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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08年次贷危机后，经济旧格局被打破，世界经济正在建立新的平衡。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以强大的制造业能力著称的德国经济，是如何在危机中逆势增长，成为欧洲经济复苏的强大支撑？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中国是否有共通之处？德国模式能否给中国经济带来启示？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李稻葵、国际管理咨询界巨头罗兰·贝格亲莅编著
　　旨在拨开全球经济的迷雾，探寻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

内容简介

　　“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基于一流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导向、关注利益相关方的企业治理、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全面的结构改革”，这就是在金融危机中坚挺增长的德国，为全球经济贡献的“德国模式”。
　　知名经济学家李稻葵与全球咨询巨头罗兰·贝格发现，拥有着相似价值理念与基础机制的两国，在改革目标上也同样相似。两人在无数次思想碰撞后，总结出了现实借鉴。他们从公共财政体系、房地产市场调控策略、金融监管体系、马克国际化战略、企业基业长青等方面，探索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为中国改革提出新的建言。

作者简介

　　李稻葵，知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Schwarzman Scholars）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委员会委员。曾先后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并曾任世界银行项目顾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等职。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荣誉主席；全球多家企业和机构的委员会成员，如德意志银行、美国黑石集团、日本索尼公司、意大利菲亚特集团、德国费森尤斯集团、德国慕尼黑Prime Office集团（董事长）、意大利RCS传媒集团等；并担任德国联邦政府等多国政府的顾问。

精彩书评

　　★之所以要借鉴德国模式，是因为相对于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与社会，德国的社会价值理念和基础性机制，与中国较为相似。
　　今天研究德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对当前的社会思潮进行一定的补充，对冲一些经济体制方面思维的偏激性。
　　——李稻葵

　　★虽然中国不可能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是中国和德国有很多共同目标，如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塑造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等。
　　——罗兰·贝格

目录

序一 德国模式的中国之鉴 李稻葵
序二 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什么 罗兰·贝格
第一章 德国实体经济如何战胜危机
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
次贷危机对德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德国的影响和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有何不同
德国实体经济为何未受两次危机的影响
德国应对危机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第二章 德国公共财政体系研究
德国公共财政体系初探
中德各项税收对比与启示
中德财政平衡制度对比与启示
德国公共财政体系对中国的借鉴意
第三章 德国房地产市场研究
德国房地产市场历史表现
各阶段德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梳理
经验一：租赁住房市场发达缓解房价波动
经验二：稳健住房金融体系抑制住房投机
第四章 德国金融监管研究
德国金融业概况
德国金融监管概况
德国金融监管下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德国金融体系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借鉴意义
第五章 德国马克国际化研究
德国马克缘何崛起
德国马克国际化缘何受限
德国马克国际化受限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第六章 德国家族企业研究
德国家族企业概述
德国家族企业为什么成功
德国家族企业典型案例——宝马公司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第七章 再论德国近年来经济成功之道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
德国成功的关键因素
结 论
后 记

精彩书摘

　　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什么
　　罗兰·贝格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格局
　　过去几十年间，世界经济图谱发生了重大改变，它正不断地从发达经济体，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转移。特别是自 2007 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欧元区危
　　机以来，这种趋势变得愈发明显。若单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尽管欧盟和美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大于中国，但是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使得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地接近欧美。虽然这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有所下滑，但是自 2007 年以来，中国实际人均 GDP 仍以 8.1%的速度增长，这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的 0.3%与欧盟的－0.2%。
　　欧洲各国差异显著，德国独树一帜
　　欧盟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12年，欧盟GDP为16.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 25％，是美国的1.1倍，中国的2.0倍，日本的2.7 倍。2012年，欧盟人口总数为5亿人，占世界人口的7％，是美国的1.6 倍，日本的4.0倍。
　　欧洲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2009—2012年，欧盟传统15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原0.3％。其中，个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为负：10希腊增长率最低，为原4.9％；其次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分别为原1.5％和原1.4％。只有瑞典、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法国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德国以 0.7％的年均GDP 增长率排名第二。除此之外，各方面指标表明，德国经济处于健康状态。
　　一、经常账户盈余
　　2010—2014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德国、中国和日本有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德国的平均经常账户盈余为2410 亿美元，反映出强劲的竞争力；而同期美国平均经常账户赤字却为4350亿美元；英国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为970 亿美元。经常账户盈余通常表明出口大于进口，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对于德国来说，这一现状也因其实际汇率低于欧元区其他国家所导致，这进一步加剧欧元区内部的紧张。
　　二、公共财政
　　2014 年年末，德国的一般政府债占GDP的75.5％，在欧盟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远低于美国和日本。2014 年，德国成功地实现整体政府预算盈余，不仅低于美国、日本和欧盟其他国家，也低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较少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为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留出了空间。一旦德国经济出现下行风险，政府可以采取增加公共支出、降低税收等措施刺激经济。
　　三、就业率
　　得益于1998—2004 年之间的经济改革，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而失业率一路走低：2005年失业率为 11.2％，此后逐年下降，只有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略有上升。2014 年，德国失业率达到 5.0％，比美国低 1.2％、比法国低5.3％，但却比中国高 0.9％。2014 年第三季度平均就业人口为 4290 万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维持生计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前提。失业给劳动者造成痛苦，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甚至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发因素。较低的失业率通常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高制造业比重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的制造业保持较高的比重。2012 年，德国制造业占增加值的24%，高于美国的12%、日本的19%以及欧盟15国的15%。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2000 年至2012年间，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制造业部门，都呈现下滑态势，其中芬兰下降10.3%，英国下降5.6%，法国下降5.3%；而只有德国和立陶宛呈现了明显的增加，分别增加了1.6%和 2.0%。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德国制造业部门的高比重意味着，德国经济更具均衡性，并较少地依赖于服务业；有助于德国增加出口，鼓励技术创新，吸引外国投资，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以及增加高技术含量的就业。这些让德国在金融危机后，得以迅速复苏，并实现增长。
　　……

前言/序言

　　德国模式的中国之鉴
　　李稻葵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经济强劲而富有韧性的表现，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这几十年间，德国经济，包括统一前的联邦德国经济，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标杆。它长期稳健发展，在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劳资关系、收入平等、地区之间平衡发展等方面表现突出。
　　为什么要借鉴德国模式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之所以要借鉴德国模式，是因为相对于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与社会，德国的社会价值理念以及基础性机制与中国最为相似。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德国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的选择问题上，比之于美国、英国等西方社会的发达国家，更加接近于中国。在德国，百姓比较崇尚社会秩序，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维系社会长期的和谐与稳定。相比之下，美国民众不愿放弃一些极端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安排。比如，美国的绝大部分州都保留着相当宽松的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事实上，美国国父们在设计美国的政治体制的时候，他们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如何从制度上限制政府对个人自由的践踏，因此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设计是以保证政府不能过于强势为出发点的。而德国从俾斯麦时代到二战结束后，政府的设计理念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和稳定。因此，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选择上，中国社会与德国社会相对比较接近。比如说，中国社会不允许个人拥有枪支，有些地区甚至不允许百姓拥有或者驾驶摩托车，而这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秩序，它们在中国往往被百姓不加质疑地接受，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德国的法律框架与中国有一定的相近性。在德国，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不像英国和美国，法律条文是由各个分散的法院通过成功的判案演变而来的。德国这种国家立法的理念，与中国的基本国家制度是一致的。当然并不能说，国家立法体制不如或者优于英美式的普通法的立法体制，但至少应该讲，这两类立法体制的社会经济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更接近于德国。
　　再有，德国与中国比较相近的另一点，是社会民众有比较强烈的改革意愿。在德国，社会民众普遍认同一个理念，那就是要对 20 世纪 30 年代到二战结束时期的希特勒法西斯统治制度的罪恶进行反思，也要对民主德国时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因此，社会精英和大众普遍有不断反思和改革的意愿。中国的精英和百姓更是不断地对过去 170 多年来（包括对“文革”期间）的种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为改革带来了基本的共识和动力。这种基本的改革动力，在美国和英国显得并不是很强烈。尤其是在美国，民众普遍有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感，美国的精英和百姓普遍性地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美国的国父们是圣人，美国的经济问题（包括金融危机和财政问题）不能追溯到美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去，要改只能在经济政策以及局部的立法层面上进行修补，而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制度的改良。这一点，美国与中国相距甚远，而德国与中国有相似之处。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经济模式，必须要认真学习研究。并在学习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国情，仔细借鉴。
　　为什么德国模式未必完全学得来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德国市场经济模式未必完全能够学得来。这其中有一些根本性的因素。
　　第一个根本因素是德国社会相对的一致性以及社会民众的理性和纪律性。德国统一的历史相对比较短，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短的。但是在德国以及奥地利，其百姓的语言文化传统却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在德国形成一种社会共识相对比较容易。同时，由于百姓的纪律性、相对理性和良好的教育水平，一些相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能够比较容易得到贯彻。比如说，德国有着比较复杂的房地产管理体制，由于德国的百姓纪律性强，愿意配合，而且也愿意在一定情况下互相监督，向有关政府机构反映和举报一些违法行为和不良举动，因此这种制度的执行成本相对比较低。
　　中国不可能完全复制德国模式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的路径依赖。今日德国模式的历史起点与中国几乎是相反的。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之所以形成今天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德国人反思魏玛共和国时期不受拘束的自由市场经济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而形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察是，德国的主流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是强调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约束，警惕自由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冲击。而中国社会应该说是基本上相反的，在中国社会，主流精英知识分子和相当一部分的民众，不断反思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化
　　大革命”中的社会经济体制，他们对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过度干涉、行政约束等机制深恶痛绝。许多精英阶层，特别渴望并且极其赞赏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民众，他们的主体意识是要推动市场化的改革。换言之，中国与德国精英阶层的主流思想意识不仅是不同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综上所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借鉴德国模式，必须关注两国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百姓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研究德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对当前的部分社会思潮进行一定的补充，对冲一些经济体制方面思维的偏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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