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书名结构本身就极具张力,“被遮蔽”这个词暗示了一种蓄意的遗忘,或者至少是一种历史叙事上的选择性失明。这让我不禁思考,为什么“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样一个充满民族情感的口号,会如此高效地压倒那些繁琐、晦涩、充满法律术语的“修约”细节?难道是大众更需要一个清晰的敌人和明确的口号来凝聚民族精神?还是说,那些具体的修约成果在当时看来并不足以提振士气,无法满足民众对彻底摆脱屈辱的渴望?我希望作者能深入探讨这种“遮蔽”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政治需要。这种对历史叙事建构过程的批判性反思,往往是历史研究中最具穿透力的部分,它让我们看到历史是如何被讲述,而非仅仅是被发生的。
评分我期待这本书能以扎实的档案工作为基础,还原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外交官们在处理具体的贸易税率、司法权让渡、租界管理权限等细节时的真实困境与策略部署。以往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外交的宏观走向,但真正的“国家能力”往往体现在对这些具体事务的微观管理上。如果这本书能够提供关于条约谈判中那些具体的“让步点”和“坚持线”,那么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北洋政府的“体面”是如何在列强的压力下艰难地维持和构建起来的。这不只是一部关于外交史的书,在我看来,它更像是关于一个现代国家如何在国际体系的初始阶段,学习如何使用国际法和外交工具来定义和捍卫自身存在的教科书。这种对操作层面的深入挖掘,是任何宏大理论都无法替代的。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光是看着就让人忍不住好奇,它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直插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痛点——不平等条约。我一直以为,民国初年到北洋时期,中国的外交重心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所有的努力和牺牲似乎都围绕着这一个宏大叙事展开。但这本书的视角显然更深入,它暗示了在“废除”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目标背后,可能存在着一套更为复杂、更具技术性、也更少被公众关注的修约实践过程。我特别期待作者能如何剖析这种“遮蔽”效应,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外交操作、国内的政治角力,甚至国际环境的微妙变化,使得这些在当时至关重要的“修约”细节,最终被“废除”这个更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口号所淹没。它不是在简单地复述历史,而是在重构一个被简化了的叙事框架,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如何一步步重塑其主权形象,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种对历史细节的精确打捞,往往比宏大叙事更能揭示历史的真相。
评分读完这本书的提纲,我脑海中浮现出一种强烈的画面感:那是一群身处风暴中心的中国外交官,他们不是在高喊口号,而是在深夜的密室里,与各国代表进行着一场场精疲力尽的拉锯战。重点在于“北洋修约史”这五个字,它将我们从想象中那个积弱不振的晚清形象中猛然拉出,置于一个拥有初步现代国家体制,试图通过法律和谈判途径重建国际秩序的政府面前。我尤其想知道,北洋政府在修约过程中,究竟采取了哪些现代性的策略?是模仿西方的法律体系,还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打出“以夷制夷”的古老戏码?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实践,其复杂程度和内在逻辑,绝对不是教科书上寥寥数语可以概括的。它考验的是国家意志、法律专业性、以及对国际惯例的深刻理解,这本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早期现代化国家行为的绝佳窗口。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在于它挑战了我们对“成功”与“失败”的简单二元对立判断。我们习惯于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视为一个持续挣扎、外交上饱受屈辱的阶段,直到国民政府后期才有所转机。然而,如果这本书揭示的“修约史”才是真实的主旋律,那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修约”条文的修改背后,究竟蕴含了多少中国知识分子和实干家的心血与智慧。他们进行的可能不是“彻底的胜利”,而是“局部的、渐进的、实实在在的”权益回收。这种对“过程”的强调,比单纯批判“结果”更为有建设性。它迫使我们跳出“耻辱史观”,去寻找历史进程中那些微小的、却足以改变轨迹的能动性瞬间。这对于我们评估任何一项复杂的国家重建工程,都有着深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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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北洋,又一部去妖魔化的著作
评分作者是台湾学者,但作为国民党的延续地来做研究同样是需要客观的历史观才可以,大陆同样有很多研究的人,1986年的《近代史研究》登出习五一的《论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兼评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很细致地说北洋政府对比利时的修约,指出:“为了解除这些绳索,中国人民无师自通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废除中比条约和修约外交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潮流的产物。主持修约外交的顾维钧等人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不赞成以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因而无力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交的孱弱地位。从这一点看,他们与国民革命倡导的废约运动有区别。但是,他们的修约活动毕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愿望。在北洋政府残破不堪的困境下,他们费尽心机,折冲樽俎,努力从列强手中收回失去的民族权益。应该承认,这是爱国主义的行为,需要给予足够的评价。”和唐先生一样,站在客观的历史上看问题,其实也是秉承一个“修史”传统规律。
评分北洋的各时期如何努力争取国家利益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 好好看看
评分论及北洋外交,做出正面评价的有两个有影响的学者,一个是台湾的唐启华,一个是大陆的杨天宏。由于党国时代的建立,国民党把所有关税自主,废除租界的成果都归纳在自己身上,而把北洋时代的努力一笔抹杀。本书告诉你,所谓国民党关税自主,废除租界的成果。其实都建立在北洋搭建的框架之上,北洋走完了前面九十里路。不幸被党国体制颠覆,而北洋和列强谈判努力的结果,却被党国所窃取,而把北洋的努力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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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确实,对外交官群体来说,民国前期大概是近代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川岛真自信地认为,“外交官群体的职业模式”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不过,如果将焦点从民国外交家推向更大的背景,他们值得称道的职业素养、谈判技巧、人格魅力、主权意识等等,又似乎显得苍白。记得唐德刚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中国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而顾维钧还得排在周恩来、李鸿章后面,只能算那可怜的“半个”。同样,依据档案、追随当事人视线去诠释近代外交的性质,在彰显内在性的同时,也可能忽略“列强”或“国际”的一面。所谓“文明国”是指具备国际社会完全成员资格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要素,这一前提已经提示了“文明国化”并非一个单向的行为。中国何时加入国际社会,是争论已久的老题目了,徐中约、张勇进、梁伯华、徐国琦等学者均各自给出过答案,“走向世界”或为不可抗的趋势,而如何定义关键性的那一步,既关系到行动主体取“被动”或“自觉”的姿态,也必须考虑为我向往的那个“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是否准备接受。本书意图用“文明国化”的视点,发掘在“反帝”理论下难于把握的外交特质,这一强调内在连续性的思路对于从事“外交”的特殊人群或许是适用的,但要进一步处理复杂时代语境下中外关系课题,还需更为综合的研究。
评分北洋时期通常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分裂性”,川岛真质疑这一判断于外交方面的适用性:对北京政府来说,“外交”是一种寻求“中央政府”正当性的资源,而当时几乎所有政治角色(包括“军阀”在内)都未怀疑“中国”这一整体的存在,他们仍然作为中华民国的一员进行各种活动,不约而同地关注于外交问题,主张对外统一。本书第四部“外交中的中央与地方”,呈现了南北两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团等多个主体同时进行着“外交”的一幕,作者强调这里的多元结构并不是“近代与反近代”,上下的志向都是“近代”,可是“近代”概念没有开花结果,产生出一个“近代国家”,这一现象被命名为“脱节的近代”。北京政府在外交的成绩,为什么不能给政权本身加分?据本书的分析,“北洋外交”固然受到了地方和舆论的推动,但它缺乏将社会运动用作外交“后盾”的真正手段,本质上,北京政府还是一个不太进行“组织”、“宣传”、“动员”和“解释”的政权,不擅长意识形态的作业,而这些要素恰为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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