立于历史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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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但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始与读者见面,主要原因是本书系创作,无书可供借鉴,且所述各家,多系当代之人,偶一不慎,即谬误丛生,故当初稿成后,即请胡逋之、冯芝生、张申府诸位先生指导,各有所是正,采其说增加和改正多处,不敢掠美,略述于下:一,本书初稿关于梁任公只写其晚年思想,胡先生说梁先生思想之影响,在其办《新民丛报》时代之“新民”学说,倡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自由……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大。二,本书初稿未写孙中山,一则因孙先生系政治家,非哲学思想家,二则因孙先生之学说思想,研究阐扬之著述过多,且本书所用之方法不同,立言不易,故未写。胡先生以为孙先生在近代中国思想上影响甚大,写中国近代思想史不可遗掉,并且说:“我们是世界主义,孙先生是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后来与冯芝生先生谈及,冯先生说:“孙先生的思想,是混合的,非化合的,故甚为庞杂,从民生主义讲,可与西洋之社会主义合而为一,从民族主义讲,可与孔子之思想相贯。”三,本书初稿写梁漱溟先生于第一阶段中,因梁氏之思想实代表第一阶段之思想,胡先生说梁先生思想之成熟和社会之受其影响,实在我们之后,我们在五四运动之时,而梁先生则开始于民国十一年;冯芝生先生说梁先生虽与“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思想不同,但其思想确受“五四”时代思想之影响,思想含西洋思想之成分甚多;可说梁先生之思想,是“五四”时代之反动。四,胡先生说王国维在中国思想没有大影响,不该写了,吴稚晖先生写的太简略了,郭沫若、李达等勿须单写,但这几点,未能采纳,是著者对胡先生最抱歉的地方,望胡先生原谅。此外还有许多,不述了;上述数点,所以表明在此,一则明非己见,不敢掠美,二则承诸师友厚意指示,深致谢意李达等勿须单写,但这几点,未能采纳,是著者对胡先生最抱歉的地方,望胡先生原谅。此外还有许多,不述了;上述数点,所以表明在此,一则明非己见,不敢掠美,二则承诸师友厚意指示,深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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