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意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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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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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13251
版次:1
商品编码:11221438
品牌:世纪文景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4
字数:266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2位国内知名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理性反思公意的边界与底线!

内容简介

卢梭的“公意”理论与中国近现代的激进思潮有何渊源?现代政治生活中如何厘清公意与私意的界限,以确保正义,提升个人幸福感?本书囊括12位国内知名学者的犀利讲演,他们将自身最关注的“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化作最生动平实的语言与读者分享,并重点反思公意的边界与底线。讲演主题还涉及基础性的哲学探求以及当下热议的通识教育、社会思潮等问题,极具现实话题性和学科前沿性,既能拓宽视野,又能普及知识。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是在著名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组建的一个科研教学机构,以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为主,力图通过这一个开放的、跨学科的、多专业视角的平台,完成更高水平的综合性知识集结。

精彩书评

  《公意的边界》这一组文稿更关注中国政治问题。此外,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知识整合方式、通识教育、身心修养。民主政治其实是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人民的知识、修养、和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包容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文明并反过来获得未来演化的方向感。由于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案例,民主政治永远不能保证社会不走向瓦解或消亡,虽然,极权的或威权的政治几乎必定会瓦解或消亡。
  ——汪丁丁

目录

序 言(汪丁丁)
第一讲 哲学之为穷理与哲学之为对话(陈嘉映)
第二讲 通识教育与诸神之争(刘东)
第三讲 走向演化的认识论(魏宝社)
第四讲 苏格兰启蒙学派VS法国古典社会思想(王焱)
第五讲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周濂)
第六讲 中国的"文件政治"(景跃进)
第七讲 社会系统、关系运作与权力结构(翟学伟)
第八讲 经济成长的非经济基础(张静)
第九讲 卢梭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从思想史看王元化重估《社会契约论》(夏中义)
第十讲 政治学的史学转向--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意义(冯克利)
第十一讲 认识中医,树立新的健康观念(刘力红)
第十二讲 行为决策中的认知与偏差(施俊琦)

精彩书摘

  第六讲 中国的“文件政治”(景跃进)
  利用这一讲的机会,我想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谈一下自己对中国政治的一些看法。有关中国政治可谈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必须有一个聚焦。我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切入点——“文件政治”。这个题目看上去很小,不过我希望我们的思考和讨论是拓展性的。
  一 “文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普遍性
  对于我们20 世纪50 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讲,开会、听文件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会议和文件的重要性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体制当中的人来讲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为什么“会多”?中国政治是一种高度动员型的体制,会议是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经由会议的方式,文件得到自上而下的传达。会议和文件就是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有“文山会海”之说。当然,文件的传达并非一定要经过会议的形式,但是会议不可替代的功能在于,它提供了政治参与的一种在场感,就像在现场看足球赛和在电视里看足球赛转播的区别一样。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建设时期,会议和文件始终是贯穿体制运行的两个最基本的工具,也是(至少曾经是)与民众的生活体验最为接近的政治现象。因此,我们有不少民间谚语或政治笑话是与“文件”有关的。下面我给大家举几个顺口溜。
  第一个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这句话在政治学、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里面引用频率大概是最高的,几乎成为经典了。我们知道这些词,知道这个谚语,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丰富含义。开会念文件在过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访谈过一位老干部,他说刚解放的时候,条件差,文件是油印的,纸张也是薄薄的,不像现在那样精致,而且文件的印制数量有限,因此开会作记录是必要的动作。回去之后,要传达上级的会议精神,所以无论是念文件的,还是作记录的,都需要全神贯注,否则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出现偏差。现在经济发展了,物资供应丰富了,文件不但印制得漂亮,而且在一些重要会议的场合,与会者人人手中都有一份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念文件呢?环境和条件变化了,但念文件的行为却保留了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这种传统的延续,一定程度上表明“念文件”这一行为是重要的。即使人人手中都有文件,并非人人都可以在会议上念文件,我们都明白只有某个特定的人物才有权利(或权力)这样做。以前是“念和听(以及记录)”的关系,现在是“念和看”(当然也可以边听边看)的关系;关系的表面形态变化了,但其中内嵌的权威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一点可以从一个反面的例子来理解。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信息传递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由单位构成的等级社会,大家都生活在特定的工作单位中。政治信息的传达一般是先上级,后下级;先党员,后群众。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及单位体制的解体,许多中央的文件(政策)通过报刊和电视直接公布了。你设想一下,当单位领导与普通百姓同时听到或了解中央文件(政策)的时候,领导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失落感。不要小看这个细节,权力不是公章,你把它锁在保险箱里就永远拥有了;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动态过程中,通过做事才能体现出来。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念文件的过程虽然乏味,却很重要,因为它是权威关系呈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仪式。
  顺便说一下,照文件念稿子也许是中国政治家与西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念文件的参照物是演讲。演讲是西方政治的一个传统,从古希腊开始,面对公众的演说是政治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相关的是发达的逻辑修辞(以及诡辩和幽默)。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受到宫廷政治的长期影响,宫廷政治的特点是不需要面对公众。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实行共和,但政治家如何面对公众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中的这一维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全球化和互联网正在加速这一过程。但到现在为止,总体上说,我们的领导人还不如西方政治家那样灵活健谈,善于和公众及媒体打交道。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如何面对媒体,如何面对公众,是中国政治家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谚语中的“念文件”是一个系列的动作,所谓“一级一级往下念”。由此,我们可以把念文件的过程理解为一个“文件链条”。这个链条一环扣一环,体现着官僚制中上级与下级的等级性和权威性。文件本身是有等级的,有的发到省军级,有的发到县团级;文件内容有的可以公开,有的严格保密。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文件的发放是一种政治待遇,能看到什么样的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了看文件人的行政级别。在这个意义上,文件链条也体现了官僚权力的流向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要说的第二条顺口溜是:“检查走马看花,往往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停留在会上,以会议应付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这条谚语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关于……的通知》,以及《关于……通知的通知》这样的文件。尽管中国政治存在着严密的等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上面的精神总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有时上面要求做的事情,下面未必会认真。通常情况下,地方和基层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不少情况下,发个文件应付便是对策的一种。
  最后一条是:“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说是不变了,又来文件了。”这句谚语流行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一方面说明中国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性质,根据实践的结果不断作出变化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经历的变化实在太快了。比如,我们的城市规划经常是规划赶不上变化。可以去统计一下,任何一个城市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实际的城市规划改了多少次。说实话,中国今天的发展速度是当初没有想到的,政策变化之快也是始料未及的。政策的快速变化引起一种“初一十五”的担心。什么是“初一十五的担心”?源于另一句顺口溜,说是“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就说明,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变化太快,由此导致的一种普遍心态是,有政策要拼命利用,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争抢状态,先拿到手再说。当然,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的逐渐变化,这种情形有了相当的改观。
  二 “文件政治”研究的缘起
  (一)从文件现象到“文件政治”
  开会念文件是一种经验现象。怎样把经验现象上升到抽象的学理层面?这是学术研究的任务,由此我们进入了专业研究的领域。在此,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
  尽管文件现象早已存在,但“文件政治”这个词的出现却是很近的事,是一个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发明”的。就逻辑而言,从文件角度来研究中国政治也许具有某种必然性,因为如上所说,文件在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中太重要了。但是机缘在什么时候形成,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研究文件政治,则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文件政治”这个术语的提出与1989 年的那场风波有一定的联系。大家知道,1949 年之后,由于诸多原因,新中国外交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在冷战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学者想要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不太容易。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在地方和基层政治的层面。但是,高层政治尤其是核心政治的可接近性依然不太可能。1989 年之后,那些曾经围绕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周边的、了解中央内核人事信息与运作机制的智囊人员,成为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关注的对象。从1991 年10 月到1993 年10 月,在美国国务院和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联合资助下,有关热心人士启动了一个名为“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过程”的项目。在两年时间里,展开了密度颇高的深度交流,并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其中,1992 年8 月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制度和政治”研讨会是比较大的一个,其主要成果被收录于《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决策》(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一书(1995 年出版)。
  我们今天要讲的“文件政治”(Documental Politics )这个词便是吴国光先生在这部论文集中提出来的。他贡献的论文标题是“‘文件政治’:假设、过程和案例研究”(“Documentary Politics”:Hypotheses,Process,and Case Studies)。顺便说一下,吴国光先生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是国务院总理智囊班子的成员,曾参与一些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一经历非常重要,否则即使有再多的资助也写不出来。在这篇文章里,吴国光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提出了关于中国“文件政治”的五个假设,并与相应的西方政治过程进行比较;其次,利用两个他亲自参与的案例来验证这些假设。因为下面还会有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我不具体展开。我要说的是,真正从学术角度出发,将文件作为聚焦点来研究中国政治是从吴国光开始的。
  (二)五个假设与两个案例
  在第一个假设中,吴国光将“文件政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来看待。将文件政治置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下来考察便可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连续体,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民主政治,其特点是通过制定法律来治理国家;连续体的另一端是个人独裁,所谓朕即国家,口含天宪,他想干吗就干吗。在吴国光看来,“文件政治”恰好居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文件政治既不是多数人统治(民主),也不是一个人统治(独裁),而是由少数人组成的最高领导阶层治理国家。至于这个领导阶层有多少人,西方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是两三千人在治理国家,有的人说是30 人左右在治理这个国家,这取决于把最高领导层划到哪个级别。
  文件政治的另一方面是必要的形式制约。在专制政体中,独裁者毫无约束,可肆意而为。在民主政体中,一旦制定了法律,稳定性就很强。文件政治介于两者之间。需要注意的是,文件与领导个人的讲话是不同的。在中国,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分为两种,一种是领导念文件的讲话,所讲的文字是通过集体讨论而确定下来的,虽然由他的嘴巴来念,但代表的是领导集体的声音。还有一种领导讲话是撇开文件讲的,或是即兴插话,或是领导个人讲话,这些讲话的意义及重要性依人依事而定,并无定规。因此,文件政治既不像法律那样严谨,但也不是随意而为。
  第二个假设将“文件政治”运用于中国的场景,认为中国政治是“文件政治”。一小群高层领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彼此之间形成共识,将个人偏好正式化,并通过形成文件来获取意识形态合法性。中国政治便是按照高层指示(文件)自上而下地运作的。
  “文件”是少数政治领导人个人偏好的制度化,这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文件”被限定在高层政治过程。上面我们讲了,党和政府的各个层级都可以发文件:省可以,市可以,县可以,乡也可以。因此,研究“文件政治”就需要对文件本身作出一个界定。吴国光认为,文件是指由治理机构发布的所有形式的官方文书,它区别于个人信件、文章、媒体出版物,以及非政府机构的文件等。文件依其功能的不同,可区分为三种类型——政治文件、行政文件和信息文件。吴国光讨论的是政治文件。所谓政治文件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处置的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第二,它为政府行政确立基本的指导路线或方针。
  第三个假设是:文件的形成是(高层)决策过程的核心部分。这点比较好理解,不必解释。
  第四个假设与程序有关。吴国光认为,文件形成过程由七个环节构成,分别是创议(initiation)、选择起草者(selecting drafter)、自上而下的指示(top-down directives)、调研与起草(research and drafting)、修改(revision)、批准(approval)、发布(dissemination)。在上述七个环节中,创议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和写论文很类似,idea 非常重要;其次,谁起草文件也很关键,因为它直接决定文件的特点和风格。我们现在的许多文件和法律文本是政府部门起草的,在文件和法律文本的字里行间,很容易发现所谓的部门利益。
  吴国光提出的第五个假设是:通过这七个环节形成的文件在中国政治中享有象征和行政两个维度的权威。所谓象征性权威是指超越实际功利层面的认同,觉得是对的,应该服从的。行政性权威是指实际操作,应该怎么办。简言之,文件代表了统治集团的集体意志,也表明了集体共识的存在。文件是要通过大家讨论、反复修改形成的,所以最后的文件要综合方方面面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文件制定的过程是政治领导合法化的过程,也是权威的自我合法化过程。

  ……

前言/序言

  序言(汪丁丁)
  上一编《中国问题》,接着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讨论,我们列出两项基本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以此为背景,物质生活开始富裕的中国人,或迟或早要面对的是“有了钱又怎样”这样一个问题,也可称为“发展问题”。这是教科书经济学的界说:与单纯的“增长”不同,发展,是同时在许多方面有所改变。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幸福感不再随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这类现象,经济学家称为“边际效用递减”。理性选择的结果是: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诱致人的活动领域从物质生活领域转向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领域。
  考察我们中国人目前的发展状况,似乎有一种趋势,使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这两大问题联合成为同一问题。这一联合之后的大问题,可称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的表现,它的初级形态,是“物欲横流”,芸芸众生逐物而不知返,或知而不返。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贝克尔,2000年与同事合写的一本著作《社会经济学》,在2010 年引出来一本经济学工具书--《社会经济学手册》。“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不是“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社会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人有完备或不完备的理性选择,只不过这些理性选择发生在社会情境之内,从而这些特定情境对个体行为产生不可忽略的社会影响。因此,社会经济学仍然是经济学而不是社会学。这两大学科都承认的一项事实是:人类行为有动机可循。关键问题是:在许多可循的动机当中,哪一类是真正重要的?引用钱穆的概括:人类的“类”性,其一是“个性”,其二是“群性”。这样的观察,演化心理学家提供的解释是:人类种群的保存与繁衍,依赖于两种心理能力的平衡,其一是“好奇”(curiosity),其二是“谨慎”(prudence)。脑科学家提供了更多的观察,那些与环境保持了长期适应关系的好奇与谨慎的平衡机制,沉淀为“遗传的”,成为人群通有的性质。那些在短期内适应着环境变化的好奇与谨慎的平衡机制,成为“个性的”。例如,只要群体规模足够大,或迟或早,个性的发展就总会产生一些堪称“天才”的个体。我们都承认,由于贡献大且难以生存,这些天才是需要社会保护的。另一方面,社会也需要恪守谨慎原则,因为很难预先辨认并确保每一位天才不被扼杀。事实上,社群是否有能力发展到很高的文明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群在创造力与谨慎原则之间微妙且不断变化的平衡。社群成员的注意力,从物质生活领域转向精神生活或社会生活的领域,最初往往要有一些天才或英雄人物敢于破除既有的生活方式。以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为例,如果他们始终坚持他们施加给斯宾诺莎那样的宗教迫害,不难想像,两百年的时间,足可使欧洲人与我们中国人一百年前那样,沦为“落后挨打”的社群。
  根据社会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个人行为发生改变,可以有两方面的理由:其一是内心有所感动,其二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我推测,未来几十年中国人行为模式的改变,这两方面的理由都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幸福感有三重来源--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随着物质财富的继续积累,不论是有感于内在的反省还是有感于外在的事件,都要引发我们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社会生活领域,日益频繁地引发我们关注的,是“社会正义”问题。诚如柏拉图以来包括罗尔斯在内的多数西方政治哲学家所言,社会正义,是评价人类社会孰优孰劣的首要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演变,也确实凸显了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更高级的表现形态:改变我们的制度从而满足社会成员普遍的正义诉求。
  在社会生活领域,与正义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同样日益频繁地引发我们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深层情感纽带的消失。与这一现象密切相关的,是普遍的焦虑感和与此相关的心理疾病(抑郁、自杀、“反社会”人格障碍)。幸福感之所以不再伴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除了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效应之外,在西方和在中国,深层情感纽带的消失,是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比边际效用递减律更重要。究其原因,在令人信服的著作里,我推荐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和波兰尼的《大转型》。两百年来,市场经济价值观和随之泛滥的竞争意识逐渐主导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从而使货币成为衡量全部活动(尤其是情感活动)的惟一价值。货币取代情感,最普遍的后果是情感不再真实。以货币衡量的价值,可以切割为很小的部分。例如,我们可以谈论90%纯度的金银首饰。但情感如此切分之后,往往变质。例如,我们很难谈论90%的“爱情”。关于这一论点,我愿意推荐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或Aaron Ben-Ze'ev 的The Subtlety of Emotions(The MIT Press,2000)。
  最后,在社会生活领域,与正义问题和情感问题密切相关而且正在或未来几年必将频繁地引发我们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道德合法性问题。关于国家与政权的伦理批判,我推荐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赫费1989年发表的《政治的正义性》(1998年中译本)。“政治”,在赫费的伦理批判视角下,特指每一个人关于国家与政权的道德合法性的判断。在政治(政体)的各种属性当中,正义性是首要的。有正义的统治,有不正义的统治。不论是否愿意,任一统治,必须承受伦理评价,赫费称之为“伦理批判”。由此而确立的权力的道德合法性,韦伯称之为“确当性”(legitimacy),以区分于“合法性”(legality)。
  真正的幸福感,与精神生活关系最密切,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称之为“inner peace”(内心的宁静)。以我在这一领域的长期观察,内心宁静之所以为我们带来最稳定且最丰富的幸福感,是因为,或者惟有在这一状态里,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自由。黑格尔说“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这一论点,他是通过抽象思辨得到的还是当真有体验,只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笔记里有一些迹象,表明他观察过“东方冥想”(他关于印度瑜伽的描写)。当代脑科学与东方静坐实践的联合研究,大约从1998年,始于几位脑科学家与一位著名佛教领袖之间的定期对话而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2011年发表的一篇核磁共振脑成像报告显示,冥想的累积时间必须超过1500小时,冥想的脑,才可稳定在“宁静”状态里。身心保持宁静状态,梁漱溟在“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序”里有十分精致的描写。“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颜回的这一感受,称为“坐忘”(见于《庄子·大宗师》)。
  关于“静以通天下所感”这一原理,陆九渊认为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多数人仍沉迷于感官欲望之满足。物欲享乐,经济学家和脑科学家称之为“幸福感”(happiness),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称之为“快乐感”(pleasure)。幸福心理学家显然更愿意接受亚里士多德定义的“幸福”,他们称之为“综合幸福”(synthetic happiness)。与幸福感相比,当代哲学家更习惯于探讨“善”的各种涵义。在这一视角下,正义,是协调追求诸善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
  沿着精神生活的维度,我们可以超越正义。所以,如何从社会生活领域转入精神生活领域,例如,信仰问题,这可说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最高形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0年和2011年“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的文稿,筛选组合而成《公意的边界》。这一组文稿,与2009年的第一辑相比,更关注中国政治问题。此外,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知识整合方式、通识教育、身心修养。民主政治其实是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人民的知识、修养和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包容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文明并反过来获得未来演化的方向感。由于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案例,民主政治永远不能保证社会不走向瓦解或消亡,虽然,极权的或威权的政治几乎必定会瓦解或消亡。


《公意的边界》 引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社会始终在摸索与构建着“公意”的边界。这个概念,既是政治哲学深邃的探讨,也是社会运作的基石。从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到启蒙时代理性与个体权利的觉醒,再到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实践与反思,《公意的边界》一书,并非对特定历史事件或政治理论的简单梳理,而是试图深入剖析“公意”这一概念本身的多重维度,探究其生成、演变、适用范围及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本书的核心关切在于,在一个日益多元、信息爆炸、利益交织的复杂世界中,我们如何理解、塑造、乃至约束“公意”,以期在集体决策与个体自由之间找到一种更为和谐、也更具韧性的平衡。 第一章:公意的溯源与演变 “公意”的概念并非一蹴而就,它承载着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赋予的丰富内涵。本章追溯“公意”思想的萌芽,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对城邦整体利益的强调,到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共同体公民参与的论述,揭示早期社会对集体福祉的朴素认知。随后,我们将目光转向现代政治思想的奠基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无疑是理解“公意”绕不开的经典。书中,他将“公意”定义为“总是倾向于公共利益”,并将其与“众意”(即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是理解“公意”的第一个关键。卢梭认为,真正的“公意”是通过理性的考量和对共同善的追求而达成的,它具有普遍性和不可转让性,是合法政府的唯一来源。 然而,“公意”的解读并非止步于此。霍布斯虽然关注社会秩序,但其强调的“利维坦”象征的是一种绝对的、由个体让渡权利形成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是避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是一种对“公意”的实用主义解读,侧重于秩序的维护。洛克则在强调自然权利的同时,将“公意”与政府的权力限制联系起来,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并且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以保护个体的自由。 进入19世纪,黑格尔对“公意”的解读则更为辩证。他认为“公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国家理性的体现,并试图调和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这些思想家,如同在各自的时代播下种子,共同构成了“公意”思想的丰富光谱。本书并非简单复述这些伟大的思想,而是试图从这些思想家的论述中提炼出“公意”在不同语境下所承载的价值,如集体理性、公共利益、合法性基础、以及对个体权利的保障等,为后续的分析奠定基础。 第二章:公意的生成机制——理性、共识与互动 “公意”并非神秘降临,它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机制来生成。本章将深入探讨这些机制,尤其关注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的运作方式。 首先,理性是生成“公意”的核心要素。这里的理性,并非指个体的纯粹逻辑计算,而是指一种公共理性,一种在参与讨论和决策过程中,能够超越狭隘个人利益,追求普遍善的思考能力。这种公共理性要求参与者具备开放的心态、批判性思维,以及尊重不同意见的能力。本书将探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在这种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依然能够培育和发挥公共理性,抵制非理性的情绪和偏见。 其次,共识的达成是“公意”形成的重要环节。然而,我们必须区分“绝对共识”与“可接受共识”。在高度多元的社会中,追求绝对的、一致的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本书将聚焦于“可接受共识”的达成,即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达成一个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这需要制度性的设计,如民主协商、公开辩论、以及不同利益群体的对话与妥协。 再者,互动是“公意”生成不可或缺的动力。个体并非孤立的理性原子,他们的想法、诉求、以及对公共事务的认知,都是在社会互动中不断碰撞、交流、和演变的。本章将分析,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互动平台——从传统的议会辩论、媒体报道,到新兴的社交媒体、网络论坛——在塑造“公意”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会审视这些平台可能带来的挑战,如信息茧房、观点极化等,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促进更为健康、有效的公共互动,推动“公意”的真实形成,而非被操纵或误导。 第三章:公意的适用范围与边界困境 “公意”并非万能的解决方案,它同样存在着适用范围和边界。本章将探讨“公意”在哪些领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又在哪些方面会遇到挑战,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公意”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当一项政策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意愿,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时,其执行往往更为顺畅。例如,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往往需要集体的力量和共识来推动。 然而,当“公意”被错误地理解或过度强调时,就会触及个体权利的边界。历史上,许多以“公意”之名行压迫之实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以多数人意愿为由剥夺其基本权利,这正是对“公意”的滥用。本书将深入探讨,如何有效区分真正的“公意”与“多数人的暴政”。我们如何确保,在追求集体福祉的同时,不侵犯个体的基本自由、人权以及少数群体的合法权益?这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宪法保障和独立的司法体系。 此外,“公意”的适用范围还面临着复杂性与专业性的挑战。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决策涉及复杂的专业知识,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伦理、气候变化应对等。在这些领域,普通民众的意见是否能够构成“公意”的有效组成部分?如何平衡专家意见与民意诉求,是“公意”需要面对的又一难题。本书将探讨,在这些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如何构建一种既能汇聚民智,又能吸纳专业洞见的决策模式。 第四章:公意的挑战与重塑 进入21世纪,全球化、技术革命、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着“公意”的传统理解和运作方式。本章将聚焦于这些挑战,并探讨“公意”在当代的重塑路径。 信息技术的双刃剑是当下最显著的挑战之一。一方面,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更广泛的平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和观点的交流,有助于形成更广泛的“公意”。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泛滥、算法推送造成的“信息茧房”、以及网络暴力等,都严重干扰了公共理性的形成,可能导致“公意”的碎片化甚至扭曲。本书将探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例如通过加强媒体素养教育、建立更负责任的平台机制、以及鼓励建设性的网络对话。 全球化与跨国性问题也使得“公意”的范畴变得更加复杂。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全球疫情等问题,其影响范围超越了单一国家,传统的国家层面的“公意”难以有效应对。本书将思考,在全球化时代,“公意”是否需要拓展其维度,形成跨国界的合作与共识。 社会结构的变迁,如收入差距的扩大、身份政治的兴起,也对“公意”的形成构成挑战。当社会被日益割裂的群体所占据,如何凝聚共识,弥合分歧,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本书将分析,在碎片化的社会中,如何重新构建共享的价值和目标,以促进“公意”的健康生长。 面对这些挑战,“公意”并非停滞不前,它需要不断的重塑与创新。这可能包括:探索新的民主参与模式,如公民议会、参与式预算;加强对公民教育的投入,提升公民的公共参与能力;以及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对话机制,让更多边缘化的声音被听到。本书并非提出普适性的解决方案,而是致力于激发读者对“公意”的再思考,鼓励在各自的社会实践中,积极探索与实践,以期构建更具活力、更具韧性的“公意”。 结论 “公意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的铁律,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认识而不断演变。本书通过对“公意”溯源、生成机制、适用范围及边界困境、以及当代挑战的深入探讨,旨在勾勒出“公意”的复杂图景。我们认识到,“公意”的追求,是构建一个公正、理性、且能够回应个体需求的社会的重要方向。然而,我们也必须警惕其可能存在的风险,时刻保持对个体自由与基本权利的尊重。理解“公意的边界”,意味着我们在追求集体善的同时,始终不忘对个体尊严的守护。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一种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参与和反思的旅程。本书希望能够成为这场探索的有益启示,引发更多关于我们共同未来、关于“公意”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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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非常引人注目,那种深邃的蓝色调,仿佛将人带入了一个浩瀚无垠的哲学思辨空间。初读之下,我就被作者那种冷静而又不失激情的笔触深深吸引。他似乎总能在最晦涩的概念中找到最贴切的比喻,让那些原本只存在于学术殿堂中的议题,变得触手可及。我特别欣赏他处理复杂伦理困境时的那种游刃有余,既没有为了追求绝对的正确而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也没有因为顾及太多而变得模棱两可。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进行一场与作者的深入对话,我总能从中汲取到新的思考方向。那种思想被不断挑战和拓宽的感觉,是阅读一本好书最美妙的体验。这本书的文字密度很高,每一个句子都像是经过精心打磨的宝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让人不得不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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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处理得非常巧妙,它并非那种一气呵成的快餐式阅读体验,而是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交响乐,有高亢激昂的乐章,也有低回婉转的沉思。作者在探讨核心论点时,总会穿插一些极具生活质感的案例,这些案例如同一个个小小的切片,精准地剖析了理论在现实中的投射与变形。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集体选择与个体自由之间张力的探讨,那种论证过程的层层递进,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走到了作者设定的那个思想终点,但有趣的恰恰在于,到达终点后,你反而会产生新的疑问,促使你回溯,重新审视每一个论据。这种结构上的设计,极大地增强了读者的参与感和探索欲,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冒险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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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在于其跨学科的视野和融会贯通的能力。作者仿佛是一位行走在思想界的大师,他不仅精通自己领域的核心理论,还能信手拈来地引用历史学、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种广博的知识面,让整本书的论证体系显得无比坚实和立体,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理论模型,而是真正扎根于人类经验的深刻洞察。每一次的引证都仿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确打击,瞬间点亮了原本模糊的逻辑链条。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知识图谱也在不断地被重塑和扩展,很多过去困扰我的模棱两可的问题,都在这种多维度的观察下,找到了一个更接近“可解释”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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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这本书的阅读门槛并不低,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思辨耐心和基础知识储备,但一旦你跨过了最初的几章的“适应期”,接下来的体验就会变得极为畅快和淋漓尽致。它不是一本能让你在周末的午后轻松消磨时间的读物,而更像是一张需要你投入全部心神去解密的地图。作者没有试图讨好读者,他坚持自己的思想脉络,并邀请读者跟随他一起,去探索那些最前沿、最令人不安的认知边缘。对于那些真正热爱深度思考、渴望挑战既有世界观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它不会直接给你答案,但它会给你一把无比锋利的思维工具,让你有能力去开启属于你自己的思想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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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语言功力令人叹服。它摒弃了许多同类题材作品中常见的枯燥术语堆砌,转而采用了一种更加古典、更具文学美感的表达方式。有些段落,读起来简直就像是在品味一篇上乘的散文,词藻的运用恰到好处,意境的营造也十分到位。特别是对一些抽象概念的描述,作者总能找到一种近乎诗意的表达,让读者在理解其逻辑深度的同时,也能享受到语言带来的愉悦。这使得原本严肃的主题变得相对柔和且易于接受,成功地架起了学术深度与大众可读性之间的桥梁。我时常会停下来,仅仅是为了欣赏某一个绝妙的措辞组合,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个繁复的迷宫中,突然发现了一扇通向美丽花园的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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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货还算快,就是有点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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