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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我的论文集能够以中文出版，我不仅感到非常高兴，而且也感到无上的荣幸。在我看来，自己的作品被翻译为中文，还具有一种超过了个人的兴奋与荣耀的特殊意义。在此准备结合日本的历史，对这种意义略加阐述，以作为本书中文版的序言。
　　 自从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明治维新以后，近代日本因其幸免于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能够迅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对于日本这个亚洲的落后国家来说，为了获得其独立地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且作为在非欧美的世界极少数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实例之一，这一过程或许也存在一些应该得到肯定评价的方面。然而，不能忘记的是，这段历史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产生了大量负面的影响。因为这是一段超国家主义的历史，把日本作为神国的神话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的基础，而天皇制统治的结构则构成了其实质。因此，它同时也是一段在国内压制国民的自由与民主主义，在国际上反复对亚洲各国进行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的历史。
　　 1945年战败之后的日本，在克服上述两项近代历史的负面遗产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就呢？就对一个方面的负面遗产，即对国民的自由与民主主义的压制进行清算而言，可以说战后的日本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由于采用了使天皇制非政治化、保障了国民主权与自由民主主义、宣布放弃战争权利的宪法，战后日本已经构建了这样一种政治社会，它至少可以保证1945年之前的体制几乎不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当然，也不能说今天就已经完全不存在要求重新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否定自由与民主主义和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复古主义的政治势力。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今后成为日本的多数派，因为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那种鼓噪着要恢复旧体制的势力犯下的乃是可耻的时代性错误。毫无疑问，我自己也是持这种态度的人之一。
　　 那么战后日本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的遗产即殖民主义是否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呢？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的，是战后日本从来就没有从正面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责任问题加以认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被搁置于暧昧状态之中，而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则不断地受到首相与阁僚的正式参拜。这一切只能说明，战后日本对于战争责任的意识是何等稀薄。另外，那些反动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把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定性为单方面的侵略战争意味着一种只强调本国历史的否定一面的“自虐史观”；他们的企图就是对这种历史观加以批判。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摆脱由于全球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全国范围内丧失自信的状况，民族主义也有所抬头，并且与这些动向同流合污，从而产生了使人们诚实地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不断受到动摇的危险性。
　　 因此必须承认，虽然战后的日本已经与1945年之前的旧体制进行了决裂，但另一方面却又缺乏应有的姿态，以解决对于过去的战争的责任问题，并且对殖民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对于养育了我的日本这种状态，我一直感到深深的罪责。正因为如此，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我自己总是希望战争责任的问题能够最终得到解决，同时一直在以下两个方面不懈地努力。其中的一方面，是始终以对日本国内那种试图逃避事实、美化历史的言行进行批判为己任。该论文集反映的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
　　 我自己所从事的第二方面的努力，是与日本绝对不应再加以侵略的亚洲各国的人们进行交流活动，希望能够多少发挥一点作用。正是这方面的活动为一直致力于欧洲政治思想的研究、并且以向年轻一代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为职业的我提供了宝贵的机会。1994年夏天，我接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邀请进行了系列讲座，讲座的主题是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中心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我在讲授的时候还有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愿望，那就是为承担着中国现代化使命的年轻一代传授一些多多少少有意义的知识，并以此作为对日本曾经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
　　 实际上，本书也可以被看做是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中所寄予的愿望的另一种体现。也就是说，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包含着我自己的希望，即通过在对时代的认识方面为现代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多少能够发挥作用的立足点，为日本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承担一点点自己的责任。不管这种努力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它毕竟是作者在把这本小书奉献给中国读者时的一个主观愿望。上面说到我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中国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原因就在于此。也正因为这本小书对我来说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我要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岩波书店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结束这篇简短的序言之前，我还要向迄今为止给了我大量支持、关心、帮助与理解的亲爱的中国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年轻的朋友唐士其博士，他为该书的翻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他学生时代一次参加我上面提到的讲座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进行不断的交流。他让我相信，中国有一批杰出的青年学者，他们对于欧洲与日本的政治理论都具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我相信，与他在学术上的交流，今后也将不断地激发彼此的智慧。
　　 此外，让我永远难忘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老朋友们。特别是梁守德、潘国华、方连庆和黄宗良四位教授对我的深厚友情。他们每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让人激动的历史，而与他们亲密无间的交往，则让我有幸窥见了中国知识分子如同长江、黄河一般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让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把这本小书奉献给梁、潘、方、黄四位教授。我相信，他们能够理解我在这本书中寄托的希望，也会从内心深处为该书能在中国出版感到高兴。

内容简介

　　 《政治与人》所收录的论文，除最后一篇“现代世界中的政治与暴力”之外，都是由作者加藤节教授本人从他的两部论文集《政治与人》和《政治与知识分子》中挑选出来的。作为一名学者，加藤教授是通过他辛勤而出色的学术活动向世人表达他的政治立场并与日本社会中各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思想与行为展开斗争的。《政治与人》所收录的各篇论文都极其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它们虽然主题各不相同，但却又贯穿着一些共同的思想，而且在内容上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

目录

导言：政治的本质??如何实现政治学的复兴
人与政治——从洛克谈起
政治与自由
民主——过去与未来之间
人与国家——为同时代史而作
思想中的20世纪——在“文明”与“野蛮”之间
政治与死亡——20世纪的安魂曲
作为同时代史的政治思想史
战后50年与知识分子——继承与反思
南原繁与丸山真男：交错与分歧
“自由”与“自由论”之间——一种政治学的考察
“内战”——历史的反复所提出的问题
“市民社会”再考
民族与国家——对政治学的提问
现代世界中的政治与暴力

精彩书摘

人与国家——为同时代史①而作
一、对同时代史进行考察的视角
（一）同时代史面临的困难
可以说，历史学家的工作中最困难的，就是写同时代史。因为对历史学家来说，现实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不同，它往往有可能由于人的意志的作用而转向人们完全无法预期的方向，因为人的意志本身总是潜藏着导向某些新的事物的动因。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试图加以描述的同时代史，也就难以避免由于创造历史的人们自身的作用而被背叛或者涂改的命运。
写同时代史的困难，在我们这个时代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对像现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变革的时代进行同时代性的评价或者判断，就不能不冒切断历史自身发展脉络的风险。黑格尔曾经说过，“密涅瓦的雄鹰”只有在“一个时代面临着自身的终结，并且再一次试图对自身的价值进行总结的时候”（里尔克）②才会“起飞”，而在像现在这样一个方向尚不明确并且激烈动荡的“未完成的”时代，离这种终结尚远。
另外，还可以指出对当前的时代进行同时代史的考察时使问题变得更为困难的另一方面的因素。那就是由于这个时代所体现出来的变化本身的常态化，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这些变化从什么地方开始到什么地方结束，以及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进行理解的历史意识。由于变化的常态化反过来使人们对变化的感受变得迟钝，从而使入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现在并不具有什么与其他时代不同的固有的历史特性，换言之就是产生了把当前的时代作为一串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无限连续的事件进行把握的倾向。
（二）对当代史进行考察的视角
但是，就我们而言，希望了解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种时代认识的欲求，却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充满了激剧的变动而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容。这种认识关系到在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的状况之下，我们对于自己已经迷失的历史位置的认识，同时也关系到我们对自身的理解。问题是，在这种场合我们并没有可能通过已经掌握的知识成果创造出某种对复杂的当代世界进行迅速解读的全能的范式或者理论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对同时代史进行理解，就必须具有能摆脱过去的理论框架的束缚，对世界进行自由考察的主体性的思考态度，以及发挥全部的知性与想像力，敢于进行精神冒险的求知勇气。
也可以说存在着一种有效的方法论上的视角，使我们能够基于这样的立足点对同时代史进行考察。这就是把在当代世界中失去了自明性的对象作为精神冒险的场所，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同时代史的特性进行探究。如果说那些原来自明的、没有疑问的东西在当代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确实性的话，那么对这一事实切实的关注就能够让我们识别出当代固有的历史特性。当然，在这样的场合，对于在当代世界失去了自明性的到底为何物的判断，从一开始就由于论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比如说，像欧洲中心史观以及从历史发展阶段论出发对问题的理解，关于社会主义最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断言，以及国际关系中对权力政治理论的信仰等等，都具有某些不容忽视的价值。把当代放在一定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考察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中失去了自明性的最明显的事例，就是以国民国家作为既定框架而形成的人与国家的关系。在当代世界，由于“国民国家的空洞化”福田欢一)越来越严重，以及越来越难以把人们各种各样的要求闭锁在国家的框架之内，因此我们已经根本不可能像黑格尔那样，把国家作为“神的理念”的体现而实体化，并且把人的价值与义务的根源一元化地归结于他作为这个国家的成员这一事实。就此而言，对与国民国家一道失去了自明性的人与国家的关系的各个方面重新加以审视，并且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当代特征进行考察，就成为一个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当代世界认识的切实的课题。
本文试图对这个课题给出某种解答。当然，对于失去了自明性的事物进行自觉的考察并非易事，而且，对于错综复杂的人与国家的关系进行全面的研究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因此，以下的论述只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对特定的问题进行的尝试性探讨。这是需要事先加以说明的。
二、国民国家——虚构与实体
（一）虚拟性
从19世纪以来一直牢固地保持着作为政治生活基本单元地位的国民国家，从一开始就在双重的意义上具有其虚拟性。这种虚拟性表现在：首先，国家不过是人类行为所创造的产物；其次，国家又是一种通过把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差异的个人虚构为同一民族的构成者而形成的“想像的共同体”（B．安德森）。
简单地说，近代国民国家是以专制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地域性权力机构国家（state）作为外壳，并且以希腊罗马时期把国家视为人类共同体的观念的近代表述即民族（nation）为其内容，通过把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君主主权转移到人民主权之上而形成的历史产物。当然，自不待言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还贯穿了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即打破与专制主义权力相联系的特权阶层对权利的独占，形成自由的国内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国民国家作为建立单一国民经济体系的要求的产物，作为特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人为的构造，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虚构。当然，这种虚拟性同样也通过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波澜，被传递到第三世界陆续建立的新兴国民国防大学，因为它们同样也是被创造出来的产物。
然而，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国民国家虚拟性的，应该际法要还是构成国民国家内核的民族概念自身的虚拟性。使国民国家始终保持着地域性质的专制主义，以绝对主权的形式通过暴力消灭了使人们相互差异的地域的、文化的、部族的（ethnic）、身份的和宗教的多元性，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当国民国家肃清了专制主义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民族这样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概念克服了其成员之间的差别，并且形成了政治社会的共同体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民国家不过是通过把具有各种各样实质性差异的个人抽象为同质的民族的一员而形成的虚构物，体现这种同质性的则是关于国民普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形态。而且，这种虚拟性虽然是作为欧洲国家的特征最早出现的，但后来在第三世界却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中要求获得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但它们几乎都不具备任何能够超越地缘和血缘、民族和部族以及语言和宗教对国民的区分的共同体性质。
（二）实体化的历史条件
近代国民国家虽然如上所述，作为虚拟的、“意识形态的虚构”而存在，但在事实上却又一直维持着不容置疑的作为国家生活的框架的实体性或者说“现实性”（J．丹）。简单地说，形成这种现实性的，是以下一些隐藏了国民国家的虚拟性，同时又强化了它的共同体性质的历史条件。
从19世纪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产生了以下一些新的条件。首先，市场机制这一统一的分工体系的出现，导致了国民经济作为一种实体的产生，并且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极大地减少了那些体制之外与财富的分配绝对无缘的人数。其次，作为“国民意志”表达机构的议会制度的确立，以普通选举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以及通过社会立法运动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使国家的全部成员都被纳入了体制之内。
……

前言/序言

　　对我的论文集能够以中文出版，我不仅感到非常高兴，而且也感到无上的荣幸。在我看来，自己的作品被翻译为中文，还具有一种超越了个人的兴奋与荣耀的特殊意义。在此准备结合日本的历史，对这种意义略加阐述，以作为本书中文版的序言。
　　自从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明治维新以后，近代日本因其幸免于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能够迅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对于日本这个亚洲的落后国家来说，为了获得其独立地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且作为在非欧美的世界极少数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实例之一，这一过程或许也存在一些应该得到肯定评价的方面。然而，不能忘记的是，这段历史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产生了大量负面的影响。因为这是一段超国家主义的历史，把日本作为神国的神话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的基础，而天皇制统治的结构则构成了其实质。因此，它同时也是一段在国内压制国民的自由与民主主义，在国际上反复对亚洲各国进行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的历史。
　　1945年战败之后的日本，在克服上述两项近代历史的负面遗产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就呢？就对第一个方面的负面遗产，即对国民的自由与民主主义的压制进行清算而言，可以说战后的日本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由于采用了使天皇制非政治化、保障了国民主权与自由民主主义、宣布放弃战争权利的宪法，战后日本已经构建了这样一种政治社会，它至少可以保证1945年之前的体制几乎不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当然，也不能说今天就已经完全不存在要求重新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否定自由与民主主义和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复古主义的政治势力。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今后成为日本的多数派，因为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那种鼓噪着要恢复旧体制的势力犯下的乃是可耻的时代性错误。毫无疑问，我自己也是持这种态度的人之一。
　　那么战后日本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的遗产即殖民主义是否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呢？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的，是战后日本从来就没有从正面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责任问题加以认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被搁置于暧昧状态之中，而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则不断地受到首相与阁僚的正式参拜。这一切只能说明，战后日本对于战争责任的意识是何等稀薄。另外，那些反动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把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定性为单方面的侵略战争意味着一种只强调本国历史的否定一面的“自虐史观”；他们的企图就是对这种历史观加以批判。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摆脱由于全球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全国范围内丧失自信的状况，民族主义也有所抬头，并且与这些动向同流合污，从而产生了使人们诚实地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不断受到动摇的危险性。
　　因此必须承认，虽然战后的日本已经与1945年之前的旧体制进行了决裂，但另一方面却又缺乏应有的姿态，以解决对于过去的战争的责任问题，并且对殖民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对于养育了我的日本这种状态，我一直感到深深的罪责。正因为如此，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我自己总是希望战争责任的问题能够最终得到解决，同时一直在以下两个方面不懈地努力。其中的一方面，是始终以对日本国内那种试图逃避事实、美化历史的言行进行批判为己任。该论文集反映的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
　　我自己所从事的第二方面的努力，是与日本绝对不应再加以侵略的亚洲各国的人们进行交流活动，希望能够多少发挥一点作用。正是这方面的活动为一直致力于欧洲政治思想的研究、并且以向年轻一代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为职业的我提供了宝贵的机会。1994年夏天，我接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邀请进行了系列讲座，讲座的主题是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中心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我在讲授的时候还有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愿望，那就是为承担着中国现代化使命的年轻一代传授一些多多少少有意义的知识，并以此作为对日本曾经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
　　实际上，本书也可以被看做是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中所寄予的愿望的另一种体现。也就是说，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包含着我自己的希望，即通过在对时代的认识方面为现代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多少能够发挥作用的立足点，为日本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承担一点点自己的责任。不管这种努力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它毕竟是作者在把这本小书奉献给中国读者时的一个主观愿望。上面说到我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中国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原因就在于此。也正因为这本小书对我来说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我要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岩波书店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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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让我永远难忘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老朋友们。特别是梁守德、潘国华、方连庆和黄宗良四位教授对我的深厚友情。他们每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让人激动的历史，而与他们亲密无间的交往，则让我有幸窥见了中国知识分子如同长江、黄河一般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让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把这本小书奉献给梁、潘、方、黄四位教授。我相信，他们能够理解我在这本书中寄托的希望，也会从内心深处为该书能在中国出版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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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论文都是围绕一个主题，也很难避免重复或者逻辑的断层。让人读起来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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