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讲述怎样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岗位》记述了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所起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张闻天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的关系,既突出了张闻天所担负的领导责任,也讲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所起的关键作用:既写出了张闻天个人的思想转变,也写出了毛泽东对其转变的推动;既突出写了两人紧密合作并最终结束了中国革命最为危急的状态,也写出了毛泽东、张闻天两人不同的个性特点以及工作上的分歧。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讲述怎样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岗位》中在回答“张闻天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张闻天这一任总书记当得怎么样”、“张闻天是怎样离开总书记岗位的”这三大问题时,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毛洛关系这条线索,不仅客观地分析了历史状况,梳理了思想发展脉络。也把这种关系的发展写得有声有色、疾徐有致、层次分明。书中还客观记述了张闻天与博古的关系、与其他历史人物的是非关系,以及一些党史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作者简介
程中原,男,1938年5月生。江苏省无锡市人。汉族。中共党员。1952年至1955年,在无锡市当小学教员。1955年至1959年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9年至1976年在涟水师范、淮安师范等校任教,先后任教导处副主任、函授进修部主任。1977年至1983年在淮阴师范专科学校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任党委委员、教务科长、学报主编。1983年评为副教授。为江苏省六届人大代表。1983年至1991年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任《江海学刊》副主编、主编。1986年评为研究员。1990年获得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起调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至2006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重点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题组首席专家。著有《张闻天传》、《邓小平在1975年》、《历史转折论》、《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等,参与编辑出版张闻天著作、胡乔木著作和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多种。
内页插图
目录
引言
上篇 历史选择了张闻天
一 同毛泽东王稼样一起路上长征路
毛洛王组成中央队三人团
“博洛矛盾”加深
“毛洛合作”发展
张闻天发表动员长征的“战略社论”
二 长征路上的争论
毛洛王征途上的交流
过了老山界以后
通道“转兵”
黎平决策
洛王橘林谈话
三 遵义会议
袭占遵义
遵义会议的准备和召开
博古作报告
张闻天作反报告
毛泽东的发言和会议的进展
遵义会议的胜利
中篇 挑起历史的重担
四 扎西会议
2月5日:博洛交接
2月5日:决定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2月7日:作出“回兵黔北”决策
2月8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
2月9日:决定中央红军“缩编”
2月9日:决定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2月10日: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五 张闻天支持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
毛泽东重返军事领导岗位
二渡赤水,再占遵义
张闻天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
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参加新的军事“三人团”
四渡赤水,跳出敌人包围圈
走路与打仗的分歧
会理会议克服离心倾向
六 从会合到分离
强渡大渡河前后
懋功会师
两河口会议
两河口会议之后
沙窝会议前后
毛儿盖会议前后
对张国焘的等待与争取
危急关头
脱离险区
俄界会议
七 爿陕北落
到达哈达铺
张闻天写读报笔记
毛泽东赋长征诗
翻越六盘山。向陕北苏区挺进
进驻吴起镇
下寺湾决策
兵分两路
八 拉开从内战翻抗战的序幕
提出新策略
“国际代表”到达瓦窑堡
张闻天毛泽东的配合合作
统一战线策略的新内容
改变对富农的策略
九 主持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瓦窑堡会议的传达贯彻
十 打开新局面
东征山西
回师宣言与西征决策
接待美国记者斯诺
开展白区工作
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
十一 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中央对张国焘的团结争取和朱德等同张国焘的斗争
张国焘另立“中央”
与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一方面军的策应
制止张国焘的再度动摇
三大主力大会师
十二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国共两党直接联系的恢复
晋西会议调整对蒋策略
“五五通电”以后的曲折
应对“两广事变”
确定“逼蒋抗日”方针
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
十三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
张闻天主持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逐步形成
确定和平调停的策略方针
提出六项条件。确定“放蒋”方针
“放蒋”后的形势与中共中央的方针
内战危机迫在眉睫
总书记亲赴西安
“二二事件”以后
十四 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迎接全国抗战新阶段的到来
参与领导同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
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
十五 洛川会议前后
主持洛川会议前的政治会议
主持洛川会议
主持洛川会议后的统一战线座谈会
积极贯彻洛川会议的路线方针
十六 主管宣传和干部教育
概况
创办延安马列学院
编著革命史教材和编译出版马列著作
论青年修养和党的建设
宣传鼓动提纲和文化工作政策
十七 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下篇 完成历史使命以后
十八 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职责的变动
主动移交总书记的工作
负责局部关注全局
十九 整风前后
整风运动的发动
提出“还账”与“补课”
陕北、晋西北调查
出发归来
二十 总结历史经验
研究党史,写《反省笔记》
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十一 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后记
精彩书摘
1932年秋冬,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就已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这一艰难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同犯“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发展、加深的过程。所谓“博洛矛盾”,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共事,虽然工作作风不完全一样,对若干具体问题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标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两人关系可以说是亲密团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觉察到“左”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的障碍物,反对“左”倾的一面开始滋长。而博古却没有及时觉醒过来。
既然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也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然而,博古却从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共产国际的“左”的固定公式出发来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认为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说的。至于国民党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共同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的。张闻天则接受了淞沪抗战事实的教育,对在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开始有所认识,纠正了“一·二八”事变后对国民党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对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的理解同博古大为不同。他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①围绕着对“共同抗日三条件”应怎样理解的问题,张闻天同博古进行了争论。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以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宣言”发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也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第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
这是博洛之间的又一个分歧点。先是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①,重复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特点。博古认为,目前的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博古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来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中论述了“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提出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显然同将资本主义作为“反对”对象,采取“系统限制”政策大相径庭。博古在随后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②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博古强调:“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他认为,对于资本家,“不是‘妥协’政策,而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除了消灭他们的反抗,限制他们的剥削之外,应该是“强迫”他们为苏维埃工作。博古不点名地指责张闻天主张的“让步”、“妥协”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提出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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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第1章
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更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那么长的路。那时红军是向西边走,最初的目标是到达湘西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故尔一开始都把这次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称为“西征”。
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与蜕变:一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侧影 本书深入剖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进程中,那些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以及在这些剧变中,一批关键历史人物所做出的影响深远的抉择。它聚焦于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但落脚于对个体命运与时代精神的细致描摹。 一、革命的序章:风云际会的年代图景 全书首先勾勒出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所处的复杂环境。彼时,大革命的失败余波未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境中寻求新的出路。本书详尽考察了在这一阶段,党内围绕“向何处去”这一根本性问题展开的激烈论战与思想探索。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事件罗列,更是对不同路线、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张力的细致还原。 我们看到,在南昌起义的余烬未熄、各地工农武装割据初具雏形的背景下,新的领导核心力量是如何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凝聚起来的。作者并未回避早期革命领导层在战略方向上的迷茫与试错,而是将其视为革命探索的必经阶段。重点关注了“左”倾冒进路线对革命力量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一部分内容详实地展示了军事战略的失误如何与政治路线的偏差相互作用,将红军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二、战略的转向:从失败到浴火重生 本书的重心之一,在于对一次决定性的战略转向的深度解读。这次转向,是关于如何摆脱军事上的被动,如何在看似绝望的包围圈中开辟生路。作者通过对档案文献、回忆录乃至口述史料的交叉比对,重构了那段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这一部分详细考察了在极端军事压力下,党内围绕军事指挥权、战略转移方向所爆发的几次关键性思想交锋。书中并未将历史人物简单地脸谱化,而是展示了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基于对敌我态势的判断和对革命前途的忧虑,所展现出的复杂心理活动和政治手腕。 重点分析了地方苏区在与中央的沟通受阻后,如何独立维持局势,以及在外部压力下,革命力量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修正其军事策略。这种修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广大农民阶层在战争中的作用——的再认识,也是对既有教条主义的一次深刻反思。 三、长途跋涉中的理论与组织建设 长征的艰苦,是本书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背景。然而,本书超越了单纯的行军路线描述,转而关注在行军途中,革命队伍如何维持其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组织的凝聚力。 在行军的间隙和短暂的休整期间,党内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们如何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一个重要的探讨点。书中梳理了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革命者对于未来建国方略的初步设想,这些设想虽然在当时尚不成熟,却为后来的理论发展埋下了伏笔。 此外,组织建设的韧性也得到了深入的剖析。面对国民党的特务破坏和内部可能出现的离心倾向,革命队伍如何通过严格的纪律、民主的作风和对共同信仰的坚守,实现了“野战军”向“政治实体”的转化,确保了革命火种的延续。 四、抗战爆发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革命的重心不得不从土地革命转向民族解放。本书详尽描绘了这一历史性过渡期的复杂性。如何处理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如何争取中间力量、如何构建一个能够团结所有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是摆在革命领导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书中细致分析了不同政治力量在民族矛盾激化背景下的立场变化,并着重考察了红军在与国民党军接触过程中,展现出的政治智慧和军事克制力。这种克制,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部署,更是政治上争取民心、展现大局观的关键一步。作者通过分析当时各方发布的宣言和谈判记录,揭示了统一战线得以建立的深层政治逻辑。 五、根据地的建设与延安时期的思想整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高地。本书将此阶段视为革命理论和组织走向成熟的关键期。延安时期的生活、学习和生产,被描绘成一个“小社会”的试验场。 作者重点分析了延安时期,党内如何在思想上进行大范围的整合与统一。这涉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未来建国方略的初步规划,以及对干部队伍的系统性培养。书中探讨了在艰苦环境下,如何通过整风运动等形式,深化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认识,确立一套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指导体系。 六、时代的侧影与历史的启示 全书以一种宏观的史诗感和微观的细节关注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复杂图景。它旨在让读者理解,任何伟大的历史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无数次艰难抉择、路线斗争和个体牺牲的叠加结果。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革命如何在内忧外患中走向成熟的独特视角,强调了理论指导、组织纪律和对国情的深刻理解,对于任何一个寻求变革的组织或个人,都具有深刻的现实借鉴意义。它是一部关于“如何领导一场长期的、涉及全民的社会变革”的生动历史案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