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重新思考基辛格》打破瞭再基辛格研究中將他視作顯示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代錶人物這一思維定式，對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提供瞭理論依據。

內容簡介

　　長期以來，國內外有相當數量的學者在基辛格研究中已經形成一種思維定式，那就是將基辛格視作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代錶人物，並單純以現實主義理論框架解讀。但與此同時卻鮮有學術文章論述或證明，為什麼將基辛格外交思想視為現實主義。現實主義作為一種範式，其理論硬核是物質本體論，由物質本體論又衍生齣瞭現實主義的幾個前提假說，其中最重要的是單一國傢假說和理性國傢假說。本書以物質本體論與現實主義基本假說為參照物，檢驗基辛格外交思想是否符閤現實主義的特徵。
　　研究理論是為瞭指導實踐。人類曆史上大國的崛起往往伴隨著衝突與戰爭。中國和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上的兩個重要國傢，在共同發展中正麵臨著這一睏境。從基辛格選擇性雙重本體論的視角齣發，我們可以發現在核武器與現代通訊的時代，人類社會的基本物質前提已經發生瞭變化，意誌的力量有著前所未有的活動空間。如果說，既往大國交替的曆史悲劇是限於物質性，那麼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希望就在於發揮人類偉大意識的能動性。本書對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有助於為這一前景提供理論依據。

作者簡介

　　周一駿 ，江蘇無锡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政治碩士，南京大學藝術學碩士研究生，師從呂效平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國傢開發銀行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博士，導師楊潔勉研究員。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南京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證書班畢業。2009年美國Texas A&M;大學·喬治布什政府與行政管理學院訪問學者。2004-2007年在江蘇電視颱新聞中心評論部工作，曆任記者、新聞評論員、《早安江蘇》主持人和《有一說一：新聞語錄》製片人。2009和2010年藉調上海市政府外事辦公室任第20屆、第21屆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傢谘詢會（IBLAC）外聯秘書。美國USAC項目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授課講師。現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精彩書摘

　　一、問題的提齣和研究意義
　　亨利·；阿爾佛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處的時代，在人類曆史上是一個特殊的時代。科學的發展使這個時代的物質現實與之前的時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個基本齣發點就是試圖為這個時代的嶄新的物質現實創造齣閤適的外交思想。科學哲學傢托馬斯·；庫恩（Thomas SKuhn）指齣，科學和思想的進步實際上是範式（Paradigm）的替換過程，當舊的範式不能解釋新的事實時，那些更有解釋力的範式就取而代之。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在人類發展上，科學的進步可以讓人類擁有更多的物質能力，而思想的發展則幫助我們瞭解如何駕馭這些物質能力。但科學與思想並不總是同步發展的，現實情況是它們往往交替領先。在有些曆史時期，人類思想的進步超越瞭科學的發展，於是人們苦於物質的匱乏；而在另一些時候，科學的進步超過瞭思想的發展，於是人們睏於過剩物質力量帶來的紛爭。無論是科學落後還是思想落後，都會造成世界的動蕩。比如印刷術導緻的信息與知識的傳播速度與廣度的革命，“就導緻瞭兩個世紀的動蕩歲月，因為人類的觀念以及政治和宗教機構需要時間來吸收由此産生的變化”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imon & Schuster Inc，1970p327。在我們所處的人類曆史的這個短暫片段上，科學取得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突破。愛因斯坦的量子力學理論，突破瞭牛頓的經典力學理論，科學的這一進步使人類進入瞭原子能時代並第一次擁有瞭“過剩的能源”。從此，外交思想的核心不再是追求更多的物質力量，而是“如何巧妙審慎地利用它們”[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世界知識齣版社，1963年版，第10頁。。而與此同時，人類技術能力的另一個側麵——通訊技術，又將人類交換思想的物理障礙一一清除。基辛格認為：“我們處在一個知識和政治開始變革的時代，這種變革相比印刷術的發明，範圍更廣泛，演變更迅速”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imon & Schuster Inc，2001p328。舊的思想範式已不能解釋原子能和現代通訊技術下新的社會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於基本變量已經改變，無論是基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還是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實的國際政治理論，這些發生在核武器與新通訊技術時代之前的理論對今天的國際政治的解釋能力和藉鑒意義都是有限的。於是，一係列新的思想和理論應運而生。基辛格所處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他從一個外圍的學者，得以走嚮戰略決策的中心地帶，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他以《核武器與外交政策》、《選擇的必要》、《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等理論著作為基礎，建立瞭一種基於核時代新的人類社會現實的外交思想。
　　但是，目前國內外有相當數量的學者將基辛格視作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代錶人物，與此同時卻鮮有學術文章論述或證明為什麼將基辛格外交思想視為現實主義。在這樣的思維定式下，存在這樣一種現象，那就是完全用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理論作為認知框架來理解基辛格的外交思想。這種認知方法一直麵對著三個方麵的睏境：
　　第一，僅用國際關係理論作為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框架是否閤適。基辛格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麵，他是一位國際政治學者，他曾經擔任哈佛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際研討班的組織者、《融閤》（Confluence）季刊編輯（1952年）；1954年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曆任講師（1954年）、終身副教授（1959年）和終身教授（1962年）。但另一方麵，他又是一位實踐者。1969年1月—1975年11月任美國國傢安全事務助理，1973年9月—1977年1月任美國第56任國務卿。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擔任美國陸軍970反情報部隊中士，在德國執行任務。鑒於基辛格學者與實踐者的雙重身份，與羅伯特·；基歐漢、肯尼思·；沃爾茲等職業教授不同，基辛格的誌趣並不在於形成精緻的係統化的理論體係，而是指導外交實踐。他的外交思想雖然缺乏學術意義上的係統化，卻也從未囿於純學術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框架之內。更進一步，基辛格深刻認識到，增加絕對實力是政治傢的任務，不是外交傢的特長。外交的本質就是發揮對對方意誌的影響。作為一個外交實踐者，他無法改變短期內美國的物質性實力，隻能在觀念層麵發揮創造力（不論是在自身還是在對手身上）。鑒於以上基辛格身份的復雜性，用純學術的國際政治理論來解讀基辛格，是否會遺漏甚至誤讀他的外交思想的某些重要部分？
　　第二，退一步講，即使我們僅用國際關係理論的框架分析基辛格的外交思想，那麼其思想是否囿於物質本體論。國際關係理論界幾次著名的論戰基本達成的一個共識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硬核是其物質性本體論。而國內外許多學者將基辛格作為現實主義理論——囿於物質權力內核的理論的典型代錶人物。這就凸顯齣一種內在的矛盾——為何基辛格的許多理論與實踐都突破瞭物質本體論，而更加注重觀念的作用（甚至是決定作用），並展現齣某些觀念本體論思想的特點（如建構主義）。
　　第三，再退一步講，即使我們將基辛格視為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代錶人物，那麼為什麼他的外交實踐卻並不追求現實主義強調的物質權力的優勢——基辛格在任職期間著力推動美蘇緩和。又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推動從越南撤軍……他的諸多外交行動的重點並不在於削弱對手的物質能力，而在於建構新的博弈規則或是改變對手的意誌。離開政府後，基辛格又對美中關係的未來做齣瞭與典型的現實主義學者（如約翰·；米爾斯海默）截然不同的判斷。
　　基於以上睏惑，我們有必要重新迴到基辛格撰寫的戰略理論的原始著作中，重新閱讀並分析他的觀點，對基辛格外交思想的許多現有評價進行再思考，試圖完成三個任務：
　　第一，對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在國際關係理論光譜中的相對位置進行更為精確的校準；
　　第二，嘗試著尋找基辛格宏大的戰略構想中貫穿始終的政治哲學層麵的價值主綫，以此編織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有機體係；
　　第三，將以上結論帶入基辛格具體的外交實踐中加以檢驗。
　　通過完成以上三個任務，本書嘗試著探索基辛格外交思想中無法完全用現實主義理論概括的更為復雜和深刻的一麵。
　　本書的現實意義：本書雖然是側重於對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理論層麵的研究，卻對今天中國的外交實踐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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