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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袁世凯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重要阶段:驻军朝鲜,出任清廷驻朝全权代表,个人才华得到了展示,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小站练兵,成为威震一方的新建陆军统帅:在李鸿章的大力举荐下,一跃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再授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罢官回籍后东山再起,先后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成为立宪皇帝,引得后世无限争议……
李鸿章: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毛泽东:袁世凯是近代四大伟人之一,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仅次于曾国藩。
伊藤博文: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
内容简介
袁世凯出身名宦之家,他自幼便是有志少年。26岁的袁世凯从军四年便由一般青年人跃为三品高官,可谓官场升迁的奇迹。
袁世凯的小站练兵练出了他的政治力量,成为他以后做总督、总统的政治资本。在小站那个军号声声的练兵场上,光大总督就出了四个,内阁总理出了六个,中央部长、省长、督军和逐鹿中原的军阀像走马灯般丛现丛出。国人共知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张怀芝等便是这个系列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是他小站练兵时的军官,由他一手选任提拔,袁世凯的用人原则很独特,他治下之将佐是不同流品、不同资格,老军入、大老粗、贩夫走卒、青年学生、唯利是图者、大烟鬼子等等人物兼收并蓄。而这些人不仅不甘受驱使,且多对他忠心不二。
他用国家的俸禄培养自己的政治力量。这不仅是曾国藩、李鸿章难与相比,连后来办黄埔军校起家的蒋介石,也没从黄埔培养出这么多重要的人物来。袁世凯的直隶新政中,做了许多中国的事。例如:天津的电车、电灯是他聘请比利时投资办起来的。京张铁路是由袁世凯提议、监修的,詹天佑是由袁保举的。北京的自来水是由袁世凯提议筹建的。中国的警察是袁世凯首先搞成的。慈禧的奔驰轿车是袁世凯奉送的……
作者简介
马东玉,生于1945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辽宁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曾国藩大传》《张之洞大传》《梁漱溟传》《八国联军侵华史》《雍正帝本传》《清代社会文化——清代人物传稿》《清朝通史》(成同卷)《辽宁通史》(经济卷):主编合著出版《中日关系全书》《清代伞史》《中华百科要览》《中国历史学大词典》《经济人物列传》《中华魂·廉政卷》《中国近代史》等书。发有中国近代史、经济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内页插图
目录
一 名将之后立戎志
二 投笔从戎学班超
三 平息壬午兵变,初显大将之才
四 宁捐其身,不误国事——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的是非
五 十年折冲守东邻
六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与袁世凯何干
七 发愤练兵
八 小站——袁世凯的军事基地
九 小站——袁世凯的政治政权基地
十 袁世凯的用人特点:知人、交人、容人
十一 戊戌前袁世凯变法思想的表露和行动参与
十二 戊戌年袁世凯提出不同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
十三 戊戌政变由慈禧一举告成,没给袁世凯天津“告密”时间
十四 巡抚山东,施展行政长才
十五 总督直隶,锐意变法,成绩辉煌
十六 日俄战争中,袁世凯鲜为人知的历史
十七 清廷倚袁为长城,扩军以守边墙
十八 废除科举考试制,利用新法选新人
十九 预备立宪运动的领袖
二十 官场斗争中的袁世凯
二十一 革命军兴,清廷起复袁世凯
二十二 争权乱纷纷,声明仅__个:君位以待袁世凯
二十三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亦宣布“虚位以待”袁
二十四 袁世凯迫清退位,正式当选大总统
二十五 民国政坛再起风云
二十六 毁党建党,宋教仁欲谋首相位
二十七 “二次革命”前后的是是非非
二十八 “誓以予息尚存,决不承诺”:袁世凯与“二十一条”交涉
二十九 是立宪帝制,还是专制帝制?
三十 墙倒众人推,袁世凯身死名败
精彩书摘
由上海去登州的途中,又知交了阮忠柩,又由阮氏馈送部分路费,才直奔登州,投奔吴长庆。一些史书记载(如陶菊隐:《袁世凯真相》)袁世凯去登州时率领了一批市井无赖少年;或说带领家乡旧部几十人(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因此吴长庆见了甚为不满。实则袁世凯本人落拓,连往来路费都要由别人馈送,他何来金钱供这么多人食用?
袁世凯在人生道路的抉择方面,选择了他的正确方向,是他成功的先决条件。他在当时的战乱年代,不习章句而从军行伍,是快速成功的最优途境。当时的湘、淮大将,本来是没有官级只有功名的秀才、举人、进士;还有一批连低级的功名也没有。清政府在危难之秋,亟需有人拯救,湘、淮军崛起,几个胜仗打下来,就产生一大批府、县,甚至省级高官衔,即是翰林放官,熬到府、省级,也得几十年,有的一生仍是低级官,承平年代,很难为官员提供升迁的机会。
例如他的叔祖袁甲三,道光十五年进士,熬到咸丰三年,近20年还是一个七品低级官。此后以帮办团练大臣头衔攻捻,因其不湘不淮,常受到排挤,即使如此,由于他领兵在涡阳、临淮等攻捻大战中取得胜利,一次性就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官至极品。
当时,他拿到周馥的推荐信,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资质,认为到李鸿章幕府极难有出头之日。因此,超过一般人的抉择,毅然放弃投奔权势极大的李鸿章,而去投奔吴长庆,这也是他精明之处。袁家和吴长庆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
原来,吴长庆是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为当地著名绅士。太平军北上,吴廷香受命办理庐江团练,以对抗太平军,吴长庆亦随父守庐江。咸丰四年,太平军围攻庐江,吴廷香派吴长庆至宿州向督办团练大臣袁甲三求救兵。当时袁保恒、袁保庆皆随袁甲三作战。时因袁甲三同受太平军攻击,袁甲三对是否分兵救庐江举棋不定。袁保恒坚持不能分兵援庐江,而袁保庆则力主赴援。因争执迁延,庐江城被太平军攻破,吴廷香战死③。此后,吴长庆深恨袁保恒,与之断交。与袁保庆则视为亲兄弟,后来袁保庆供职江南盐运道,吴长庆以淮军“庆”字营驻守长江防线,经常与为官南京的袁保庆往还,过从甚密。袁保庆病故,吴长庆亲为料理丧事,抚柩痛哭不已。袁世凯当时随嗣父在南京,其情其景历历在目,他是袁保庆的唯一嗣子,吴长庆对他的态度不问可知。
前言/序言
几十年来史书已把袁世凯钉死在“窃国大盗”的耻辱柱上,成了几代人的通国定论。近年大批历史文献的披露,厘清了道听途说的传闻、想当然的臆断、无意的附会,或有意的伪造。使国人常识般的定论,却并无史实的支持。
袁世凯的历史,几乎同人们的认识相反。
史书皆说袁世凯青年时代是个胡天黑地的纨绔小混混。实际上他是一位有志青年,一直在探索着人生目标,最后的定位目标是汉代的青年英雄班超。
经过曲折的途径,投奔驻军登州的吴长庆军营,几年的学习和军伍生涯,锤炼成一位有军事常识、有战斗经验的年轻军官。
史书说袁世凯在朝鲜的十年不仅什么也没干,而且惹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史料证明,袁世凯在朝鲜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大智大勇,击败了日本的武力进犯和外交讹诈,维护了中朝关系,是中朝两国的历史功臣。连北洋大臣李鸿章也认为袁世凯是极罕见的军事天才和外交人才,清廷上下也无不知之。
早在二十多年前,新史料已证明袁世凯没有出卖维新运动。是康有为“围园捕后”的军事行动被西太后侦知,维新派才被镇压。袁世凯是主张变法的,他的办法更切合实际,只是戊戌年没给他试行的机会。
庚子事变是中国的巨大灾难。袁世凯手中有战斗力很强的新式陆军,他坐镇山东,八国联军不敢轻视,因此使山东成了一块净土,直隶等省的难民多去山东避灾。
直到袁世凯当选总统前,他都做直隶总督。在此任上,他把维新主张进行实践,他把直隶变成了当时称谓的“模范省”。
辛亥革命发生,各党各派都无力推翻清政府,都表示让袁世凯压迫清廷退位,然后让他做大总统。袁世凯做到了,他当选大总统,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外人评论袁世凯是“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
美国传教士赫德兰说,袁世凯是“为国家掌握航向”的人;《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则说,袁世凯是“中国的未来”。
《帝国的黄昏与新生的黎明:一个时代的侧影》 本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聚焦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一个古老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挣扎、蜕变乃至最终崩塌的时代图景。它摒弃了单纯的个人传记叙事,转而深入剖析了塑造那个风云变幻时期的关键性力量、复杂的人际网络以及思想观念的激烈碰撞。 第一部分:旧梦的残响——晚清的体制困境与社会脉动 本卷首先描绘了晚清“中兴”余绪下的深刻危机。我们将探究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剖析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清廷内部保守与激进思潮的对垒如何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强。重点考察了地方督抚权力膨胀(“督抚权力膨胀与中央集权的悖论”)如何成为维系帝国末世的必要之恶,以及这种权力结构对未来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 书中详尽分析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并非仅仅归因于慈禧太后个人的保守,而是深入剖析了其背后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对“根本”动摇的集体恐惧。我们将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揭示其“求新”表象下的“不彻底性”——既想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机器,又想维系皇室的绝对权威,这种内在的矛盾如何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社会层面,本书细致描绘了城市与乡村的剧烈分化。在沿海通商口岸,新的商业阶层、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正在崛起,他们对传统伦理和政治秩序提出了质疑。而在广袤的内地,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对“教案”和外国侵略的积怨,构成了随时可能爆发的社会张力。本书通过大量的档案和地方志记载,重建了那个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展示了“天朝上国”心态是如何在一次次挫败中逐渐瓦解的。 第二部分:思想的熔炉——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 此部分着重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不再将革命简单地等同于孙中山先生个人的努力,而是探讨了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到早期革命党人激进主张的演变脉络。书中重点考察了西方民主、共和、民族主义等思潮是如何经过本土化、碎片化的传播,最终被不同的精英群体所接受和利用的。 重点分析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如留学生群体)的“双重身份危机”——他们既是现代化的倡导者,又常常是传统家族和文化的继承者。这种身份的撕裂,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国家出路的判断。我们审视了媒体和出版业在塑造公众舆论中的作用,探讨了“民智未开”论在当时精英阶层中的流行,及其对政治参与的限制。 本书特别设置了一章,专门探讨“传统儒学的变奏”,考察了在面对西方挑战时,以张之洞、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如何努力重构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试图为政治变革提供一种“温和的、渐进的”合法性基础,但最终被时代洪流所超越。 第三部分:权力的转移——军政精英与地方势力的崛起 不同于着重描写中央朝廷的衰亡,本书将大量篇幅投入到对地方军事和政治力量重塑的研究。重点剖析了新军(尤其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的形成及其政治诉求。这些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本书深入分析了不同派系精英的互动模式。他们之间的联盟、背叛、以及共同对清室的离心倾向,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内部条件。我们关注到,许多地方实干家和具备现代行政经验的官员,在清廷摇摇欲坠时,并非全心全意支持革命,而是寻求一种更有利于自身权力保留的政治过渡方案。 此外,本书还描绘了海外华人、跨国贸易网络在为革命提供资金和思想支持方面的隐秘作用,展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期,权力基础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土地和宗族,而是与全球性的资本流动和军事技术紧密相连。 第四部分:共和的阵痛——从短暂的统一到权力的重构 本书最后一部分着眼于中华民国初建之年的动荡。我们考察了“约法”的起草过程,揭示了其背后不同政治派系(如革命派、立宪派、以及新兴的军事强人)在“共和”定义上的根本分歧。 重点分析了“宋教仁被刺案”的深层政治含义,它标志着议会民主尝试的破产,以及枪杆子在政治角逐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本书并不止于事件本身,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法治”与“人治”、“程序”与“效率”的永恒困境之中进行探讨。 最终,本书以对民国初年政治格局的描绘收尾:一个旧的帝国秩序已经瓦解,但新的、稳定的国家框架尚未确立,政治精英们在寻找新的合法性与权力基础的探索中,预示着未来数十年中国历史的复杂走向。 全书基调: 本书力求以一种克制、冷静的笔触,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它避免了对任何单一历史人物的过度神化或道德审判,而是将焦点放在时代结构、制度缺陷、以及思想的演变过程上,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中国从封建帝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的全景式、多维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