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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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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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古铁,原名胡紫桂,系中国书协第四届书法发展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青联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七十年代书家”艺委会委员、湖南省书协副主席。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朴厚古茂奇姿百出
—《爨宝子碑》艺术风格赏析
冯亚君
东汉末年群雄崛起,继而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东晋更替,南朝、北朝对峙。争战、离乱成了那个时代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两汉所盛行的“厚葬风”一去不复返。又因两晋朝廷严禁立碑,故魏晋以来直至南朝,碑版书法流传者如凤毛麟角。
东晋时期书体演变已臻完备,书写技法亦至精熟,尤其是“二王”的尺牍行草,笔精墨妙,尽显“江左风流”,为后世确立了新的书学风尚。面对帖学独大的东晋书法,人们无暇顾及极少碑版的存在。这种情况直至清代金石考据之学大兴才逐步改观。阮元首先提出向北碑学习以救帖学之穷,并在其《南北书派论》中将碑帖风格进行分类,将帖属南,将碑属北。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认为,此只因阮氏所见南碑犹少,故有此论。他说:“南碑当溯于吴。……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南碑奇古之《宝子》,则有《灵庙碑》似之……”
《爨宝子碑》是为数不多的南碑中的典型代表之一。此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立石于东晋大亨四年(405),实为义熙元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碑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县城南,后为邓尔恒发现并购回,并有题跋为证:“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碑现立于云南曲靖。碑高1.83米,宽0.68米,共400余字,未记书丹者名。碑文记述了爨宝子生平等内容。爨宝子生于东晋太元七年(382),卒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仅23岁,东晋宁州建宁郡同乐县人,承袭建宁郡太守。
《爨宝子碑》从书法风格上看,与当时流行的“二王”书风迥然不同。其用笔沉雄刚健,点画朴厚方峻,笔势奇崛,不拘常态,奇姿百出。时若斩钉截铁,起伏跌宕;时若老骥伏枥,稳健从容。
点画既保留了八分遗意,又冲破隶书藩篱。结字方整而各具姿态,寓巧于拙、平中见奇;行笔稳健中时生险绝,寓静于动、寓庄于谐。正如康有为所评“端朴若古佛之容”。全碑通篇字形大小错落,字势欹正相生,局部跳荡,整体浑融。
如果我们将《爨宝子碑》放置回属于它的历史时代,从纵向上看,似乎可觅见隶楷之变的端倪;从横向上看,将该碑与那个时代所流行的“二王”书风比较,却找不到任何的关联。是因为《爨宝子碑》书丹者地处边隅,远离“江左风流”,不受时风所侵,还是其他?目前尚不能完全肯定。或曰,南蛮之地,人文荒疏,缺乏翰墨妙手。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我们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出土于江苏南京与《爨宝子碑》同时代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我们就会发现“三王墓志”书风与《爨宝子碑》极为相似,它们虽远隔千里却有着极为亲密的血缘关系。王兴之、王闽之、王丹虎是王羲之本家,为何在他们的墓志书法中也不见丝毫“二王”书风的痕迹?也正是这个疑问,曾经带出了“兰亭论辩”证伪的一个论据。关于这个问题,沙孟海、商承祚、启功三位老先生曾分别撰文,指出更多是“刻工”的问题。沙老在其《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一文中说:“一九三二年,我看到西北科学考察(查)团在新疆吐鲁番发现的高昌国章和十六年相当于西魏大统十二年《画承夫妇墓志》,前五行刻字填丹,后三行丹书未刻。丹书运笔自然,刻文则笔笔方饬,不类书翰。”说白了就是刻手好,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刻手不好,《兰亭》也几乎变成《爨宝子》。话题再回到《爨宝子碑》,该碑是不是也存在刻工的问题?它的墨迹的原本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站在帖学的立场上,面对《爨宝子碑》揣摩笔法,我们不免会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困惑;而站在碑学的立场上,该碑古拙可爱,“金石气”十足,不失为一个好的范本。
……
前言/序言
碑刻的辉煌与书法的脉动:一部探索中国古代书迹精粹的恢弘巨著 本书旨在为读者呈现一幅跨越千年、气象万千的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全景图。我们聚焦于那些以石为载体、以笔为魂魄的古代碑刻,这些不朽的文字,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文明审美情趣与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我们精心遴选了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艺术价值最高的碑刻作品,力求展现中国书法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呈现出的多元面貌与演进轨迹。 卷一:秦汉风骨——质朴雄浑的拓荒时代 本卷追溯至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秦汉。这一时期的书风,以古朴、遒劲、气势磅礴著称。我们首先探究秦代小篆的规范与韵味,解析李斯等人的文字整理工作如何奠定了后世书体的基础。重点呈现了秦朝郡县碑刻的残存珍品,它们字形方正,笔画圆转遒劲,蕴含着帝国初创的庄严与秩序感。 紧接着,我们将目光投向汉代的隶书的鼎盛时期。隶书,这一彻底摆脱了篆书圆转笔势,形成了横平竖直的波磔美学的书体,是理解中国书法“变法”的关键。本卷详尽收录了《乙瑛碑》、《曹全碑》、《张迁碑》等传世名作的精选拓本(或高质量摹刻件)。对于《曹全碑》的秀逸多姿,特别是其精妙的“蚕头燕尾”,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笔法剖析,探讨其如何代表了汉代隶书的典雅之美。同时,对于《张迁碑》那种古拙、雄强的笔意,以及其对魏晋楷书产生的启发,也给予了充分的论述。 此外,我们还不能忽略汉碑中蕴含的“魏晋风度”的先声。那些散见于各地墓葬的汉碑题刻,如《尹庆碑》等,展示了当时书手在恪守规范之余,所流露出的率性与自然,预示着后世碑学的勃兴。 卷二:魏晋风流——从法度到意趣的蜕变 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转型期。在社会动荡与玄学思潮的背景下,书法开始从单纯的实用工具,升华为表现个人精神气质的艺术。 本卷的重中之重在于魏碑的全面展示。与流行的“二王”行草相比,北魏时期的碑刻以其强烈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艺术生命力,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难以逾越的里程碑。我们收入了大量的北魏造像记和墓志铭,如《郑羲下碑》、《高贞碑》等,细致分析了其“方笔”的瘦硬挺拔、笔画的粗细对比(涨墨现象),以及结构上的左右欹侧,这种强烈的动态美与仪式感,是魏碑艺术的核心魅力。 对于碑刻研究者而言,魏碑的“刀法”与“笔法”的关联性至关重要。本卷通过对比拓片与现代摹刻,探讨了工匠在凿刻过程中,如何将毛笔的书写意图转化为坚硬的石材线条,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金石气”。 卷三:隋唐气象——楷书的集大成与碑学的转型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书法艺术也达到了高度成熟和规范化的阶段。楷书(真书)在此时彻底取代隶书,成为官方和士人通用的标准字体。 本卷详细呈现了初唐、盛唐、中晚唐楷书的不同风貌。 初唐的法度之严谨:我们选取了如《九成宫醴泉铭》(欧阳询)、《虞恭公温彦博碑》(虞世南)等碑刻的精良复刻。着重分析欧体的“险中求平,险中求正”的结构技巧,以及虞体的秀润温和,体现了初唐士人对“法度”的极致追求。 盛唐的气度雍容:以颜真卿的碑刻群为核心,如《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颜体的博大精厚、气势雄浑,是盛唐气象的最佳注脚。我们不仅展示了其端庄厚重的体势,还深入探讨了颜真卿如何通过笔画的“内敛”与“外拓”,表达出“忠义”的精神内核。 中晚唐的典雅与转向:本卷也收录了唐代楷书大家如柳公权等人的碑作,解析其“颜筋柳骨”的发展脉络,以及他们对笔画精到之处的雕琢,反映了盛唐气象后的一种内敛与精微。 卷四:宋元以降——碑学的复兴与个性解放 唐代之后,书风重心逐渐转向行草和帖学,但金石学在宋代被重新重视,碑刻的价值开始被更广泛地认知。 本卷关注宋代的碑学先驱,如苏轼、黄庭坚等人对北碑的推崇,以及他们如何将碑刻的古拙之气融入帖学的创作中。我们收入了宋人在碑刻上的题跋与记载,展示了他们对“尚意”书风的追求如何与碑刻的朴素力量相互碰撞。 进入元代,赵孟頫致力于复古,虽然其主体风格偏向“帖学”,但对魏晋风度的追摹,也间接影响了后世对碑刻的重新审视。清代是碑学最终占据主流的时期,本卷简要介绍了清初对汉碑、魏碑的重新“出土”与研究,为后来的碑学热潮奠定了基础,展示了碑刻艺术如何超越时代,成为衡量书法“骨力”与“气魄”的标尺。 全书通过对这些不同时代碑刻的系统梳理与细致入微的图版呈现,意在引导读者超越单纯的“描摹”阶段,进入对碑刻背后历史语境、审美哲学、以及具体刀法与笔法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从而真正领略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与历久弥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