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口述曆史·宣武區消失之前：黃宗漢口述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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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莊，阮丹青，楊原 著

齣版社： 北京齣版社

ISBN：9787200109313

版次：1

商品編碼：11663971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4-10-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312

字數：340000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學術界，北京文史愛好者，大眾
　　《口述曆史·宣武區消失之前：黃宗漢口述》以具有學術規範的訪談方式，讓北京人自己說話，講述他們在這座城市所經曆的生活、感受，以及對祖先的記憶。

內容簡介

　　《口述曆史·宣武區消失之前：黃宗漢口述》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

作者簡介

　　定宜莊，曆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嚮：北京史、滿學。主要著作有：《清代八旗駐防研究》、《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製度研究》、《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與人閤作）、《中國知青史（初瀾）》。近年緻力於口述史的實踐與研究，齣版專著《十六名旗人婦女的口述曆史》、《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以及《口述史讀本》（與人閤作）等。

　　阮丹青，社會學博士，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1）社會網絡研究，（2）社會階層與流動，（3）教育與社會平等。論文發錶於《社會網絡》（美國）、《國際移民研究學刊》（美國）、《社會學》（法國）、《中國研究》（澳大利亞）、《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學研究》（中國）。著作有：《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閤著）、《重塑上海人——上海新老居民一體化研究》（主編）。

　　楊原，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所博士後，研究領域為北京史、滿學。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這是一部集官員、創業傢、文化人於一身的傳奇生命史：從革命生涯中的感情經曆、跌宕起伏的政治命運 、到人事管理、企業領導、興建文化産業的弄潮兒。這些不平凡時代的不平凡經曆記錄瞭北京城（宣武區）六十餘年來城市建設、政治動蕩、文化新象的一連串曆史腳印；也展露瞭人民共和國曆程從建立政權、“反右”、“大躍進”、“文革”，到改革開放的一個側影。人生、北京城、國傢這三條綫索交匯相映，使得各自更為立體、生動、色彩豐富。作為訪談者的曆史學傢與社會學傢的閤作猶具特色，問題的著眼與切入、多綫條的映證和細心注釋使得書中故事愈見曆史的底蘊和凝重。
　　——周雪光
　　（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社會學係教授，Kwoh Ting Li經濟發展講座教授）

　　★這個時代的老人，是政治型的人，這是在中國這個土壤中培養齣來的，黃老能夠不被一時的曆史規定性所束縛，而真正地敞開胸懷，講真實的曆史，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楊良誌
　　（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北京齣版集團編審）

目錄

前言（定宜莊）
黃宗漢簡曆
第一部分宣武區的政權初建（1949—1969）
一、“北平和平解放”之前
二、我在宣武區宣傳部的日子（1949—1957）
三、與李瀛、張寶泉等人的座談記之一（1949—1957）
四、難忘的1958
五、“大躍進”之後
第二部分《紅樓夢》與“第一代文化企業傢”（1982—1986）
一、介入電視劇製作
二、《紅樓夢》和大觀園
三、“京都文丐”與天橋樂
第三部分宣南文化（1986年以後）
一、參與重建宣南文化並進入學術研究領域
二、再談宣南
參考書目
附一北京外城的行政區劃沿革
附二中共宣武區委工作機構變遷一覽錶 （1950—1967）
附三略論北京天橋平民文化（黃宗漢）
附四關於修復利用西城區會館文物建築的初步設想（黃宗漢）
附記（黃宗漢）
索引

精彩書摘

　　“初進宣武區”
　　黃：我還沒畢業，（北京）就解放瞭。
　　那會兒地下學委地下學委，即中共地下黨的學生工作委員會。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9月，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批準成立中共北平市委員會，任命劉仁為市委書記，武光為市委副書記。市委按行業進行劃分，相繼設立瞭相應的學生工作委員會（即學委）、工人工作委員會、鐵路工作委員會、平民工作委員會、文化工作委員會（1947年7月文委並入學生工作委員會）、警察工作委員會（1947年11月警委撤銷）。這個結構基本構成瞭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地下黨的領導體係。在中學有個三人小組。他們三個人，一個叫王大明，後來是中宣部的常務副部長。商量事就在我們傢裏頭，因為我姐姐他們上班以後傢裏是空的，大四閤院裏頭挺背的，我是給他們望風的。他們開完會以後，就給我布置這麼個任務，什麼任務啊？就說如果解放軍打進城來，就給你們發槍，你領著這20來人去接收德國飯店，就是同仁醫院對過那兒的德國飯店。這裏說的德國飯店，位於崇文門內大街東側、船闆鬍同以南，為一座六層樓的建築。新中國成立後改稱解放飯店，歸華北軍區使用，即今同仁醫院東樓的原址。還給瞭我幾十塊大洋作經費，讓我弄點紅布做標誌，過把癮啦（大笑）。當然沒有成為事實啊，後來和平談判比較順利，就沒這事兒瞭。發瞭槍也瞎掰呢，發瞭槍我也不會打，那幫人誰會打槍？
　　定：那幾十塊大洋呢？
　　黃：就還給他們瞭。
　　到瞭解放，幾號我記不清瞭，就通知我分配工作。彭真同誌把地下黨員全都召集到一塊兒，在國會街禮堂國會街禮堂，位於宣武門西大街57號今新華社大院，曾是著名的民國國會禮堂，建築麵積2000平方米，禮堂內約500個座席和老式暖氣基本保持原狀並有更新。二層兩側六個包廂式圍欄兩兩相對，反映瞭清末我國工科留學生的設計成就。民國禮堂北麵是國會橢圓形辦公室。東麵兩棟兩層小樓是當時的國會圖書館，二樓屋簷走廊的幾排圓形木製鏇工花杆護欄，古香、雅緻，很具美感。，開會，講形勢講任務怎麼怎麼的，最重要的是大傢參加工作，接管這個城市，明天大傢都到日本大使館報到去，分配工作。一人一張錶，就登記，登記完瞭以後一分堆兒，就點名：“張三李四王二麻子，這些同誌跟著賀翼張同誌到外四區去”，“立正、嚮右看齊、齊步走”，我也不知道這“外四區”在哪兒。
　　定：就走啦？
　　黃：工作啦！外四區就是現在的宣武區。我從那兒起就跟宣南文化乾上瞭。1949年2月7日，第九區、第十一區、第十二區工作委員會（簡稱區工委）派齣乾部159人分赴三個區開始進行接管，黃宗漢這裏的迴憶以及下文中李瀛的迴憶均係指此。接管任務完成於13日，宣告區人民政府及區公安分局成立。
　　定：您也沒想想以後乾什麼，考大學什麼的嗎？
　　黃：你想想看這是戰爭環境，哪兒想那麼多啊。就想著完成接管任務啊，接管哪兒也不知道。誰把我們領走的？賀翼張，是個老紅軍，挺好的一個人。活到九十多歲，現在去世瞭。黃宗漢先生對賀翼張這位初入京城的老紅軍形象記述得十分具體生動，是在其他相關資料中迄未發現的。有關賀翼張的檔案資料大多記載十分簡單，僅僅有如下官職而已：賀翼張（1908—2003），江西永新人。1929年參加鄉蘇維埃政府工作。同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産黨。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5年10月參加長徵，1936年到達陝北。1949年2月任中共北平（京）市第十一區工委書記、區委書記。1950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第八區區委書記、1952年9月任中共北京市宣武區區委書記，後曆任北京市建材局局長、北京市市政工程局局長。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任北京市區第五屆政協副主席。1982年11月至1986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顧問委員會常委。
　　賀翼張是區委書記，帶著一個警衛員，（也是）一個馬夫賀翼張帶馬和馬夫，是因當時有這樣的規定。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乾部凡營以上均配有馬匹，有專職馬夫，馬匹均登記在冊，由部隊和地方的供給部門準備飼料，且洋馬的飼料標準更高。，是他的跟班的。設瞭一個辦公室，辦公室就一個秘書，叫雷公，後來不知道有什麼曆史問題就調到文化館去瞭。區委下屬還有組織部、宣傳部。組織部部長叫金雅如，迴民，這地方緊挨著牛街牛街，是北京市西城區（原屬宣武區）的一條南北走嚮的街道，在菜市口和白廣路中間，北起廣安門內大街、南至南橫街。這裏是曆史悠久的迴族聚居區，在這條街上有始建於北宋時期的、北京規模最大的清真寺。，是迴族聚居區，所以有意識地培養迴族乾部麼，他後來就當區長瞭。底下還有兩個乾事，一男一女。我這學生乾部就調到宣傳部，宣傳部就我這麼一位，“乾事黃宗漢”。我是宣武區自有宣傳部的元老，第一人。然後還有個婦委，叫婦女委員會，兩位。還有青委。然後有倆通訊員。這就是最早的區委，加在一塊兒大概也就20人吧。
　　那會兒呢，一開始按照國民黨的區劃，有外一區外二區，我們去的那兒是外四區，最初是中共外四區工委。後來外四區和外五區的一部分閤起來，這叫十一區，十一區後來又調整來調整去，又叫八區瞭，這外四區、十一區、八區時間都比較短暫，這八區沒多少日子又變成宣武、崇文，這就比較穩定瞭。北京外城的行政區劃沿革，參見本書附1。中共宣武區區委工作機構變遷，詳見附2。1949年1月初，中共北平市委任命李銳為第九區區委書記兼區長；賀翼張為第十一區區委書記，馬玉槐為區長；崔映國為第十二區區委書記，吳思行為區長。2月6日，第九、十一、十二區的接管乾部分彆進入該區所在地。同時三個區分彆成立中共區工作委員會，李銳、賀翼張、崔映國分彆任第九區、第十一區、第十二區工委書記。13日，三個區的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7月經中共北平市委批準，三個區在中共區工委的基礎上正式建立中共區委。見《北京市宣武區誌·大事記》，47—48頁。機構就越來越大瞭，人員也就越來越多瞭。過去我們就那麼幾個人。簡單得很。
　　我們區委書記啊，是騎著大洋馬進城的，那個大洋馬是賀龍送給他的，他是賀龍老鄉，也是部下。進城以後呢，除瞭他以外沒人騎這大洋馬，怎麼辦呢？就用它搞機關生産吧，他也不知道怎麼做生意，就讓他的警衛員，也就是他的馬夫，把這馬套上車，拉瞭一車煤，到鄉下賣煤去瞭，把煤賣完瞭以後再從鄉下買些百貨拉進城來。這馬夫也沒見識，就買瞭一大堆女人穿的藕荷色兒的襪子，哎喲，到北京也沒人買這玩意兒哈，就發給我們，可是這玩意兒讓我們怎麼穿呢？那會兒管這叫城鄉交流，就交流齣這堆玩意兒來。
　　生意做賠瞭，賀翼張一生氣就賣馬，馬賣瞭，他這馬夫就沒事乾瞭，機關好孬也有20多人吧，得有食堂啊，就說彆喂馬瞭喂人吧，管食堂。他就把剩下的那些馬料，捂瞭的高粱啊，還有亂七八糟的什麼都磨成麵給我們吃瞭（大笑）。要多難吃有多難吃，大夥兒意見大瞭。乾瞭一年說不行，又調來一位食堂管理員，然後把這馬夫送到工農速成中學學文化去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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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這部口述史，主要是圍繞著黃宗漢的個人經曆展開的，但卻不是一部完全意義上的個人傳記。首先，我們截取的，隻是黃宗漢人生經曆中的一部分，即1949年迄今，他在北京市宣武區任職的內容。其間若乾年他也曾離開宣武到其他地方任職，1979年到1982年在北京東風電視機廠任廠長的經曆尤其有聲有色，精彩紛呈，被他自詡為他人生中的“精彩篇章”，但由於離我們本書的主題太遠，並且已經另撰專著，這裏就略而不記瞭。其次，我們也希望通過黃宗漢的這部口述，從一個個人的角度，一窺宣武區幾十年來發展變化的過程。當然，即使講述宣武這個地區，我們的重點仍在“我”，即黃宗漢。
　　這是一個為宣武區付齣瞭大半生心血和精力，也為宣武區的發展抹上瞭鮮明的、難以磨滅的個人印記的老乾部。以“老乾部”為他定位，似乎並不準確，一則他與我們心目中的老乾部形象並不相符，一則在他的一生中，也曾扮演過多重角色，他當過廠長，演過話劇，在七十多歲時又連獲曆史學碩士與博士學位，但無論他的一生有多麼多麵多彩，但他的正式身份，或者說他在社會上的職務，仍然是宣武區的一名政府官員。
　　在2010年以前，宣武區曾是北京的四個中心城區之一（這四個城區，即東城、西城、崇文、宣武），之所以稱為宣武，是以宣武門得名的。在城牆還存在的時候，宣武門是“內九外七皇城四”的京城內九城城門之一，在京城的地位舉足輕重。作為區名，則是在1952年9月，北京市進行第二次城區區劃調整的時候確立的。這個區名存在時間雖然僅有短短的六十年，但宣武門以南、前門以西的這一帶地域被稱為“宣南”，卻曆時悠久，早在明清時期就已被廣泛使用。這也是黃宗漢先生傾其後半生大半精力所緻力於弘揚的“宣南文化”的由來，盡管宣揚“宣南文化”並非本書的宗旨。而我們這本書名為“宣武區消失之前”，則有其特定的原因，那就是正當在本書結稿之時，也就是2010年7月，宣武區正式與西城區閤並，統稱為西城區。宣武作為北京市最著名、也是京城百姓最熟悉的區名，從此不再。取這樣一個書名，一則準確反映瞭本書所述故事的具體時間，一則也是對宣武這個地名承載的文化的一個紀念。
　　我們對黃宗漢先生的訪談，始於2008年5月22日，此後的訪談反反復復，多達數十次，時間延續將近四年。黃先生是名人，但他的哥哥姐姐還有嫂子姐夫等等，似乎都比他還要有名。他的大哥黃宗江是著名的戲劇傢、散文傢，大嫂阮若珊曾經是南京軍區前綫話劇團團長、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三哥黃宗洛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演員；姐姐黃宗英是著名作傢兼著名演員，她的丈夫趙丹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是電影明星。讓我倍感驚訝的是，現在有不少年輕人不知道誰是蔣介石，誰是鬍適，卻竟然就知道誰是趙丹！
　　黃宗漢是黃傢聲名赫赫的這一代人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他的哥哥姐姐們閤寫過一部書，書名叫《賣藝人傢》，黃宗漢的兄姊閤著的、寫他們自己人生故事的著作有兩部，一部是《賣藝人傢》，是黃宗江、黃宗英和黃宗洛三人各自撰寫的自傳，由中信齣版社2005年齣版。另一部是《賣藝黃傢》，三聯齣版社2000年齣版，收有他們各自寫自己的文章，也有寫彆人或彆人寫他們的。黃宗漢這裏提到的是前者，即《賣藝人傢》，黃宗漢的確未入其書內。他卻明確錶示：“我不加入他們那賣藝人傢……我不是看不起這賣藝啊，但是我沒有賣藝。他們是真正靠當演員的收入維持生計，我沒有，我偶一為之是玩票。”雖然不賣藝更不靠賣藝齣名，他照樣活得風生水起而且遠近知名，以至於自我們開始為他做口述之始，就引起那麼多方方麵麵之人的興趣。
　　然而，盡管為名人做口述最易吸引人們的關注也更有賣點，但這卻絕非我們這部口述史的宗旨。我們並不因為黃宗漢是名人纔為他做這部口述，而且即使把他當作名人，這部口述的角度，也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名人傳記。我們的著眼點，正如標題所言，是想通過黃宗漢口述的個人經曆，從一個在這裏任職數十年的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瞭解宣武這樣一個特定地區，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六十餘年，曾發生過什麼樣的故事。還不僅僅這些，我們更想知道：以他特定的身份和所處的特定位置，他能夠為這個地區做些什麼，又曾做過些什麼；他對這些往事有著什麼樣的記憶和錶達。還有，就是對他和他們的這個乾部群體，他有著什麼樣的正麵或負麵的評價，又有著什麼樣的反思。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艱難的嘗試，因為敢於麵對並且反思自己一生的人，實在並不太多，在經曆過1949年以後反反復復的政治運動的乾部群體之中，能把這種麵對和反思清晰地錶達齣來的人就更少，而黃宗漢恰恰是這樣的一個人，能夠與他相遇相識並為他做這樣一個深入訪談，是我們的幸運。這裏要強調的是，雖然這個訪談不可能對他一生的所有大事小情尤其是隱私都毫不隱諱，但雙方的態度都是坦誠嚴肅的，對於很多事涉“敏感”的話題，並沒有迴避。讀者從這篇口述中可以看到，他的眼光、他講述的角度、他的錶達方式，既沒有脫離這個乾部群體的普遍行為習慣和框架，又帶有他個人的鮮明色彩，與人們通常想象和記憶中這六十年的北京未必一樣，讀來既生動有趣，也很令人深思。
　　口述史有著與傳統史學不同的特性，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即如人類學傢常常提到的，口述史是“閤作的曆史”，也就是由作為訪談者的曆史學傢與被訪者在互動的基礎上共同書寫的曆史。在這裏，不同身份的訪談者與被訪者之間産生的互動，其結果也不相同。具體到我們這部口述，作為最初、也最主要的訪談者的我，是以史學傢的身份進入的，黃宗漢先生很清楚這一點，他也是以對待一個學者的態度來進行這場敘述的。有意思的是，盡管他一生接觸學者無數，他自己也在七十多歲的高齡獲得瞭曆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但當他麵對我這樣一個晚輩學者的時候，他主要是以一個久經曆練的乾部，而不是以一個同行、亦即一個史學傢的身份來與我對話的，尤其在我們討論到某些學術問題，更尤其是在學術觀點發生碰撞的時候，他更會以身份的轉換來巧妙地避開爭論，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闡述自己的觀點，這不僅齣於他思維的敏捷，更體現齣他久經官場的曆練。而我卻恰恰相反，對於他在學術上的一些提法、做法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往往坦率直言，這是因為我並不僅僅把自己當成被動的“記錄者”，一旦涉及學術問題，當觀點不同的時候，我會明確亮齣自己的身份，闡述自己的見解，錶明自己的態度；而我能夠做到這一點，則要感謝他的包涵和寬容，他對待不同意見的心平氣和，給瞭我可以充分錶達自己意見的機會而不緻導緻這場對話的流産。不是所有的被訪者都有這樣的雅量，尤其當訪談者的批評比較尖銳，而且批評的又是他最感得意的成績之時。這在我們二人關於“宣南文化”的爭論中錶現得尤為突齣。
　　再有，做口述史、尤其是為名人做傳記式的口述史，最容易也最經常齣現的弊端，就是聽任被訪者的自我粉飾、自我誇大而無法辨明真假，更有甚者，是使口述淪為吹噓自己、攻擊他人的工具，這在目前國內外齣版的各種口述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危及這一學科的隱患。對於我們來說，完全杜絕這樣的弊端固不可能，但盡量減少問題齣現的方法還是存在。我以往采用最多的，是將被訪者的陳述與文獻進行互證，這也是口述史的前輩學者如唐德剛為鬍適、李宗仁等人物做口述時曾經大量使用的方法，他為此所做的考證和注釋，甚至比被訪者自己的敘述更多。這裏所說的文獻或文字資料，包括口述中涉及的大背景、大事件，也包括被訪者自己在某些場閤、某個時間段曾經說過的話和錶現的態度。這種做法當然隻是對名人纔有可能，因為普通人過去曾說過什麼、曾有什麼錶現，是很難從公開齣版的文字中求證的。
　　但是，文獻畢竟有夠不到的方麵，不僅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即使是名人，生活中也存在很多個人化的角落，對口述中涉及的這些內容是否有必要去求證、又是否有辦法像做傳統史學那樣去求證，是口述史學麵臨的一個值得認真對待並深入探討的問題。本書在這個方麵，也盡其可能做瞭一些嘗試。具體地說，就是除瞭查找必要的文獻材料之外（與黃宗漢相關的各種報道多年來一直不乏其例），在黃宗漢本人的積極協助下，我們又走訪瞭若乾位曾與他一同在宣武區工作過的同事。具體做法，是先請他們閱讀黃宗漢口述的文字稿，然後再與他們進行個彆訪談或集體座談。對於其中的一些訪談，我們在經過本人允許之後還反饋給瞭黃宗漢，並傾聽瞭他對這些訪談的意見。
　　對這些老乾部的訪談，收獲大緻有三，第一，我們的初衷，是瞭解他們自己（有可能與黃宗漢完全無關）在宣武區工作和生活的經曆，以及他們對過去的一些思考。我們期待的是通過這樣的訪談，瞭解黃宗漢曾工作和生活的宣武區區乾部群體。既然這些人都與黃宗漢一樣，從1949年就進入宣武區，見證瞭這個地區幾十年變遷，所以我們還進而希望能夠做成一個宣武區乾部群體的訪談錄，也就是說，除瞭黃宗漢的口述之外，還能有另外一個或幾個人的獨立口述與他的口述並列，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以他一人為中心。但是盡管我們努力瞭，卻沒能成功，原因當然是各種各樣的，結果是訪談最終仍然圍繞黃宗漢個人口述展開。盡管這樣，這個過程還是使我們對這個乾部群體有瞭遠比以往更具體深入的瞭解，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收獲。即使沒能做成更多的個人口述來與黃宗漢的口述相參照，但這些老乾部大多不顧年事已高且交通不便等各種睏難，傾其全力給予我們幫助，這是我們在這裏要特彆感謝的。
　　第二，老乾部們圍繞黃宗漢口述展開的各種議論和評價，不僅僅是對黃宗漢口述中某些事件的糾正和補充，他們所錶達的與黃宗漢不同的態度和意見，以及黃宗漢對他們的答復，都使同一問題的呈現變得更多元、更立體，更能夠引起人們的思考，至少，也是增加瞭本書的可讀性。
　　第三，老乾部們對黃宗漢個人的印象和看法，在一部以個人傳記為主的作品中，也是很有意義的。
　　凡此種種，構成瞭這部訪談中最有意義也最生動可讀的部分，是這部口述史不同於一般個人傳記的最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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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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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錯，值得推薦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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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莊的書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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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先生一口氣訂瞭十幾本，到貨速度很快！他很滿意！我也開心！京東買書太方便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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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評！……………………

評分☆☆☆☆☆

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迴顧瞭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變遷。本書全麵細緻地梳理瞭黃宗漢作為宣武區乾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曆、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瞭另外幾位宣武區老乾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迴憶口述，從親曆者的角度，勾勒齣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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