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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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野 著

图书标签:

• 国共关系
• 政争
• 一党训政
• 联合政府
• 中国近现代史
• 政治史
• 1944-1946
• 历史研究
• 内战
• 政治制度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27843

版次：1

商品编码：10852462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1-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40

编辑推荐

　　

　　1.新观点。作者认为，1944年，也即日本投降前，中国的政治主题已经由两国（中国、日本）三方（国民党、共产党、日本），转变为一国（中国）两方（国民党、共产党）。
　　 　　2.新史料。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张莘夫接收东北抚顺煤矿，不料，张被杀害。为此，国民党认为张被共产党杀害，而共产党坚称张乃国民党杀害后嫁祸于共产党。作者根据史料得出，张为共产党所杀：“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
　　 　　3.故事性强，可读性高。叙事严谨，逻辑严密。步步深入，将国、共为何一直都在谈判，却最终没有谈成分析的透彻明了。

内容简介

　　

　　1944-1946年间，抗日战争快要接近尾声，中国即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为此，在接下来的政府中，国共两党应该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与谈判。本书就是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谈判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谈判最终走向战争的。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中既有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的睿智与无赖，又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的坚持与无奈；既有国民党外交苏联背弃中共，又有共产党利用美国施压国府，更有民盟的抗争与无奈，最终，当国共谈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又是哪方打响了三年内战？

目录

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两党合作基础的演变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一号作战与国共关系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方面
中共的两个部署
第二章 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
史迪威出局与赫尔利入局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
国共策略的调整——两手对两手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
第三章 国民大会与解放区代表大会
两党的举措与意图
国共的两个党代会
第三方面的斡旋
中共关于“解代会”的筹备
第四章 中苏谈判与中苏条约
——蒋介石的一个政治布局
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与中苏谈判的提出
雅尔塔决议与中苏谈判的启动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中苏谈判第二阶段
中苏条约的批准与评论
第五章 重庆谈判
——背景与条件的转换
两周的较量
——日占区的归属与国共版图的重新划分
邀请与应邀
重庆谈判的基础与主题
主题的交锋与两党政治理念的展示
僵持与妥协
各方得失
第六章 国共两军战略方向的选择与展开
中共战略方向的调整
中共各项部署的展开
中共在东北的战略部署
国民党的战略考虑与展开
第七章 苏军的双重性与东北的三角格局
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
中共东北战略的再调整
国民党与苏军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争执
第八章 政治协商会议
——背景与条件的再转换
政协会议的国内背景
政协会议的国际背景
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政协会议前奏曲
五项议题的争论与协议
热议、隐患与结论
第九章 多向与无序的政局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关于时局的判断
国共关于整军方案的谈判
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不满及其焦点
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继续争执
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继续争执
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
第十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两个僵局的形成
二中全会开幕与主题辩论
国共就两个焦点问题的磋商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变化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两个死结
第十一章 四平决战
三角格局的淡出与东北问题的演变
——国共四平对峙的形成
中共关于进占长春的考虑与决策
——政治要求之下的军事方针
四平决战与重庆谈判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关于四平之役的争论与评价
第十二章 最后的谈判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停战令与停战条件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最后的谈判
不宣而战
结束语 民国政治的逻辑及其历史局限
参考资料

精彩书摘

　　蒋经国访苏之后，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毫无改善，尤其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苏军的立场毫不松动。这样，杜聿明所部长时间滞留南满，不能展开军事接收。
　　如前所述，还在上年末张嘉璈率东行营重返长春的当日，张即判断：苏军之所以延缓撤军，其意图是：“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看来，蒋介石比张嘉璈晚了一个多月才意识到这一点。1946年1月，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为打开这一僵局，1946年1月中旬，蒋采取了一项折中方案，即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经营，但拒绝全面合作，蒋称之为“缩紧”政策。1月中旬，蒋致函张嘉璈，表示：“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
　　完全接受苏方要求，既损国家主权，又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将遭到广泛的批评；完全拒绝苏方要求，则又无法展开接收东北的行动；这个折中方案的意图，就是试图局部满足苏方要求，从而换取苏方协助国民党军接防。
　　◇ ◇
　　就在中苏双方为东北日资产业归属问题争执不下之际，作为这种争执背景的具体表现，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莘夫事件。
　　张莘夫当年47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曾任煤矿矿长、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钨业管理处处长等职，此次在东北的职务为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1946年1月14日，受张嘉璈指派，张莘夫偕随员7人，由沈阳乘火车前往抚顺，与苏方接洽抚顺煤矿接收事宜。1月16日晚，张莘夫一行由抚顺返回沈阳，途经李石寨车站时，张莘夫及其数名随员被杀害。
　　张莘夫案于1月下旬披露出来后，在中国知识阶层引起极大愤慨。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而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于2月27日就此事答复重庆外交部时称：“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 另外，中共中央在2月25日一份内部指示中表示：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由于相关各方各执一词，该案的真相，数十年来未能澄清。现在，随着相关材料的披露，该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吴亮平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多年之后，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下一份材料，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吴写道：“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根据这段材料，张莘夫事件基本清楚了，此即“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指挥者为苏联红军，执行者为“我们部队”。
　　张莘夫遇害案并非一起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其特定的背景，此即中苏关于日资企业归宿问题的争执。抚顺煤矿的归宿当时尚未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一方要求接收（国民党），另一方，“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我们当指苏军与中共）。作为接收与抵制这一对立的体现，于是发生了此一事件。张莘夫是受张嘉璈的派遣前往抚顺的，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当事人，张嘉璈当时就在其日记中判断：“此事显然表明苏方不愿我方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解决以前，接收抚顺煤矿”。 也就是说，苏军所以如此，是为拒绝向东北行营移交抚顺煤矿。
　　◇ ◇
　　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经济合作采取“缩紧”的指示后，张嘉璈对于此项政策的出台作如下判断：“在中央辅助蒋主席作东北问题之决策者，为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雪艇、及经济部长翁詠霓。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惟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使蒋主席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因有只可缩紧，不宜太宽之指示。”翁文灏字詠霓。所谓主权，指经济合作涉及中国主权；所谓法理，指经济合作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张嘉璈认为，宋、王的这两点意见束缚了蒋，妨碍了蒋对东北问题的决断。
　　相反，王世杰则认为，接收东北之所以成效甚微，其责任在东北的两位主要当事者。王认为：“公权态度颇嫌软弱，对苏军过于迁就；熊天翼厌恶苏军，却又不肯负责应付。目前东北接收之障碍于以日增。”
　　为缓和与苏军的关系，政协会议期间，重庆政府特意选择此一国共合作的背景，派宋美龄于1月22日飞赴长春，代表中国政府向苏军有功将士授勋。苏方称马林诺夫斯基因事回国，宋未见到马林诺夫斯基，当然任何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宋美龄无功而返。
　　总之，东北的局面一筹莫展。
　　1946年2月1日，这是苏军撤离东北的最后期限，但苏军毫无撤退迹象。是日，马林诺夫斯基约见张嘉璈，直截了当地表示：“愿与阁下交换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之意见。”张嘉璈根据重庆的“缩紧”指示，表示可就部分项目与苏方合作。对此，一同参加谈话的苏方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断然拒绝道：“华方提议，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
　　接下来，张嘉璈转移话题，张说：“鄙人愿乘机会，与阁下一谈政治问题，实因政治与经济有密切关系。中国政府现陷于极困难之地位，因一般人士责难政府，数月内在东北，仅接收数市，至接收之省份，则名存实无……故今如订立经济合作办法，恐仍是只有义务，而他人享其权利。”张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苏方的不信任。
　　面对张嘉璈此番言论，终于，马林诺夫斯基也将苏方为什么坚持经济合作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他说：“满洲地形与苏境衔接，插入苏境极深，故必须借经济合作，使满洲不再对苏联有所威胁。”此言之意，就是要以经济合作这一方式，将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方式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最后，马林诺夫斯基表示：经济合作“希望早日解决，使鄙人及军队可即离此。”等于重申，经济合作的成立是苏军撤军的先决条件。
　　◇ ◇
　　2月4日，张嘉璈铩羽而归，返回重庆。此刻，蒋介石也实在无计可施了，蒋对张说：“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由于熊式辉早已离开长春而驻锦州，张嘉璈此次返渝之后，奉蒋之命留渝不归，这样，东北行营在长春实际上名存实亡。
　　由于经济合作无结果，苏军开始将工矿企业的机械设备大批拆卸，搬运回国，东北的经济利益还是未能保住。
　　因经济合作而产生的僵局，其政治后果是，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略有改善的重庆政府与苏联的双边关系，至此完全被抵消。关于这件事处置上的失策，张治中曾于1948年5月致函蒋介石，对此作如下结论：“今日东北局面之演成，实由于对苏外交之失败，当时外交当局，不知收回东北为政治利益，保全工矿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当然重于经济利益，乃竟着重经济利益忽略政治利益，前提一误，全局皆输。”张的意见当时能否真正行得通，姑且不论，总之，就结果而论，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最终是政治、经济“全局皆输”。
　　◇ ◇
　　中苏经济合作久拖不决，其另一个后果是，东北问题逐渐国际化，美国开始插手，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1946年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两国，认为：中苏协商管理满洲之工矿企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此一问题之解决，须有美国参加。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王世杰转交了一份美国国务卿的照会，表示：“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的国外财产（如满洲的工业）之处置，系有关曾荷负击败日本任务的各主要同盟国家共同利益”。意即东北的日资企业为盟国的“共同利益”，而非中苏两国所有。“因此美国政府于接获中苏双方已在进行商讨，其结果或将使满洲工业成为绝对的中苏共管之报告后，甚为烦虑。”而美国之所以对此不满，其原因是：“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人民之未能获得参加满洲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 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告王世杰：“苏联关于东北之权利，只限于中苏友好条约范围以内。现闻中苏两国商谈东北经济与工业之管制，若违背门户开放原则，美政府不能承认。”
　　……

前言/序言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国民党政权自建立以来，长期推行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其根据直接出自孙中山的有关学说。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主要原因是新生政权建立之后，没有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而直接进入宪政。有鉴于此，孙中山将建国程序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这个建国学说为国民党执政之后推行一党训政，提供了直接的政治依据。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方式，是在原有的、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作方式。之所以不对等，说到底，这是当时的两党力量的对比在政治上的体现。这就是说，两党关系对等与否，取决于两党实力对等与否。
1944～1946年间，随着国共力量的对比互为消长，旧有的合作基础与方式，已经不能反映此一消长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格局。为此，改变两党合作的基础与方式，被中共提上国共谈判的议程，此即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所谓联合政府，就是要将一党训政变为多党联合执政，其实质就是关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再分配。随着联合政府的提出，使一党训政这个在国父遗教名义下奉行多年的政治学说和政治体制，遭到空前的批判，旧有的国家秩序从此动摇起来。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时期。在以往的一段漫长时期，国共关系几经波折，曾经发生多次政治转型，不过，这一回的形式、性质与以往截然不同，这一回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直接表现为国家政体和国家秩序的转型。因此，两党关系的转型过程，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由两党关系的转型而引出国家秩序的转型，据此，国共关系发展到其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阶段。这一次政治转型的失败，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终分野。
迄今，没有人明确提出上述概念，没有人发现1944～1946年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时期；没有人发现其间完备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因为，没有人认识到这段历史的特殊之处，从而将这段历史内在的政治主题联系并贯通起来。
一直以来，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与叙述基本形成一个定式，首先，以1945年8月中日战争的终止为分界，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然后，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当严格地分别论述不同的历史主题。根据这个定式，战时的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根据这个定式，1944～1946年是不能捏合为一个历史整体的。这就是说，将传统意义上的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贯通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提出，本书的这一命题和架构，多少有些标新立异、不合章法。
如此看来，本书的架构能否成立，有必要对传统的思维定式略作清理。
的确，1944～1946年，是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一般来说，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就是两个历史主题的交替，以往的研究与叙述，正是按照这个固定的思维习惯展开的。然而，发生在1945年8月韵历史阶段的交替，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历史主题的交替作为基础，因此并不等于历史主题的交替。具体而论，通常的关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交替与划分，是以中日战争的终止作为依据，问题在于：中日问题并不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因此，怎样认识贯穿于1944～1946年间整个历史过程的政治主题，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点。具体讲，关键在于把握两点：第一，怎样认识抗战末期中日问题和国共问题的主次关系；第二，抗战末期与战后初期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以怎样的政治主题衔接并贯通起来的。
中日战争以国、共、日三个参战方为主体，由此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的构成，决定战争的性质不可能是单一的。还在抗战之初，毛泽东于1937年8月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起来。”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贯通指联系，指两种范畴、两种性质的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当然，两者之间有一个主次关系，问题在于：主次关系并非绝对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依据战争的进程而调整。
中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迟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才调整为中国政治的主题而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是说，民族矛盾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根据战争的进程而调整。那么，一个因战争进程而调整的问题，同样，必然因战争的进程而再调整。
1944年夏季，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国战败已成定局，为此，日本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抗战进程步入末期。那么，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赢得抗战胜利的果实。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九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这就是说，在抗战临近结束之际，中国的各个党派提出了相同的一个问题：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把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了出来，对于中共而言，其实质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社会革命转换为中国政治的主题。
两种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具体表现为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再调整。抗战之初，以抗日为基础，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末期，随着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提出，调整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亦随之提上议程。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在这里，毛之所言，就是把调整两党合作的基础提了出来，而调整的方式则是改组政府。那么。改组政府是什么性质？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毛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
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原则的转变，就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调整，及其性质的转变。而这个基础与方式的调整、这个原则的转变，具体而论，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调整、主次关系的转变。只有将这个主次关系具体地调整过来，“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才能具体地体现出来。那么，代表这种调整与转换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综上所述，以联合政府的提出为标志，中国政治的主题在抗战末期的1944年发生转换。因此，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一种甚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它并不以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革命的交替为基础，而是以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革命的终止为基础，主要表现为中国政治舞台的角逐者，由两国三方变为一国两方。正因为历史的主题没有中断，因此，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影响中国政治本来的运行轨迹，联合政府这个抗战末期提出的政治主题，战后，依然延续下来，继续成为战后初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总之，以历史主题为根据，从历史主题的发生、发展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
最后，笔者的结论是，通常的以1945年8月划分历史阶段的方式仍然可以成立，但是，通常的按照历史阶段的划分，分别论述不同历史主题的方式则应重新清理。因为，这种通常的方式，不能反映这段历史不同于通常的特殊之处，既不能将历史的主题表述清楚，更不能围绕主题的发生和发展，展开连续的、系统的叙述。迄今，人们所看到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实际上都是支离破碎的。
其实，历史的分期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侧重面，采取不同的论述方式。通常的历史阶段分期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将近10年，整个过程也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从这个视角来看，1944～1946年显然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后过渡阶段。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后期，其实质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离时期，整个过程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这一对立而展开。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全部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这一政治对立直接或间接的体现，由此，构成这一时期历史走向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这些线索和内容，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政争走向战争的线索和内容。
总括而论，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后期这个视角看问题，1944～1946年，显然是一个形态完备、主题鲜明、线索连贯的相当完整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格局的变动，都是以武力的对比及消长作为最终依据。1944—1946年间，两个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的合作政党，主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协商如何将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变为多党联合执政，这在国共关系的全部历史记录当中，是仅有的一次特殊的政治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从根本上讲，就是国共力量的互为消长在政治上的反映。
在长达两年的谈判过程中，双方的实力对比曾反复消长，双方的内外背景也曾反复转换，这种消长与转换体现在谈判过程中，表现为对阵的双方其各自的地位都不是稳定的，曾多次反复。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所以，从国共谈判的全部历史过程来看，没有任何一次有如此次，谈判与武力的关系如此紧密，“谈”与“打”两者高度统一。由此而产生一种并不常见的现象，此即通常所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1944～1946年间，这是自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以来，中国政局呈现出少见的多元化的政治现象。民盟发展到其历史活动的巅峰，为第三方面争得一席之地。美、苏两国的直接介入，构成自民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国际干涉力量。这些内外力量的介入，对于国共政争构成相当的推动与制约的作用，正是这种介入、推动与制约，使中国政治呈现少见的多元化现象。
然而，所有这些介入的内外势力，其自身的利益都不能通过自身而直接获取，都必须通过国共两党而具体体现。因此，看似多元的政治现象，最终仍然归结为国共两党的较量。多元现象并不能改变以国共为主导的政治格局。
所有这些内外势力，都是怀抱着各自的现实利益和政治理念而介入国共政争的。他们的全部利益和全部理念，与国共两党都不是完全统一的。也就是说，现实利益统一与否，与意识形态统一与否，两者并不具有天然的同一性。由于这种局部的非同一性的存在，这就为国共两党在他们中间施展局部性的联合、分化、中立，提供了纵横捭阖的余地。这个余地既是局部的，又是广阔的。
这是一个任何一方都缺乏足够的稳定力量的年代。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这也是一段少见的历史的活跃时期。这一点反映在现象上，表现为政局的走向极不确定。结果往往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的产生，往往只是一个问题的重新产生。因此，问题的提出、展开、反复、转移，游移不定，令人目不暇接。
这种现象的产生，相当程度上出自诸多利益相互作用之下所形成的政治的合力。由于任何一方的利益，都难以单方面地直接获取，因此，诸多利益之间，往往通过反复地交换与取舍，从而产生一种叠加效应。所以结果往往不是最终的，往往成为另一次交换的筹码。基于这个特点的存在，把握这段历史的走向，应当十分留意跟踪诸多利益的走向，尤其留意跟踪诸多利益之间是怎样接合的，又是怎样交换的。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产生英雄的年代。由于历史的条件提供了一个足够展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舞台，据此，那些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足以将其文韬武略一展无余。
这是一个把政治真正演化为艺术的年代。在这里，民国政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不发挥到极致，留下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政治家关注结果，而历史学家则关注过程。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结果是怎样导致的？本书将集中论述这样一个问题：1944～1946年间，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国共两党是怎样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让我们从头开始，走进那个非凡的年代。

《风云激荡：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格局重塑（1945-1948）》 内容简介： 本书并非聚焦于1944年至1946年间的国共两党就“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直接博弈，而是将目光投向一个更为宏大、更为深远的历史时期——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格局重塑，具体时间跨度为1945年至1948年。这段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其跌宕起伏的政治演变、错综复杂的力量角逐，以及最终走向全面内战的悲剧性结局，深刻地塑造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本书旨在剥离历史的迷雾，深入剖析在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结构、政治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我们将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如何根据自身利益、战略考量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其政治策略、巩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在后战争时代的主导中国走向。 第一章：战后初期的机遇与挑战（1945年夏秋） 本书的开篇将聚焦于1945年夏天，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投降，中国迎来了民族解放的光辉时刻。然而，胜利的曙光之下，潜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民党作为战时执政党，在形式上拥有了接收胜利果实的天然优势，但其内部的腐败、官僚主义以及统治基础的松动，早已预示着其统治的脆弱性。同时，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凭借其组织能力、群众基础和坚定的抗日立场，已经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影响力深入人心。 本章将重点探讨： 国民党政权的困境： 抗战的胜利并未能够完全掩盖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积累的深层矛盾。我们将详细分析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博弈、接收日伪资产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以及其在恢复国家秩序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例如，币值剧烈贬值、失业人口激增、以及对各地力量的收编问题，都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埋下了隐患。 共产党的战略扩张： 共产党如何利用抗战胜利的契机，迅速扩大解放区、发展壮大自身力量？本章将分析共产党在政治宣传、组织建设、土地改革等方面的策略，以及其如何在接收日伪政权留下的权力真空和武装力量方面，抢占先机。例如，共产党对于东北地区，以及华北地区接收日伪军队和装备的策略，是其日后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 短暂的和平曙光与潜在的冲突： 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国共两党之间曾经有过短暂的合作希望。本书将审视当时双方的政治诉求，以及他们在接受日本投降、组建联合政府等问题上的初步接触。然而，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也在此刻显露无遗，为后续的政治对抗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和平的幻灭与政治僵局（1945年末至1946年）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深入探讨，在最初的战后希望破灭之后，中国政治陷入了怎样的僵局。我们将分析，尽管双方有过政治协商的尝试，但根本性的政治分歧和战略互不信任，使得和平的道路愈发艰难。 本章将重点探讨： 政治协商会议的曲折过程：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围绕着国家未来的政治蓝图，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协商。我们将详细解析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等重要事件的进程，以及其间双方在国家体制、军队整编、地方自治等核心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例如，关于军队国家化、地方权力分配等议题，双方的立场差异巨大，成为阻碍和平的关键。 美国在华的角色与影响： 在战后初期，美国在维系中国和平稳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本书将分析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以及其试图调和国共两党冲突的努力。我们将探讨，美国政府的政策如何受到其在华利益、对共产主义的担忧以及冷战格局的影响，以及其调停 efforts ultimately failed to achieve lasting peace。 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的加剧： 战争结束后，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等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本书将分析，经济困境如何加剧了社会矛盾，并进一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例如，学生运动、工人罢工等社会事件的发生，既是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挑战，也为共产党提供了动员和发展的机会。 军事摩擦的升级： 尽管双方在政治层面进行协商，但军事上的摩擦并未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本书将分析，双方在接收日伪军队、争夺战略要地等问题上的冲突，以及这些军事对抗如何不断侵蚀和平的根基。例如，关于东北地区军事力量的部署，成为当时最激烈的冲突点之一。 第三章：走向决裂：全面内战的前夜（1947年）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聚焦于1947年，这一年，中国政治的天平开始明显向着全面内战倾斜。和平的希望几乎破灭，双方的军事对抗全面升级，中国人民即将再次深陷战火的煎熬。 本章将重点探讨： 国民党政府的强硬路线： 在经历了政治协商的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军事围剿政策。本书将分析国民党政府的战略部署、军事行动以及其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努力。例如，国民党政府发起的“重点进攻”战略，以及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一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 共产党的新型战略应对： 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共产党如何调整其战略战术？本章将分析共产党在军事上的灵活应对，例如运动战、游击战的运用，以及其在政治上如何继续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例如，共产党提出的“人民战争”理论，以及其在宣传和组织上的创新。 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中国内战的影响： 随着冷战的加剧，中国内战的国际背景也日益复杂。本书将分析苏联、美国等国际大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立场变化，以及其对中国内战进程的影响。例如，苏联对共产党的隐性支持，以及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都成为了影响中国内战走向的重要因素。 民生凋敝与人心思变： 持续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使得中国人民的生活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本书将分析，民生凋敝如何加剧了民众对战争的厌倦，以及这种情绪如何影响了双方的政治基础。例如，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崩溃，导致其失去了大部分民心。 第四章：历史的抉择与未来的启示（1948年及以后）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简要回顾1948年及其之后中国政治的走向，并从中汲取历史的启示。虽然本书的主要时间跨度止于1948年，但对后续事件的简要梳理，有助于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完整的历史图景。 本章将重点探讨： 内战的决定性阶段： 简要回顾1948年国共内战的关键战役，以及这些战役如何奠定了共产党最终胜利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教训： 从1945年至1948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深刻的经验教训？本书将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等多个角度，反思这段历史，并试图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例如，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实现国家的和平发展与繁荣稳定？如何弥合社会分歧，凝聚国家力量？ 本书研究的意义： 本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更是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通过对这段关键时期的深入剖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演变脉络，以及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风云激荡：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格局重塑（1945-1948）》是一部力求客观、深入、多维度的历史著作。它将带领读者穿越时空的迷雾，去感受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去理解那些塑造了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去思考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本书希望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生动的历史叙述，帮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并从中获得对于当下与未来的深刻洞察。

评分☆☆☆☆☆

翻开这本书，扑面而来的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一种身临其境般的历史代入感。作者的文字功底可见一斑，他能够将1944年至1946年间那段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描绘得既清晰明了，又充满细节。我特别欣赏他对当时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塑造，他们不再是教科书里扁平化的符号，而是有了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鲜活个体。比如，在描述某次关键的谈判场景时，作者能够细致地捕捉到不同领导人微妙的表情变化、语气上的起伏，以及他们之间那些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种细腻的描写，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会议室，能够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以及每一个决策背后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同时，作者对于历史事件的梳理也极其严谨，他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深入剖析了每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以及深远影响。读完这段，我感觉自己对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生态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那些曾经模糊不清的脉络，此刻都变得豁然开朗。

评分☆☆☆☆☆

本书在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上，呈现出一种多维度、立体化的视角，这一点让我尤为赞赏。它没有简单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进行叙述，而是尽可能地呈现出当时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考量和诉求。例如，在分析“联合政府”的提议时，作者不仅探讨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战略意图，还挖掘了当时国际社会、其他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各界对此的反应和影响。这种分析的深度，让我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当时政治格局的复杂性。我尤其喜欢作者在探讨“一党训政”模式时，对于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考量的论述，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其视为压迫的工具，而是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其产生的合理性（在执政党看来）以及最终走向失败的必然性。这种客观、辩证的分析方法，避免了历史解读的片面性和简单化，使读者能够获得更具启发性的认知，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

评分☆☆☆☆☆

读罢《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无数的妥协、博弈和拉锯中缓慢推进的。作者通过对1944年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我特别关注书中关于每一次谈判细节的描写，那些字斟句酌的措辞，那些充满策略的退让与进击，无不体现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智慧与残酷。作者并没有回避那些不那么光彩的手段，而是将其如实呈现，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各自的政治目标，各方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算计。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的决策和行动累积而成的，而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可能在未来的走向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评分☆☆☆☆☆

这本《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的封面设计，着实让我眼前一亮。那种沉稳的色调，加上带有历史厚重感的字体，仿佛直接把我拉回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我尤其喜欢封面上那种隐约可见的地图轮廓，总让人联想到当时中国广袤的土地和复杂的政治版图。仔细揣摩这书名，真是直击要害，“联合政府”和“一党训政”两个词的并列，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让人忍不住去探究，在那个国家命运悬于一线的时刻，究竟是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之间摇摆不定，又如何在那短短的几年间，构筑起如此复杂而微妙的政治博弈。这种书名本身就有一种强大的叙事能力，暗示着书中必然充斥着大量的谈判、妥协、甚至是暗流涌动，让我对书中可能披露的细节充满了期待。我甚至开始想象，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是如何在浩瀚的史料中穿针引线，将那些零散的政治事件、人物对话，甚至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交易，编织成一部引人入胜的宏大叙事。这本书，单从书名和封面，就足以勾起我浓厚的阅读兴趣。

评分☆☆☆☆☆

从结构上看，本书的组织也颇具匠心。作者巧妙地将时间线索与主题式分析相结合，既保证了叙事的连贯性，又不失学术研究的深度。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每一章节的过渡处理，他能够自然而然地将前后的事件联系起来，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会感到突兀或脱节。比如，在探讨某个关键性政治事件时，作者会先对其进行详尽的背景梳理，再深入分析其核心矛盾，最后展望其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这种层层递进的叙述方式，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逻辑性。此外，书中引用的史料之丰富，也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在引用文献时，并非简单堆砌，而是能够将其有机地融入到自己的论述中，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有力的支撑。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本书在学术价值和可读性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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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的，满减加用券，非常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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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封完整，信赖京东。拜读邓老师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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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不平衡的，大概还有C罗。因为此役哈里。凯恩继C罗之后，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个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他只有两个运动战进球，便以进5球超过C罗排名射手榜第一。可是与C罗那个货真价实、雪里送炭的帽子戏法不同，凯恩的帽子戏法是由两个点球和一个队友射门碰到他脚后跟弹进巴拿马球门的运气球构成的，说这是史上最幸运的帽子戏法，恐怕也没人会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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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还行，也不是特别的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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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好评，送货很快态度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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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活动买的，非常划算，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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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给力，配送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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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书，活动下单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