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博士文库:19-20世纪中叶中国罂粟种植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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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巨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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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岭南博士文库
  • 罂粟
  •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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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研究
  • 20世纪史
  • 岭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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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115528
版次:1
商品编码:12215100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岭南博士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53
字数:42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岭南博士文库:19-20世纪中叶中国罂粟种植史研究》将罂粟种植纳入农业史范畴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罂粟种植的历史过程,勾勒出晚清至民国时期罂粟种植演变的脉络。作者采用宏观社会历史考察与区域罂粟种植个案相结合的方法,对西南地区云南、四川和贵州罌粟种植大省作了系统的案例剖析,基本厘清了百年来该地区罂粟种植的状况、发展变化及地域特点,进而揭示了鸦片泛滥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生活等方面产生的广泛而又复杂的影响。
  《岭南博士文库:19-20世纪中叶中国罂粟种植史研究》可为客观认知和评价近代中国罂粟种植与利用,提供有力的史实镜鉴。而从社会经济、政治学角度考察罂粟种禁失衡现象,亦有助于推动农业史领域研究的深入,并对近代中国医药史、经济史、贸易史、军阀史的研究甚或起到些微拾遗补缺的作用。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罂粟栽培利用及其种植溯源
第一节 罂粟的物质特性与用途
第二节 罂粟种植发展简史
第三节 罂粟名实及规模种植时间考
第四节 罂粟的栽培管理与制作加工
第五节 鸦片吸食
本章小结

第二章 清代罂粟种植——种植区域的蔓延
第一节 清代罂粟种植发展历程
第二节 广泛的种植区域分布——以1906年为例
第三节 自产鸦片在各通商口岸替代进口
第四节 迅速扩大的吸食人口——清末吸食鸦片人口考察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民国时期罂粟种植概况——军阀烟政乱象与国民政府禁烟
第一节 种植发展历程
第二节 敌占区罂粟种植的推行与蔓延
第三节 吸食概况与吸食群体分析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区域种植大省案例研究
第一节 云南省
第二节 四川省
第三节 贵州省
第四节 罂粟种植对西南地区的影响
本章小结
结语
后记
参考文献
附录

精彩书摘

  《岭南博士文库:19-20世纪中叶中国罂粟种植史研究》:
  芸芸大干世界,没有一种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植物,也不存在对人类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植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给人类带来难以摆脱的无穷灾难的罂粟,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并不是危害人类的可恨之物,恰恰相反,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艳丽花卉,是调肺养胃的佳美食物,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即使在今天,也不得不承认,人们依然在依赖鸦片来缓解难以忍受的痛苦,挽救濒临死亡的生命。
  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上,没有一种植物像罂粟一样,震撼过这个古老国度的根基,并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与耻辱。两次对外失败的战争以鸦片命名,无数档案资料记录了中国人被这种植物所毒害的惨状。
  然而回溯人类利用罂粟的几千年历史,罂粟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以一种观赏植物和治病救人良药的友善姿态出现。根据植物学家的分类和研究,地球上大约有40万种植物,其中含有对人体有害毒素的约有数千种。并非所有含有毒素的植物都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其中一部分及其衍生物由于使用不当或者滥用,才蔓延成为社会深感头疼的“瘟疫”,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从历史上看,植物类毒品的出现和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不可分。许多有毒植物的发现,多是先从正确认识和积极利用开始,然后才走向反面的。目前,在已知有毒素并且能衍生出所谓毒品的植物中,最为主要的是罂粟、古柯和大麻。由罂粟果熬成的鸦片,具有镇静和镇痛的功效,在医治病痛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后来被滥用,发展成为迄今为止人类所知的最悠久、最庞大、最可怕、最能致瘾的毒品。
  第一节罂粟的物质特性与用途
  罂粟是“被子植物”,它是植物界进化程度最高、种类最多、分布最广的类群之一。罂粟(Papaversomniferum)是罂粟科罂粟属(Papaver)中最为著名的一个种。关于罂粟的属种说法不一,一种认为此科有43属,600余种;我国有19属,270余种。
  ……

前言/序言

  张巨保的博士论文《19-20世纪中叶中国罂粟种植史研究》入选2015年岭南优秀博士论文,旋获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即将出版,他的辛劳付出得到评审委员们的肯定,作为导师的我由衷为他高兴。
  我国农史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肇始以来,在作物史研究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大凡有关人类生活的作物几尽论及,诸如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药用作物以至染料、嗜好等作物种植史均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关于罂粟种植,除在鸦片禁毒研究中有所涉及外,专门研究则十分稀少,作为“史”的系统研究更未见有。
  作为自然物种,没有哪种植物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不存在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植物。作物种植是人类文明的正常活动,但某些植物的种植利用却可能深刻影响到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有史以来在人类历史的记忆中,作物种植技术、利用状况不但反映着人类生存的保障水平,是促进民族文化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且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关联表征。人类栽培植物的历史,就是不断认识、选择、发展、利用作物种植的实践活动,因此一些作物史研究不仅仅反映了作物种植技术演进的历史状况,而且有可能揭示人类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急剧变动的经济、政治等深层次矛盾斗争,这在一些作物史学论著中可以得到证明。我国历史时期长期居于国际作物种植发达的地位,许多作物种植技术的进步成就了历史时期的辉煌,但中国的罂粟种植利用,却是国人集体意识中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然而,罂粟在国内种植的历史状况如何?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时局动荡有何关联?诸此历史之问却因史料文献缺乏等原因而长期鲜有探究揭示者,就此意义上,张巨保博士试图给予描述揭示,其克坚精神甚可嘉许。
  回溯数千年人类利用罂粟的历史,大多时期罂粟都是以观赏植物和治病良药被种植的,即使在背负恶名的今天,它依然有解困救危的积极作用。然而,自有明以降,罂粟种植却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发展,并与国运紧紧相连。以鸦片命名的两次屈辱对外战争,其失败的主因固然为列强鸦片的戕害,而国人罂粟滥种也无疑是重要病因之一。正因此,研究19至20世纪中国罂粟种植史及其与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作物史乃至整个中国农业史研究上,都具有积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对罂粟种植进行系统研究困难显见:相关正史、野史均极匮乏,勘用史料零碎散乱,存世资料散布不明,对此基础性史料的搜集、爬梳、考证、统计是需要经年累月付出的,欣慰的是张巨保的坚持终获成果。
  张巨保博士论文的研究费时约5年,论文根据材料不断修改,几度易稿,其坚韧不拔、认真学问之精神难能可贵。在他选题之初,农史室老一辈的教授们就曾提醒这一选题的研究难度,但他毅然迎难而就,这或许与他工作于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的家国氛围有关吧。为提高研究质量,他在紧张的学习期间数次奔波西南、华北、东北开展田野调查,努力广搜资料,这种踏实严谨的学问态度是他可获成就的基石。
岭南学派的文化脉络:清代广东地区的商业实践与社会变迁研究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清代(1644-1911年)广东地区,特别是广州府及周边地区,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所展现出的独特的商业模式、社会结构与文化互动。本研究聚焦于传统“岭南学派”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延续与转型,探讨其在面对日益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与内部社会矛盾时的适应与抵抗。 第一部分:广州口岸的贸易格局与地方精英的商业策略 清代中叶,广州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其贸易活动对区域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首先对当时广州港的货物构成、贸易额度以及主要参与者(包括行商、买办、地方官僚及外国商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我们着重分析了“一口通商”制度下,地方士绅与商业精英如何通过复杂的人脉网络和契约关系,构建起一套既能服务于中央政府税收需求,又能最大化自身商业利益的运营体系。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书详细梳理了以“十三行”为核心的商业组织形态。通过对现有档案、地方志及外国使节记录的交叉比对,我们试图还原行商在承担官方监管责任的同时,如何在国际贸易的波诡云谲中保持其商业地位。他们的商业决策,不仅关乎财富的积累,更与地方士绅阶层的政治影响力紧密相连。研究表明,清代广州的商业实践并非单纯的被动接受外部冲击,而是充满了主动的制度性嵌入和策略性的规避。 第二部分:乡村经济的重塑与社会张力的积累 虽然广州城的贸易活动光芒四射,但本书亦将目光投向了珠江三角洲及其腹地的乡村社会。清代中后期,人口压力、土地兼并以及对海外新奇货物的需求,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结构。本书探讨了“小农经济”在面对商业化浪潮时的脆弱性与韧性。 我们研究了特定经济作物(如蔗糖、烟草等,但排除特定违禁品种植的探讨)的商业化种植如何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部分地区出现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这在提高了区域产出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阶层间的财富差距。通过对宗族档案、田产买卖文书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商业资本的渗透下,传统宗族权力结构正在经历微妙的重塑。地方性的经济纠纷、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在此时期呈现出新的特征,为后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岭南学派的思想嬗变与文化适应 “岭南学派”作为一种植根于地域的学术传统,在面对清代中后期的内外环境变化时,展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本书不同于以往将该学派简单视为儒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对地方治理、商业伦理和文化认同的综合性回应。 我们考察了在商业繁荣与思想相对开放的环境下,岭南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关注点。他们的著述中,一方面流露出对程朱理学的坚守,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实用学问(如水利、漕运、商业管理理论)的浓厚兴趣。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倾向,是岭南文化在务实传统上的延续。此外,本书还探讨了西学(主要通过广州渠道传入的欧洲知识体系的初步接触)对当地知识分子视野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当时是有限且边缘的,但它为理解晚清思想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前瞻视角。 第四部分:地方治理、法律实践与社会秩序的维护 商业的繁荣必然带来对地方治理能力的考验。本书分析了清政府在广州的税收、海关管理以及对治安的维护措施。特别关注了地方官僚在处理涉及外国商人的法律纠纷时所采用的策略,这直接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张力。 我们通过分析地方判例和《广东通志》等文献,重建了清代广东地区处理商业欺诈、债务违约以及族群冲突的法律实践。这些实践往往体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即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对商业活动的干预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这种治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岭南地区商业精神自我保护的一种体现。 结论: 本书通过对清代广东地区商业、社会与思想的综合考察,描绘了一个在传统与变革的交汇点上挣扎与前行的复杂图景。它揭示了岭南地区如何在全球化初期的冲击下,依托其深厚的商业传统和灵活的地方精英,构建起一套独特的经济与社会运行机制,同时也暗示了这种机制在面对更剧烈的近代化冲击时所存在的内在局限性。本研究力求提供一个扎实、细致的历史描绘,为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转型提供一个重要的区域案例。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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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接触过文库中探讨抗战时期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的一卷。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的“人味儿”。它几乎没有触及宏大的政治决策,而是聚焦于一群在颠沛流离中依然坚持学术研究的学者。作者通过他们的日记、私人信函以及战时出版物的篇目分析,重构了那个特殊时期学术共同体的精神图景。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对物资匮乏如何影响知识生产的描绘,比如,油墨短缺导致字体变小、纸张粗糙,这些物质限制如何反过来塑造了当时知识的形态和传播的效率。这让我体会到,文化和思想的延续,其背后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物质成本和精神韧性。这种关注“生存哲学”的史学路径,比单纯的战争叙事更具感染力,它揭示了在极端压力下,人类精神追求的坚韧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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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让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是关于民国时期岭南地区宗族权力重构的专著。作者的视角非常独特,他没有将宗族视为一个僵化的传统遗物,而是将其置于现代国家权力渗透与地方精英争夺的动态场域中进行考察。书中大量引用了宗祠重建碑记、族学章程以及家族内部的诉讼记录。我特别被其中关于“孝道”和“财产继承”如何在新旧观念冲突中被重新阐释的部分所吸引。那种关于旧式父权结构如何借助法律条文进行自我调适和延续的描写,展现了权力运作的复杂性和弹性。读毕,你不得不承认,历史的进程绝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博弈与妥协。这本书的叙述风格沉稳而富有张力,像是在解剖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的复杂有机体,充满了学者的审慎与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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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关注城市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的著作,则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现代性如何通过微观管理渗透日常生活的窗口。这本书聚焦于民国时期岭南某大城市对麻风病和霍乱等传染病的防治措施。作者没有止步于对政府法令的罗列,而是深入到隔离区、公共浴室和饮用水处理设施的实地考察记录中。我读到关于“排队、消毒、身份标记”这些看似冰冷的行政手段,如何重塑了市民对身体、隐私和社群责任的认知。这种对“看不见的权力”——卫生法规和公共秩序——如何塑造主体行为的探讨,极富启发性。它让我意识到,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往往体现在对身体的精细化管理上,而这种管理,正是现代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一环,读起来有一种被历史细节所充盈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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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岭南博士文库”系列中,那些聚焦于社会变迁与地方史的著作,总能给我带来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鲜活感。我尤其欣赏它们那种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和对细节的敏锐捕捉。比如,有一本关于清末广东海关档案的研究,它细致地梳理了不同关口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税收波动,并将其与地方士绅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作者不仅仅停留在宏大叙事的层面,而是深入到具体的贸易单据、船运日志中,试图还原一个被数据化的商业生态。读起来,仿佛能闻到码头上货物堆积的潮湿气味,感受到那些精明商贩在汇率变动中的焦虑与算计。它挑战了传统史学中对“商业革命”的抽象理解,提供了一个从底层材料向上构建历史的优秀范本。这种对具体物质证据的尊重,使得历史的肌理异常清晰,也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晚清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逻辑,而非仅仅接受一个概括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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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中关于20世纪早期地方教育改革的案例研究,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一面镜子。作者详尽地考察了地方士绅、教会团体与新式知识分子在创办新学堂过程中的互动与冲突。特别是对课程设置的演变分析,非常精妙——从早期的“中西并重”到后来逐渐偏向于国家规定的统一教材,每一步调整背后都隐藏着权力标准的转移。书中对一些乡镇小学堂的原始教案的引用,生动地展示了新思想是如何被“翻译”成地方可以接受的语言和框架的。这不同于以往那种将教育西化视为单向输出的观点,而是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双向互动的过程模型。它提醒我们,任何外来的理念,一旦进入特定的文化土壤,都会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在地化”过程,才能真正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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