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良论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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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永平,黄志雄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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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ISBN:9787519711542
版次:1
商品编码:1219229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国际法文库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7-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65
字数:650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曾令良论国际法》收录了著名国际法学家、我国世界贸易组织法学和欧洲联盟法学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令良教授的代表性中英文学术成果37篇,分为国际法一般问题、世界贸易组织法、欧盟法、其他国际法领域四编。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世界经济与政治》、European Law Journal、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等中外重要学术期刊上,体现了曾令良教授治学严谨、视野开阔、善于捕捉并围绕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究的学术风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录

曾令良教授国际法学术思想评述
第一编国际法一般问题
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时代特征
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
论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应有建构
推进国际法理念和原则创新
当代国际法视角下的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呼唤新的国际法
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
国际法治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二编WTO法
世界贸易组织:过去、现在和未来
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其与中国关系
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资格
——兼述我国缔约国地位的恢复问题
论WTO一般例外条款(GATT第20条)与我国应有的对策
WTO法治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应对
区域贸易协定的最新趋势及其对多哈发展议程的负面影响
区域贸易协定新趋势下《跨大西洋伙伴协定》的负面影响与中国的对策
第三编欧盟法
欧洲共同体与国际法上的承认
欧洲共同体对外关系与西欧一体化
《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对外关系权能的变化
——以法律为视角
欧洲政治合作与欧洲共同体
论欧共体法与成员国法的关系
欧洲联盟治理结构的多元性及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
从欧共体看21世纪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WTO中的双重地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中欧关系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
——纯粹技术性问题或远非如此
《中欧伙伴与合作协定》谈判:问题、建议与展望
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普惠制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四编其他国际法领域
联合国在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法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述评
朝鲜核试验问题的国际法考量
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有关的国际法问题
论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趋势与国际法律控制
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建设
论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完善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Discourse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法学
Conceptual Analysi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Road towards
a Regional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附录曾令良教授主要著述一览表
后记

前言/序言

总序一
当今之世界,随着全球投资贸易不断增长,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飞速进步,通信和交通日益便捷,人文交流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网络化、法律趋同化已成为天下大势。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日之中国,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始终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于内,追求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于外,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完善对外战略布局,既“请进来”,又“走出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毫无疑问,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仅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国内法治,而且要在全球治理中高度重视和善于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加强国际法治,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良性互动,特别是要完善中国自己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中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处理涉外事务,强化涉外法律服务,加强国际法治合作。
当下之中国国际法学界,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国际法学科体系不断健全,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培养了一大批国际法专门人才。而且,广大国际法专家学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和回答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问题,产出了一大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为国际法学的繁荣发展和国家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国际法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国家缺乏整体的国际法学科发展战略规划,国际法学科建设放任自流,各国际法机构各自为阵;国际法人才队伍学术原创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活跃在世界国际法舞台的人才不多,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国际法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德行教育与知识传授相分离、理论培养与实践训练相脱离、国内培训与国际培训相隔离;国际法学术研究缺少精品力作,还没有产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创造性思想成果和理论成果,在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大。可以这样说,中国国际法学界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评价、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综上所述,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亟须掌握和运用国际法,中国国际法学界仍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以及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状态。我们所处的时代表明,这是一个需要国际法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国际法理论创新而且一定能够产生国际法新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国际法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国际法新思想的时代。所有这些,正是我们编辑出版“国际法文库”以推动国际法学繁荣发展的初衷。
“国际法文库”将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主张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着力推进构建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能进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的国际法学。
“国际法文库”将坚持问题导向。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常态、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国家深化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进国际法理论创新和全球治理实现良法善治。
“国际法文库”将坚持跨学科研究。国际法律问题涉及国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跨学科性,需要从多学科视角,运用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也就是说,对于国际法律问题,不仅要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视角进行研究,而且还要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等国内法学视角进行研究;不仅要从法学视角进行研究,而且还要从国际政治、世界历史、全球经济、人类社会变迁、多元文化交融、地球生态文明等视角进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在于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增强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战略性,促进问题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
“国际法文库”将坚持创造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引领理论发展的动力。创新,就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国际法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只有不断进行探索,才能推进国际法思想创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国际法理论创新要从问题开始,发现问题、筛选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国际法理论创新不必贪大求全,发现新事实、新材料、新现象是创新,阐明一个新原理、提出一种新学说、揭示一条新规律是创新,发明一项新技能、找到一条新路径、创造一种新方法也是创新。
“国际法文库”设专著系列、译著系列、实务系列、文集系列,是法律出版社与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共同打造的学术品牌。法律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界特别是法学、法律出版领域的龙头地位自不待言。这里有必要对武大国际法所多说几句。武大国际法所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教育家、国际私法一代宗师韩德培先生于1980年创办的,是我国高校设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该所自创立以来,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已在学术和实务方面崭露头角的国际法专门人才,先后产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国际法学术成果,先后两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0年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5年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可以肯定地说,武大国际法所是当今中国国际法领域的学术重镇,不断推进中国国际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新型智库建设,不仅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它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正是基于这种情怀,武大国际法所与法律出版社携手合作,设立了这个“国际法文库”。这是为中国国际法学界开辟一块新的学术园地,建造一个新的学术舞台。“国际法文库”是自由、开放、包容、多元的,海内外的国际法同仁都可以在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也都可以在这座舞台上翩翩起舞,崭露头角、一展锋芒。我真诚希望,所有以国际法为志业、立志为中国国际法事业做出贡献的海内外同仁,都能把“国际法文库”视为我们共同的国际法事业的一部分,关心之、支持之、帮助之、鞭策之,勿忘初心、久久为功,去迎接我们共同期待的中国国际法学界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春天。
是为序。
黄进,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法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会长
2016年12月1日于北京


总序二
随着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法律共同体建设,利用国际法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可持续发展,保障中国的正当利益。因此,不管是国际法制度构建,还是国际法理论创新,抑或是国际法实践引领,中国都需要从“被动适应者”向“主动引领者”转变。
由我国著名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际私法一代宗师韩德培先生创办的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是1980年由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的中国高校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机构;1981年设立博士点;1995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1996年列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单位;2000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被批准为“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15年被中宣部确定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建设单位。她一贯秉持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全面和综合研究,积极拓展联合国法、欧洲联盟法、国际能源法、电子商务法、国际发展法、国际网络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体育法、世贸组织法、海洋法和海商法等前沿学术领域,形成了学科研究方向齐全、学科发展水平一流、咨政服务能力突出、教学科研成果领先的鲜明特色。
但是,不管是作为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还是作为国家高端智库,仅仅依靠一个研究所的力量难以实现中国国际法理论的创新,难以实现中国从国际法的“被动适应者”向“主动引领者”的转变。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发凸显其复杂性,许多问题往往需要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谱系进行合理的理论解释、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而不同学者、学术机构、智库在不同领域具有相对优势,或者因所在区域不同而存在区域政策问题的竞争优势。因此,团结、组织中国国际法学者共同攻关、协同创新是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创新中国国际法理论,进而实现中国从国际法的“被动适应者”向“主动引领者”转变的必由之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与法律出版社合作出版“国际法文库”,希望集中展示中国学者的国际法著述和学术见解,及时传播国外国际法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协同研究中国面临的重大国际法实践问题,不断增强中国国际法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国国际法制度的国际吸引力,不断提高中国国际法实践的国际影响力。
因此,“国际法文库”将面向中国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征集选题,通过自荐与他荐相结合的方式,由丛书编辑委员会根据其学术性、思想性和创新性决定出版选题。本文库分为专著系列、译著系列、实务系列和文集系列。
专著系列旨在集中呈现中国学者在国际法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引导中国国际法学界关注国际学术动态、设置前沿学术议题、营造良好学术风气,推动中国国际法理论创新。以学术性和创新性为选题标准,主要出版中国学者关于国际法领域具体问题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译著系列旨在全面推介国际社会国际法理论的经典著作和最新成果,促进中外国际法理论的交流与交锋,促使中外国际法实践的互动与创新。以思想性与新颖性为选题标准,主要出版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或再版的国际法著作的译作。
实务系列旨在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之间架起桥梁,促使中国国际法研究更加贴近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在国际法理论的支撑下运用国际法规则分析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对策性与实用性为选题标准,主要出版针对实践中的国际法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国际法问题的著作,强调贴合国家对外交往实际需要,关注操作层面的问题选择、分析和解决方案。
文集系列旨在及时反映中国国际法学界举办的学术会议成果,提高学术交流的质量,加强学术交流的深度,扩大学术交流的影响。以新颖性与可行性为选题标准,主要出版能够设置学术议题、引领理论前沿的论文集。
我们相信,在中国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关心、支持与积极参与下,“国际法文库”一定能够实现上述目的,为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创新、制度变革和实践引领贡献她应有的智慧、发挥她应有的作用。
肖永平,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法学教授,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17年元旦于武汉
序感念曾师令良教授
可敬、可亲、可爱的曾师令良教授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为了传承他的学术思想、弘扬他的学术精神,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决定将他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代表性国际法论文结集出版。作为令良教授的学生,我本没有资格为他的宏论作序;作为国际法研究所的现任所长,我又有义务把令良教授对我的影响、关心和培养写出来,以此窥见一位师者对学生的影响、一位长者对后辈的关心、一位法学院领导对同事的培养。我也相信,这些经历与感悟对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一个学科的不断发展、对一个学校人才队伍的持续建设,都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当我决定把这些感念写出来的时候,心情却无法平静,多次打开电脑,多次又无法打字。回想我与令良教授近30年的交往,既有砥砺切磋的时光,又有促膝谈心的日子,还有激情燃烧的岁月。从何谈起呢?按照法律人的一般思维,我与令良教授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维度。
一、师生缘
令良教授自1984年师从梁西先生主要研究国际公法,我于1988年从西南政法学院考取武汉大学研究生,师从李双元先生和韩德培先生研习国际私法,在学术研究领域上似乎没有什么交集。由于他是在职攻读学位,兼任国际法系副主任,承担了我们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和学术性业务管理,所以我们结下了师生缘分。概括起来,令良教授对我确定研究方向、扩大研究领域、创新学术观点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大约在1989年秋天,他在武汉大学作了一场关于“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的讲座,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的讲座。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讲座的主要内容,但讲座结束后他与我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对我影响深刻。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研究欧洲共同体法,他说“欧洲共同体是独具特色的国际组织,也是区域一体化的典型代表。但我国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对它还没有什么研究。而欧洲共同体独特的治理结构和法律体系,对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法律都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武汉大学的研究生选择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要选择这样的‘冷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会引起中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将来会成为‘热学问’的”。我当时正在思考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经他点拨,我决定以中国冲突法立法问题作为论文选题方向,尽管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制定单行国际私法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由于中国冲突法立法问题涉及面太广,不可能通过硕士学位论文来完成,我便于1990年申请提前读博士学位。经韩德培先生同意和鼓励,我最终在1993年完成了以“中国冲突法立法问题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此后20多年,我一直把完善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为我国在201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做出了一些贡献。可以说,令良教授当年关于“选‘冷问题’,做‘热学问’”的点拨对我确定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令良教授在我国法学教育界最早为研究生开设欧洲共同体法专题,这为我后来开展欧盟国际私法研究打下了基础。2000年,我以“欧盟国际私法”为题,申请到中欧高教合作研究项目。在曾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该项目的研究工作,最终成果《欧盟统一国际私法研究》于2002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自此以后,我的研究兴趣一直集中于中国、美国和欧洲国际私法的比较及其新发展,令良教授的帮助对我扩大研究领域、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走向国内和国际学术前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进入21世纪以后,令良教授通过总结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积极倡导构建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大力推进国际法理念和原则创新,持续呼吁我国重视发挥国际法在法治中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以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法学。正是在令良教授上述思想和主张的影响下,我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汤诤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霍政欣教授合作,在Edward Eglar Publishing (EE) 出版了Conflict of Law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该书采用英美冲突法通行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规范,通过研究中国法院近300个典型案例,全面介绍了中国学者的冲突法理论成果与贡献,基本构建了中国国际私法在国际上的话语体系,被《国际私法杂志》主编、英国著名冲突法教授Paul Beaumont评价为“一部能使英语世界准确而全面理解中国国际私法的最新优秀著作”。这项成果与令良教授的指引与激励不无关系。
二、同事义
从博士毕业留校的第三年开始,我就在令良教授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一些行政工作。他做国际法系主任时,我任副系主任;他做法学院院长时,我任国际法研究所执行所长和法学院副院长。后来,他赴澳门大学担任法学院院长,我做了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在我做院长的第二个任期,他又回武大担任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之所以能够一直引领着我国的国际法教学与研究,从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展成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与令良教授的长期领导与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他担任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期间,国际法所的科学研究完成了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的转型,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成效进步明显,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扩大;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初步实现了人才培养在国际层面的双向流动;咨询服务从被动接受邀请到主动直接参与中国外交、涉外司法和国际商务活动;学术团队实现了群体性成长、结构性优化和专兼职的有效合作。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他个人的领导才能、为人为学为事的风格是分不开的。他的精神与风格可以概括为:出自公心,为了公益,办事公道。
例如,在他担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期间,国际法所的每项工作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四年一度的基地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并在2015年12月成功入选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但仅仅两个月后,他就找我谈心,想辞去所长职务,由我来接任。考虑到院长岗位的繁重工作,我坚决不同意。他对我说:“国际法研究所成为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以后,一定会增加大量的工作任务,要求也会更高。为了法学院和国际法研究所的长远发展,急需培养一批年轻人,给他们更好的平台和发展空间。因此,如果你没有精力兼顾法学院和国际法研究所的工作,建议你任期届满后不要再做法学院院长,把国际法研究所的担子挑起来。”我被他的公心所打动,一起找学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说明我们的想法,及时完成了国际法研究所的领导班子换届,并推动学校在2016年7月完成了法学院领导班子的换届,为法学院和国际法研究所的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在结束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任期时,本有机会连任或者到国内其他高校直接聘任“资深教授”。但当我向他说明武大国际法学科的现状、危机和需要,并“威胁”他“如果你不回来,我也走”以后,他最终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回到武大担任了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回来后,他曾告诉我:“最终选择回武大还是因为武大的培养、武大国际法的优良传统和学术氛围以及我对武大的感情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生在世,总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当我向他请教如何做好法学院院长时,他给了我两点建议:一是注意法学院不同学科的均衡发展,公平对待每一位教职员工,这是立院之本;二是保持个人学术上的影响和地位,此乃立身之本。庆幸的是,在我担任院长的9年时间,基本上做到了以上两点,尽管没有让法学院的每位教职工都满意。
三、老乡情
我与令良教授都来自麻城,毕业于同一所高中。作为同乡,我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诤友。记得上研究生时,我为了出国找他帮忙优先推荐。他在全面了解情况以后拒绝了我的请求,告诫我说:对于同乡,更应该严格要求,这是对同乡最大的爱护和帮助。由于这个经历,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凡涉及个人升迁问题,只要不符合规则,我都不会去争取。
当然,令良教授对我的指教很讲究方式、方法。我们是多年的球友和牌友,针对我有时发生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他会利用打球或者打牌择机指出,使我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也逐步养成了分享意识。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这样的师长,何其幸运!

2017年端午节于武汉
国际法理论的先驱与里程碑:一部全面审视全球治理格局的巨著 本书简介: 《国际法理论的先驱与里程碑》并非一部聚焦于特定法学家个人学术生涯的传记式作品,而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学术研究,旨在对自早期自然法思想萌芽至当代国际法规范复杂演变的全过程进行一次宏大而精微的梳理与批判性考察。本书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构建一个在主权国家体系下实现有效治理、维护和平与促进合作的法律框架。它深入剖析了国际法理论的范式转换,探讨了传统、实证主义、规范主义乃至批判性法律理论如何回应时代对国际秩序提出的挑战。 本书的第一部分,追溯了国际法思想的源头。我们没有止步于格老秀斯或维也内等经典人物,而是将视野投射到更早期的中世纪教会法、罗马法对国家间关系处理的遗留影响,以及早期人文主义对“万人法”(Jus Gentium)的重新诠释。重点分析了早期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如何与自然法伦理张力并存,以及这种张力如何塑造了早期国际关系的法律图景。 第一部分:范式奠基与古典张力 本部分着重探讨了十八、十九世纪国际法理论的两大主要阵营——自然法学派与实证主义学派——的哲学根基与实践后果。 自然法学派的坚守与演变: 这一章节详细分析了普芬道夫、瓦特尔等人如何试图将普遍的道德理性原则嵌入国家实践的语境中。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当民族国家权力日益集中时,自然法如何从一种约束性的神圣命令,逐渐演变为一种强调正义和人道的理想性框架。书中特别对比了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对国际法观念的冲击,以及十九世纪早期保守主义思潮如何试图通过“欧洲协调”来限制主权扩张,并以法律的形式巩固既有权力结构。 实证主义的兴起与量化: 相较于自然法的思辨性,实证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国际法研究向“可观察证据”的回归。本书系统梳理了兰克、阿本塔尔等人的贡献,强调他们如何将国际法等同于国家同意(条约和习惯),从而试图将国际法从道德哲学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我们深入剖析了这种“同意至上”的理论如何导致了国际法的碎片化倾向,并在面对帝国主义扩张时,其约束力显得尤为脆弱。 第二部分:危机、重构与现代性挑战 进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对古典国际法的有效性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本书的第二部分聚焦于国际法如何在战后寻求重构,并试图应对新兴的全球性议题。 从权力平衡到集体安全: 凡尔赛体系的失败教训催生了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体系。本部分深入研究了“集体安全”理念的法律基础,以及它与传统基于互惠性(Reciprocity)的对等法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我们考察了《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使用武力的限制条款(如第四章和第二十七章的演变),并批判性地分析了安理会结构如何从理想的集体行动机制异化为大国政治的工具。 法律的社会化:国际公法向国际社会法的过渡: 战后国际法的发展不再仅仅关乎国家间的传统关系。本书用大量篇幅讨论了“社会性”规范的崛起,包括人权法、国际经济法(如关贸总协定/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早期环境法的规范化进程。我们详细考察了国际组织在规范制定和执行中的角色变化,并探讨了“软法”(Soft Law)在填补硬性条约空白中的功能与风险。 第三部分:当代国际法理论的多元对话与困境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将焦点转向了冷战结束后直至当代,国际法理论面对全球化、技术革新和后殖民语境时的自我反思与批判。 新古典主义的回归与对规范的再确认: 面对1990年代的国际格局变化,一些学者试图重拾实证主义的严谨性,但这次加入了对既有规范的更高尊重(如对Jus Cogens的强调)。我们分析了国际法院(ICJ)和国际刑事法院(ICC)的判例如何塑造了对习惯法、国家责任和个人刑事责任的新理解。尤其关注了“普遍管辖权”概念的理论边界。 批判性理论的介入与解构: 本部分与主流叙事形成鲜明对比,详细呈现了国际法批判理论(包括依附理论、后殖民主义法学、女性主义国际法等)的核心论点。这些理论挑战了国际法被塑造为“普遍”和“中立”的表象,揭示了其如何内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父权制结构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书中着重讨论了这些批判如何促使国际法在解决不平等、资源分配和历史不正义问题时,不得不进行深刻的自我修正。 全球治理与法律的未来形态: 最后,本书探讨了当前国际法面临的最大挑战:主权与全球治理的范畴冲突。面对跨国公司、非国家行为体、网络安全和气候变化等超越传统国家边界的问题,法律如何保持其有效性和合法性?我们评估了多边主义的韧性,并讨论了国际法理论在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少强制性的全球法律秩序中的潜在路径。 总结: 《国际法理论的先驱与里程碑》是一部结构严谨、论证深入的学术著作。它避免了对单一学派的偏爱,而是以一种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梳理了国际法理论如何从处理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古老主题,发展到今天试图规范人类共同事务的复杂体系。本书是理解现代国际法复杂性的不可或缺的指南,它不仅描绘了理论的演变脉络,更深层次地探讨了法律、权力与正义之间永恒的对话。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对复杂问题的细致解剖,使其成为国际法研究领域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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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评价 《曾令良论国际法》是一本极具启发性的学术专著。曾令良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国际法发展演变的脉络,以及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我特别欣赏他对国际法与国家行为之间关系的精妙阐释。他认为,国际法并非仅仅是约束国家行为的外部力量,更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决策过程和战略选择。书中对于国际法在处理领土争端、海洋权益划分、人道主义干预等敏感问题上的作用的分析,都极为透彻,深入到了问题的本质。他强调了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社会信任、促进国家间合作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国际法所面临的挑战,例如大国博弈对国际法的冲击,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在法律观念上的差异。这本书的语言精准而富有张力,学术的严谨性与思想的深度完美结合,让我在阅读中既能获得知识,也能引发深刻的思考。它让我对国际法这门学科有了更全面、更立体的认识,也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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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评价 阅读《曾令良论国际法》,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智识的盛宴。曾令良先生以其精炼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丰富而复杂的国际法画卷。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将国际法视为高高在上的理论体系,而是将其置于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他对国际法历史演进的梳理,不仅仅是时间线的罗列,更是对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影响国际法发展方向的深刻剖析。他对于国际法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公司治理等方面的论述,都充满了前瞻性和现实意义。他指出了现有国际法体系的局限性,但也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考方向,力图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实现全球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极其愉悦的,它能够引导读者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国际法,认识到它在塑造我们所处世界中的重要地位。我强烈推荐给所有对国际法感兴趣的读者,它一定会让你在思想上获得一次深刻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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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评价 《曾令良论国际法》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与市面上许多偏重教条式解释的国际法教材不同,曾令良先生在这本书中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将枯燥的法律条文置于生动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下进行解读。我个人尤其喜欢他对国际法案例的分析,他不仅仅是呈现事实,更是挖掘了案例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利益博弈、文化价值观差异以及历史遗留问题。例如,他在分析某个国际争端时,旁征博引,从历史渊源到现实政治,层层剥离,最终揭示出该争端在国际法框架下的复杂性与多重解读可能性。这种“解剖”式的方法,让我对国际法的应用有了更直观和深刻的认识。此外,他对国际组织在国际法实践中的作用的探讨也颇具启发性。他指出了国际组织在推动法律发展、解决争端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同样警示了其可能存在的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以及被大国操纵的风险。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十分平实,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智慧和洞察力却是不容忽视的。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国际法不再是模糊的概念,而是有了更具体、更生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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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评价 作为一名对国际法一直抱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我一直在寻找一本能够真正“点醒”我的著作,《曾令良论国际法》无疑做到了这一点。曾令良先生的写作风格非常独特,他擅长将宏大的理论框架与具体的现实问题巧妙地结合起来。书中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探讨,如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等,他都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并结合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我尤其对他在书中提出的关于“全球治理赤字”的论述印象深刻。他认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现有的国际法体系在应对跨国犯罪、环境污染、疫情传播等全球性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他没有简单地呼吁改革,而是详细剖析了改革的难点,以及各国在利益诉求上的差异,从而提供了一个更为现实和建设性的视角。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提供知识,更是激发思考。它让我意识到,国际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规则,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不断与现实互动调整的有机体。每一次阅读,都仿佛与一位睿智的长者进行对话,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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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评价 初读《曾令良论国际法》,我首先被其宏大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所震撼。曾令良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国际法发展图景。他并非仅仅罗列条文和案例,而是深入探究了国际法背后蕴含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书中对于主权概念的解构与重塑,对于人权与国家利益的张力分析,以及对新兴国际法领域(如网络空间、深海开发)的前瞻性探讨,都展现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我尤其欣赏他对国际法理论的梳理,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他都能够清晰地呈现不同理论流派的精髓及其对现实国际法的解释力。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使得这本书既具有学术的严谨性,又饱含现实的关照。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因为他提出的观点而陷入沉思,反思既有的认知,也对未来的国际法发展方向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这本书绝对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它需要读者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但其回报无疑是丰厚的。它让我看到了国际法在塑造全球秩序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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